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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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
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
2013-01-211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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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
本文为朱云汉教授2012年9月28日在台湾大学的讲座文字内容，讲座原题为《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观察者网全文整理首发。
朱云汉：
我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报告，我希望它产生的作用是给大家进行一次震撼教育。
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就算我失败了。
我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的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那么它也扣紧了今天的主轴议题，就是全球化的挑战。
我必须说，我面对的各位都是二十岁上下，最年轻的时代。
各位是生逢其时，也生不逢其时，就看各位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未来、面对人类的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们即将迎来的二十一世纪，它可能是我们记忆所及一个变动最为剧烈的世纪。
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会持续出现。
也就是说，你往前看，你不可能去期待一个非常平稳的、安逸的大环境。
这个是各位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那么我就要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趋势跟各位做一个分析。
中国的兴起及其未来的角色
我先从这本书开始谈起。
这是去年九月出版的一本书，在美国华盛顿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印度籍人士，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智库，是非常资深的研究全球经济的学者，叫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Subramanian）。
他写的这本书叫Eclipse，《日蚀》，副标题叫做《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应用下》。
这本书非常严肃地对未来世界的经济格局做出了分析预测。
他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在一开始以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假设情景作为开场白。
他的开场白是，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破产危机，美国总统从白宫驱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Avenue）——它是经过白宫前面一条大道——到了另外一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位中国籍总裁签下一份纾困方案协议，然后取得了紧急融资3兆美元的贷款，同时承诺美国要遵守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条件。
这些条件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希腊、西班牙在寻求纾困时所必须要接受的城下之盟。
他对这个情景——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下了一个句点。
他说：
“此刻，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
”这是这本书的开场。
这是一个虚拟的但不是完全天方夜谭的场景。
萨勃拉曼尼亚的分析是有非常完整架构的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分析。
他根据从1870年到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包括各国的GDP、贸易和资本进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标，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引导地位的关键阶段。
他的预测是，2030年前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宰制地位将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的美国和1870年代的英国。
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它来临的时间和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并且他认为作为分水岭的时间，2030年，还可能提前。
当然，这本书的观点不是所有观察全球经济的重要学者或者专家所共同接受的，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包括《伦敦金融时报》非常有名的作者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他也特别为这本书写了很长的书评，提出一些略微不同的观点。
并不是说他完全否定这本书，不过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的强权还有很多内在的先天上的限制和缺陷。
美国仍旧在某些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军事、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所代表的美国的综合实力、英语的优势，还有民主制度的软实力优势。
这些可能构成中国要超越美国并且要取得全球主导权地位不那么容易克服的障碍。
但是我相信这个论点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我们暂时也不必再做细节讨论。
但是，我可以换一个角度带大家去看。
刚才的评估都是以国家为单位。
事实上，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整个经济的动能——它的主要的发动机——并不是真正以国家为主要单位，而是在世界层次能够进行国际分工、进行非常繁复的跨国交换、合作。
那样一个经济的发动平台事实上都是一些全球性的都市。
它们是创建中心、资讯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主导全球的产业链、产链、管理、设计，以及融资，等等。
最重要的平台是层次。
因此，从全球性层次未来可能的变化来看，同样可以得到刚才那本书《日蚀》那本书给你刻画的情景。
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Policy）和全球顾问公司麦肯锡下的一个自主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GlobalInstitute）观察了全世界75个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的过程。
他们根据模型，列出了75个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75个mostdynamiccitiesof2025）。
在75城市中，有29个会在中国大陆，不包括台北。
根据推测，到那时，会进入全球最具活力、竞争力、创造力、成长动力的城市的，欧洲只有3个。
美国拥有次多，仅此于中国，但也只有13个，远远落后于29个。
如果把台北当作一个独立经济体，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
但是很可能，根据这项估计，到2025台北会在第50名。
东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了2025，它只会排名第10。
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整个经济资源的整合、创造力的发动机、整个创新的载体，那么你可以发现未来的不到15年里会出现那么大的剧烈变化。
在这29个城市里，有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上海、北京。
有些可能是大家不会想到的，但却会变成全球名列前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比如沈阳、重庆。
在作为世界级的城市前20名里，事实上只有7个城市不在大陆，其余13个都在中国大陆，而且你会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
深圳已经可以想象了，虽然它25年前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但现在已经是一千万人的城市。
武汉可能也不奇怪。
佛山，大家知道佛山在哪里吗？
广东。
佛山还算有点名气，很多武打片常常会提到佛山，是“武术之乡”。
它其实是个卫星城，但现在已经是一个五六百万人的都会区，而且还在快速成长。
东莞？
大家很难想象东莞，一个台商聚集之地，它也具备世界城市的条件。
