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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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编者按:
“岁月极美,在于她必然的流逝。
”在尊敬的读者翻阅2011年第1期杂志的时候,时间到了2011年1月。
在2010年年末的这几十天里,我们一直穿梭在结冰的未名湖周边,遍访经济大家,在博雅塔下的北大经济学院办公室中,试图为读者解答一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在演绎了高速成长的30年奇迹之后,中国经济已然到了一个拐点,高增长时代全面结束。
发展瓶颈、人口瓶颈、环境瓶颈、资源瓶颈,犹如四座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未来何去何从？
年逾八旬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以平和的口吻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动力在民间。
他说,民间有极大的积极性,只要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展就顺利了。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以他固有的缜密逻辑阐释了2010年的独特之处。
他说,在经济发展方面,2010年是中国一个发展段落的结束之年。
在体制方面,2010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一系列的结构矛盾的解决,这将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对中国医改充满激情,她说,医改不仅仅是民生,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维护民族健康的道路。
诸多精彩和独到的观点,我们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我们相信,无论您是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士、企业管理者,抑或是中央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官员,都会开卷有益,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全面认识。
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民间—访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
中国经济：
从1979年以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这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究竟在哪里？
厉以宁：
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于民间蕴藏着的极大的积极性。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农业承包制，农业承包制当初称为大包干也就是包产到户，包田到户。
1979年大包干在一些地方农村中是农民自发实行的，成果显著，于是各地农民纷起模仿，一下子在全国就铺开了，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
又过了几年，粮票、油票都取消了，这不正是发挥民间积极性所造成的结果吗？
第二个例子，乡镇企业。
农民承包制实行以后效率增长了，农村出现一些多余的劳动力。
乡镇企业到处建，不需要国家的投资，农民自己为产品找销路。
大家记得吧，20世纪80年代前期，你在火车站、在火车上、在长途汽车上都看到农民穿着中山服，他们大包小包拎着，这些人是乡镇企业推销员，他们到全国寻找市场。
这样很快在计划体制之外就形成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大一统的计划、生产和销售格局就打破了。
第三个例子是经济特区的建立，在农业承包制推广和乡镇企业兴起的同时，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高楼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竖起来，深圳建设速度之快给人们一个启示，我们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完全可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人才资金从全国各地流向深圳，因为内地按计划组织生产，深圳依靠市场调节。
内地只存在个体工商户，但是在深圳民营企业已经悄悄产生了。
以上都是民间积极性发挥的奇迹。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农村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建立，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中国经济开辟了新路子，就像平静水面上又加三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这就是我们的实践，充分说明了民间积极性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讲第四个例子——股份制，从20世界80年代到90年代初，各地都相继出现股份制企业，他们是群众自发集资形成的，或者原有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向群众集资的。
尽管当时都是一些中小企业，但是仍然是民间蕴藏的积极性的发挥，到处都谈股票，到处都在谈上市，经济发展依靠人气的积聚，人气代表着民间积极性高涨。
对于人气要靠领导，要培育，要爱护而不能打压。
人气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人气就没有中国后来的经济迅速发展。
邓小平南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群众们这种热情有增无减，股份制的作用终于被公众所认可了。
第五个例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迟到的改革，1979年农村承包制推广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山林包含进去，当时有的地方也开始分散包产到山，但是不行。
为什么呢，当初刚刚改革开放，普通民众对党的政策还不相信，还有怀疑，你今天把山分给我了，我赶快就砍树了，万一你收回我们就吃亏了，于是有的地方砍树成风。
于是中央紧急刹车，制止这个活动，但是一拖就20多年，到了本世纪初江西、福建、云南这几个省就开始具体的集体林权改革试点。
什么叫集体山林改革，用群众的话就是包山到户。
我们过去包田到户，我们现在是包山到户。
有的一家包几百亩山，少的几十亩上百亩。
福建和江西这些地方是有成绩的，于是在2008年6月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这样一来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村特别是山区林地热火朝天。
