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月革命研究中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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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月革命研究中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关于十月革命研究中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蒲国良
2013-2-1516:
56:
58 来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新乡）2008年2期
作者简介：
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
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来的90年间，有关这场革命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学术的争鸣推动了十月革命研究的深化。
国内学术界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研究虽然称得上成果累累，但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本文择取“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道路”的概念、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十月革命的“原罪”等几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关键词：
十月革命十月革命道路暴力革命苏联
一、历史事件与政治符号：
关于“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道路”的概念界定
“十月革命”是一个大为人熟知的概念，以至于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概念本身还需要进行界定。
事实上，当我们随手翻阅相关的文章、教材、著作，或在研讨会上听一听相关专家发言的时候，便不难发现，人们往往是在不太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着这个概念。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十月革命”一词至少包含着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区别的三重含义。
比较常见的是用“十月革命”指称1917年10月25日的武装起义。
例如，“1917年10月25日（俄历），在当时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十月革命”[1]（P199）。
“10月25日成了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2]（P258）。
“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的时刻，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其常设权力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P250）。
这里的十月革命，显然指的都是10月25日爆发的武装起义，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
也有学者把十月革命的时间跨度延至从武装起义爆发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普遍建立。
例如，“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是十月革命的开端。
革命随后继续向全国发展，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经过短短几个月，到1918年二三月间，苏维埃政权便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来。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4]（P123）。
还有学者把十月武装起义、为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三年国内战争都归入了十月革命的范畴[5]（P328），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除了首先是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而外，还必须包括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它乃是十月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的流血性质还应包括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镇压反革命叛乱的斗争，以及1918-1920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匪帮的革命战争”[6]（P338,343）。
这里的十月革命显然又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了。
从革命所包含的内容看，十月革命的第一种含义可以概括为“武装夺取政权，选举解决问题”。
1917年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
由于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过程相当简单，与艺术化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渲染的情况可谓大异其趣。
当晚，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
大全决定成立人民委员会，作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政府管理国家。
对此，列宁指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占了多数。
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作为多数党，它“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人民负有义务组织政府”[7]（P67-68）。
既然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外的情况下把政府交给了布尔什维克政府，那么“拒绝这个政府，就不可能不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口号”[7]（P40）。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十月革命的第二重含义可以概括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各地先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
虽然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有惊无险，但不少地方还是出现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和战斗。
更严酷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三年国内战争。
列宁后来曾把1917年10月25日至协约国停止武装干涉和封锁期间的历史看作是分成几个不同阶段的统一革命过程。
这样，苏维埃政权固然是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枪声中诞生的，却又是在经历三年多的革命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粉碎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才巩固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还是后来遍布全国的夺权斗争都没有最终解决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是战争。
十月革命的第三重含义是作为纯粹的政治符号存在的，它是借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指代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所开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用来泛指与改良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它主要是以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依靠政权的力量，按照预设的原则对社会进行剧烈的革命性改造。
