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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国际会议

会议

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国际会议

阿雷格里港,2006年3月7-10日

粮农组织对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良好政策和做法的贡献:

简要概览

 

一.全球性挑战:

千年发展目标

1.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仍然为道德上难以接受的贫穷和饥饿灾难所困扰。

认识到其义务之后,国际社会在千年首脑会议聚首,通过了八个千年发展目标(MDGs),这些目标将构成国际社会通过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处理这些巨大挑战的核心努力。

由于在世界上11亿极端贫穷的人当中,75%生活在乡村地区,他们基本依靠农业、林业、渔业和相关活动维持生活,因而,消除全球贫穷和饥饿的主要挑战必定在于有效的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

因此,粮农组织在这个重大任务上开展的工作直接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1(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千年发展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千年发展目标8(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发展)。

二.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世界会议(罗马,1979)

2.在千年首脑会议召开二十一年以前,粮农组织就已在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世界会议(WCARRD)上提醒世界各国注意贫穷这一挑战及其乡村本质。

14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有四位国家元首和89位部长,此外还包括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此次会议鼓掌通过了原则宣言和行动纲领,后来被称作“农民宪章”。

3.这个乡村穷人的宪章强调,乡村发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必须在若干相互关联的阵线同时着力解决:

在乡村一级建立自立机构,在国家一级调整国家发展政策的导向和在全球一级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4.宪章突出强调了下列原则:

∙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所有人、特别是乡村穷人的生活质量。

增长很必要但还不够;必须以公平和人民的参与予以支持;

∙有效的战略需要建立自立机构,促进多部门措施,以增加收入、确保公平分配财产和改善乡村穷人的生活;

∙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通常被边缘化的乡村穷人参与发展进程所有阶段至关重要;

∙乡村发展均需要地方一级的活动,也需要重新调整政府政策的导向。

5.主要行动成分包括:

∙令穷人获得土地和水、农业投入、服务和市场;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

∙以公平的工资水平扩大就业机会和令就业机会多样化,特别是针对非农业部门的无地者和近乎无地者;

∙改善公共和私人服务与设施, 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增进福利, 即,教育、卫生、营养、安全的饮用水、能源、道路和通信;

∙充分且公平地将妇女纳入发展进程;

∙通过非政府组织、生产者团体和劳动者团体以及合作社的积极参与,吸纳穷人参与;

∙调整基础宏观政策(即,财政、价格、贸易和投资政策),以推动执行以穷人为中心的乡村发展战略。

6.随后,粮农组织会同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带头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执行该行动纲领,这些活动侧重于:

∙监测土地改革和乡村发展的进展,包括制定指标和粮农组织会议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编写定期报告;

∙分析和传播知识与经验教训;

∙在国家一级开展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活动;

∙帮助调动各项资源。

7.在20世纪80年代,为开展这些活动筹集了大量资金,这些活动是一项重大计划,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兴趣却骤减。

这部分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债务负担,其中许多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公共部门改革,从而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机构能力来支持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乡村发展计划。

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权贵竭力保护其既得利益,破坏引入和/或实施真正的改革措施。

其他原因包括:

缺乏政治承诺、官僚政治效率低下、技术能力不足以及乡村生产者、工人和社会组织的表达能力和管理能力较弱。

三.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国际会议(ICARRD):

新的全球背景

8.直到今天,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世界会议的主要原则对于应对消除贫穷和饥饿这个令人生畏且无时不在的挑战仍然同样有效。

但是,这样原则予以应用的背景却发生了重大改变。

尽管全球化、工业化和(往往受补贴的)商业性农业生产为某些人创造着财富,但是,它们也急剧地扩大了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集中,迫使小农和农业工人到非正式部门从事临时工作,而以较偏远的乡村地区最为边缘化。

迅速的城市化,移民,某些地区由于艾滋病导致死亡率上升,而另一些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却延长,出现人口老龄化,这些人口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性质,使得日益依赖妇女和老人作为劳动力,而对肥沃土地、水和能源的竞争则日趋白热化。

气候变化趋势、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土地退化与荒漠化、自然灾害更加频发、技术发展以及城市化等因素也对乡村景观和环境造成了挑战,并对乡村社区和生产系统的组织造成了困难。

一直以来,投资都侧重于发展工业、城市和服务,往往还大量投入军事部门,却以牺牲农业和乡村发展为代价。

在农业部门内部,那些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受到更多关注,而大多数乡村穷人居住的丘陵地带和干旱地区却不受重视。

