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微观经济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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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微观经济分析
第二编微观经济分析
第四章企业经济分析
前言
一.微观经济
1.分析单个市场
例:
世界粮荒:
供给紧张
（1）粮食大量用于生产能源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增加市场粮食需求
2.分析单个产品的价格
价格的信息的接收与输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
3.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
（1）常规方法:
成本-收益框架
（2）前提:
人都是经济人,为利己主义者
二.微观经济主体:
企业居民政府国外部门
1.企业:
决策经营管理生产投资等经济活动
2.居民:
消费者就业者（劳动力市场的供应者）储蓄者（资本的供应者,包括银行储蓄者投资者投机者）
注意区分投资与投机
（1）投资:
以追求生产性利润为目的,对投资品的持有时间较长
（2）投机:
以追求非生产性的资本得利和差价为目的（整个社会的真是财富没有任何变化）,对投机品持有时间较短
3.政府:
宏观调控者微观规制者（例:
收费费率）准入审批，具体制度的制定与操作者
布坎南:
公共选择理论
（1）政府也是经济人
（2）官僚集团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预算最大化）和政治收益最大化（民主体制下）
（3）在垄断体制下,官僚集团更多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4）要走出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必须优化权利机构
三.微观经济活动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
1.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与市场运行过程构成微观经济运行
2.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影响着市场运行,市场机制又反过来调节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
3.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有赖于市场体系以及市场组织等市场因素的完善,而市场体系和市场组织等市场因素的完善又离不开微观经济活动
第六讲企业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一.企业理论
1.企业的性质
（1）法律意义:
依法成立的有独有财产,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有自己的注册资本,有自己的营业场所,有自己的经营范围.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是法人.
（2）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品,存在的理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
（3）企业是合作团队,存在的理由是专业化与合理分工能带来效益
（4）企业是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其存在理由在于积累声誉资本
2.企业经营目标
（1）古典企业
目标:
利润最大化（产量成本收益市场结构要素价格）
手段:
满足社会需要（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
特点:
同一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不分离）
（2）现代企业
在资本市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在资本市场转让时能获得最大收益）
影响因素:
A.企业价值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
:
B.企业成长性
:
C.资本供求关系D.资本结构，等
注:
市盈率:
每股市价比每股收益（中国的市盈率非常高）
原因:
A.企业成长性被看好
:
B.资本供过于求
:
C.操纵资本市场
（3）两权分离背景下现代企业的目标:
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歧异化,
A所有者目标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股票转让获最大收益）
B经营者目标为经理层效用最大化（收入对企业控制力闲暇个人职位安全性职务消费隐性收入等）
3.企业类型
（1）按经济性质（所有制关系）决定:
公有私有混合所有制
（2）按技术构成决定:
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3）按企业制度分:
古典企业现代企业
A.古典企业:
同一性,无限责任、连带责任,风险大,生命周期短,无限责任：
体现单个自然人的意志,企业责任即为所有者责任,企业主以全部个人财产来承担企业债务责任
连带责任:
合伙企业中,每一个合伙人以其财产承担全部债务责任
B.现代企业:
两权分离,有限责任,风险可控,生命周期较长,公共性
有限责任:
a.个人有限责任:
企业股东,企业主仅仅以自己投资额为限来承担企业债务责任
:
b.企业有限责任:
以企业资产为限承担债务责任,债权人利益易受到损害
（中国:
国有银行是企业债务的最大损失者）
企业具有独立人格（所有权发生转变,企业不变）
公共性:
企业存在及多的相关利益者（具有众多潜在相关利益者）
例:
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向社会披露财务报表
4.资本最优结构理论
（1）目的:
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
