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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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在整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决定着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操作系统运行的成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选取必须遵行相关性、全面性、重点性、操作性等四大基本原则;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分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宗教认同和风俗习惯认同五个方面,共四级指标,合计60个指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采用“中阈值”法。
〔关键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56-06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是通过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现状、走势的分析与预测,从而对其运行中出现的失调、失序、失范、失误等问题及早发出警报的一套制度和方法。
它在结构上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和政治稳定预警操作系统两大部分构成。
其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指标体系中能够反映该地区政治稳定状态的各种因素的数值系统,它在整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决定着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操作系统运行的成败。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预警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设计是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的一项核心工作,必须遵行下列四大基本原则:
(一)相关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必须在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具体因素中去选择,任何无关指标均不应出现在预警指标体系中。
(二)全面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全面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必须囊括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全部因素,不应忽略任何“微小”因素。
笔者非常赞成学者肖飞的观点,他认为:
“在目前完整科学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我们还可先设立若干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特别密切关联的社会指标作为预警参照的核心指标。
”〔1〕尽管他针对的是我国的社会稳定预警指标系统,但和我国整体国情一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存在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每个地区、每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影响因子均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力求构建一个通用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是十分不现实的。
我们只能先设立若干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有特别密切关联的预警指标作为预警参照的核心指标,即民族类、政治类、经济类、宗教类和生活习俗类五大类指标系统。
(三)重点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重点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虽然必须囊括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全部因素,不应忽略任何“微小”因素,但在具体选择时却必须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
中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已经设计出的一系列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中无不遵循“重点性”原则。
学者宋林飞1989年提出“早期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其中涉及四类不同指标:
(1)痛苦指标;
(2)腐败指标;(3)贫富指标;(4)不安指标。
1995年宋林飞又根据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与国际环境五个领域对这些指标进行补充和修改,进一步将社会预警指标丰富化、严谨化。
1999年,鉴于定量化的困难,他直接利用各部门的公开与内部统计指标,又将社会风险监测与报警指标分七大类、40个指标:
(1)收入稳定性;
(2)贫富分化;(3)失业;(4)通货膨胀;(5)腐败;(6)社会治安;(7)突发事件。
〔2〕
(四)操作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操作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必须注意所选指标的可操作性:
一是指该指标的可量化性;二是指该指标的可测得性。
因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能够表达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信息的、反映政治敏感和热点问题的大量单项指标所构成的指标集合,即“指标体系”。
理论上要求每一个单项指标能够清晰地标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系统运行某一方面的状况是否正常,是否达到或超过了可能威胁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的临界阈值;要求指标体系能够从整体上对民族地区政治系统运行是否稳定和安全做出把握和判断。
同时,还必须通过对指标之间函数关系的定量识别,力求使每一个指标能够以精确的数量来进行计算、表达和操作,对一些定性的指标进行规范化、权重化处理,使其定量化,从而大大增强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
另外,还需要确定指标的差别规则,尤其是要判别指标的初值、等级、分类规则、临界阈值等,以达到对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状况的等级进行划分的要求。
〔3〕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结构分布根据上述四大基本原则,我们设计了“三级叠加,逐层收敛,系统耦合,设定阈值,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指数层三级结构。
其中,总体层表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的总体水平与态势。
系统层表达支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的五大基本子系统的水平与能力。
它由具有内部逻辑自洽关系和函数关系的五个子系统组成,即民族类、政治类、经济类、宗教类和生活习俗类五大类指标系统。
指数层表达每一个子系统的状态、行为和变化等的原因和动力,共计由60个指数构成。
〔4〕
具体而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分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宗教认同和风俗习惯认同五个方面,共60个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1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15个,四级指标39个。
1.经济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数
(1)所有制制度认同指数
(2)分配制度认同指数
2.经济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数
(1)产业政策认同指数
(2)就业政策认同指数
(3)社会保障政策认同指数
(4)商品流通政策认同指数
(5)消费政策认同指数
(6)税收政策认同指数
3.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数
(1)历史公平性认同指数
(2)非民族差异公平性认同指数
(四)宗教类预警源:
宗教认同指标体系
宗教认同机制是五大认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奠定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
宗教认同机制主要有三大认同客体:
一是宗教权威性认同;二是宗教合理性认同;三是宗教平等性认同。
事实上近期埃及政治转型中出现的“宗教路线之争”问题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宗教认同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认同客体的内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富认为,宗教“路线之争”分裂埃及,“以穆尔西及其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与以“全国拯救阵线”为代表的世俗自由派的对立由来已久。
〔17〕学者刘辉也认为,阿拉伯主义认同是宗教、民族、文化的混合物,宗教是核心部分。
〔18〕而事实上近几年来我国新疆、西藏、四川等民族地区出现的政治动乱事件,大多以宗教冲突的形式出现。
