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境况下的创新驱动发展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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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境况下的创新驱动发展doc

全球化环境下的创新驱动发展-

摘要：

本文基于对创新全球化表现与特征的揭示、规律与趋势的总结，提出新时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实施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视角之下。

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与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全球化环境下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我们实现观念、体制与机制上的根本性转变，并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创新全球化；创新驱动发展；改革开放；战略

1引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今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成为新时期指导创新驱动发展的行动纲领。

《意见》首次将“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论述，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吸纳全球创新资源，以更加积极的策略推动技术和标准输出，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机制”，真正将创新驱动发展放到了全球化的视角下进行审视与布局。

全球化作为一个必然趋势，在创新领域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具备怎样的规律和特征？

创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挑战和机遇，应当如何应对和利用？

全球化环境下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我们在战略上做出哪些部署，推进上采取哪些行动？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创新全球化：

新阶段、新现象、新特征

3开放环境下的创新驱动发展：

历史经验与战略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创新全球化正在打破传统的国家界限，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全球范围内创新要素的大规模流动与重新组合正在发生，创新模式与治理体系的变革正在进行，谁能够抓住机遇、率先布局，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全球创新价值链中占据高端位置、获取最大利益。

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主任傅晓岚教授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与人们的一般经验判断相悖，非洲国家在中国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中高技术、而非传统产业领域，南非MIH集团对腾讯公司的长期投资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与之相类，三星中国将公司名称改为“中国三星”，并提出了在中国“再造一个三星”的口号，正是看到了中国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今天的深圳，已经不仅是中国人创新创业的乐土，许多来自硅谷“创客”的天才创意，虽然得到了硅谷的天使投资和众筹平台的资金支持，但却是在这里才得以变成现实，因为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有着全球最完善、也是效率最高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体系。

而正是基于这样一片创新的沃土，诞生于深圳的大疆创新，仅仅用了九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民用无人机领域的领导者，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最具创新力的中国企业，其客户中甚至包括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正在大踏步地“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计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仅次于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二。

更为重要的是，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预计将很快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从对外投资结构来看，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平均增速。

从研发投资来看，集中度更加明显，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从事研发相关活动的企业数为各国中最多。

另一方面，以阿里巴巴、XX为代表的本土互联网公司，则纷纷在美国上市，阿里巴巴更是刷新了美国股票市场上IPO融资规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充分证明了全球最开放资本市场对其创新与市场潜力的认可。

从而，未来在创新领域也许会有一个全新的，不同于我们已有定义的“中美国”的出现。

今天，当我们真正以全球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创新这一主题时就会发现：

中国的资源已经不再单单是中国的资源、而是全球的资源，中国的市场也已经不再单单是中国的市场、而是全球的市场，中国的创新也不仅仅限于中国、而应该走向世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讨论创新驱动发展，首先要实现观念上的转变，摒弃内外有别的陈旧思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真正拿出海纳百川的气魄，从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为世界所用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其次应实现体制上的转变，拆除阻碍创新要素、特别是优质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打造开放的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吸引全球优质企业来华发展。

建立技术移民与工作签证制度、扩大中国绿卡的发放范围，吸纳全球创新人才来华创业。

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实现从“内外有别”向“内外衔接”的转变，为外国专家和专业人士来华工作、国际组织和国外大学、科研机构来华“落户”创造条件。

在建立负面清单、统一监管体系的基础上，给予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开放步伐与程度，充分利用全球智慧；再次是要实现机制上的转变，如吸收在国际化方面有成熟经验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国际一流专家包括科学家、企业家和各种专业人士，参与政府相关战略、规划与政策的研究制定，从而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智力、资金、人才、技术等一切创新要素，使中国成为创新创业的乐土，使《意见》提出的改革思路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

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

”（注：

〔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

）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

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

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

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

一是贸易自由化。

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

二是资本国际化。

“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

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

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

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

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

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

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

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

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

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

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

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

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

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

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

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

80年代后期苏东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

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

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

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主权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

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

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

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

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

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

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

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

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

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

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

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

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

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

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

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

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

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

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

他指出：

“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

）“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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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

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

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

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

）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

）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

）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

）“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

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

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

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

）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

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但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由普遍性的规律所支配，而且承认这种普遍规律是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主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发生作用的。

历史辩证法的使命就在于从历史的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又以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特殊性，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理，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分析考察“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结果。

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

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从手工业作坊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工业转变，自然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地域性的交换形式向世界市场转变，自然联系的人向世界普遍交往的人的转变，充分论证了人类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标志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

其次，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揭示“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把个人、民族的特殊的形态，亦即狭隘的、封闭的、自在的形式转变为普遍的形式，也就是世界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以及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