这些趋势加剧了对土地、水和生物资源获得的竞争和冲突,使极端贫穷和饥饿更为突出,破坏了政治稳定。

9.在积极方面,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府日益增多,同时所有地区的管理权力更加分散,从而令更强势的民间社会组织得以涌现,更有能力与政府和私营部门结成伙伴关系。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是,新的社会运动不仅在各国内部开展,还在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从而令穷人的联盟具有远较以前有效的权力和影响力,有利于他们要求获得土地和其他生计财产、法律和政治权利以及令发展政策和服务向穷人倾斜。

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大量努力,以强化地方社区机构与地方政府机构以及农业、其他生产者与工人组织、合作社和农业协会的能力。

必须承认并增加乡村家庭、社区和领地的生计财产/资源:

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和水)、财政资源(储蓄、信贷、金融服务)、物质资源(道路、通讯、能源)、农场设施(灌溉、存储、加工、市场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教育、技能培训、卫生、营养)和社会资源(正式的地方机构(如合作社或水使用者协会)或非正式的机构和网络(如血缘关系))。

四.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国际会议主要原则

10.经验显示,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政策和计划如果根据下列原则,对上述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趋势做出回应,其效果就会显著增强。

因此,一般而言,有效的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政策和计划:

∙以人为中心和性别敏感型,解决人民自己的首要问题,基于并加强人民自己的财产、能力和生计战略;

∙以国家法律和习俗框架下的权利为基础;

∙承认社会经济人群的多样性,这些人群的不同且有时相互冲突的利益和需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不同获得程度,并通过用于调解冲突的良好的管理和机制,明确地纠正权力的不平等,在此过程中特别为穷人考虑;

∙以领地视角,通过一个通盘考虑多个部门、利益相关者群体和各个级别的一致方式,包括城乡联系在内;

∙推动制定相关土地政策,改善乡村穷人对土地的获得,保障其土地权利;

∙支持国家制度和土地管理计划,确保公平可靠的土地权利;

∙增加对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包括水管理)、生产投入和市场、服务、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和提供,以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加入,减轻贫穷;

∙提供基础环境,提高公众对发展投资、公共秩序和和平的信心,以确保发展在经济上、社会上和环境上具有可持续性;

∙在适当的国家或地方级别得到充足财政资源(公共财政和发展援助以及适当的土地税收)和私营部门投资的支持;

∙提高不同级别的适当公共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机构对于执行土地改革和乡村发展政策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并为建立/加强横向和纵向对话机制和在这类机构间建立伙伴关系提供激励和能力;

∙为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以令其在乡村地区有效运作,包括建立配备足够人员和资金的分权机构,以执行惠益穷人的政策和计划;

∙加强生产者组织、工人组织和社区组织、合作社及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令其对穷人更具包容性,了解其权利和责任,从而可对公共服务问责,与决策者就影响其成员福祉的关键政策和法律问题开展对话和谈判,并向其成员提供更有效的生产、加工、销售或金融服务,以提高其收入;

∙创造更多农业和非农业就业机会,途径是采取各种政策和计划措施,促进提高农业生产率,增进同一领地内农业与地方乡村/城市经济的联系,以及通过直接投资或财政支助;

∙警惕全球化的影响,以充分利用其所带来的机遇,并减轻其造成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脆弱的贫穷人群造成的不利影响;全球化体现了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世界会议所宣布的新国际秩序理念,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仍然需要采取明确的措施,用于确保粮食主权、小规模家庭农业、乡村无地穷人获得稳定且报酬较高的工作机会、社会公正、文化多样性和食物权。

∙提供政治意愿、长期承诺和资源,以制定和执行一贯地促进公平和社会公正以及惠益穷人的政策、法律和计划。

五.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模式变化

11.为以符合上述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国际会议原则的方式应对新的全球背景下的挑战,许多国家的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模式正在发生转变。

下表概括了发生转变的主要方面。

以前侧重于

现在侧重于

将乡村发展主要视作生产问题

将乡村发展主要视作社会政治问题,即,不同利益相关者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的能力,及其就一系列发展政策选项、方法和技术做出有意义的知情选择的能力。

部门视角

生计和/或领地视角

自愿参与,作为搜集信息和查明人民需要的途径(即,倾向于运用“工具主义”的参与方式)

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要参与关键决策进程,将参与作为一项任务,包括协商利益相关者的职责和‘游戏规则’

基于需要的干预战略

基于权利的干预战略(由于实现这些权利需要同时考虑人民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管理因素)。

基于需要的能力建设,基于技能

基于权利、责任和激励措施的能力建设,源于对利益相关者的职责和‘游戏规则’的协商,以支持有效的伙伴关系。

12.土地改革以两个切入点为核心来引起变化;

