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唐朝藩镇之乱.docx

小议唐朝藩镇之乱.docx

《小议唐朝藩镇之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小议唐朝藩镇之乱.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小议唐朝藩镇之乱

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

但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是同样的出类拔萃。

所以“盛唐”两个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因此，本文将以“藩镇之乱”为主线，帮助读者更全面的认识唐朝三百年。

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但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不一样。

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

”唐朝之耻来自内乱，而且乱的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

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首都共九次沦陷（严格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遥遥领先，其余没有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

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每一项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排No.1，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

问题就出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挂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多活几天就不错了。

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能一次次夺回，并坚挺150年，而且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答案就是：

藩镇。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

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

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也有积极的一面。

赵匡胤因此采纳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未免矫枉过正。

你把枝枝蔓蔓都砍了，那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

所以大宋朝不为藩镇头疼，但却为辽金蒙元郁闷。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

”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

……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

”而宋朝“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

”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150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

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

可是在一般读者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150年历史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西汉七国之乱，东汉军阀混战，西晋八王之乱，甚至于春秋战国，其实都是藩镇之乱。

不知什么原因，藩镇现在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200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这是一个误解。

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

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

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

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

中央直接管辖就是累死也管不过来啊。

既要对地方有效控制，又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于是二者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隋朝速亡，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

现在通信技术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

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也会抓狂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唐代的藩镇就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

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倘若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是藩镇。

譬如说海峡那边，就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并不等同于后来的藩镇，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

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

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

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

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

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

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后来叫“节度使”。

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的。

唐朝立国前50年，对外战争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

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

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

唐高宗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

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

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个进攻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

简言之，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的这种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广设军镇，划战区。

到了玄宗朝，边境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

战区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

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

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云中太守。

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北平太守。

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可见，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战区开始变身藩镇。

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

由于当时中原少兵，为了抵御叛军，朝廷于是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

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成立领导班子，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

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藩镇；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总共有多少个藩镇？

李吉甫《元和国计薄》统计为48，《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42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

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一，“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二，“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削藩战争的主力。

三，“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四，“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也不过八个，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

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乱平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111年间发生藩镇动乱171起，其中与中央对抗的还不到三十起，其余都是藩镇内乱，士兵杀逐主帅。

可见“藩镇之乱”确实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镇之乱”并不等同于“分裂割据”。

经过七年苦战，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并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

朝廷奉行姑息政策，平叛其实是靠与叛军达成妥协来实现的，叛军被打败了，被招安了，但并没有被消灭。

朝廷不仅对外姑息，对内也姑息。

平叛期间，平卢节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军中“体察民情”，看士兵们想立谁，就把旌节授给谁。

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从此士兵杀逐主帅司空见惯，甚至发展到“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种程度。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朝廷放任权力下移，以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天子听命于藩镇，藩镇听命于将士”。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唐军向叛军发起最后进攻，不久后便攻入叛军老巢河北。

叛将田承嗣，张忠志，薛嵩，李怀仙举手投降，朝廷将其原地任命为节度使，安史乱平。

但河北割据，长达二百年的藩镇动乱史拉开了序幕。

虽然绝大多数藩镇不是割据型，绝大多数藩镇动乱也不是对抗中央，但割据藩镇与中央的较量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因此，本文将以割据型藩镇为重点来展开唐后期藩镇之乱的全貌。

李怀仙为“卢龙”（又叫“幽州”或“范阳”）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听着更像人名）节度使，李宝臣（就是张忠志）为“成德”（又叫“镇冀”或“恒冀”）节度使，薛嵩为“相卫”（又叫“昭义”，不久被田承嗣吞并，朝廷另设昭义战区，也称“泽潞”）节度使。

