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高莱斯之在宅养老1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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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高莱斯之在宅养老19
老之将至的城市
对于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而言，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毕竟，作为一类物种，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个体的生命力延长，这是人类科学的一种进步。
但是，当一系列由于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摆在各个国家的面前时，人类的老龄化不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
人类究竟老化到什么程度？
可以通过国际上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有个直观的感觉。
首先，全球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60或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个数字到2050年，将从1：
9增加到1：
5。
一些国家2050年将成为“超老龄型国家”：
西班牙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2050年将由目前的22%增长到44%，意大利老人比例将增长到42%，日本将增长到60%。
而中国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到2010年，中国60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12.18%和8.12%，2020年为16.23%和11.30%，2030年为22.34%和15.21%，2040年为25%和20%。
上述数字，直截了当的说明了一个事实，未来世界的主流不再是那些踌躇满志，高喊着：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年轻人，而是占人口1/5的老年人。
人口结构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也将会影响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量增加，给政府、以及下一代带来沉重的负担。
德国近些年来经济低迷，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福利包袱太重，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
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施罗德政府上台后正在实施名为“２０１０年议程”的改革计划，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以刺激消费和投资；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并加强再就业培训，对拒绝再就业者予以削减救济金惩罚；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
日本政府担心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今后难以为继。
于2004年5月11日修改“养老保险相关法案”，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拨款、提高被保险者必须交纳的养老保险金额、减少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额等措施，努力确保养老保险的“财源”，稳定养老保险体系。
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引起了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特别是在过度经济型国家，随着移民与城市化，传统家庭结构逐步被肢解了。
波兰华沙前社会保健机构工作人员克日什托夫•多佩拉拉说，在东欧，几代同堂家庭逐步解体，制造出“迷失的一代”。
中国的老龄化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造成了“421”的家庭结构，即：
四个老人，两个孩子，一个孙子。
中国的文化和西方不同，“养儿防老””、“合家团圆”、“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还在很多老人心中根深蒂固。
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基本上是“反哺”性养老，即父母把子女养大成人，老年时主要依靠子女养老送终。
而“421”的家庭结构，造成赡养比例的失调，工作的压力使得很多儿女无暇照顾老人。
因此社会上普遍出现了“空巢”现象。
1987年，我国空巢家庭在有老人的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6.7%，而1999年上升到25.8%。
在一些大城市，空巢家庭问题更为突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单身独居老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例，由1987年的3.8%上升到1999年的11%。
“空巢”现象主要是从心理上强调了空巢老人的孤独感，但这种孤独感里又增添了思念、自怜和无助等复杂的情感体验。
有很多空巢老人一般都深居简出，很少与社会交往，由此造成内心抑郁。
很多国家都在一方面思考如何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和适宜的养老方式。
一方面不断改进现有的养老方式。
欧洲和美国已经从最初的机构养老，发展到社区养老，这种改变就是为了避免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封闭感。
而英国和美国的老人日间医院，把日常护理、家庭护理和医疗保健结合起来，让老年人能够得到在白天需要的帮助和照料晚上回到自己家中享天伦之乐。
新加坡专门为老年人设立了一个人口老化跨部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分六个小组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经济保障小组、就业小组、社会融入小组、健康护理小组、住屋小组、社会和谐小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老年人的住屋问题。
1998年3月新加坡推出了“乐龄公寓”。
“乐龄公寓”一般兴建在成熟的居住区，一般为高12层到14层的板式高层，整幢楼只有乐龄单元，而没有其他户型。