（2）资本结构:
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例
（3）最优资本结构标准:
能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负债对企业价值有利的因素:
A.节省资金成本（权益成本与债务成本进行比较）:
债务成本通常比权益成本低
B.正的财务杠杆效应（资产利润率与债务例如按率相比较）:
获得债务资本后总资本利润率大于债务利润，因此企业所赚总利润上升
C.税收庇护所得（税法规定:
债务利息作为成本不交纳所得税,而吸收投资所得利息交纳所得税
负债对企业价值不利的因素:
A:
负债率过高情况下会增加资本成本（负债率与债务承办具有正相关性
成立条件:
负债率超过一定值时,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在原有利率情况下加收一定的风险补贴从而使债务成本增加
B.负的债务杠杆效应（为债权人打工）:
由于债务率过高,债务风险补贴大，导致债务利率过高，使企业净资产收益被债权者侵蚀，减少了自有资本的利润
C.存在破产风险:
法律上不能到期偿还债务,技术上企业资不抵债（有些情况下，即使企业被认定为技术上破产，仍具有清偿债务能力。
法律上破产条件:
企业偿还债务能力丧失
企业自己到法院申请或
银行到法院申请宣布企业破产
当企业负债率很低时,增加负债令对企业价值增加起积极作用;当企业负债率水平超过一定值，增加债务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
5.公司治理理论
（1）各相关利益者:
A.内部人（具有信息优势者）:
经营管理层职工
B.外部人:
股东消费者政府社会公交
（2）激励约束机制:
A:
内部监控:
分权制衡激励与约束机制
B.外部监控:
市场（资本、商品、劳动、企业家市场等）监控法制监控宏观经济环境监控声誉效应监控
6.公司成立的目的,条件,程序
6．上市公司
（1）股票筹资的优缺点
（2）股票发行上市条件和程序
二．企业改革
1.一些有关国有企业的基本观点：
1）基于意识形态的的观点
2）基于实际绩效的观点
3）国有企业未来的分歧
2.企业国有制（即产权）的实现形式
3.国有经济布局的改革：
国有经济布局的改革即企业产权本身的改变，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国退民进”，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大多数工人的人生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即出现了“低人权优势”。
4.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1）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股份制改革的目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为了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
国有企业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时，由于不用自付盈亏，生产的动力不大，经过股份制改造后，就为企业建立了好的动力机制和压力机制，而这种动力机制和压力机制则来源于产权的扩张冲动和极强烈的私人扩张股东。
（参张五常“搭便车）
2.为了进行筹资。
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利于企业进行资本集中，提高规模经济，从而提高竞争力。
原来少数企业财政财务一体化，当企业效益差时，导致国有企业“吃财政”，同时，不光是财政困难，同时也是极少数官僚集团的利益需求，出现所谓财政财务的“资金链条”断裂。
同时，企业不能完全“吃财政”后，就会转移“吃银行”。
股份改革被一些人称为“吃社会”（参何清涟“社会主义最后的免费午餐”）因为在股票市场上，买股后法律上不允许随意退股，只能在有人想买股时卖掉手中不想要的股。
3、分散社会风险。
4、发挥股份制市场特有的社会评价功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
5.股票投资的收益问题：
对于股票投资的收益问题，有两种主要理论模型：
①“击鼓传花“模型：
当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股票市值不断增长，但一旦股票市场的预期改变，这种增长就不可持续，股市就有崩盘的危险，持股者很有可能会被套，与此同时，股票回归到其真实值。
股票市场上最可怕的是：
获利盘出逃。
市场最好的状况是“0和游戏”，但实际上是“负和游戏”-------股票者集团的所赚<股票者集团的所亏。
②“老鼠仓”模型：
“老鼠仓”模型是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的成果，他认为，股票投资者由私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所组成，即：
股票投资者=私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
其中，由于：
1.私人投资者的产权扩张能力大于机构投资者的产权扩张能力
2.私人投资者具有经济理性，会尽量选择让自己盈利的方式
所以，私人投资者能够在股票市场上赚到钱，是一种“正和游戏”，而以基金，银行，国有企业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亏的可能性更大，私人投资者犹如“官仓之鼠”盗走了机构投资者的盈利。
③中国近年股票投资收益：
在总结了“击鼓传花”模型和“老鼠仓”模型后，整个股民集团没有很大收益。
因为，在股票交易过程中，股民要缴纳印花税和“佣金”------即给证券公司的交易手续费。
而股民的收益仅仅是企业的分红总额。
因此，印花税和“佣金”之和与分红总额的比较成为问题关键，即：
印花税+“佣金”VS分红总额
但从事实来看，印花税和“佣金”之和远远大于分红总额，在2000年时甚至出现“佣金”为800亿而分红总额仅仅为100亿的巨大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庄家获得暴利，而散户两头亏。
印花税+“佣金”>分红总额（形成对股市“抽血”的后果）长此以往，股市就有崩盘的危险，
要让股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让：
