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火锅宴525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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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火锅宴5254

五老火锅宴

【导读】“五老火锅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佳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原工商业者态度的转变和以后对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

尤其是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起来。

是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

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

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他们是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詜。

1979年1月17日上午，五位老人早早来到会见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选择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小平同志很深的考虑。

福建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最早都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

邓小平以此暗示原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一月的北京还是典型的冬天，但隐约能嗅到春的气息。

这天，福建厅的暖气烧得非常足，五位老人坐在那儿，喝着工作人员泡上的新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小平同志的到来。

小平同志准时来了。

他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亲切握手。

随同小平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总理谷牧和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

大家情绪高涨，笑意盈盈，向五位老人问好，握手拱拳。

等坐定下来后，大家都看着正中的邓小平，等待他的讲话。

邓小平也亲切地望着五位老人，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笑说：

“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邓小平称五位老人为“老同志”，使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邓小平讲得简明扼要，铿锵有力。

五位老人认真听着小平同志的介绍，除了胡厥文，四个人都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

胡厥文耳背，由他带来的秘书作记录，他则看着邓小平，心中喜盈盈的。

等介绍完会议情况，邓小平又抽了一根烟，等大家记录告一段落，然后面色慈祥地说：

“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

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

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胡子昂告诉邓小平，在刚结束的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会议上，他说过，“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

邓小平微笑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

但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

邓小平接着说：

“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

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

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

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

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

“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

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

古耕虞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补充。

他说：

“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

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

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

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

邓小平听后干脆地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

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

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

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直言，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

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

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

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荣毅仁说：

“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

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

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

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

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

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

荣毅仁还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他说：

“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

荣毅仁讲完，邓小平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

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

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

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

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

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

邓小平停顿一下，说：

“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

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

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

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

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

谷牧插话说：

“可能还要多一些。

”

邓小平接着说：

“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

邓小平接着刚才荣毅仁的具体询问，说：

“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

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

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

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

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

福建厅里暖洋洋，大家谈兴甚浓，有很多话要向邓小平说，也想听到邓小平更多的指示。

谈话一直进行到了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

“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

工作人员很快就在福建厅的一角支起圆桌，共两桌。

邓小平与五位老人一桌，其他随同人员一桌。

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热气腾腾，气氛融洽。

随着红色炭火的闪烁，白色水蒸气的升腾，再有那麻辣香甜的佐料拌着鲜嫩的羊肉下肚，大家的身上暖了，心里更暖了。

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小平同志细细摆谈起来。

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餐午饭，诙谐地说：

“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

这次会见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

会见结束回到家中，五老的心情都很不平静。

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殷殷厚望，感受到国家经济建设万马奔腾的可喜局面。

他们庆幸，经过多年的企盼，终于在晚年迎来大干一场的机会。

胡厥文说：

“现在是工商界为国家、为四化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我们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

”

胡子昂说：

“祖国前程似锦，我们人人有份；新长征任重道远，我们人人有责。

”

荣毅仁说：

“浪费了十年光阴，一定要在今后的十年中追回来。

”

周叔弢说：

“照这样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地做下去，中华振兴，大有希望。

”

古耕虞说：

“我不想对共产党说些门面话、好听话、空话，我要老老实实地既报喜，也报忧。

”

新时期的工商界与党是“同心相知，同志相从”。

五老经过认真思索，各自开始了立足个人实际的工作，来回报小平同志的嘱托。

胡厥文认为，自己的对外关系不是很多，而多年担任民建、工商联的领导职务，因此应把着眼点放在把工商界的人才、经验用起来这件事上。

会见后，胡子昂立即为组织全国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忙碌起来。

他首先选择的是当时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的待业问题。

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一方面为国家献策，另一方面发动各级民建、工商联为安置待业青年开展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3300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名。

“二胡响，有戏唱”这是当时党政部门和工商界对两位胡老作用的亲切称赞。

的确，他们以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肝胆相照，以自己耄耋之年的率先垂范，带动全国工商界很快创出一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小平同志的会见，使荣毅仁感到知遇的满足，更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然而，事后他才知道，这不仅是小平同志一人对他的厚爱，也是一批中共领导人的共识。

在此之前不久，小平同志和叶剑英、王震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一致认为，“要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人尽其才。

”应该“请出荣毅仁这样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

会见后一个月，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

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荣老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

小平同志对他说：

“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

”另一位中共领导人说：

“荣老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干一番吧！

”荣老要在旧中国民族资本首户的业绩上再创造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堪称第一的业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和中信公司经历了姓“资”、姓“社”的困惑，经历了新旧体制冲撞的烦恼，经历了……。

但他们左突右冲，扎扎实实往前走，终于闯出了自己的路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到1993年，荣老当选国家副主席、因而辞去中信公司董事长职务。

而这时的中信，早已从开始时的十几个人发展成为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国际化的社会主义企业集团。

会见后，古耕虞给自己的定位是：

不能“唱”，只能“说”了。

所谓“唱”，就是担任企业的实际领导职务，真刀真枪地干，真喊真叫地吆喝。

虽然他有几十年经营外贸企业的经验，虽然改革开放的形势非常诱人，但他毕竟年纪大了，精力、体力均感不能胜任。

所谓“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做调查研究，对发现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

这对他来说，还比较得心应手。

1980年，他就自己多年的老本行——猪鬃出口向有关部门进言。

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意见，建议为缓解运力紧张的矛盾，可允许交通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自行组织船队。

建议“开放长江”，准许外国和港澳轮船公司进入长江各口岸装货，并在沿江口岸开办代理处。

1984年，针对民生轮船公司和沿江一批集体所有制船队的诞生，他又提出，要保证这些船队能够得到像供应国营船队那样低价的柴油，他们与船舶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也应得到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

连到美国治病两个月，他都尽其所能，了解在美华侨、华裔知识分子的情况，回来后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提出发挥这部分人作用的意见。

几年下来，这些报告、建议、函件的底稿累积了厚厚一大摞，有人戏称，古耕老可以出一本大部头的书，当作家了。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年事已高，他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他还是欣然同意担任了董事长。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82年10月，他亲笔写下遗嘱，叮嘱身后不办丧事，不留骨灰。

对于为数不算多的存款，他也决定全部上交国家，最后为经济建设出点力。

五位老人中，古耕虞也是四川人，他事后一口四川话回忆这顿意义不同寻常的涮羊肉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是啊，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指示下，广大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舞台上神采焕发，献智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