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在市场经济思想上比较的深层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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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在市场经济思想上比较的深层次分析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在市场经济思想上比较的深层次分析
摘要：
笔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思想对比的原因，不是论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而是要说明计划与市场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建立明晰的私有产权关系，马克思到邓小平不是理论的发展，而是理论的置换，马克思不是建设性的理论。
中国市场化的发展还是会受到一些使得名义上继续使用非适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因相同因素的阻碍。
市场化的本质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关键词：
市场 私有制 市场经济 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
前言
笔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思想对比的原因，不是像一般学者经常做的那样，论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而是想通过马克思与邓小平理论结合中国现实的状况，由浅入深探讨和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计划与市场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
市场经济必须建立明晰的私有制产权关系
马克思到邓小平不是理论的发展，而是理论的置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后发展国家的需要。
中国依旧至少名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本质意义是走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因此，本文先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进行简要的概括，之后将就这几个问题，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结合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思想的简括1.1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认为存在三种社会形态。
即根据人们的物质交换关系和人的能力的发展程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并将其视为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
在1857～1858年马克思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
根据1857 ～1858 年的《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图式的表述，马克思把原始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社会生产方式同自然经济相对应。
因为自然经济即“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 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
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对应。
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变为产品的一般形式，所有产品才必须采取商品的形式，买和卖才不仅支配了生产的剩余，而且支配了生产的实体本身，各种生产条件本身才广泛地表现为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
” 把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产品经济相对应。
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由此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是属于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历史形态，而且是典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运作方式的社会。
在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从人类社会演进的总体进程出发，认为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交往普遍发展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市场经济必将消亡并被产品经济所取代。
但是，他也指出，由于生产力、物质交换以及人的能力等发展水平的差异，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市场经济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在这个阶段，虽然生产资料已归社会所有，消除了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不平等，但在产品的分配方面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的等价的交换而言） 的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些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旧社会的“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说，由于惯性运动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开始时期还不能一下子消灭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这个时期的存在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马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发展进程的同时，还精辟地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特点：
生产力有了发展，但达不到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社会还保留着旧式分工和三大差别，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差别，剥削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没有充分提高，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一句话总结，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历史性的，市场经济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为以后阶段的发展提供基础，但是无论共产主义哪个阶段，都应该实行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私有制。
1.2邓小平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主要思想
1984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1985年10月 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指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做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强调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
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一句话总结，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照，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是手段，不专属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需要配合相应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已经不是要求必须是完全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本质落脚于公有制为主体和实现共同富裕两个要点，但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的首位。
二、从马克思与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比较中的深入分析2.1市场、计划与私有制
2.1.1计划或者市场——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
马克思主义指出：
“由于生产力、物质交换以及人的能力等发展水平的差异，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市场经济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1]即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至少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必须动力，市场经济的目的性质不再只是资本主义，但是市场经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后阶段还是会消失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直被争论。
邓小平理论主张经济体制仅仅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使用，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经济体制，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因此，出于国家经济发展对于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和必须在马克思理论范式下解释的双重要求，经济体制的手段论便开始在中国的执政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之后，发展成了所有制也开始了成为了一种手段，而不是和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必然挂钩的目的性制度。
然而，笔者认为，经济体制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它是本原。
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既不是所谓的实现短期社会主义或长期共产主义的应有之目的，也不是我们实现这些的所采取的可选择的手段。
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反应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面是政府完全主导，一面是完全市场主导。
实际上是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完全的计划经济的。
任何经济形式都是政府与市场（即计划与市场）综合的结果。
因此，市场和政府本来就是一国经济运行必然存在的两个主体。
一国需要处理的只是政府与市场的比重或者介入界限的问题，而不是去消灭政府或者消灭市场的问题。
两者不是二选一，而是共同协调。
