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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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
洪武年間《大明律》編纂與適用
發布日期：
2012-04-24發布：
2012年第2期目錄本 收稿日期：
2011-12-16
中國論文網
作者簡介：
柏樺（1953-），男，北京市人，南開大學法學院及周恩來政府學院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碩士，歷史學博士，文學博士；盧紅研（1970-），女，河南濟源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學院博士生。
洪武年間《大明律》編纂與適用
摘要：
明代在“常經”之法與“權宜”措置並用的情況下，法律出現多種形式，確實有“聿新壹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習”的特點，不但較之前代法律多有創新和發展，而且使古來律式為之壹變，既強化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也適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有關《大明律》編纂，以前多以《明史・刑法誌》所講吳元年、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為編纂經過，而實際上還有洪武九年、洪武十八、九年律存在。
考證律的編纂經過，探尋其發展變化，對《大明律》的形成就會有比較明確的認識，而探討《明律》制定與當時適用的情況，更是了解洪武壹代法制情況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
大明律；律令；大明律直解；大明律誥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君臨天下，慨彼前元紀綱淪替，彜遵傾頹，斟酌損益，聿新壹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習。
始著《大明令》以教之於先，續定《大明律》以齊之於後，制《大誥》三編以告諭臣民，復編禮儀定式等書，以頒示天下，即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意也。
當時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貴賤各有等差，無敢僭越，真可以遠追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之所能及矣”［1］。
這是明人頌揚朱元璋在法律方面的建樹，認為立法超過漢唐宋。
朱元璋深知國無法則不立，於法律之事非常關心，在位31年期間，親自過問與參與了《大明律》的編纂，前後頒行至少5次，最終完成《大明律》定本。
朱元璋的立法氣勢也是前無古人的，他聲稱：
“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壹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明太祖實錄》卷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條。
因為“祖制”不能夠被擅自更改，子孫改者則廢棄不置，官員改者則夷其九族，所以經過朱元璋勒定的《大明律》終明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體延續，成為實施500多年不變的根本法。
關於《大明律》的編纂經過，目前學界多依據《明史・刑法誌壹》“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示天下”的記載，認為其從草創到定型，歷時三十年，其中涉及吳元年（1367）、洪武六年（1373）、洪武二十二年（1389）、洪武三十年（1397）等4個階段，而對1373-1389年間修訂律的情況少有論及。
對於此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吳彰健［2］、國內學者楊壹凡、徐曉莊等參見：
楊壹凡：
《明太祖與洪武法制》載《中國法制史考證續編》第13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載《學習與思考》1981年第5期；《<大明律>修訂始末考》載《政法論壇》1990年第2期；徐曉莊：
《<大明律>之特點瑣談》載《天中學刊》2006年第3期；《<大明律>論》載《天中學刊》2001年增刊第1期；《<大明律>與中華法系“自首”制度》載《天中學刊》2005年第1期。
此外還有俞美玉：
《劉基與<大明律>芻議》載《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陳戍國：
《<大明律>與明代禮制以及相關問題》載《湖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張伯元：
《<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考》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王振安：
《從<大明律>的制定看朱元璋的法制思想》載《新疆社科論壇》1991年第6期；張顯清：
《從<大明律>和<大誥>看朱元璋的“鋤強扶弱”政策》載《明史研究論叢》第2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
，都曾經提到過洪武十八、九年行用律，而對洪武九年胡惟庸修律也有所涉及，但都語焉不詳，究其原因，都是因為沒有完整律文存在，但考證修律的經過，這段時間是至關重要的。
壹、吳元年律令吳元年（1367）律令，是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禦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28人為議律官的法典編纂班子完成的，因為是當年十二月頒行，次年便改元為“洪武”，所以又稱洪武元年律。
早在1356年，朱元璋剛剛當上吳國公時，便設立提刑按察使司。
1357年則采取大赦的形式，將在獄的罪囚赦免。
1358年春，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所依據的還是元代法律，凡是笞刑都釋放，杖刑減半，重囚杖七十，贓罪免於追贓。