至印花税+“佣金”>分红总额，少是：
印花税+“佣金”=分红总额
（如果考虑资金的机会成本应该是：
分红总额>印花税+“佣金”+利息
这是股票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只有这样，股市才可以健康发展。
6.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约束：
委托代理模型
1）委托代理模型
委托代理模型已被推广到许多领域的经济分析中。
委托代理模型揭示的委托代理问题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通过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各种形式的欺诈或隐蔽的违背委托人意志的行为）来侵蚀和损害委托人利益来达到自身效用的一种活动。
笔者将委托代理问题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代理人的恶意代理（内盗式代理）——滥用代理权以肥私；二是代理人的消极代理（偷懒式代理）——放弃应有的努力增加委托人的的机会成本；三是代理人的高风险代理（赌徒式代理）——偏好高风险活动使委托人承担超过自身意愿的风险。
委托代理问题其发生的前题有三。
其一是委托代理双方风险分布的不均等性。
委托人是一个风险中性的利润最大化者，代理人是一个风险规避者，前者几乎承担所有风险，后者相当于得到了委托人提供的保险。
这样代理人放任自已并不承担的代理事项风险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无法排除的。
其二是委托代理双方目标的歧异性。
两者的目标函数是各自独立的，双方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不相容的，这意味着代理人可能为追求自身效用而根据自己偏好选择行动，“附带地”或故意地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其三是委托代理双方信息占有的不对称性。
如果代理人的一切行为委托人都能觉察和评判，则委托代理问题能通过完全性契约加以约束。
问题是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是双方的客观条件不对等，代理标的或事项是由代理方实际支配着，大量的“基于支配的信息”往往是委托人无法取得的；另一方面是双方的主观条件不对等，即委托人不如代理人专业化。
这都为代理人向委托人隐藏信息和行动提供了条件。
委托代理问题通常以逆向选择模型和道德风险模型来说明。
关于隐藏信息，逆向选择模型揭示：
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知道自己的行为类型，委托人却不知道，此时委托—代理契约容易导致缺乏效率的资源配置，即逆向选择——高风险的代理人可以通过隐藏自身信息骗取合约，而较多披露自身真实信息的低风险代理人却可能被排斥出局。
这种情形反复出现，还会使委托人签订更为苛刻的契约，抑制代理人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关于隐藏行动，道德风险模型提示：
代理人行为结果是由其自身行为和“自然状态”（与代理人行为无关的外生因素或随机事件）共同决定的，这为代理人隐藏行动或称“浑水摸鱼”提供了条件，因为委托人无法知道某一结果是代理人造成的还是“自然状态”所致。
2）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恶性经营行为的形成
将国有企业经营同一般委托——代理模型相对照，前者也具有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一般”性交易环境。
在风险分布上，是国家出资并承担几乎完全的风险，经营者承担的风险很小；在目标函数的差别上，国家同样追求资产和保值增值（当然也包括其它一些社会利益），而经营者会追求个人收入、权利、工作保障、闲暇等。
在信息占有上，经营者作为内部人的信息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其也有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诸多便利。
更值得研究的是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经营环境的“特殊”方面。
所有者缺位、更为复杂的“自然状态”、企业家市场失效、以公共产权为基础的组织体激励约束制度短缺、经营者资产质押机制失效等就是这些“特殊”方面的突出体现。
A所有者缺位背景下的“代理所有者”的廉价投票权
国企业的特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全民和国家不可能具体行使所有权，只能委派出资人代表担当此任。
在拉长了的委托——代理链条中，我们无法寻找到最终委托人，而我们所能寻找到的出资人代表，只能是一种“代理所有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有者缺位”。
国有资产被恶性经营同代理所有者行为有很大关系。
“代理所有者”的行为往往采取这些模式：
（1）上级主管部门以所有者的身份把持企业的一切，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际分开，使国有企业出现“有权者（主管部门）免责，有责者（经营者）无权”的治理结构。
一方面是有权者在基本上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利益偏好的瞎指挥甚至直接以牺牲企业利益来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利益；另一方面无权利保障的责任也是不可靠的，经营者也可能以无相应的权利来推卸责任甚至在上级的不当干预中“浑水摸鱼”。
（2）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代表的“代理所有者”，对国有资产的损失没有切肤之痛，放弃出资者的权利，放任和纵容经营者的“内部人控制”，使国有企业成为事实上的无主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命运就要靠经营者的良心来支配了，而出现经营者恶意经营行为，“代理所有者”也无力约束。
（3）“代理所有者”对企业的干预是“相机性”的、随意性的，有利就插手，无利就撒手，如果经营者同其关系好就放任纵容，否则就下“紧箍咒”。