公寓户型一般分为35平方米和45平方米，为一位或两位乐龄人提供生活空间。
未来是老年人主导的世界，大家已经在逐渐形成这样的认知。
于是在“银发经济”来临之际，已经有越来越多公司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
人口老龄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求。
实际上，中国的老年人有强大的潜在消费能力。
据估计，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再就业收入和赡养费收入将达4000亿元。
但是，由于老年产业的不发达，造成了大量的“强制性储蓄”。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就很会赚老年人的钱。
美国的太阳城中心从1961年开始开发建设，从一开始就规划成为佛罗里达乃至全美最好的老年社区。
这里的居民必须是55岁以上的老人，18岁以下的陪同人士一年居住不能超过30天。
社区内设计建造了各种户型以适应不同类型老人的要求。
配套设施齐全，还有许多娱乐性和社会性节目活动对社区的所有成员开放。
连体别墅中的住宅价位从$90,000/套到$200,000/套不等。
在太阳城中心每人每年享用综合会所的费用为140美元。
享受的康乐设施包括室内和室外游泳池，网球和推圆盘游戏场，草地保龄球，健身和娱乐中心，会议室，和一个10000平方英尺的剧场。
社区还安排了丰富的活动，让人们能够建立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这里大约1／3的居民是活跃的高尔夫球爱好者，每年每人费用大约为1500美元。
全美草地保龄球锦标赛也在这里举行。
由机关住宅改造而成的尤维尔大宅，周到地考虑了年长人群生活中的诸多要求
其实在中国，也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庞大的市场，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
衣、食、住、行，对于老年人来讲，“住”显得更加重要。
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安享晚年是很多老人的希望。
老年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可以说表现在三个层次上。
一个层次是直接由老年人的需求主导的实际的购买行为。
尽管从老年人市场的容量来看，老年人具备这样的购买力，市场是也确实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是否能够促成实际的购买行为，还要依赖于房地产开发商对老年人的购房偏好和实际功能需求有一定的了解。
另一个层次是从老年人作为家庭中的一分子，在家庭购房的选择上，起到的主导行为，或者虽然不具主导性，但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为。
中国家庭中多为“421”的家庭结构。
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实际生活所需，买房人要更加重视为老年人及其他生活不便的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挑选便捷、舒适的社区环境。
例如住宅及其周边是否配置完善的服务体制，从子女上学，主妇购物，到老人社交及活动，一家人的休闲娱乐。
因此买房人要不断从一家人的居住生活行为出发，挑选最适合自己的高档住宅。
老年人在家庭购买决策上的影响力也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因素。
而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老年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还取决于养老方式的选择。
目前，有很多公司投资开发了“老年公寓”、“银色住宅”。
“老年公寓”更加类似于养老院，内部配备看护人员和老年设施；而“银色住宅”则是将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相结合。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才符合中国老年人的需要，什么样的住宅形式才能体现这种养老方式，仍旧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现代养老模式发展
老龄人口的急剧增长，将给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一系列的问题。
老龄化问题，已越来越多的引起各国、各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目前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而在各种各样的老龄问题之中，养老责任和居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是老龄问题中的重要一环。
所谓养老责任，是指政府和家庭谁来承担经济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的责任，承担多少的问题。
所谓居住环境，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社交活动以及服务网络等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就是养老地点选择的问题，即是在家还是离家养老的选择问题。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的热点问题和主要矛盾的不同，对居住环境或承担责任者的关注程度不同，具体养老模式表述的关注点也不同。
从国外养老模式的历史发展来看，养老模式在社会热点关注问题的转换中，从最开始用社会养老模式解决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家庭沉重的养老负担，到后期回归家庭来解决社会养老所面临的居住环境恶化的问题，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应急”的社会养老模式
在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之前，西方各国的家庭结构也相对复杂，家庭人口相对较多，养老方式同样也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
这是与经济条件发展相适应的，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除了这种低水平的、原始状态的家庭养老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养老模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二次大战后，随着老龄问题的日益加中，西方各国政府将老年人问题的解决办法与福利措施相结合，组织兴建了大批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
对老年人生活实行集中管理，使部分老人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设施本身存在许多弊病。