因此，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既不必然和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相挂钩，也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手段。
它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必然，它不是历史性的，至少在人类存在的长期阶段，都是一国经济发展调控面临的根本选择之一。
之所以在现实的中国，要把市场经济临时看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是为了把发展市场经济的执政方针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执政理念中去，从而保证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的稳定性。
计划与市场反应的只是一国经济运行基本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若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解释，那么它是任何社会形态都要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关的，也就无所谓目的或手段；如果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外解释，它是一国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两种调控力量的长期互动的过程，是国民经济存在的一种本原，只要存在集体的有秩序的人类生活，计划与市场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市场经济只是人类有秩序的生活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种反应。
2.1.2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必然相关的
从马克思的经典观点看，经济运行的形式和所有制的形式是存在必然联系的。
市场经济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但是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行的基础。
而邓小平理论不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必然的联系，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是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和实行私有制的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富国强民的方式。
它不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是可以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是帮助我们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的制度设计。
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所有制本身也是一种手段，私有制同样是为了达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过度的必然措施。
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松动，本质还是因为在实践层面上，完全的计划经济配套完全公有制是无法使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
因此，包括前苏联和中国，都加入市场经济的因素来促进国民经济的活跃发展。
但是，问题在于，在加入市场经济的因素之后，市场的核心的商品的交换，而商品交换的必然前提就是产权明晰，没有确定的所有权，市场的商品是无法进行高效的流动的，也不可能有反应真正商品效用的价格。
因此，当市场经济的引入引发价格的开放时，必然会对财产权——所有制发生挑战。
从而，邓小平理论便开始发展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必然阶段。
事实上，一国愈发展市场经济，对于产权明晰的要求就越强，那么私有制的比例必然就会增大。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上看，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调控占主导的经济，那么，对应的所有制就是私有制，只有私有制才能为产品的交换提供明确的产权界限，减少交易成本。
而计划经济政府调控占主导的经济，从而，公有制（国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形式才能够是国家集中各种经济和政治资源，从而对国民经济进行强有力的调控。
因此，公有制必然和计划经济占主要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私有制必然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经济体制相联系。
这是产权明晰和产权的应用的必然联系。
那么，回到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必然联系本身是正确的。
从这个逻辑框架出发，那么引入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引入私有制，没有私有制的承认，没有产权的保护，是不可能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出现的。
然而邓小平理论基于中国实际改革的理论需要，认为市场经济是个手段，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可以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相互共存。
这是矛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必然要求私有制是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否则就会带来效率低下，产权不明，寻租腐败等等恶果。
现实中，中国一方面在实践中渐渐暴露出很多腐败以权谋私的现象，一方面官方也开始逐渐承认私人的财产权，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其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论在中国的现实中只有两层意义，一是它为执政党的执政提供思想的合法性基础，二是为中国长期一大二公体制下形成的国有大型垄断集团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保护其“权利”和拖延改革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理论相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是过渡性的，但是不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是由效率低下的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向高效、自由的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过渡。
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与公有制主体共存的，这是市场经济自由交换机制的必然，如果存在这种共存，要么是执政理论上的无奈的过渡，要么就是经济实践上的各种权力腐败寻租的需要。
综上所述，出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理论较马克思主义而言更加强调市场经济的手段性，试图在立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提供发展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然而，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必然相关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在公有制的主题下高效运行。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联合在一起，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理念延续的必然需要，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既得利益者维护其权益的客观表现。
2．2所有制与主义
2.2.1马克思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矛盾
前文主要分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必然关系在马邓分别不同的论述。
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所有制是否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区别的问题。
即共产主义本质是否是公有制。
正如前文所总结的那样，第一，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不是完全相关的，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第二，经济体制和所有制之间却是密切相关的，无论这个体制与所有制是怎样方式结合的，即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私有制的发展。
这样推论，那么所有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应该是不完全相关的，即公有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特征。
然而，这个推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中有着不同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共产主义的必然特征，即使在其初期阶段，那么便存在了共产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体制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实际国家经济运行中尤其明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邓小平理论逐渐松动了单一公有制是共产主义必然特征的论点，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个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总结本文的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对于三者的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市场经济依然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是的所有制已经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消除了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不平等，但在产品的分配方面通行的是市场经济调节商品交换。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就是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从而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制和主义是相关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分配端却依然充担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以产权明晰的私有制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状况。