这样“代理所有者”同经营者双方合谋实现“利益均沾”就有动力，而面对这样的干预，经营者的“理性”选择就可能是花更大的精力“经营领导”，而不是经营市场和企业。
上述几种“代理所有者”行为模式，均会产生所谓的“廉价投票权”，即不能体现终极所有者——国家和全民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真实意愿的表决。
大理的实证资料都表明，国有企业的低效很多都同上级的不当干预以及不履行作为出资人代表的权利有关。
B政策禀赋、父爱主义背景下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行为的隐蔽性
目前国有企业还背负着相当多的政策禀赋，这些政策禀赋有的是现行政策直接配给的，有些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违规施加的。
（1）从理论讲，政府追求就业量的极大化，企业追求减员增效。
事实上在现有的就业体制及厂长、经理主要由政府任命的体制下，厂长、经理们用人自主权还是会大打折扣，冗员问题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2）传统体制留下的企业办社会的任务，如办学校、医院、建住房等还没有同企业脱勾，企业的这一笔负担是客观存在的。
（3）社会保障企业化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4）地方政府或相关政府部门为了体现官员的政绩，也会对企业盲目下指标，干预企业的合理经营，客观上也会影响企业的业绩。
（5）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方方面面还可能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对企业施加种种不合理的负担。
以上种种现象无疑使企业经营的“自然状态”更为复杂，国家搜集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更为困难，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为了完成政策任务付出的成本还是经营者自身行为造成的难以区分，最终责任也无法落实。
一般而言，政策禀赋越多，亏损越容易被归结为政策性亏损，劣绩越容易被推给政府，预算约束更为软化，经营者的恶性经营行为越加隐蔽。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和政府对经营失败的国有企业的救助常被归结为“父爱主义”。
事实上“父爱主义”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所有制歧视问题，还在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儿子”，政府在国有企业确有很多利益。
国有企业能够拥有更多、更好的资源，能得到数额巨大的“政策性贷款”和其它优惠，特别是经营失败的国有企业往往也能得到各种形式的救助。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自然状态”的影响，掩盖经营者的恶性经营行为，因为在诸多的照顾和救助下，即使有“业绩”也不能用经营者的行为来解释，同样失去了对经营者进行评价的有效信息；另外，这些照顾和救助本身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完全取决于上级的好恶，这还会使经营者养成等、靠、要的隋性。
C显性激励不足背景下经营者对在职消费和隐性收入的追求。
职消费和隐性收入的追求破坏性极大：
其一是经营者的真实利益并不体现在经营业绩上，盈亏不能对经营者行为产生硬约束，企业亏得再多也亏不到厂长经理头上，“干好干坏一个样”、“富了方丈穷了庙”，这实际上形成了削弱经营者进取心和努力程度的机制；其二是经营者在追求这些个人利益的过程中，牺牲的企业利益往往远远大于他们自己得到的利益，如发包工程或采购商品中收取回扣，出卖的企业利益就可能是这笔回扣的数倍乃至更多。
D风险分布不均等和质押机制失效背景下经营者经营失败无风险的“合理预期”
就国有企业而论，经营者财产和人力资本的质押性是大可质疑的。
首先，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的财产风险的承担者，负盈不负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究其原因，一方面国企业经营者一般尚没有雄厚的财力，至少合法的可以公开的财产是相当有限的（这同西方成功的企业家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还没有建立起对经营者有“威慑力”的财产质押制度，特别是还没有健全的财产申报制度、信用记录制度、个人破产制度等。
在这种情况下，国企经营就好象一个下注很小，赢面很大且收益特高赌局，只要可能谁都想去试试。
第二，企业家进出机制不健全，经营者通常是由政府官员选拔和任命的，逆向选择的问题相当严重，经营者人力资本含量往往不高，换一名话说，就是经营者质押与企业契约的人力资本很少，因而质押的约束功能不明显；何况国企的出资人代表、经理、厂长往往还与政府官员“仕途”相通，这里庸俗的“能上不能下”的官场信条也颇有市场，经营失败的厂长、经理们常有易地做官的不错归宿。
第三，法制不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使经营失败和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和力度大降低。
以上三点说明同一般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风险承担更小、资本质押的可靠性更差。
这种风险结构下，经营者更容易滋生经营失败无风险的“合理预期”，恶性经营的动机会增强。
3）、防范经营者恶性经营行为的一般思路
A外部约束的内部化：
所有者的控制权及产权结构的优化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所有者通常不再直接经营企业，企业的经营管理交给了专职的经营管理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者成为了完全超脱的外部人。
实际上向企业契约质押了企业资本的所有者是经营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无论从资产保值增值的动机还是从所有者权能的实现来考虑，所有者都会对经营者采取一定的控制。