如虽解决了老人吃、住、医疗等问题，但削弱了老人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往往会使老人感到孤独寂寞，无所乐、无所为，成为“精神恍惚”的人。
2
日本作家中根千枝在她的报告文学《文明之国瑞典》里有很好的描述：
“瑞典人根本不用为年老担忧。
他们直到老死都可以在物质上过着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人都舒适的生活。
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在我们看来，这是理想社会。
传统的家庭制度瓦解了，我们都有晚年悲惨，穷困的老人。
可是我看到这样惊人的社会保障后，我又想，这对人类究竟好不好呢？
走廓里（老年公寓里）来往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那空虚的灰色眼睛使我深感不安。
那样空虚的老人的眼神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想一下就明白了，没有事干，只是活着，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憎爱的生活，没有穷困的痛苦和劳动苦乐的生活，它肯定会使文学也归于灭亡的。
”
重回家庭的新浪潮
正是由于这些养老设施的弊端，那些在收容中心的老年人（其实不少仍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迫切希望重返昔日的传统社会，以摆脱与社会隔绝所造的情感困惑。
现在很多国家大力提倡老人回到社区中去，既可以使老人在自己习惯的环境生活下去，有归属感、亲切感；又可减轻社会经济负担。
同时号召将老年活动设施由集中封闭型向社会开放型转变；向高质量、高层次发展。
如老年餐厅、老年作业室、老年俱乐部、老年日间供食中心等设施的建立，有利于老人高层次、多方位的追求和自我实现，促使老人走向社会，关心周围事物，直接参与社会生活。
小型图书馆－－老人们的精神乐园
鉴于这种情况，瑞典早于1956年就提出把老人分散于社会之中与社会接触，与儿童、青年、成年人交往，并提倡在市民住宅区中建老人住宅。
事实证明，将老人集中安置，并不能因为年龄结构相同而增加人与人的交往，反而会造成“与世隔绝”和低落情绪相互感染等负效应。
七十年代初，日本发起了“扩大生活圈”运动。
一部分本来住在收容中心，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出“回到社区，与人民共同生活”的要求。
社会上一些需要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出于感情因素，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习惯了的地区，希望现有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一直在此生活下去。
这就出现了老人“终住”住宅的研究，并根据东方子女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研究建造三代同堂的住宅。
在欧洲和美国，老年病学家之间同样流传的一个时髦语句就是“在适当的地方安享晚年”。
换言之，上了岁数的人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而不是搬到收费不菲的机构：
德国大学城里的一种交换活动正在蓬勃发展，需要廉价住处的学生们搬到需要陪伴的老人家里，并帮助他们料理家务；两年前，法国第戎附近的一个村庄创立了这个国家的首个两代人社区，要住在这里必须签署“睦邻友好”承诺。
该社区创始人之一皮埃尔•亨利•多尔说：
“我们不能强迫不同代的人们相互交往，但我们竭尽全力使这种交往变得容易。
”；去年初，意大利《晚邮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说：
“退休中学老师寻找愿意收养祖父的家庭。
愿支付费用。
”这则广告是现年79岁的乔治•安杰洛奇刊登的。
安杰洛奇的老伴已经去世，现住在米兰郊外的一个村子里。
在那里，他与两个十几岁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每月支付他们500欧元。
在墨西哥，老年人正效仿美国的模式，组成政治游说团，拒绝养老院的传统概念，转而支持呆在自己家里，或者自组小团体，建造后现代老年之家。
在“银发浪潮“涌现最为突出的亚洲，由于传统道德和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对父母的孝顺和对家庭的关注更为突出。
新加坡对与年迈父母住在一起子女实现减税；父母有权把不履行赡养义位的子女告上法庭，韩国照顾父母的政府雇员可以得到贷款，每月还可以领到津贴。
老人们的院落生活空间
伴随着老年人重回家庭，寻求独立生活，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的相关技术得到了发展。
有的技术十分简单，比如说在电梯里和楼梯平台上专设凳子等等，但它们可以使许多老年人不必进养老院。
较为复杂的工具也在研制之中。
如：
安装报警装置，这种装置可以监督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如血压和心跳次数等等，如遇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按钮，便可迅速得到帮助；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轮椅以及配有电脑的助步架，以便发现障碍和畅通道路。
同时，城市规划者也开始发展处处方便老人的社区，宽带把社区的总共8000位居民连接起来，人行道上没有任何可能绊倒年迈腿脚的裂缝。
而对于那些无法独立生活的老年人也有许多解决方案。
在英国和美国，老人日间医院把日常护理，家庭护理和医疗保健结合起来，让老年人能够得到在白天需要的帮助和照料，晚上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
在德国，一些老人住在一起，共同出钱雇用兼职护理人员，共同支付日用品上门服务费用，或者一起预约医生或者护士。
在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有需要的老人可以在家里得到一天24小时的护理，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随时待命，而护工们把老人的家里打理得舒适安逸。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养老模式长期以来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还属于典型的“反哺模式”，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
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在上世纪初也是“反哺模式”一样，只是随着他们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他们的家庭已经变为“接力”模式，家庭养老功能也转变为社会养老，并形成一套有效的养老体系。
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四二一”的家庭结构日益成为极为普通的现象，“空巢”家庭越来越多。