香港在这个排名里已经看不见了，而是在前30名。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的兴起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是“台湾社会精英21世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正确理解中国大陆兴起的历史意涵。
这个功课做不好，台湾整个社会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
我从一个最宏观的历史角度讲，就是中国大陆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
过去三百年的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三个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冲击或引导作用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一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再一个是十月俄国共产革命，还有一个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
可以说，过去全球秩序的大变化在引导中国发展模式演进，但在未来，中国大陆兴起会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
那么我们要理解中国大陆兴起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冲击，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全面的理解。
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的台湾社会精英还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过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认知落差、知识匮乏？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太容易用我们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
这一倾向无可厚非，但很可能让我们得不到全面的理解。
因为我们的认知基础中事实上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而我们自己浑然不知，因为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
美国自己也会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大陆？
不了解它的体制？
不了解它的历史？
不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快速地崛起？
”所以前一阵，《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个封面，设计得非常挑衅、刺激。
它把毛泽东像倒挂，然后把部分标题也倒挂，念下来就是“EverythingyouknowaboutChinaisWRONG”，也就是你把过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为你知道的中国都抛开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错的。
但是我认为，即使《新闻周刊》能有这种反省，它也未必能够以一种非常可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大陆。
我们如果不调整原来那些先入为主的、形成我们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这样定位过去三十年或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
有人把它叫做“奇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因为它的持续性增长的速度事实上超过了过去“东亚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内战以后美国的崛起过程，更超过了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速度。
不仅如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工业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范围开始进行工业化。
这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
中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穷，有三亿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离联合国所界定的贫穷线。
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中以那么短的时间进行越级式、跳跃式晋升。
今天中国大陆在国际分工中，它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整个横跨。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希望两岸是垂直分工。
对不起，这个选项早就没有了。
中国的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
它可能仍旧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品，但是同时，它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别的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
华为的通讯设备、交换机绝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相竞争。
所以它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又继续在劳力密集的层次。
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经济体系，内部有着非常巨大差异的庞大体系。
它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坐标，2001年，到现在只有11年时间。
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超过德国。
而且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OECD国家，尤其是看关税的话。
也从来没有开放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巨大的资金，还可以参与金融全球化。
并且中国直接就发展建构出了二十一世纪水平的通讯和基础建设。
很多人发现，在三十年中，中国在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这个角色过去是美国在扮演的——就是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如果中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全球经济复苏就会减慢。
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兴起从历史坐标上来讲的客观历史定位。
由于我们常常会执着于名目性的GDP的计算方式，所以中国大陆经济体看起来会小一点。
如果真的用购买力均等，即PurchasingPowerParity方式来估计的话，根据最权威的刚刚过世不久的荷兰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的估计，事实上中国在1982年就已经超过了德国，1992年PPP的GDP已经超过日本。
到了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6%了。
所以按照这个估计，三年之后，它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
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会是印度的2.5倍以上。
当然，有人会质疑和挑战这些估计，但有更多人觉得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因为这些估计还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现金融海啸之前。
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经济成长的估计可能还过于乐观。
中国如何实现史无前例的兴起？
现在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
这样一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学期的课去回答，我在这儿就压缩给大家三个简单的理解切入点。
一个是中国大陆政治体制。
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
很多人以为中国1949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
其实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个时期不完全是。
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开放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
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并且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
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