(一)对土地这个自然资本的获得和更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

(二)改变政策,作为带来经济增长和令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公平的手段。

13.如下图所示,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两个关键变化需要用其他干预作补充,以令其有效和持久。

除土地外,还需要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劳动)、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本(如水)、财政资本(储蓄和信贷)、社会资本(地方组织和联盟)和物质资本(乡村基础设施和设备),这样,既可令土地改革的受益人生产性地利用土地,也可满足其他生计需要。

14.此外,证据显示,政策变化的同时必须伴随有机构变化。

人们通过相关进程执行政策,这些进程具有充分参与性,并将领地内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其中。

如果不调整政策改革执行者的职责、责任和对其的激励措施,现有的权力关系会对变革的持久性造成阻碍。

15.这就清楚地解释了过去25年来得到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教训。

获得土地很必要但还不够。

如果土地改革的受益人具有土地和农业企业管理的经验,并能够创造可持续的收入,那么,土地改革会更加有效。

事实证明,乡村基础设施、改进的技术和包括培训在内的一系列响应性乡村服务对于有效和持久的土地改革至关重要。

 

16.影响土地改革和乡村发展的因素非常复杂且相互关联,这一点可以从下表看出。

可用性、获得、控制、使用和管理这些关键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统一体。

其中许多因素在上文未作讨论。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乡村穷人特别容易受到经济和政治冲击以及自然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并且,虽然其生计战略旨在加强他们对这类冲击的准备和应对,但是,由于他们对上述五种形式的资本的获得很有限,他们对冲击做出快速有效的应对的机会受到了限制。

因此,除其他外,一个关键的生计战略是,建立强化了的地方机构机制——在社区一级和地方政府一级——以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快速应对,并减轻其不利影响。

 

四.教训和优良做法

17.挑战在于将模式转变及其相关原则转变为现实。

在这一部分,我们强调了这方面的一些教训,运用过去二十年间的经验作为例证。

这些教训围绕五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以及关键的政策、机构和进程因素,它们是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促进加强乡村生计、减轻脆弱性和消除贫穷和饥饿。

应该强调,这些教训只是从经验中得出的部分可能教训,决不表示其具有全面性或唯一性。

A.五种资本

(一)

自然资本(包括土地)

18.经验教训显示, 获得土地的同时还需要向受益人提供支持服务, 包括有针对性地提供资本、服务和市场等。

只以改善土地获得为目标的改革很必要但还不够。

(参见附件,案例1)

19.如果受益人有管理土地的经验,则为改善土地获得而进行的改革更可能取得成功。

另外,还需要将与当地成功的生产者所使用的技术和生产系统有关的知识和技术转移给新的受益人。

(案例2)

 

(二)社会资本

20.现在, 人们广泛地认识到, 伙伴关系和联盟已成为乡村发展干预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

当前的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问题和挑战的复杂性以及所涉及利益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单干’来取得成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乡村发展工作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

对话空间和信心建设是改进联系进而促进乡村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

就微型项目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这些活动中的职责进行讨论已经证明是展开建设性对话的有用方式。

鼓励鼓励利益相关者之间加强联系的其他方式包括建立特别工作组、举行联合培训和开办研讨会等。

本文件列举的优良做法中提到的大多数项目均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机制。

(三)人力资本

21.经验显示,在操作层面上,能力建设干预若要产生有意义的持久影响,需要

(一)基于利益相关者在乡村发展中的新职责来评估能力需要,这些职责是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协商而达成一致的;

(二)能力需要应该并且日益由利益相关者自己在就发展目标及其各自职责达成一致后来予以界定;(三)能力建设应与有助查明培训需要的绩效激励相联系;(四)本着授予利益相关者权力和采取以权利为基础的方式的精神,能力建设应该更加侧重于就乡村利益相关者生计战略的实际方面进行自主决策;(五)乡村地区应广泛采取干中学的态度,至少在能力建设的早期阶段应该如此。

经验显示,提供培训既不一定是地方管理倡议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可在需要产生时提供援助,作为伙伴进程的一部分。

在操作层面上,能力建设战略应不仅包括培训(基于自我确定的需要),还应包括机构强化、方法指导和构建网络。

(案例3和4)

(四)财政资本

22.有效的地方经济发展要求家庭和地方社区具备足够的财政手段。

其中,家庭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财政手段(如,生产活动、雇佣劳动、贸易、汇款、储蓄和贷款等),地方社区则依靠来自中央和/或地方税收的转移支付。

就地方资金管理而言,主要有三种情形:

地方政府管理、乡村团体管理、或二者结合起来通过伙伴关系安排管理。

证据显示,每种情形都以贯彻向下的问责,从而确保较好地融合生产和社会方面的优先事项,并且,这三种管理方式都能有效地惠益穷人。

(案例5一和四、案例6和7)

(五)物质资本

23.人们普遍认识到,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如水)若要得到有利于生产和可持续地管理,必须进行额外投资,以建立适当的物质资本,如排水和灌溉基础设施、农业机械、道路、桥梁和市场、农田或合作性干燥、储存和加工设施等。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资本成本、维护成本、管理成本和贬值成本高昂,通过合作社或用户组织购买和操作这些设施更为有效。

由于对这些设施的高效透明管理需要不同用户之间开始协作,因此, 与社会资本建设的联系至关重要。

因此,举例来说,水使用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在操作和维护那些公平地惠益所有用户的灌溉和水控制设施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奶制品合作社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发达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它们向其会员提供着及时且划算的服务。

B.政策、机构和进程

(一)

政策

24.大量证据显示,公正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成功执行有关进程至关重要,这些进程旨在改善对土地和其他关键生计资源的获得,从而改进乡村人民生计情况。

这一点对于那些旨在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乡村部门的进程尤其重要。

但是,尽管有利的政策环境对于增加“成功孤岛”的数量十分关键,经验却显示,这并不是启动发展倡议的先决条件。

许多项目在这类条件尚未达到时就已经启动了,并且还对政策和法律的改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所需要是勇于尝试的政治意愿和“领头羊”(往往包括来自外部领头者的补充支持)。

因此,经验显示,若要获得成功,现有的政策和规章必须酌留试验空间,而决策者则必须愿意基于获得的教训改变政策和法律。

(案例8)

25.合理的个人经济(政策)激励制度至关重要。

当激励措施惠益单个家庭时,人们对变化的反应往往十分迅速和有力。

尽管地方经济发展是有意义的土地改革和乡村发展的基本推进力量,但是,它也有可能基本为地方权贵所操控,对较弱势的乡村社会群体不予考虑。

除其他外,改善地方治理对于减轻这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适当的政策与确保这些政策正确公平地执行的有效机构之间的联系再次加强了不同形式的资本和社会进程之间的关联。

(案例5和9)

26.经验教训显示,确保各方公平的政策对于避免冲突和潜在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至关重要。

在再分配性改革中,公平包括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合理的补偿计划,这样做可减小暴力反应的发生机率。

在出租的情况下,公平包括提供一个公平安排的框架,用于平衡佃户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冲突发生后,公平包括解决国内流离失所人口(IDPs)的权利以及他们将要安置其中的当地社区的权利。

(案例10)

(二)机构

27.许多计划和项目的经验显示,确保管理不断变化的情况的地方能力以及落实对土地管理和自然资料管理的职责对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这就需要加强地方利益相关者的资源能力(资金、设备、材料和基础设施等“硬件”与信息、知识和技术等“软件”)和机构能力。

后者包含与“善治”这一概念有关的若干因素,包括:

•信息充分;

•管理程序透明;

•向上(对上级管理机构)和向下(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向下问责;

•包容性/参与式决策进程,包括在决策论坛上充分反映地方各方利益;

•管理技能(特别是与资金有关的方面);

•具有成本效益。

(案例6、7和11)

28.很明显,不同乡村行动者开展活动的不同级别之间的垂直联系对于确保可持续性和产生广泛影响至关重要。

但是,这类联系往往不够有力,例如,强制施行的涉及自上而下的分权模式的行政管理规章即是如此。

在此,权力和关联问题又在宏观(中央)-微观(地方政府)关系政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种关系政策常常是做出分权决策的主要动力。

有一个机制可用于抵销微观-宏观政治,即,在不同的乡村发展级别自下而上地建立机构机制, 洪都拉斯Lempira Sur项目中的“市镇链”即是如此。

(案例12)

29.证据还显示,具备适当的对改善土地获得的管理能力十分关键。

如果土地管理十分薄弱且无效,那么,由于土地所有权不确定,且不能及时解决争端,用以改善土地获得的可持续改革就会遭到破坏。

授予土地所有权往往是一个代价十分高昂的进程,但是,通过保障地权和刺激投资,它可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

经验显示,若要确保公平,项目必须考虑穷人和下层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妇女和土著人民的利益,确保他们不会在进程中丧失自己的权利。

(案例13)

(三)进程

30.所有的经验教训都强调,某一领地内的地方社区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发展决策进程,以此来加强社会资本非常重要。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践中很难确保那种不同行动者共享权力并联合制定议事日程的决策进程十分协调。

