祖先崇拜与中华文明的连续传承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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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崇拜与中华文明的连续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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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年中华文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被中断的传承文明。

对于中华文明的这一独特性，学者们已作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在地理环境、人口规模、文明程度等方面做了论述。

我认为这些都未触及到民族魂—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地传承下来，是由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决定的。

中华民族的信仰一直是中外学者探究的热点，中华民族信什么?

有儒、有佛、有道，这些都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中华民族共同信仰的是祖先，祖先是中华民族的权威，祖先是中华民族血脉的终极。

从炎黄到现代，源远流长地由远到近、由大到小、由里到外层层递进，形成一个同心圆的祖先崇拜体系，形成了民族象征符号的“龙的传人”。

就是在祖先崇拜中，中华民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民族象征符号中中华民族找到了自己的凝聚力。

在这种民族魂中，中华文明的血脉无法割断，中华文明的大动脉在搏动中吸纳着周边各族的血液，为自己增添活力，这根大动脉支繁叶茂，深深地根植于黄土地上。

本文将从祖先崇拜与中华文明传承的关系阐述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炎黄子孙与祖先崇拜

　　历史上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有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人类的蒙昧时代。

蒙昧时代的人们像生物一样甸旬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脚下，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谁?

他们是什么东西?

这都是个迷，但这种思考示意着这群生物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原始人们的追寻到有了文字这种文明治下的天是共一日的天，这是文化族源的众流合一。

到汉初的《淮南子》，射日神话彻底的历史化，中国神话也从抽象到具体，射日的界变成了尧的一个臣，射日神话成为帝尧传说系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商的高祖帝俊也被历史化、具体化为古代帝王舜，帝俊名下的子系，也在黄帝、帝髻或舜的名下，帝鸿为黄帝之子，后程为帝髻之子，季厘为舜之孙。

这些神话人物没有像古希腊神话人物最终与历史与人类分离，高高地被供在奥林匹斯山上。

他们成了中华民族传说的祖先、文化超人，各种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与史实、与中华民族的灵魂、信仰共存，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分离战乱的时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意识反而在不断加强，春秋列国的黄帝世系不仅显示出混乱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的华夏民族的民族意识，炎黄情怀不但未被中断，反而得到进一步认同，连周边的各民族都追认自己为黄帝的后裔，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罕见的民族自觉。

这种血缘的民族意识是永恒的。

相互纷争的各国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同祖同源，他们的共同祖先是黄帝，就是在这种祖先崇拜中形成了中国的传承文明。

夏商周三代统一王国由雏形到发展巩固的每一道痕迹中的民族信仰、政治传承、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是在祖先崇拜中凝聚而成的，这种民族认同感在周朝得到进一步强化。

　　祖先崇拜在周朝形成了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外到里的社会结构、政治机制、经济模式、文化传承的宗法制网络。

这样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祖先崇拜不但未消灭，反而在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信仰、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代代相传。

秦汉时，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秦朝在“车同轴，字同文”中以炎黄时代的象形文字为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符号的统一，这种方块象形的统一符号不管你走到客家话的闽南还是两广港台越语、苏浙的方言区，他们的符号都是方块象形字;不管是古代的之、乎、者、也，还是现代的白话文，任何朝代的更替，任何民族入主中华，这一源于炎黄的符号永无更改，这是在祖先崇拜中的符号认同。

汉朝是中华文明的确立期，它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的传承性，汉朝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炎黄”共祖的民族意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献资料《淮南子》、《史记》及建筑和壁画都在作这种追认，《五帝本纪》、《三皇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都在追述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炎黄，黄帝陵、少昊陵、尧陵、尧庙、舜陵、舜庙、禹陵、禹庙等祭祖建筑也在这一时期纷纷修建。

　　二、中华民族在祖先崇拜中形成的民族魂—龙的传人

　　与祖先崇拜相匹配的是神话祖先的图腾崇拜，图腾崇拜往往把祖先赋予动物的形象和性能。

“图腾不可能是原始的，它们从属于一种业已形成而又有所变异的图腾制度。

甚至可以怀疑气象图腾是不是与之有共同的渊源，因为神话时代的祖先往往是以日月星辰合为一体的。

涂尔干的论述与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之源是相通的。

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与其治水的农业文明密切相关，在这种经济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上能腾云驾雾，下能翻江倒海的驾御自然的龙。