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
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历史道路，就很难有这个历史条件。
另外，中国充分发挥了“大”的优势。
我在政治系给一些研究生开的“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变迁”课上，开宗明义跟他们讲，理解中国大陆时，有三件事情你要记得，尤其是如果你过去是以台湾看世界这种角度的话。
第一个是中国非常大。
第二个是中国非常非常大。
第三个是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
“大”也可能是负担，是巨大的包袱啊？
但也可以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
第一，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可以完全发挥它的磁吸效应。
现在很多关键性核心产业，没有规模是没办法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建立。
台湾不可能建立一个航天工业，台湾也不可能建构一个高铁动力火车的产业体系，因为没有这个市场和规模。
全世界航空集团严格说起来到今天为止只有两个，一个是波音，一个是空中巴士，而且空中巴士把欧洲所有国家的资源、人才、市场整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跟波音抗衡，那么第三个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大陆。
如果把这个巨大规模的潜力展现出来了，那它就产生巨大的磁吸效应。
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没有不挤破头要进入中国，先插个旗、占个位置的。
不止CEO，连美国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学校的校董都会说，我们学校有什么大中华战略（greaterChinastrategy）？
你必须要回答出来。
你没有回答出来，就代表你的大学在二十一世纪没有一个潜在性的规划。
世界500强（Fortune500）的CEO也是一样。
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就可以对所有外资要怎么进入中国设定很多特别的、在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答应的条件。
比如，美国通用汽车进入中国，就把它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
任何其他国家说“你得来我这儿设研发中心”，通用汽车根本不会理它，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谈判筹码。
也因为有这个规模，中国就有完整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
大家会说，台湾怎么总是代工，总是只能在生产阶段做一些创新。
因为坦白说，我们的规模只能说是美国的所有科研体系中的一个分工小组。
中国大陆要发射一个人造卫星，里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识、体系它都自己具备，但台湾不可能。
而且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体系的水准可能参差不齐，有些很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些还很落后。
但没有关系，因为一旦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要追赶、要学习、要模仿，就很快。
今天即使美国把整个火箭设计的蓝图交给台湾，台湾也无法复制，因为台湾没有足够的队伍去吸收、理解这样一个设计方案。
另外，日本人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就是说它有一个垂直分工，领头羊是日本，后面跟着四小龙，再后面跟着东盟——第二批新兴工业体。
但是我们讲，中国大陆自己内部就可以形成一个雁行效应，它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
也就是说，它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有好几个层次，因为中国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价格、土地价格，等等。
它在改善生产力的时候，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改善空间。
另外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充分掌握着后发优势。
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
后发优势有很多要诀，譬如说第一，你可以学习过去的成功经验，避免错误，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特别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这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的话，那你可以进步非常非常快。
同时，中国大陆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
当中国大陆要安装一个有线的座机都很困难的时候，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举先跨入了无线通讯、数位通讯。
同样地，中国大陆可能第三代通讯这一块儿的技术方面输给韩国、西欧，但它现在已经开始布局它的第四代通讯。
这就是我们讲的蛙跳式技术更新。
另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时机让它成为快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不管在生产、产品行销、金融整合，全球经济都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
所以你现在很难去想象，四五十年前台湾刚开始要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永庆可以去华尔街融资？
不可能嘛。
他可以去纳斯达克（NASDAQ）上线？
也不可能。
这些都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有一个可以进行全球生产布局的供应链。
当然它有很多要素配合，包括贸易自由化、通关的便利、后备运输、数位通讯。
所有这些条件，中国大陆都在这个时期充分地掌握并发挥后发优势。
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理解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都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当然有人可能用不同的名词，有的人会说它是国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但其实没有关系，我觉得中国大陆官方的对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这样一个界定其实应该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宣传品，或者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
其实它真正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体制里一些很重要的特色。
一方面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料中间原料以及劳动市场供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
从这个方面讲，它是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其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正面作用。
另外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有共同发展、相互引导。
它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
国有企业其实是中国现在仍旧占据着整个经济最骨干、最核心的那些部门。
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二十、前三十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不管是银行，不管是钢铁，不管是运输。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还坚持农村土地仍旧是农民集体所有，它认为它绝对不会轻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了，会出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
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是斑斑可考的。
所以这不是从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过，国有企业占据战略部门，金融、能源、运输、通讯、基础工业，包括钢铁石化和航天航空，等等。
但是它也在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社会不均衡问题，当然做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
但这个动力还是在的。