此外“淄青”（又叫“平卢”）兵马使李正己发动兵变驱逐原节度使，山南东道士兵推将领梁崇义为帅，朝廷均以节度使授之。

卢龙、魏博、成德、昭义、淄青和山南东道，这六镇成为了唐朝的第一批割据藩镇。

不久后，卢龙兵变，李怀仙被部下朱希彩杀死，朱希彩自称留后（就是代理节度使，朝廷承认后才是正式节度使，藩镇将领无人敢自封节度使，都是自封留后，然后要求朝廷予以承认）。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想趁机揩点油水，结果被朱希彩所败。

朝廷唯恐河北又乱，赶紧授朱希彩节度使旌节。

结果没过几天，卢龙又兵变，朱希彩被士卒杀死，变兵拥立朱泚为留后，朝廷授节度使。

卢龙刚消停，昭义节度使薛嵩就死了，士卒拥立薛嵩的儿子薛平为留后，但薛平不想当这个节度使，让位给其叔叔。

一时间，昭义的权利交接发生动荡。

田承嗣趁机发兵进攻昭义，一举拿下了昭义六州中的四个。

在此之前田承嗣甚至还立了一个“四圣堂”，里面供奉着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四人。

田承嗣的一系列悖逆行为震动朝野，之前一直忍气吞声的代宗皇帝终于忍无可忍。

此外，成德、淄青二镇早已看田承嗣不顺眼，田承嗣吞并昭义实力大增，二镇更是打翻了醋坛子，于是皆上表朝廷请讨之。

代宗皇帝于是下诏，命河东、成德、卢龙、淄青、淮西等九镇发兵讨伐叛镇魏博。

战场上的田承嗣处于绝对劣势，但田承嗣通过撒泼耍赖、挑拨离间等手段弄得联军内部分裂。

联军战场上收获不大，田承嗣又服软认错，代宗皇帝也就予以宽恕。

代宗皇帝这个人命运比较坎坷，本来生在太平盛世，王爷的日子快活似神仙。

不曾想渔阳鼙鼓动地来，平静美好的生活一去不复返。

跟着爷爷父亲颠沛流离，爷爷和父亲到死都没有搞定安史狂贼。

他运气不错，即位不久就平定了安史之乱，完成了祖孙三代的夙愿。

但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过几天消停日子。

但事与愿违，他还沉浸在平定安史的喜悦中的时候，不知怎么地就稀里糊涂的让吐蕃打进了长安，他只好稀里糊涂的去陕州流亡了两个月。

回到长安屁股还没坐热，平叛功臣仆固怀恩就反了。

搞定仆固怀恩后，郁闷的代宗将年号改为“大历”，试图去晦气换心情。

可是那些跋扈的藩镇节度使就像一个个定时炸弹，为了睡个安稳觉，代宗忍气吞声竭力安抚。

可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就不让他睡得安稳，宣称自己晚上睡觉都不敢把腿伸直，怕不小心踹破了长安城，甚至扬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

周智光属于脑子进了水的狂徒，旋灭。

但是他的狂言确是空前绝后的，唐朝直到灭亡，没有第二个节度使敢说出如此狂妄的话。

代宗皇帝的性格并不强悍，加上坎坷的经历导致内心很脆弱。

当田承嗣抗拒朝命的时候，他只是想给田承嗣一个惩罚，一个教训，让他别把朝廷不放在眼里，并不以削藩为目的。

本来这是是削藩的大好时机，别说举天下之兵，就是举中原藩镇之兵，搞定田承嗣也轻而易举。

况且此时卢龙、成德、淄青这些割据藩镇也还恭顺，站在朝廷一边，愿为讨叛出力。

倘若以雷霆之势一举攻灭魏博，将田承嗣全家屠灭，枭首示众，必将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天下藩镇谁敢跋扈？

可代宗的基因是懦弱的，尽管有时也想有所作为，但最后还是极尽姑息之能事，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进一步助涨了藩镇跋扈的气焰，朝廷权威进一步下降。