由于“十月革命”的含义具有多重性，人们也往往是在不同的语义范畴上使用“十月革命道路”的概念的。
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种含义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
这条革命道路的特点是：
（1）这条道路比较适合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发展的国家；
（2）革命发生时无产阶级已经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准备和积聚了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3）革命发生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农民群众已经自愿站在无产阶级一边；（4）革命的方式是先占领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然后进攻乡村[8]（P541-542）。
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之所以被视为一种创新，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终夺取城市和全国的胜利，走的是与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8]（P542）。
在这个意义上，冠以“十月革命道路”或“俄国革命道路”的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二种含义是指暴力革命道路。
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或改良是社会变革的两种方式。
改良、改革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必要的而且是主要的环节。
但是，革命同样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9]（P527）。
当着现存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它本身又无力或不愿进行改革，或者其改革的步伐落后于社会的期求时，最容易发生暴烈的社会大革命。
在1917年的俄国，社会改良的空间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小。
二月爆发自发的人民起义，推翻了沙皇制度，是革命。
而临时政府的四月危机、六月危机、七月危机也都是民众街头抗议的结果，是社会革命气氛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的结果。
十月武装起义不过是把二月开始的革命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列宁认为，按照一般规律，“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10]（P127-128）。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是暴力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
这一道路成了以后各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的社会变革路线。
毛泽东曾用非常凝练的语言对这一道路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8]（P541）“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8]（P547）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分歧和论战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所捍卫的十月革命道路就是指的暴力革命道路。
例如，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谈到和平过渡问题时说：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
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
”[11]（P477-478）对毛泽东而言，武装夺取政权，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笔，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
在这里，毛泽东所捍卫的十月革命与其说是“俄国革命道路”，毋宁说是“中国革命道路”更为确切。
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三重含义，是指苏俄和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对这一含义最具代表性的表述便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作的概括。
文章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广大劳动群众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等等。
文章认为：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
”[13]毛泽东明确表示：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14]（P3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国的革命有着不同于苏俄革命的许多特点，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仔细梳理人们在“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道路”概念上的歧义，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轮廓，即越是狭义的概念，它作为历史事件的初始含义越鲜明；越是广义的概念，其衍生含义越明显，甚至已经基本脱离其具体历史环境而衍生为一种纯粹的政治符号了。
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十月革命”的概念在肯定和否定的意义上都被大量地使用着，而且肯定者与否定者对这一政治符号的界定基本一致。
在狭义上，十月革命就是暴力革命的同义语，也就是广义上的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
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就是捍卫暴力革命道路，而捍卫暴力革命的道路，不仅仅是一个史实的考证问题，更重要的，它所捍卫的就是一切按照苏俄式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本身。
对于中国人来讲，所谓“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与其说是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如说是中国革命历程的浓缩。
因此，捍卫它，与其说是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倒不如说捍卫中国革命道路来得更确切。
同样，否定十月革命的正当性，也就等于是否定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即否定一切按照苏俄式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本身的存在的合理性。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十月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因为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
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13]。
于是，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就最终成了捍卫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本身；而否定十月革命者的目标所指，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一切落后国家所走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
这样，在我们有关十月革命的学术争论中，就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混战。
一种学理性的讨论与一种政治性的争执无奈地纠缠在了一起。
就学理性而言，十月革命发生虽然九十年了，有关十月革命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人们对于九十年前所发生的这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和方向的事件的许多细节却不能说已经完全清楚了，甚至还可能存在一些完全不清楚的地方。