對於這種行為，當時左右勸說：
“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
法太寬，則人不懼法。
法縱弛，無以為治”。
而朱元璋的看法則是：
“用法如用藥。
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
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
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
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
況其間有壹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
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
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
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明太祖實錄》卷6，戊戌年（1358）三月己酉條。
在朱元璋看來，此時正在征戰中，爭取民心是最重要的，但也反映出他對法律的基本認識。
現代法學柏樺，盧紅研：
洪武年間《大明律》編纂與適用在法律方面使用輕典，還是使用重典，朱元璋雖然有壹定的認識，在戎馬倥惚之時，似乎還沒有考慮制定為自己所用的法律。
元朝戶部尚書、宛平人張昶，因為“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被授予參知政事，在朱元璋草創國家制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他“勸上重刑法，破兼並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上失人心，陰為元計”，被朱元璋發現破綻。
後來都事楊憲從張昶臥榻偷出其“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明太祖實錄》卷24，吳元年六月癸酉條。
的手書，因此將其誅殺。
這個事件出現以後，朱元璋對於法律的制定更加關註，所以對臣下講用刑的問題時說：
“刑本生人，非求殺也。
茍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
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明太祖實錄》卷24，吳元年六月甲戌條。
正是在“欽恤”的方針下，朱元璋認識到制定法律的重要性。
吳元年（1367）九月，對元朝法律粗有了解的朱元璋與當時的中書省臣李善長、傅�、楊憲等有次對話。
先是朱元璋認為“連坐”之法不符合先王之政，要求取消連坐，而參政楊憲則認為“元政姑息”，應該采取重治。
朱元璋批評楊憲見識太淺：
“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浣濯，則可以復潔。
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
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
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
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明太祖實錄》卷25，吳元年九月戊寅條。
因此制定法律，輕典應該是吳元年（1367）律令的編纂方針。
吳元年（1367）十月，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的律令編纂班子組成，朱元璋訓示道：
“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
若條緒繁多，或壹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寅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
務求適中，以去煩弊。
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
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明太祖實錄》卷26，吳元年十月甲寅條。
朱元璋認為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仿古制，取壹時所行之事為條格，婿吏易為奸弊，因此這次編定律條的原則是建立成法。
依照朱元璋訓示精神，律令編纂大張旗鼓地展開。
朱元璋非常關註修律工作，不但常常召見他們討論條目，而且對編纂的各條都能夠說出自己的見解。
《明實錄》僅選擇壹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見解，以說明朱元璋關註律令制定的認真態度，那就是關於“七殺”之說。
朱元璋認為：
“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
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寅緣，出入為奸，所以其害不勝。
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鬥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
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
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概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明太祖實錄》卷27，吳元年十壹月壬寅條。
通檢洪武二十二年（1389）律，“七殺”依然存在，但就朝鮮引進《大明律》的情況來看，高麗朝在1380年翻譯了《大明律》，但“苦於沒有現存資料，也無法確定其是否確實存在過”［3］。
因此，有關吳元年（1367）律的內容已經很難見到，而朝鮮所翻譯的是洪武六年（1373），還是洪武九年（1376）律，也無從考察，但洪武二十二年（1389）《大明律直解》在朝鮮翻譯並印行了100本。
在律法編纂過程中，朱元璋曾經與議律官進行講論，凡是有爭議的問題，只要朱元璋壹發表意見，所有的議律官都持贊同意見，連朱元璋也認為太過分了。