汴宋（又叫“宣武”）战区将领李灵曜就从这次讨伐魏博看到了朝廷的软弱，田承嗣刚一认错服软，李灵曜就公然抗拒朝命，自封留后，朝廷姑息承认。

李灵曜气焰愈发嚣张，任命自己的人为辖区内的刺史县令，并且勾结田承嗣，欲效河北藩镇为割据之势。

朝廷发诸道兵讨之，李灵曜毕竟与田承嗣差的远，朝廷在中原藩镇的统治根基也远比河北藩镇雄厚，三个月后，李灵曜即被生擒送京师斩首。

李灵曜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来，不过割据藩镇通过平灭李灵曜赚了个盆满钵满。

尤其是淄青（又叫“平卢”），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本就拥有十个州的土地，如今又取五州，共十五州土地，拥兵十万，雄踞山东，在割据藩镇中实力遥遥领先。

魏博镇由于相助李灵曜，代宗下诏讨之，田承嗣再次上表认错，代宗懦弱基因再次发作，复其官爵，一切不问。

至此，代宗朝与割据藩镇的故事宣告结束，除昭义被魏博吞并，朝廷另设昭义战区外，其余五镇巍然不动。

割据藩镇在代宗朝总体上处于韬光养晦的状态，对中央比较恭顺，暗中发展实力。

相比割据藩镇，西南西北边疆的御边型藩镇表现要活跃的多。

让代宗皇帝郁闷的除了关东（潼关以东）那些狂妄的藩镇节度使，就是唐朝的宿敌吐蕃。

安史刚平，吐蕃就趁唐廷不备，溜到长安旅游了十五天，致使代宗皇帝很不情愿的去陕州度假两个月。

之后吐蕃也不让代宗消停，连年入寇。

事实证明，虽然吐蕃趁乱攫取了唐朝大片领土，甚至还攻陷了长安，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主要是因为唐朝军事无暇顾及。

一旦唐朝军力西顾，吐蕃还是无法应付，他们只在长安待了十五天就被赶了出去。

其后虽然连年入寇，但全部失败而回，无功而返，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

相比西北边镇的防御政策，西南边镇则对吐蕃采取了攻势，战绩也比西北边镇辉煌。

比如“击吐蕃于西山……攘地数百里”“追击于大度河外……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在抵御吐蕃入寇的作战中，浑瑊、马燧、李晟等新一代将领崭露头角，他们在德宗朝的削藩平叛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即位。

德宗在位时间很长，仅次于高宗和玄宗。

他也很有才，文学水平很高，是唐朝皇帝里写诗最多的。

但同时，他也可以说是唐朝最大的昏君，唐朝最主要的两个毒瘤，阉党和藩镇在他手上发展壮大，成积重难返之势。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朝是亡在德宗的手里的，柏杨先生就对德宗极其鄙视，斥为“猪皇帝”。

可德宗并不是一开始就跟猪一样的，即位后的一系列动作，颇有当年太宗、玄宗之风范。

大家都“以为有贞观之风”，认为“明主出矣”。

德宗胸怀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决定对割据藩镇开刀，他不能容忍这些国中之国的存在，决心重振中央权威。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一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被江湖骗子毒死，他的儿子李惟岳上书朝廷，要求承袭父位，德宗坚决不许。

这下割据藩镇炸了锅，他们早就相互勾结，要把土地传给子孙。

田承嗣死的时候，传位给侄子田悦，当时的代宗委曲求全，同意了。

如今德宗不同意李惟岳接任成德节度使，触犯的是所有割据藩镇的利益。

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淄青李正己、立刻联合起来，准备以武力对抗朝廷。

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也因为德宗要他入朝而恐惧不敢前往，遂也加入反叛行列。

面对这些跋扈的节度使，德宗毫不退缩，下诏命中原、河东地区的各个藩镇集结部队，准备讨伐这些“合纵以抗天子”的逆贼，甚至还征调了在西边防御吐蕃的边防军。

此外，同为割据藩镇的卢龙（朱泚上位后不久便入朝了，节度使由其弟朱滔接任），因为与成德有仇，所以也响应朝廷号召，加入了平叛行列。

自此，唐朝第一次武力削藩拉开了序幕。

战争爆发后，唐军进展顺利：

魏博军连战连败，田悦只剩数千残兵据守魏州，魏博镇几乎被唐廷扫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死，儿子李纳众叛亲离，被唐军包围，在濮州城头上大哭着忏悔，要求归顺；梁崇义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平，传首长安；成德在唐军巨大的压力下出现内讧，李惟岳被部下王武俊所杀，王武俊归降朝廷。