因此,在宗教认同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3个三级指标:
宗教权威性认同指标、宗教合理性认同指标和宗教平等性认同指标,3个三级指标又分别包括8个四级指标,其具体结构如下:
1.宗教权威性认同指数
(1)宗教合宪性认同指数
(2)宗教规范性认同指数
2.宗教合理性认同指数
(1)宗教群体性认同指数
(2)宗教禁忌性认同指数
(3)宗教道德性认同指数
3.宗教平等性认同指数
(1)民族内部宗教信仰自由认同指数
(2)其他民族宗教信仰认同指数
(3)其他民族无意伤害宗教信仰的容忍度认同指数
(五)生活习俗类预警源:
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体系
民族风俗习惯认同机制则是五大认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润滑剂。
民族风俗习惯认同机制主要有三大认同客体:
一是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二是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三是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
因此,在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3个三级指标:
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指标、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指标和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指标,3个三级指标又分别包括6个四级指标,其具体结构如下:
1.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指数
(1)生活习俗规范性认同指数
(2)生活习俗集体性认同指数
2.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指数
(1)生活习俗周期性认同指数
(2)禁忌性生活习俗认同指数
3.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指数
(1)其他民族无意伤害生活习俗的容忍度认同指数
(2)其他民族生活习俗认同指数
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
(一)预警指标体系权重指数分布的常用方法
在任何预警系统中,一旦预警指标体系确定下来,就必须解决各级指标的量化问题,即确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
这一点得到学者鲍宗豪的认同。
〔19〕而在确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方面,对指数的使用一般有三种方法:
一是小阈值,即0.1-1;二是中阈值,即1-10;三是大阈值,即10-100。
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权重指数方法各有优缺点:
小阈值的优点是精确度高,但其缺点是一旦预警指标较复杂且层级较多时,其量化的难度较大。
因此小阈值往往适合于预警指标比较简单的预警指标系统。
而大阈值的优点则是能应对预警指标较复杂且层级较多的复杂预警指标系统,但其缺点是精确度往往较低,各种预警状态之间的差别往往无法体现透彻。
而中阈值的优缺点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预警理论研究中,小阈值和大阈值的使用往往比较普遍。
阎耀军在构建社会稳定预警指标系统时,认为,“社会稳定的程度(SHWD)在定量化评估看来,它是0-1之间的一个数值。
”〔20〕而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报告》则采用大阈值显示。
该报告显示,2012年度广东全省21个地市幸福指数均值为61.94,比2011年度(61.31)和2010年度(60.79)有所提高,但得分仍偏低。
〔21〕
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的权重指数,我们采用“中阈值”法。
这是因为一方面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的精确度要求较高,必须准确地预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的发展变化状况,很显然“大阈值”法无法满足此要求;另一方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十分复杂,又分为三个层级,显然“小阈值”法无法满足各级指标的量化要求。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
1.一级指标,即综合指标(ZZWD)为0-10。
2.二级指标,即分类指标(ZZWD2):
民族类分类指标为0-3;政治类分类指标为0-2;经济类分类指标为0-2;宗教类分类指标为0-2;生活习俗类分类指标为0-1。
3.三级指标,即监测指标(ZZWD3):
(1)民族类监测指标:
民族国家认同指标为0-1.5;民族关系认同指标为0-1;民族自身发展认同指标为0-0.5。
(2)政治类监测指标:
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标为0-1;政治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8;政治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
(3)经济类监测指标:
经济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标为0-1;经济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8;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
(4)宗教类监测指标:
宗教权威性认同指标为0-0.8;宗教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6;宗教平等性认同指标为0-0.6。
(5)生活习俗类监测指标:
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指标为0-0.4;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4;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指标为0-0.2。
4.四级指标,即量化指标(ZZWD4):
(1)民族类量化指标:
民族国家认同指标为0-0.5;民族文化认同指标为0-0.5;民族语言认同指标为0-0.5;民族平等性认同指标为0-0.5;民族互助性认同指标为0-0.5;民族独立性认同指标为0-0.3;民族自强性认同指标为0-0.2。
(2)政治类量化指标:
政治制度认同指标为0-0.5;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指标为0-0.5;治理精英选择认同指标为0-0.2;精英决策认同指标为0-0.2;政治廉明认同指标为0-0.2;政治参与认同指标为0-0.2;政治效果历史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政治效果非民族差异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
(3)经济类量化指标:
所有制制度认同指标为0-0.5;分配制度认同指标为0-0.5;产业政策认同指标为0-0.1;就业政策认同指标为0-0.1;社会保障政策认同指标为0-0.2;商品流通政策认同指标为0-0.1;消费政策认同指标为0-0.1;税收政策认同指标为0-0.2;经济效果历史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经济效果非民族差异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
(4)宗教类量化指标:
宗教合宪性认同指标为0-0.4;宗教规范性认同指标为0-0.4;宗教群体性认同指标为0-0.2;宗教禁忌性认同指标为0-0.2;宗教道德性认同指标为0-0.2;民族内部宗教信仰自由认同指标为0-0.2;其他民族宗教信仰认同指标为0-0.2;其他民族无意伤害宗教信仰的容忍度认同指标为0-0.2。
(5)生活习俗类量化指标:
生活习俗规范性认同指标为0-0.2;生活习俗集体性认同指标为0-0.2;生活习俗周期性认同指标为0-0.2;禁忌性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为0-0.2;其他民族无意伤害生活习俗的容忍度认同指标为0-0.1;其他民族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为0-0.1。
上述权重指数分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区别重点指标指数和非重点指标指数。
在五个二级分类指标中,突出民族类分类指标,其权重为0-3;适当压低生活习俗类分类指标,其权重为0-1;其余指标权重均为0-2。
二是突出民族地区特色指标指数。
其中宗教指标指数意义重大,其权重为0-2。
同时注意历史、地域指标指数,在政治、经济类指标中均考虑了相关权重,如政治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
三是各级指标指数均为加权平均数,即一级指标指数为二级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数;二级指标指数为三级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数;三级指标指数为四级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数;
总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就是要通过运用德尔菲技术调查的形式和层次分析法,让相关领域的官员、专家、记者以及一线专门管理人员参与意见征询,进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理论框架的论证和指标遴选工作,并赋予各个指标以相应的分值和权重分配。
然后进行综合分值计算,并在预先确定政治稳定预警的等级区间分值范围的基础上,最终确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的具体等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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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凤霞】党政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