相关的研究者有必要也有责任予以认真梳理。
就政治性的争执而言，九十年来，这场革命该不该发生，该不该发动，是开辟了历史新纪元还是把人类社会引入了歧途，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学理性的争论，后来更是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斗争。
如果两种争论各自按照自身的逻辑发生和发展而不发生交叉的话，无论是学理性的争论还是政治性的争执，其话语体系都是纯粹的、单一的，但当两种争论越出自身的领域而发生碰撞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化了。
一些只对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感兴趣的学者，其研究的思路与成果被一些对历史史实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却极其关注十月革命这一政治符号的学者所利用，或者从正面，或者从反面，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即便把十月革命看作一种纯粹政治符号的学者也仍然无法回避作为历史事件的十月革命本身的是是非非，他们也不得不主动介入或者被卷入有关十月革命史实的争论中去。
问题是两者在争论中所使用的既不是同一种话语体系，也不是同一种评判标准。
如果这两种话语体系和两种评判标准再加上争论者所使用的概念的歧义，那么争论很难说是有益的。
因为人们在同一个讨论平台上进行规范的学术争鸣时，辩论也更容易被引向深入。
而在根本没有弄清楚别人所用的概念之前便轻率地与之进行“商榷”、“争鸣”，表面上虽然是“硝烟弥漫”，实质上却是“自说自话”，这一类的争论除了论争者之间的误解之外，对于讨论的深化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帮助。
二、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
十月革命的“原罪”问题与“娜拉走后怎样”
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场暴力革命，因此便引出了有关“布朗基式的阴谋”还是“历史的必然”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非法的政变，没有合法性基础，而肯定者则认为十月革命乃历史规律的必然呈现。
从政治合法性的通则来看，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应该是指这场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人民的认同。
俄国1917年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是多重的：
其一是摆脱民族和国家危机，即通过革命摆脱民族灾难，恢复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解决民族存亡问题。
既然战争把俄国推向了绝境，那么，通过奋力一搏的革命来摆脱战争的努力就不再是民族灾难，而是防止和摆脱灾难的手段，是寻求民族新生的尝试。
其二是解决政治权威的重塑问题，即伴随着旧的沙俄政府权威的流失，到底由谁来掌握俄国现代化的领导权的问题。
而通过革命重塑政治权威则是近代世界历史的通则。
其三是解决资本主义苦难所引发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即是继续沿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老路亦步亦趋，还是独辟蹊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俄国革命者和社会各阶层在革命爆发之后所直接面对的决定性的选择。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一个整体进程，十月革命不过是这一革命进程的最高潮。
从二月革命爆发直到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确立和巩固，实际上就是俄国人民在各种政治势力和各种社会改造方案中进行不停的比较和选择的过程。
1917年革命是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总爆发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也极大地消耗了沙皇政府的统治力量。
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一天天地流失，而不堪战争重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忍耐力也一天天接近临界点。
国家陷入毫无出路的境地，革命一触即发。
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但二月革命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两个政权并存，说明俄国政局尚处在不稳定的过渡阶段。
当临时政府与苏维埃都试图行使权力而二者的指向又相左时，政权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
二月革命唤起了工人、农民、士兵、民主派知识分子以及城市平民等各阶层群众的革命热情，要求改变现状、实现社会公正、巩固民主成果的呼声空前高涨。
在越来越浓厚的革命氛围里，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就不可避免地被抛开。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政治势力在把握社会演变进程和争夺社会权力核心地位上的分歧很快显露出来。
没有任何权威可言的临时政府既不能给市民“面包”，不能给农民“土地”，也不能给俄国带来“和平”，缺乏必要权威的“自由”也失去其本意而变成了混乱和失序社会。
社会气氛日趋激进。
连续遭受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和七月危机打击的临时政府的信誉受到重创。
相反，由于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中的出色表现，布尔什维克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许多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
人民群众纷纷走到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之下，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与实力急剧增加。
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之后又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起工农苏维埃政权，激烈的阶级冲突最终以劳动阶级的胜利而得到缓解。
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令，认可农民获得土地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国的统治，原沙俄帝国版图内各被压迫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
苏维埃政府颁布和平法令，践行了临时政府迟迟不肯兑现的诺言。
布尔什维克以其严密的组织性迅速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强力政府，填补了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俄国事实上的权力真空。
同时，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也从政治上堵死了俄国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沙俄时期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大爆炸过程中民心向背的选择，没有这个条件，但凭少数人的“密谋”，成功的几率是极小的。
恩格斯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时就已指出：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
”[15]（P483）
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场暴力革命，由此引出了有关“布朗基式阴谋”还是“历史必然”的争论。
批评者指责十月革命是一场非法的政变，认为它没有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与合法律性有一定的关联，却不具有等同性。
如果从合法律性的角度来理解革命的合法性，可以说，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具有合法性，或者说都是非法的。
如果是合法的行动，就不可能有革命。
作为社会变革的两种方式，是革命还是改良，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
人们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不能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搅在一起，更不能按照某种主观意愿去剪裁历史。