因此,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往往导致利益冲突,并且还存在着权贵侵占利益的危险。

因此,政治意愿、善治和法治十分关键,它们可有助建立有效的机构,用于通过分析、协商和纠正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来公平地解决冲突,以及向所有乡村人民提供周到的服务。

(案例14)

31.权利人(如社区和生产者组织)和责任人(如地方政府、执行机构和其他服务提供者)之间的问责观念尤其重要。

问责以基于权利的方式为基础,意味着这两类合作伙伴都能充分地获得生计财产、足够的机构能力和政治发言权。

(案例15)

32.现场试验显示,参与式和协商式的领地发展对于如何增进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加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系统的领地发展以产生合法的社会结果提供了具体的答案。

它支持由下至上的参与式决策进程,鼓励同一领地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展社会对话、建立伙伴关系。

(案例16)

七.结论

33.这些经验显示,成功的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原则包括:

•以人为中心:

以人民自己的优先事项、财产和能力为基础

•领地视角:

通盘考虑多个部门、利益相关者群体和各种规模

•纠正权力不公:

只有“竞技场”公平时才可运用“游戏规则”

•建设管理变化的能力

34.已经就一些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方式进行了试验,并证明它们可适用不同的情况。

具体包括:

•参与式和协商式领地发展,侧重于鼓励和支持同一领地内的所有行动者进行社会对话,以解决冲突或就发展项目达成一致,并帮助重建社会结构和纳入其多元化生计战略。

•可持续的生计方式,它确保乡村发展以人民的财产和弱势群体为中心,重视政策和机构进程。

•基于权利的方式, 它确保权利要求者可行使其权利, 并确保责任人对行使这种权利负责。

•特别惠益穷人的政策和制度

•从底层建设能力、从顶层积极响应,从侧面施加压力和问责

35.在所有这些方式中,乡村发展伙伴关系都需要:

(一)社会对话与协商,

(二)公平的竞技场,(三)有意识地加强弱势行动者。

若要实现长期成功和对乡村穷人产生重要影响,往往需要发生某种社会变革,并进行大量的“试验”。

因此,基于下列操作原则之上的渐进式进程可能是最佳的行动过程。

Ø现实性/实用性,充分考虑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政治和综合因素;

Ø耐心/时间,令人们的态度和地方权力平衡逐渐转变(本文引用的大多数项目至少持续了五年,而那些影响力最大的项目则持续了十年以上);

Ø灵活性,因为实现成功和可持续性的具体要素因地而异;

Ø有效的监测与评估:

以可持续的成果、而不仅仅是“产品”来衡量进程和机构强化是否取得成功;

Ø通过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达成伙伴协议,作为贯穿上述原则运用的总体机制。

36.但是,若要取得成功,却主要依靠政治意愿、分配充足资源和所有行动者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以推动公平的发展,永远消除贫穷和饥饿。

附件

精选项目和计划案例研究

(案例1):

帮助有效运用所获得土地的支持服务(粮农组织,2005)

在菲律宾,粮农组织通过若干项目向菲律宾政府的综合土地改革计划(CARP)提供了支助。

捐赠者和菲律宾的行动者都认识到了干预的意义,意大利、荷兰和澳大利亚先后为粮农组织实施的项目提供了信托基金。

粮农组织的技术援助针对的是土地改革社区(ARCs),即,60%以上的人口通过土地改革计划得到了土地的乡村群(barangays)。

粮农组织通过以下方式,支助土地改革社区提高农业生产率:

Ø支持土地改革社区内农民主导的发展团队,以查明问题、需要和优先事项,并将其纳入社区发展计划。

这项活动通过农业系统开发,以一种参与式和通盘考虑的方式开展。

发展计划可用作筹资基础,用于从农民组织自有储蓄、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机构捐赠者以及私营部门筹集资金。

Ø开展各领域培训,包括农业和非农业活动、会计与记帐以及性别问题等。

Ø推动在土地改革受益人与农业商业之间建立联系,以便为前者提供市场销售渠道。

Ø促成土地改革受益人与金融机构结对,便于其获得信贷。

在乌克兰,技术援助包括支持对原来的集体农场进行系统细分和向乡村个人所有者发放国家地契;建立国家地籍系统,以及为农场重组提供服务,包括向新所有者解释法律权利和义务,就租赁协议和土地争端提供咨询意见,以及为公用土地制定土地使用计划等。

(案例2):

巴西为支持有效的土地改革进行知识转移(粮农组织,2005)

在巴西,粮农组织通过一系列项目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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