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炎黄子孙不是凡夫孺子，因为他们的祖先黄帝是龙神，《大戴礼。

五帝德》记载:

c<额项乘龙而至四海。

”“黄帝乘龙庆云，以顺天地之德”，“帝髻春夏乘龙，秋冬乘马。

执中而获天下。

”

　　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文明的创造者黄帝是御龙执掌天下的大帝，他是龙的化身。

《山海经。

海外西经》载:

“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淮南子。

天文训》:

“中央土地其帝黄帝，……其兽黄龙。

”《史记。

天宫书》:

“轩辕（黄帝名）黄龙体。

”炎黄子孙的始祖黄帝是龙神，御龙而掌天下。

华夏民族在初始时就是以天下而称的大一统国家，神话也好，史实也罢，均全面反映出这种态势，《帝王世纪》记载:

“神农氏衰，蛋尤叛不用帝命。

黄帝于是修德持民……诸侯或叛神农而归之，讨蛋尤氏。

擒之于琢鹿之野。

”黄帝这位中华民族先祖，中华政治文明的创造者，由人格化的神变为第一个帝王，这是“集体的和非人格的图腾日渐隐退，随后特定的神话人物进拔头而筹，本身变成了图腾。

炎黄蛋尤各部不断归属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炎黄子孙，对自然云雾的崇拜与祖先崇拜相交融，升华到对人格黄帝的意象图腾龙这种上能腾云驾雾，下能翻江倒海的战天斗地的虚幻的圣物上，这时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她的完形期。

这时的中华民族统一性在于“他们拥有同一个名字和同一个标记，他们相信他们同一个事物范畴具有同样的关系，他们遵行同样的仪式;或简而言之，由于他们共同参与对同一种图腾的崇拜。

　　文明的标识文字也由先祖黄帝创造出来，先祖黄帝的创造活动与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龙互为一体，中华文明的载体—象形文字源于神龙之功，出于龙神黄帝。

　　三、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体的问题，至今没有公论。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信神不信鬼的无信仰的民族;有的学者认为动。

这是世界上最自觉最普遍的宗教信仰仪式，最终汇聚到对华夏民族共祖—炎黄的崇拜。

现在宝鸡的神农祠，湖南炎帝陵是历代帝王和民众祭奠之圣地;陕西的黄帝陵则是炎黄子孙祖先崇拜的终极点，从汉武帝到1943年止，历代祭陵活动达43次，1937年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亲祭，宣读了毛泽东写的祭文。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汇聚到这里，寻找着自己的归宿。

改革开放后，西风美雨也沐浴不了炎黄子孙的故土之情，冲刷不了炎黄子孙的血脉之源，每年清明时节，皇帝陵前深深地印刻着炎黄子孙络绎不绝的痕迹，回荡着锣鼓喧天的祭奠黄帝始祖的喜庆声，这是中华千古不变的民族遗韵，是中华文明生机勃勃的写照，是中华文明永不衰竭的绝唱。

她示意着即便在西化的大浪淘沙中，奠基于祖先崇拜之上的中华文明将岿然不动。

中华文明就是在这种独特的能力中不断自我整合，使光辉灿烂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发展。

　　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不仅是一种仪式，仪式后还有着纵深的根系理论，就是以家谱的形式出现的礼仪。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祖先及其繁育支系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家谱随中华文明而行，在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时主要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以后中华文明的递进，炎黄子孙的枝叶茂盛，逐渐发展为整个中华民族与祖先崇拜相系的完整礼仪。

其发展与完成期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制盛行期，修家谱在当时是识别世族与庶族的主要手段，即以祖宗的世系来辨别尊卑，这虽出于等级区分，但在同出一源的炎黄子孙中引起普遍反响，修家谱之风在民间盛行，这是祖先崇拜纵深发展的标志。

家谱追述了家族渊源、繁育、婚姻，内容包括文化、家规、家法等礼仪，以此表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