我们不能因为通过暴力革命道路取得了政权，就赋予它本身所根本不具有的价值和功能，说到底，暴力毕竟只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6]（P266）。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今天处于革命后时代而简单地“去革命化”，视革命为绝对的“恶”，从根本上否定人民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力’，——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17]（P522）。
对于十月革命的暴力色彩，以及列宁对暴力革命的颂扬，是最为列宁主义的反对者所诟病的部分。
在列宁在世的时候，他的批评者就以此为靶子攻击布尔什维克政权实行“恐怖”、“独裁”、“暴政”。
列宁之后，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更把它视为苏联时期诸多非民主和反民主行为的历史源头而加以谴责，并用《圣经》中的“原罪”予以比附。
其实，十月革命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成为“问题”，并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建设进程中屡遭挫折，乃至一朝倾覆。
究其原因，并非所谓十月革命的“原罪”，而是革命之后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艰辛。
正如我们不能把后来大英帝国的衰落归咎于英国革命的“原罪”，也不能把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与反复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原罪”一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后来苏联建设中的失误和曲折是源于十月革命的“原罪”呢？
十月革命之前乃至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或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的理论阐述。
由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此之后，人们“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8]（P466）了。
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通过革命改造社会的道路，并为后来的许多国家所效法。
但是，这一类型的革命所产生的政权，无一例外地会面临“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政治学难题，即在革命胜利之后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困境。
十月革命荡涤了污泥浊水，判决了列宁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们之间俄国是否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争论。
那么，革命之后呢？
新秩序一朝确立，人们只是陶醉于革命胜利之后的喜悦，却并没有把当年那场争论所隐含的更为深刻的意蕴太放在心上。
在该不该和能不能进行革命的争论中，列宁与考茨基之间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者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无疑的”[19]（P361）。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曾经告诫：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
”[20]（P331）而领导这场革命的领袖将不得不遭遇的尴尬是：
“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
”[20]（P468-469）当是否可以发动革命的问题因为革命成功而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本该凸显争论的这一层面的含义。
但是，因为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所以，革命反对者们所提问题背后所隐含着的更深层的问题也被轻易地与表面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身一起扔掉了。
于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一样，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初，革命中所爆发出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时尚难完全消退，激情和幻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在这种强大的惯性冲击下，冷静的思索往往受不到重视，甚至常常还会受到嘲笑、打击和唾弃。
理智和科学的力量在这里显得极端的渺小和卑微，它们往往会成为“右倾路线”的标本，成为“革命意志衰退”的表征。
“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21]（P139），因为革命者在摧枯拉朽的凯歌声中往往会染上“革命崇拜症”。
一方面相信革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创造出一切；另一方面相信革命的彻底性，认为只要进行了革命，旧的东西就会被彻底、干净地消灭掉，而改良就是妥协，是不彻底的。
事实恰恰是，革命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革命能够做到的，仅仅是给旧制度一次震撼，一次打击，更确切地说，革命仅仅是对传统制度进行漫长改革的开始而不是完成。
因为旧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统治形式、一个皇帝或一座宫殿，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具有强烈而深厚的历史传统特征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和道德的力量，它不仅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传统习惯、意识观念甚至社会关系网络的集中体系。
要改造这些东西，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对于“娜拉走后怎样”即新政权在革命之后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列宁在其极短暂的建设实践中已经有所感悟，有所思考。
他说，“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不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22]（P690-691）这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要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俄国发动革命？
恰恰就是因为要通过革命首先争得达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的前提，而革命之后的中心任务则是去赶上别国人民，即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
那么，新政权应该怎么做呢？
列宁在现实中碰壁之后迅速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并在这一政策逐步展开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这一政策的长期性及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意义。
只可惜，列宁晚年的这两大相互关联的探索在其身后没能得到发扬光大，而是被埋没了，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之后，邓小平又旧话重提：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2]（P139）“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21]（P223）也就是说，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娜拉走后怎样”？
即革命之后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彻底解决，它将始终会像梦魇一样困扰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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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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