这种转变从理论上来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传统社会是很少出现“空巢”家庭的，只有现代家庭才会出现“空巢”期，但是其带来的挑战就是养老问题的进一步严峻，家庭养老模式的难度也越来业大。
因为，在西方想方设法寻找办法帮助老年人离开养老院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养老院。
十年前，中国和印度的养老院寥若星辰，但在过去几年里，养老院在大小城市和新兴城镇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国家在通过社会应急解决养老问题时，所面临的老年人的孤独和精神恍惚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增长速度普遍过快，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不相适应，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未老先富”的特点，正如社会学者所说“发展中国家是未富先老，穷人患了富人病”。
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无论是采取社会养老还是家庭养老的居住模式，其养老的经济赡养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外发展的经验和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模式，是否是一个必须的阶段，我们能否跨越中间应急的社会养老模式，可以不经历大规模建设养老的阶段呢？
本文后续各篇，就在对养老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在宅养老与异地养老
一般而言，养老模式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一是按照养老责任承担者的不同，将养老模式可以分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二是按照养老地点即老人居住环境的不同，将其分为在宅养老和异地养老。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
所谓家庭养老，就是指由家庭成员（子女）承担全部或主要的养老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
经济赡养是指有收入来源的子女在经济上要为老年父母提供生活保障。
生活照料指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衰老不能完全实现生活自理时，可以在家庭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服务。
特别是老年人体弱多病、卧床不起时，需要子女们更为周到的照顾并承担一切护理工作。
精神安慰是指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精神有所依托，与晚辈在感情上可以相互交流，享受天伦之乐。
在和睦的家庭气氛中，老人心情愉快，精神放松，有利于身心健康。
同时，老人能耳闻目睹子女的工作、学习情况，精神上也能得到慰藉。
共同的家庭生活能使老人家和家人之间的亲情更加浓厚，使老人晚年的生活更加充实。
正是由于家庭养老是与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家庭养老模式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对老年人的精神安慰，使他们不再感到孤独。
但是，而其最大的不足则在于，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四二一”家庭结构的越来越普遍，家庭养老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所谓社会化养老是指由社会承担全部或部分养老责任，与家庭养老方式相对应，社会化养老方式同样也包括三方面内容：
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
经济保障指的是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其广阔的资源来源渠道和高度的社会化程度，为广大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可靠的经济来源。
社会养老的生活照料是指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等服务由家庭转向社会来承担，其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某些专门机构为分散单独居住的老年人提供全面的生活照料，一是建立各种老年安养设施，将老年人相对集中，并承担全面的生活照料。
社会养老是与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通过社会化的服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老沉重的经济压力，分担家庭对老人的生活照料活动，这是社会养老最大的优势之所在。
但是，正是由于社会养老为了节省成本将老人相对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和照料，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老人的孤独感，从而其最终带给老并不是幸福，这是其最明显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点的社会养老模式逐步取代家庭养老模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在这个必然趋势的进程中，怎样保证老人在经济独立，健康有依靠的同时，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精神状态，是现有养老模式面临最大的挑战。
在宅养老与异地养老
所谓在宅养老，是指老人在自己或子女的住宅中居住，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由家庭成员来全部或主要承担养老责任，换言之，在宅养老并不一定就是家庭养老。
实际上，在宅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是一个单向对应，而不是双向对应的关系，家庭养老模式必然对应着在宅养老模式，但在宅养老模式则不一定必然是家庭养老，完全可以采取社会化服务的方式解决经济保障这一主要养老责任，甚至解决部分的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责任。
这种在宅养老的居住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
按照与子女居住的分离程度，其居住空间的组合方式有两代居和网络式家庭共居两种形式。
其中，两代居包括在一般大户型基础上，对老人年人的特殊需求进行改进的完全同居型、部分功能分离的半同居型、仅共用门厅的半邻居型等同层同户型和设立独立门户的同层不同户型的完全邻居；网络式家庭包括同层不同单元的同楼层近邻，同楼不同层近居，同街（坊）不同楼的共居和同（社）区不同街（坊）共居。