中华民族上到帝王诸侯官吏，下到黎民百姓都在追溯自己的祖先。

这种上下追溯的终极都在炎黄祖先身上。

这是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因和果，这是一条不朽的因果锁链，无论是古代的外来铁骑与弯刀，还是近代的坚船利炮，或是现当代的西风美雨都无法踩割断、炮击断、侵蚀断这根不朽的文明之链。

而适得其反的是，祖先崇拜中形成的合情合理的中华文明深深地吸引着自古至今的外来者，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接纳，或是被视为特质文明加以研究、采纳。

　　四三纲五常是宗教与政治结合中发展起来的宗教理论

　　儒教的三纲五常实际上是祖先崇拜的宗教教义的理论化和政治化。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统一整合后形成的官方理论。

三纲五常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象。

《白虎通。

三纲六纪》释:

“三纲者，何谓也?

君臣、父子、夫妇也。

”《礼记。

乐记》释:

“然后圣人作父子君臣以为纲纪。

”孔颖达疏引《礼纬。

含文嘉》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汉董仲舒引《举贤良对策一》释:

“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也。

”孔颖达疏释五常为:

“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

”无论何种解释，这是以祖先崇拜为主导，以中华农业文明为基础建构的政治文明，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既符合中华文明的传统逻辑，又符合政治趋势。

其核心“仁”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这一个看似简单的“仁”涵盖了整个中华传承文明中以祖先崇拜为依托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这种社会关系网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经纬。

　　“己”是个体，是已融入血缘家族中的整体中的个体，这个整体中的个体是在家规家法网中的蜘蛛，那根血缘情丝永恒地在个体中。

这样个体就能很自觉地把自己规范在祖先崇拜的礼仪中，这套礼仪是家规家法进一步理论化、整体化、社会化的政教理论: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这样祖先崇拜的礼仪在社会的细胞中起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稳固社会的作用，这种政教理论是与经济、社会风俗、伦理整合的体系，其社会功能是律法无法取替的。

“仁”与“礼”的交相呼应成了政治建构的社会伦理，宗教与政治实现了符合传统逻辑与现实需求的有效整合，一种自觉的基层行政建制就这样在祖先崇拜的信仰中合情合理地得到认同，这夯实了中华文明大厦的政治、经济、文化根基。

而“仁者爱人”的现实基础是血缘纽带中的社会关系的深化，炎黄子孙都是同一血缘，个体可以“克己复礼”，难道就不能互爱，从家到族再到国，都是一家人，这爱既是情理中的又是自觉的，“血浓于水”。

社会基层的政教人伦如此，政治上层的建构也就依此类推到一个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由里到外、由外到里、上下里外互构的严密体系。

从个人到整体的关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里到外，由小到大的建构;从家到国从下到上的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妇也。

”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三纲是中华文明政治体系的核心理论，贯穿这三纲自上而下的经纬是“忠”与“孝”，这两根经纬是紧紧维系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网。

　　祖先崇拜在中华文明体系的继承上有着巨大的作用，儒教理论是这种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理论，历朝历代都被官方视为正宗，外来的各种宗教和文化都不能取代祖先崇拜基础上建构的儒教。

儒教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轴，因为祖先崇拜使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感成了一种中华式的天然情感，祖先、帝王成了权威，这种意识在情感和智慧上诱导着炎黄子孙。

在近现代西方文明面前，炎黄子孙面对共和、民主、自由而困惑，原生情感与公民情感处于冲突中，这时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往往是原生情感占上风。

这是一个正负效应掺杂的时代，谁也无法效调和中西文化的这种冲突。

洋务也好、戊戌也罢、辛亥也行、五四西化、现当代保守，谁也找不到公论，谁也无法将中西文明完整整合。

　　因为以祖先崇拜为信仰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很有效的实现了世界的有序整合，在中华文明中，无论是以家族为社会细胞，还是以家国为天下，个人的身份是得到双重认可的，这是中国人权的特殊形式，个体无论是对家族和国家而言，都拥有权利和义务—保家为国，通过汉朝的察举征召制发展来的隋唐的科举制使炎黄子孙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中华文明是在祖先崇拜中发展成熟的重人、重生的文明，她的传承性至今仍继续。

在现代的西风美雨中，文化的优劣不是短时段的历史能鉴定的，文明史是长时段的连续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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