林下养鸡，林下种蘑菇，种中药材，桑蚕植树，承包70年不变。
农民心定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而且种的很多是所需要的，像种油茶树。
在湖南考察发现，这样既增加农民收入，又满足市场需求，而且还保护了环境，绿化了祖国。
这种积极性哪儿来的？
这是政府把民间蕴藏积极性调动起来的。
中国耕地18亿亩，中国的集体林地25亿亩，所以说集体林地的改革对中国财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意义，就是把中国领上改革发展的道路。
从此民间积极性就有发挥的可能性了，我们以农业承包制为例，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有一些省市并不是没有出现包产到户的做法，当时人都快饿死了，上面说让他们搞吧，等到过一两年，吃饱了，大家又回到原路了。
所以呢，本来很有希望的农村变革就被抹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一样，根据老百姓的实验，农村于是组织参观，总结经验，这样就推广了，所以没有政府的引导指导是不行的。
第二个例子，股份制的推广也是如此。
经济学家做一些贡献，但是经济学家根据中国民间已经存在的群众办股份制企业的积极性，是根据这个。
所以说我们再谈到股份制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这都是经济学家搞的，没有民间的积极性和民间实验，没有一个企业家推行，没有政府规范化和引导，中国股份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所以说我们看得很清楚，改革30年经验告诉我们要使民间积极性转化为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政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政府作用在于发现积极性在哪里，怎么引导民间积极性，怎么样扶持民间出现的新生事物，怎么样在实验成功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这就是前30年经验总结。
中国经济：
下一步经济发展有若干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哪些重要的问题呢？
我们怎么样解决呢？
厉以宁：
“十二五”规划正在制定，但是不仅“十二五”规划，包括以后几个五年规划目标，可能更远一点，大体上就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中国必须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道路，包括经济转型，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这可以使中国产品增加国际竞争力，也使我们能够真正走向现代化、工业化这样的道路，使我们能够顺利走下去。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他们长期工业化慢慢积累起来的，而我们中国能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呢？
关键就要扶持优秀企业和完善资本市场，优秀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所有这些企业不管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他们都是中国的企业，都是民族企业。
我们应该这样看，我们不要把民营看作是体制外的企业，市场经济嘛，民营怎么叫体制外的企业呢？
我们这个看法要改变了：
都是民族企业，都是体制内企业。
也不要有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了，什么叫农民企业家，全世界没有这个例子，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为什么加一个农民企业家呢，就因为你的身份是农民？
都是企业家，我们要鼓励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去创新，有大创新、中创新、小创新。
创新不一定大创新了，小创新很多是群众性的，我们都可以搞了。
这样的话，我们路子就宽了，资本市场要继续完善，要进一步形成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
如果要产业升级的话，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使我们的企业走向新的阶段，这就是下一个阶段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业问题。
这里我先讲一些我亲自经历的事情。
2008年11月我被政府派到西欧讲学，因为当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去中国宣传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
我在西欧做报告的时候，当时中国GDP增速降到百分之六点几，你们全国上下这么惊慌了，讨论什么农民工还乡了，如果农民工不离开城市怎么办，净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不能理解。
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国情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欧国家工业化已经有200、300百年左右历史了，农村多余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你们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几，而且你们农民多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有自己的住宅，与城镇生活条件一样，还有你们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
所以对于西欧农民，他们不会进城打工的。
所以在人口增长接近于零的情况下，退休工人留下空位置给新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填补了。
如果你们有2%到3%的增长率，那你们就太好了，新移民可以找到工作了。
但是中国跟你们不一样的，我们城镇化率太低，城乡二元结构还继续存在。
今天的农民是新生代的农民，他们跟80年代出来那一批农民是不一样的。
当年出来那一批人他们根在农村，心在农村，因为外面收入比农村高，他们就出来打工，他们赚了钱首先回家盖房子，生儿育女，他们要回农村，但是今天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是80后、90后的，他们根就不在农村，他们心也不在农村。
他们进城第一个是为了生活比农村好，第二个他们要取得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农民的孩子进城为什么不能在公立学校上学，而必须在农民工弟子学校上学？
他们一定要转为城市居民。
所以在中国，不是我们愿意把经济增长一定放得那么高，经济增长放那么高，我们的环境负担增重了，资源消耗加大了，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这么搞。