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五月战争爆发，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对抗朝廷的四个叛镇就几乎全灭了。

可谁也想不到，这就是唐朝削藩取得的最大战果，此后再也没有被超越。

（后面的元和削藩效果最好，但战果一般，所以很快反复） 

削藩战争打到这一步，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

可德宗急于求成，处事不当，导致形势瞬间逆转。

讨平成德后，德宗将成德一分为三：

易、定、沧三州设“易定”战区，赐号“义武军”，以张孝忠为节度使（自此直到唐亡，义武一直效忠朝廷，是河北藩镇中的唯一）；以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观察使；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观察使；成德七州瓜分完毕。

攻打成德出力最多的是卢龙，朝廷便将德、棣二州赏给了朱滔。

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三人都是原成德旧将，也都是归顺朝廷的降将，所以朝廷将成德瓜分为赏，可是这个赏赐引发了王武俊的强烈不满。

王武俊认为：

三人里我功劳最大，是我手刃逆贼李惟岳的啊，凭什么给张孝忠的赏赐比我多？

给他三个州，给我才两个州，给他节度使，给我才团练使，这是何道理？

那个康日知算什么东西，居然和我同等的赏赐，简直是侮辱人！

朝廷接下来命他支援官军战马和粮草，王武俊更是不安，毕竟是原叛镇将领，这道诏令在王武俊看来就是要削弱他的实力，回头再和他秋后算账，来个兔死狗烹什么的。

相比较王武俊，卢龙节度使朱滔更是气歪了鼻子。

攻灭成德全凭卢龙一己之力。

张孝忠就是朱滔招降的，也正是在卢龙军的巨大压力下成德才内讧的。

特别是朝廷事先允诺，他打下的城池全部归他，结果打完仗分蛋糕的时候没他什么事了。

朝廷是划给他了德、棣二州，可这两个州是淄青的。

朝廷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赏他，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朱滔勃然大怒，老子流血流汗打下了成德，半毛钱的好处也没得到，又让去打淄青，耍大爷我呢！

特别是卢龙与成德、魏博、淄青一样，都是割据藩镇，那三个挂了卢龙自然感到唇亡齿寒。

在魏州奄奄一息的田悦看到了这个机会，派人游说朱滔和王武俊，朱、王二人与田悦一拍即合。

随后朱、王二人发兵救田悦，官军败绩。

之前李希烈在讨平梁崇义之后，本打算将梁崇义的山南东道据为己有，结果德宗不同意，另派人担任节度使，李希烈因此也对朝廷强烈不满，遂生二心。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一月，朱滔自称“冀王”，王武俊自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以朱滔为盟主，这等于宣布独立，建国了；十二月，李希烈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这下，不但削藩成果丧失殆尽，唐朝反而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局面。

河朔四镇与淮西李希烈虽然各自称王，但是四镇在一年多的战争中已经元气大伤，消耗太大，迫切需要一个出来吸引政府军火力的。

心想事成，四镇刚称王李希烈就跳出来了。

四镇立刻遣使向李希烈称臣，并劝李希烈称帝。

李希烈丝毫不懂“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被四镇的马屁拍的飘飘然，仗着自己兵精粮足，表现的非常活跃，和政府军打得难解难分。

李希烈也确实有两把刷子，快一年了朝廷对其依然无可奈何。

到了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德宗再次向前线增兵，调泾原战区的边防军5000人讨伐李希烈。