面对这一矛盾，苏联以及中国在建国初期都共同采取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因为为了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还要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他们只能选择公有制而加上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
然而，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严重缺乏活力，中国和苏联都面临者严重的经济滑坡和政治局势的动荡。
最后，苏联选择明确放弃了私有制，选择了市场经济加上私有制，苏联也随之解体。
而中国则在十年浩劫之后选择了市场经济，并且不但地在所有制的层面上，加入私有制的成分。
2.2.2邓小平理论是对公有制等于共产主义的突破
这样，在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对经济体制、所有制和主义的三者关系有了更加过渡型的论述。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
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看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和一定比例的私有制，从而所有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在理论上出现了松动。
既然所有制已经不是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因素，那么，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进行了论述。
邓小平确立了区别不同社会形态属性的依据，不是经济运行手段，而是社会占有制度、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理论。
邓小平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占有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生产目的及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
他还强调: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2]邓小平理论已经不认为特定所有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应的，所有制不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而区别在于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能够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即邓小平不认为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就等于共产主义，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须对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理论进行修改，认为社会主义既然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就必须有相应的所有制相支持，因此，邓小平理论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并鼓励其他所有制（私有制）形式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因此，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存在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矛盾，因此邓小平理论开始打破共产主义=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制进入生产领域。
共产主义的核心特征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而是变成了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的发展目的。
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资本的利用是否能够解放生产力以及达到共同富裕的话，也就无所谓区别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了。
因此邓小平同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将公有制=共产主义改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实质突破了马克思的理论的束缚，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空壳里去发展为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做支撑的理论基础。
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在一国经济建设阶段存在这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然而，突破这个矛盾，必然会打破“共产主义=单一公有制”的马克思的理论的价值核心。
那么所有制和主义之间的必然相关性就会减弱。
邓小平理论在理论的满足和国家建设需要选择了后者，将所有制和主义之间的关系减弱到只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程度，实质上在中国的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中，私有制的比例已经越发壮大，如果是真心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的比例必然不会再占主要的比例。
邓小平理论将公有制占主体的解释甚至降低为只要公有制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实际上，这个解释已经退化到只要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已经无所谓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实际上，笔者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本来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经济体制实质只有所有制和相应的经济调控形式，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私有制做基础，私有制与公有制，市场与政府，本质上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相关的。
一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跳出定有的理论范式，按照经济实际运行的需要来选择发展的战略。
从这点看，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解释，虽然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解释范畴，但实质上已经突破了马克思的核心价值的约束，为中国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发达而现代的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解决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打破这个理论体系去阐述。
邓小平之所以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去解释实质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就像前文所述的那样，一是执政指导思想的需要，二是既得利益者的需要。
2.2.3共产主义本质是什么——与资本主义殊途同归
正如前文所述，处于实践层面需要的邓小平理论已经动摇了公有制与共产主义的必然关系，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实质是两个方面，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二是实现共同富裕。
笔者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依然是对执政党理论进行保全的需要，而后面的共同富裕是真正对与马克思所谓的共产主义本质的最好概括。
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源看，面对西方19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连带的社会危机，和其他西方学者不同，马克思认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
即生产的社会化导致“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资本私人占有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均”——两极分化。
由于社会的构成要素是人，那么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具体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表现在人群中就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而从马克思角度看单一公有制对于共产主义只是去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私人资本矛盾的一种设想。
所以，邓小平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的概括，是正确的。
这样看来，计划经济的选择不是共产主义核心价值，公有制占主导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本质判断，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唯一的核心的区别就是是否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这点邓小平理论点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源本质。
从而，既然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唯一的核心的区别就是是否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引发社会的矛盾，那么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在平等、政府调控价值上一个力度极大的强调而已。
西方政治经济学大家亚当·斯密很早在《国富论》就指出，每个人自利的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但是一定程度忽视整个福利增长过程中每个人不一定得到同样比例的改进。
西方自由主义主要强调经济的市场自发调节能够为社会带来最有效的资源配置，然而一度长期忽视经济发展的平等因素，忽视政府调节的重要性。
在19世纪从一次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工人生活惨状中，马克思看到了自由市场的缺陷，开始呼吁关注贫富分化和重视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
只是马克思不认为市场的缺陷可以依靠自由市场的体制解决，因此主张完全突破现有的体制，建议以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市场经济的，按需分配的，不存在物的依赖性的平等的安详的社会形态。
实际上，马克思也是西方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意义不是那个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而是对于现实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强调平等、政府调控的思想，对于20世纪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全球普遍提高国民福利的措施提供了理论启迪，为新自由主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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