GPD增长率在6%，在中国就业问题就不得了，中国不在8%之上是不行的。
所以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就业问题严峻。
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呢？
我们应该主要靠民营经济发挥作用。
因为新增就业75%是民营经济提供的。
你把民营经济积极性再调动起来，你让民营经济负税更少一点，融资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
全国有3千万个个体工商户，一千万中小企业，你政策放宽以后，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生意好做了，每一个个体工商户把自己邻居亲朋好友孩子多招一两人进来，全国增长几千万就业了。
一千万家中小企业每一个增加三个人就业，又是好几千万人能够就业了。
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发达国家标准有大、中、小、微四个档次，我们中国只有三个档次大中小，没有微型企业。
我到重庆考察的时候，他们正在搞微型企业。
重庆大力扶持微型企业，什么叫微型企业？
包括业主本人在内工作人员不超过20个人，创业的资本低于10万块钱都列入微型企业，这个微型企业政府给他们帮助，减免税额，财政还给予补助。
他们在贷款方面给予担保。
职工培训方面，政府花钱做，简化登记、注册、银行开户手续。
这样民间创业积极性起来，这使得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工人、退伍军人、残疾人、三峡库区移民、拆迁户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这样对于中国解决就业问题是非常有利的。
民间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就业问题怎么不能解决？
第三个大问题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先发展后治理模式，或者是边发展边治理模式都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也是不经济的。
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首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但这个经费来自何处？
怎么样使可持续发展变为可行的，这又是下一个阶段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个我们要鼓励民间资本介入。
民间资本正在寻找它可投资的场所。
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民间的资本介入，现在正在做。
第二个我们要形成公众参与监督的机制。
我们要建设这种机制，光靠政府监管还不够，要公众监管公众参与。
要注意回收、文明消费、节水节能，保护野生动物，环境绿化，所有这些活动没有民众的参与，我们也是不行的。
第四个大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建设资金从何筹集。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会不断进城，2009年我们城镇化率是46%，这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10年之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可以达到56%，20年之后，202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率可以达成66%，已经是三分之二。
30年之后，2039年我们城市化可以达到76%就是四分之三了，假定当时中国人口是16亿的话，那就是12亿在城里4亿在农村，当然以后还会慢慢提高。
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一千多万人进城，这一千万多人包括青壮年，包括老年、儿童、婴儿，他们要进城。
一千多万人口除了就业问题要解决，整个的建设问题怎么解决？
整个建设问题应该这么看，盖多少住宅、修多少马路、水、暖、电、气的供应，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还有环保设施、环境卫生设施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呢？
财政经费只有一部分可以满足到，包括义务教育设施，还有一些医院设施，还有其他设施由政府承担。
大部分钱从哪里来？
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中国公用事业发展投资基金。
具体设想是这样的，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出一部分钱作为总体资金，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各个机构投资者来投资，这样基金就成立了，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金融债券的形式把广大民间资金积聚起来，可以聚集若干亿元。
我们就分期分批搞城市公用事业基金，这个民间就有积极性了。
我们用这种办法聚集起来，既解决我们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问题，又解决现在政府的困境。
现在就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地，财政靠卖地，卖地能够维持多久？
这个不是长远之路，地方政府承担债务，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最后不能负担了，所以只有这个办法，这就是调动民间积极性。
第五个问题，人才建设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
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包括在GDP之内的，GDP指标不包括人力资本存量。
但是比GDP总量更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力资本存量。
尽管中国现在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国内人力资本存量不如日本。
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日本职工技术熟练程度这些方面都超过中国。
我们要做到人才强国，或者是人力资源的强国，必须大力培养各级人才，因为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口数量和人均文化技术水平的乘积。
两个相乘才构成人力资本的存量。
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要发挥民间的积极性，这个其中也包括我们高等学校的积极性，包括研究机构的积极性。