它不断要追求平衡发展，包括增加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性地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如果你从中国自己的意识角度去看它，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它把所有的农业的税收全部取消了，对于农村的医疗、农村的教育，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进行补贴，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我们刚才讲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
另外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
其中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专政。
这个体制实际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它的重点在于一党专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
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个就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的问题。
一般我们说一党专政或者威权体制常常很难克服这两个门槛。
，至少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接班制。
再过不到三个星期，中共十八大就要举行，就会展现它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实际运作。
这一体制也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
所以说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九个人一起做。
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由七个人一起做。
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政能力问题。
共产党就扮演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即人才筛选和创造人才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它也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在自己方面的不断创新。
中央本身还扮演一个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的权力机制在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控制宣传工具，控制人事任命权。
这是它面对地方的一些重要节制。
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联邦制，省这一级的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美国的州还要大。
它没有宪法做依据，但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就是让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可以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
而且它让中国大陆整个巨大板块能够进行区域竞争，不仅是省和省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投资资金，甚至一个县和一个县之间都要竞争。
所以像苏州下面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的重要基地，接下来旁边的那些城市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另外一个昆山。
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个管辖范围看成自己的一个大的企业集团。
所以它能够调动所有的资源。
政府自己就像企业集团的总部。
这个政治体制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就是刚才讲的怎样进行人才选拔、淘汰不适当的人，确保适当的人能够摆在适当位置并且受到监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全球最艰巨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这个人力资源部门管理的挑战当然超过任何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国通用，还是微软。
它事实上也可能超过过去我们认为最庞大的一个官方体制——美国的国防部。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整个内部对于人才的筛选、定期淘汰、选拔竞争，很像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套人力管理。
为什么？
第一是因为它的封闭。
你要做总司令，你不可能空降，必须至少从少尉开始做起，必须在体制里上来。
但不是每个少尉都有机会做到上尉，不是每个上尉都有机会做到上校，不是每个上校都有机会做到少将。
金字塔最后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只剩下不到三十个人。
同样，美国有几个四星上将，有几个三星上将？
就是这样一个金字塔。
但是它同样要确定，为什么将来不是张凤强，而是另外一个海军少将会做到海军司令呢？
用什么机制去管理、筛选？
这是一个庞大的极为艰巨的任务。
但是倒过来讲，其实其他人类社会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
如果你到北京去长安街，看到一个不挂牌的、看起来非常隐蔽的大楼，就是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的总部，中央组织部。
它要负责1300万人的党员干部，从选拔开始，到训练、到考核、到晋升、到淘汰。
另外，虽然它没有我们一般定义下的民主机制，但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不是纯粹表面的东西。
它有它的作用。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干部选拔与考核。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组织部每年都要委托学术机构或者民调中心，针对这个市的所有部门进行民意调查，看对它表现满意不满意。
凡是掉车尾的部门都会被警告。
第二次再掉车尾，任职人会被撤职或降职。
所以它有很多自己在运用的机制。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很多的中国大陆城市，尤其沿海比较发达的城市，它们的市民参政要求比较高，都有利益相关者咨询与协商机制。
它们重大的建设必须要让居民或者是涉及到的企业或是不同的专业团体进入其协商机制。
另外，它也发现，地方政府可能有时候不一定贯彻中央的一些政策和要求。
所以事实上它也允许适当的矛盾和压力释放，也就是说在某一点上来讲，它其实是默许串联、举报、上访甚至抗争的。
因为抗争是让很多地方民众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种措施，这种巨大的反弹可以曝光，曝光以后就会派人下去调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时候正好会揭露弊端。
而且它现在有非常严格要求，对于大规模群众事件，地方的一把手要亲自处理，而且绝对不能随便动用武力。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的举措。
中国大陆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很多机制去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利益也有一定的表达机制，以及形成对干部的制衡，叫“问责”。
它最近也引进责任审计。
任何一个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在卸任以后，他任期内所经手的所有的经费、预算要经过审计，这样才算真正完成交接。
在这个过程中也常会发觉问题。
这个是中国大陆内部不断在进行制度调整的一些很明显的与时俱进的机制。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一党专政体制也不可能没有它的文化背景。
这个文化背景本来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文化背景。
因为这个体制实质上建立在满足“民享”，而不是“民治”。
它的政权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
“得民心”，就是原来中国传统当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
儒家本身的“民本”其实也是一个精英政治，用这个精英政治手段试图来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
当然，不是有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的。
事实上它可能面对各式各样的障碍，甚至面对无法跨越的难题。
总之一句话，这个政治体制的政治正当性的建构不是没有它论述的基础的。
也因为这样，面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用那么快速的工业化全面崛起，西方学者是非常困惑的。
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
不过中国大陆学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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