其一、所有者掌握着企业的最终控制权，他们可以决定董事会人选，并有推选或不推选直至起诉某位董事的权利；而且实际操作中，一些大股东往往直接被选为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内部董事），成为企业主要决策人。
其二、任何所有者都能按一股一票的原则拥有重大经营决策的参与权。
其三、所有者还具有对经营者的代理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督的权利。
产权结构的优化也有利于所有者意志在企业经营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经理人员和内部职工的持股权是协调内部人与所有者利益的直接方法，因为持股的内部人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自己决策和其它行为的后果；机构持股者对所有者的监控比单个股东对经营者的监控更为有效，因为机构持股者作为“批量持股者”会从对经营者的监控中得到（比单个股东监控）更大的利益，而且机构持股者经常是职业投资者，他们在监控和评价公司经营行为时是更为专业化的。
当然所有者的控制权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而且内部股东也只能占一定的比例，现在企业两权分离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外总约束内部化的思路并不能完全解决现代企业的治理问题。
B激励相容：
校正目标歧异
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无法完全避免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歧异问题，因而现代企业理论经认为应设计出一系列激励制度，诱使经营者在现存的信息结构下选择对所有者最为有利的行为类型，即把经营成果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进行最优分配，使经营者对经营业绩有足够的关切度，在一定的激励制度下，经营者的效用将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激励相容——所有者提供的激励同自己所有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
将经营者的实际效用同其经营业绩“挂钩”的一系列手段中，让经营者分享一定剩余的产要排被认为是强烈的激励。
因为所有者无法确知经营者具体行为和成本开支等状况，但其创造的利润是容易看到的，让经营者分享利润实际上是使其拥有一定的产权分额，成为“准股东”，使其产生维护所有者利益的内在动力。
现代企业理论一个重要结论是：
在尽可能保证权利与风险相对称的前题下，要最大限度地将剩余索取权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成员。
激励制度的缺陷是：
一，片面强调短期业绩，会使经营者产生不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和和期市场开发、过度拼设备等短期行为。
二、若经营者能通过不当经营行为谋得比努力工作得到的激励还要大的效用，则他仍有进行不当经营的可能，通过争议性的业务费、隐性的职务消费来谋私。
这说明人有激励合同还也是不够的。
C权利制衡：
利用“派生委托人”的额外信息
现代企业理论将经营者实施的、所有者无法觉察和准确评判、从而激励合同也无法约束的“争议性行为”和隐藏行为称为剩余行为。
克服剩余行为偏离所有者目标的制度设计之一便是建立企业内部的权利制衡机制。
其基本思路是科学设置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让更为了解行为人的内部人来监督和控制剩余行为。
权利制衡机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一是因为终极所有者委派的监督人是企业的内部人，比终极所有者掌握的内部信息更全面；二是企业内部设置了派生委托人承担直接行为人的部分责任的约束机制，直接行为人的恶意行为将损害派生委托人的效用，这样派生委托人对直接行为人的监督更有内在动力。
权利制衡机制的漏洞在于：
派生委托人也有剩余行为，如果他们认为同直接行为人合谋获取的效用大于履行职责获取的效用，则内部制衡机制同样会失效。
D有“威慑力”的风险承担机制：
财产质押和人力资本质押（机会成本约束）
根根企业契约中的资产质押性原理，作为经营者质押与企业的也有一定的个人财产，更主要的是人力资本。
由于质押机制的作用，经营失败会使经营者直接付出财产赔偿或声誉受损和人力资本贬值的代价。
经营者为了避免自己的身家财产受损，确保自己不被淘汰出局或寻求到出价更高的雇主，就必须注重经营业绩，努力工作，降低经营风险，赢得市场。
从约束经营者的行为考虑，首先所挑选的经营者必须应具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及够格的作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这主要通过完善的信用记录制度和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来保证；第二，要有严格的财产责任制度,包括对对经营者恶意经营行为的司法追究制度、个人破产制度等。
第三，要充分利用市场对企业家的评价、甄别、淘汰功能，使无能的企业家被高估的人力资本“泡沫”能尽快挤除，也使恶意经营企业的经营者能尽快得到市场的惩罚——在企业家市场上留下不良记录并被市场淘汰，从而丧失其作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
4）防范国有资产被恶意经营的制度创新
上述防范经营者恶意经营行为的一般思路无疑是解决国有企业经营问题需要借鉴的，但是国有企业经营中存在的一系列特有的制度环境说明国有企业被恶意经营还有特殊的一面，仅仅照搬非国有企业的一般经营模式是远远不够的。
防范国有企业被恶意经营必须要有更为深刻的制度创新。
（一）首要问题是重构所有者，通过产权结构的优化实现所有者权能归位。
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相比，最大的特殊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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