我们充分调动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我们要形成机制让积极性能够发挥出来，我们要尊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和他们的辛勤劳动，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减少行政干预，要有适当激励机制，要发挥协作的潜力。
做到所有这些我们就可以早日实现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愿望。
第六个问题，扩大内需。
怎么样扩大内需呢？
如果我们靠投资为主的拉动，我们所创造的需求是中间需求，靠出口创造的需求虽然是最终需求，但是我们过分依赖出口又会受制于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扩大民间消费，民间消费怎么扩大？
就业的解决是扩大民间消费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逐步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尽管工资成本上升，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必要的，因为工资成本太低了，我们要逐步提高。
但是我们要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是人口大多数了，比如说，政府给他直补，政府要使农产品收入价格逐步提高，水利建设农业要投资，农业产业化需要龙头企业合作，这些都对。
但是是不是能够抓住点子呢？
根据我带政协经济委会调查组在重庆、山东两地的调查，我可以讲给农民发房产证是重要的举措。
因为农民的意见很大，我们地方开座谈会干部都有意见，什么意见呢，他们说城里土地是国有的，祖传房子有房产证，新买商品房有房产证。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祖传房子没有房产证，我自己盖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没有房产证不能抵押，不能转让，甚至连出租都困难。
出租有什么困难呢？
第一租金就低了，第二个不保险，他住我的房子，他不走，你打官司没有房产证，人家住你房子不交钱，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宁肯到外面打工，我们全家都搬走上锁。
所以就出现民间流传两只老鼠的故事。
什么叫两只老鼠呢？
人们外出打工了，房子一把锁锁上了，变成了耗子窝了，进城的时候两手空空，没有钱，人们就租人家的地下室住就是变老鼠。
还有更坏的，村干部反映你们家上锁了，把锁撬了，做地下的鞭炮工厂了，炼地沟油，还有夜间赌博场所全部都在那儿，所以社会治安也不好搞。
所以说我们要给他们发房产证。
上海文汇报最近就登了上海市嘉定区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经验。
农村原来住的房子拆了建新村了，每一家给三套住房，一套110平方米，一套80平方米，一套60平方米，自己家可以选两套，有一套可以出租，至少有60平方米可以出租，多的话可以有110平方米出租。
我们到山东威海考察，那些村离城市不远，他们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为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名字还挺好听的叫做“小城故事社区”，我们去的时候农民正在搬家，每家给两套房子100平方米左右，一套用一套租。
农民开始买地毯了，换家用电器的，还有买车子的。
这样，他们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了，出租房子有固定收入，这样农民生活马上就改善了，内需就扩大了。
到现在我们房产证发放还不能全面推开，我们要慢慢试点。
最后一个问题，让有限耕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的耕地是有限，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地方产量很低，加上农民工外出，或者迁到城里干其他事情了，种地人手不足，怎么解决？
我们要改善耕地，要单位面积产量大幅上升，大幅度提高低产田产出，灌溉设备，改善土壤，我们要大量投资，钱从哪里来？
要。
单户农民做不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困难，所以我这里提出一个思想，我们能不能走双向城乡一体化。
所有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都是双向的，双向就是农民进城，城里可以下乡。
我们现在城乡一体化是单向农民进城。
能不能将来我们也逐步走向双向城乡一体化？
浙江义乌现在开始有了，他们既有农转非，也有非转农。
我们要鼓励城市人口愿意搞农业的人，他带资本下乡带技术下乡，他在农村从事低产田的改造，这个对中国长远是有利的，这都是一些构想。
总之，我们要注意到民间有极大的积极性，只有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展就顺利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谈2010年宏观经济与未来
刘伟
中国经济：
请您从研究的领域，对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做一个总结。
刘伟：
我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经济转轨（即体制改革）两大方面。
我就从这两个方面谈一谈对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的认识。
从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来说，2010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
我说它很有意思，至少它有三个特点是比较有价值的、标志性的：
第一，它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时间。
第二，它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展目标期。
第三，十年的时间，往往意味的是中国一个经济长波，2010年处于周期的拐点上。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如果今年的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就前几年的平均水平，那“十一五”规划整个这五年下来，中国GDP的年增速水平平均大概能达到10.1%，就超过两位数了，当然这中间有波动，有金融危机。
这比预定的目标——7.5%，实际上高出了2.6个百分点。
而人均GDP增长速度将能达到9.8%，而“十一五”规划预期值是6.6%，实际比原来高了3.2的百分点。
所以，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0年的经济增长全面明显超出预期，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水平增长，全面超出了原来预期性指标。
关于中国经济的十年发展规划，我们当时经济目标提出来，是到20世纪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
邓小平提出来的三步走发展计划，实现初步小康。
按照当时第三步的规划，进入新世纪，到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现在，在新世纪，我们实际上是把第三步给阶段化。