这只部队冒着冬雨前进，尽管又冷又饿，但是大家心里都还有一丝兴奋，因为这次行军要途经长安，届时朝廷必定会有丰厚的犒赏。

虽然上了战场九死一生，犒赏对自己也没有实际意义，但家人可以因此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很多士兵都带着家属。

结果他们在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雨水中等来的却是一些难以下咽的粗糙饭菜，物质赏赐一个子都没有。

士兵们狂怒了，一脚踢翻面前的垃圾食物，怒吼着冲进长安，冲向皇宫。

德宗赶紧下旨每人赐帛二匹，又赐金帛二十车。

乱兵们更加愤怒，更加疯狂。

长安城的百姓站在路边冷漠的看着变兵杀进皇宫。

德宗急招禁军御敌，可是没有一个人来。

万急之下，一百多个宦官簇拥着伤心的皇帝仓皇出逃，太子甚至亲自手持兵器殿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唐朝首都第三次沦陷，皇帝第三次出逃。

乱兵拥立闲废在长安的朱滔的哥哥朱泚为帅，空缺的龙椅对朱泚产生了强烈的诱惑，朱泚的野心急剧膨胀，迫不及待的要一屁股坐上去爽一把。

德宗出逃才一周，朱泚就在长安称帝，随后屠杀了宗室77人。

然后朱泚发兵急攻奉天（今陕西乾县，德宗皇帝流亡地），要将皇帝一举拿下。

幸亏周边的西北藩镇紧急入援且并力死战，总算暂时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奉天城，给削藩前线的主力部队回援争取了时间。

得知泾原兵变的消息后，正在与叛镇相持的朝廷王师只好紧急回军勤王，其中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动作最快，击败了朱泚，解了奉天之围。

随后，其他几路勤王部队到达，将朱泚围在长安。

可由于李怀光与宰相卢杞不和，卢杞在德宗面前挑拨离间，德宗于是没有接见李怀光，反倒命令他乘胜攻取长安。

李怀光想到自己千里竭诚赴难，又立下大功，可皇帝居然连自己见都不见，不由得勃然大怒，上书申诉，并且不再进击朱泚。

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君臣嫌隙愈来愈深，李怀光愈发不自安，最后决定造反，袭击奉天。

德宗皇帝只好又狼狈的从奉天逃到了梁州（今陕西汉中）。

可李怀光造反的行为不得人心，部将纷纷归降朝廷，李怀光实力大为削弱，只好带着残余人马逃往河中，以求自保。

随后唐军各路人马合击长安，朱泚兵败如山倒，最后被部下所杀。

德宗回到长安后，下诏讨伐李怀光，李怀光内外交困，连战连败，最后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

在李怀光反叛之前，德宗在奉天下了一道“罪己诏”，对目前国内这种战火弥漫、生灵涂炭的现状承担了全部责任，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向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包括叛将叛军）谢罪，并表示除朱泚之外，其余人等一律免罪。

这道诏书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炸弹，起到了很好的收人心的效果。

五大叛镇的人心本就不稳，比如当初朱滔决定援救田悦的时候士卒差点兵变，此外死谏的，宁死不从的，投降朝廷的比比皆是，大家谁也不想得一个“贼”的名号。

就像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说的：

“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

看到诏书后，王武俊、田悦、李纳赶紧去王号，上表谢罪。

朱滔依旧不思悔改，还想当他的河北盟主，可是人家不听他的了。

朱滔怒，发兵击魏博，最后在王武俊和李抱真的联合打击下惨败而回，不久后死去。

平定李怀光后，朝廷停止了对李希烈的用兵，只作防守。

这种政策反倒加速了叛军内部的分裂，不久后李希烈的部将陈仙奇屠灭李希烈全家，举众归降。

从781年战争爆发到786年李希烈败亡，唐朝的第一次武力削藩持续了五年。

这场战争以消灭地方割据，维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