所谓异地养老，就是指老人离开自己的住宅居住，即到老年公寓、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进行集中养老。
与在宅养老相反，异地养老一般来说必然对应着社会养老模式，需要由社会承担大部或全部的经济赡养、生活照料、精神安慰等养老责任。
与在宅养老一致的是异地养老与社会养老同样也是单向对应关系，社会养老并不一定是异地养老，但异地养老一般是社会养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选择在宅养老模式还是异地养老模式，与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模式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决定关系。
也就是说，在社会养老模式成为必然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并不意味着异地养老模式独行天下，在宅养老模式没有发展空间。
实际上，从在宅养老和异地养老模式的划分标准来看，其更主要的与老年人自身有关。
一般来说，按生活方式和生活能力，老年人分为自主型（Go-Go）、适应型（Slow-Go）、颓废型（No-Go）三类。
自主型（Go-Go）老人是行动自如，蓬勃向上，具有积极心理状态的老年人。
适应性（Slow-Go）老人可以较好地适应退休以后的角色转变，妥善地处理退休后各种人际关系，从而有效地进行自我调节，且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颓废型（No-Go）老人为生理和心理上的老化以及疾病，挫折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基本上丧失行动能力，精神上颓废乃至瓦解，充满孤独、无助、自卑甚至绝望。
很显然，对于自主型（Go-Go）老人更适合在宅养老的模式；对于适应型（Slow-Go）则适合老年公寓这类的异地养老模式，在能够拥有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集中的社会化服务；而对于颓废型（No-Go）老人则相对适合那种能够提供全面服务的护理院等异地养老。
总之，不同的养老模式特点各异，其优点和不足也都不是绝对的。
对于具体的养老模式选择，也必然表现出多种模式相互结合的形式，不同模式相互补充。
因此，在选择具体结合形式时，除了从模式本身的角度出发之外，还必须从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角度考虑。
寻找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在老年人口绝对数和增长居世界前列，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我国，选择合适的养老模式尤为重要。
这不仅仅包括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模式、在宅养老与异地养老模式的选择，而且还包括在确定模式下的具体体现和特殊要求。
这些都有待于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分析。
家庭养老和在宅养老的传统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家庭养老”的传统。
在《孟子•梁惠王》中就曾说到：
“五亩之地，树之以丧，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段说描述了孟子思想中的田园农家生活，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传统观念中老年人理想的养老场所——家庭。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赡养的主要方式，它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出现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干家庭是不会消失的，亲密的家庭网络和敬老爱幼的传统风尚更不会泯灭。
这是由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主要表现为：
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分为经济保障、生活照料、精神安慰三个方面，基于我国的经济条件、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这三个方面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能由家庭成员负担。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参与社会活动的减少，心理上的孤独感也会越来越强，他们需要得到子女的关怀，理解和精神安慰，这种老人心理和感情上的需求，是任何福利机构难以代替的。
在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形成了双向抚养关系，许多子女在取得经济来源甚至结婚后，仍同父母居住在一起，即使自立门户，仍然与父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子女在各个方面继续为老人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安慰。
因此，从整体上讲，他们仍属一个家庭，继续发挥着传统家庭的功能。
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问题重重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大家庭已日趋减少，“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结构已逐步让位于一对夫妇或一对夫妇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即核心家庭。
对于这样的小家庭来说，要全部胜任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是不可能的，国家和社会给予必要的社会养老扶持和帮助已迫在眉睫。
而且，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住房制度的改革、观念的改变，老年人“空巢”家庭也日益增多。
所谓“空巢”家庭是指仅由老年夫妇或丧偶老人组成的家庭。
老年人是一个需要关怀的特殊群体，且老年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
这种“空巢”家庭的居住状况，对于社会养老和异地养老的依赖也越来越高。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是十分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无法满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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