第三步我们提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第一个十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要比2000年翻一番。
这个阶段，我们说2010年是一个十年规划的起点，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所以它是新世纪的第一步，当时就翻一番。
由于我们这十年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尤其是经历了一个2003年到2007年，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2003年到2007年这五年增长全在两位数以上。
这个波动性这么少，速度这么高的情况，二次大战之后只出现过四次，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
一次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还有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到1996年的中国，再一次就是2003到2007年的中国。
但是1992年到1996年那一次通货膨胀率高，当时特别1994年、1995年通货膨胀率非常高，1994年达到24.1%，通货膨胀率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实质性的增长水平，而2003年到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的。
在这十年中，尤其中间有五年这样的一个增长。
所以尽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整个下来我们这十年速度非常快。
原来计划2010年实现比公元2000年翻一番，实际上2007年就实现了，提前了三年，这为第二步的目标就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了。
接下来，在第二个十年，我们提出来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话，GDP的水平要比2000年那个水平翻两番，就比现在再翻一番。
原来你2010年翻一番，然后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那比2000年等于是翻两番就增长4倍。
现在，第一翻我提前了三年，就2007年中国就实现了。
那么2007-2010年这三年就等于干了第二个十年的工作了，所以按照这个情况，如果时间表不变，今后十年中国总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一年只要达到5%左右，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了。
人均GDP增长水平只要达到6%左右，就能实现翻两番。
所以，这个十年不仅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而且给第二个十年的目标，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它挤出三年时间来。
事实上就有一个可能，中国“十二五”计划期间到2015年，有可能把2020年的目标完成。
“十一五”规划这个建议里开始就说了一句，就是“十二五”计划期间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时期。
所谓“关键时期”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它完成了基本目标，也就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那么从这个国际水平来看，开始我们2000年算初步小康，翻一番，实际上我们现在严格地讲是达到什么？
达到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今年中国的GDP预计能达到39万亿元人民币。
39万亿元人民币的话，按照汇率法折成美元应该是5万多亿吧，人均达到4000多美元。
当时我们讲中等收入实际翻一番是这个水平。
2009年全球人均GDP是8700多美元，其实我们再到2020年就能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这个在发展中国家里就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我们把它叫做全面小康。
这个全面小康的背后还有一个结构解读，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叫做基本实现工业化。
就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就是世界的平均水平。
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到2030年，按普通价格计算，我们GDP的水平比2000年人均总量是增长10倍，就是比2020年再翻一番，还多一点。
按当代国际标准，中国就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就是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进入准发达国家了，在这个拐点之后，就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
2030年的经济结构可以用“五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来概括。
其中，工业化最快到2020年就基本实现。
2030年再往后就是第四步到2050年，就是20年，我们从一个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过渡到一个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到202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十二五”规划期间不仅是国民经济全面小康目标实现的关键时期，同时是体制改革的攻坚时期。
基本上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市场化体系基本上构建完了。
从中国经济周期来看，十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转换的时间长度，中国经济周期一般波动是五年一个周期，就是热闹它热闹五年，冷它冷五年。
所以你从这个热闹再到冷再回来，大概十年。
有一个现象的观察是，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来，基本上逢二就开始火，逢八就开始冷。
像1978年那时候濒临国民经济崩溃，1988年通货膨胀加剧，连着三年国民经济调整，1989年、1990年、1991年极其困难；然后再过十年，1998年三年通缩，1999、2000年、2001年，一直到2002年物价上涨率都在2%以上；再过十年，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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