對於刑法這樣重要的事情，如果制定不好，不但會使人無所措手足，又何談垂法於後世？
本來沒有頒布律令的打算，但在起居註熊鼎的勸解下，朱元璋還是同意先編成，然後再修訂。
律法編纂完畢，朱元璋與眾大臣們共同閱視之，其中“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
《明太祖實錄》卷28上，吳元年十二月甲辰條。
最終確定了令145條，其中吏令20條，戶令24條，禮令17條，兵令11條，刑令71條，工令2條；而律則根據唐律來進行增刪，最終確定為285條，其中吏律18條，戶律63條，禮律14條，兵律32條，刑律150條，工律8條。
285條律至今還沒有發現，但可以確定，這個律貫穿了朱元璋輕刑思想。
正如明人丘�講：
“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壹意也”［4］。
這個律令在吳元年（1367）十二月“命頒行之”，參與編纂律令的人都得到賞賜。
律令是以六部順序編定，雖然在體例上是模仿《元典章》的六部順序，但壹改以前法典編纂體例，創造新的模式，也有聿新壹代制作的意義。
在頒行律令的同時，朱元璋對群臣發表自己的見解，認為：
凡是讀書人讀書都是為了明白事理，但是要保持自己身家性命就要守法。
做官者要成為“循良之吏”，不在於以威嚴馭下，而在於尊奉法律和遵循事理。
眾位官員雖然都讀書，但不能夠不明白法律，因為壹般犯法的人，都違反事理，作為君子因為遵守事理，所以不犯法，而小人因為輕視法律，所以陷於重刑。
他要求官員們明白這個道理，為官應該謹慎，不要輕觸法網，“令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明太祖實錄》卷28上，吳元年十二月甲辰條。
眾官員唯唯聽命，卻不知道幫助朱元璋編纂的律令，猶如壹張大網把他們網入其中。
1367年頒行的律條，後人對其內容也無法知其詳，但參與此次編纂律令的共計29人，有些人則是依據此律條被朱元璋處置的，不能說他們是自投羅網，卻也是自制羅網而將自己網住。
如議律官參知政事楊憲，在編纂律令時，因為有連坐之條，朱元璋認為該律太重，古代先王對於壹般犯罪都是罪止及其身，而不是牽連後嗣，下令以後凡是民有犯罪者，不要再施行連坐。
楊憲卻認為：
古代先王用刑輕重是根據實際情況而定的，現在是因為元王朝為政不力，姑息養奸，所以人民輕易就觸犯法律，如果現在不從重處置，以後犯法的人會更多。
楊憲的論點遭到朱元璋的批駁，認為立法還是應該從輕典，使人民“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明太祖實錄》卷25，吳元年九月戊寅條。
律令雖然是從輕典，但“峻法以繩之”仍然是1367年律的主導。
楊憲追求重典，其死也在重典。
1370年，剛剛被提拔為中書左丞的楊憲，看風使舵，了解到朱元璋對開國第壹功臣李善長有所不滿，便開始聯合江南的壹些文人，紛紛彈核李善長，並有取而代之的意念，殊不知朱元璋善於吃壹觀三，能夠把握全局，正好壹石二鳥，在楊憲與李善長互揭隱私的情況下，將楊憲以“謀反”罪處以極刑，因為有連坐之條，楊憲家人當然不能夠幸免，而他所聯合的江南文人，如淩說、高見賢、夏煜等人，也因為連坐之法而先後被處以死刑。
李善長則因為憂郁成疾，身有疾病，正好給朱元璋以“養病”的借口，於是給他壹定的賞賜，將之趕回鳳陽去將養，以後也免不得以“謀反”罪被滿門抄斬。
正所謂：
是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二、洪武六年律洪武六年（1373）律，也稱洪武七年（1374）律，是六年開始編纂，七年完成並頒布實行的。
1367年律令頒布以後，雖然說明王朝有了可以依據斷罪的法律，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尤其是“尚有輕重失，亦有乖中典”。
按照古代經書確定的原則：
刑新邦用輕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亂邦用重典。
也就是說，對新征服的地區用輕典，對已經占有的地區及政治穩定的地區用中典，對有反叛勢力及人民反抗的地區用重典。
中典乃是持久的法律，要想維持長治久安，只有中典才能夠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這對於希望江山穩固，萬世壹系的朱元璋來說，當然是理想追求。
以“中典”為方針的修律活動，在1367年律令頒布以後就緊鑼密鼓地展開。
先是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令4名儒臣會同刑部官員來為他講《唐律》，儒臣每天寫20條送進，並解釋律文的內涵，朱元璋選擇其中可以適合本王朝的律文，聽從刑部編入律令之內，如果他發現有些輕重失宜，便親自加以損益。
《明太祖實錄》卷34，洪武元年八月己卯條。
經過學習與評議《唐律》，朱元璋的法律知識不斷增加，臣下再談到法律問題時，也就不再僅發表原則性的見解，而是據理明令臣下遵守。
如洪武二年（1369），監察禦史睢稼以《周禮》與《禮記》所講“懸法象魏”、“鄉飲讀法”之說，希望朱元璋能夠開展讀律與講律的運動，務必使全國人民通曉律令，這樣便可以“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朱元璋卻不以為然，認為：
讀律固然可以起到禁民為非的效用，但要使民不犯法，應該去從根本的問題去解決，因為“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
《明太祖實錄》卷44，洪武二年八月戊子條。
提倡信義廉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才是根本，而法律則是維護道德的，是“刑以輔治”，不是“刑以威人”，從經典的《尚書》中，就可以看出設置刑法的目的不是為了使用刑法，而是為了不使用刑法，是“刑期於無刑”，更重要的是民不犯法，這才是王朝設立刑法的要點所在，而不是向人民宣示刑法的威嚴。
在朱元璋既定的方針下，律條編纂工作壹直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任命劉惟謙為刑部尚書，並專門發表上諭，要他學習漢代名臣張釋之、於定國，不要“專務刑罰”。
《明太祖實錄》卷61，洪武四年二月戊午條。
不久，劉惟謙被發往四川行中書省為參政，因為他曾經是1367年律令的議律官，所以在洪武六年（1373），又被調回為刑部尚書，並主持律條的編纂工作，同年八月率先“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明太祖實錄》卷84，洪武六年八月辛巳條。
，十壹月全面進行編纂。
朱元璋對此壹直關註，每完成壹篇，便讓劉惟謙等繕寫送入宮內，貼在宮殿墻壁，朱元璋親自加以裁定。
《明太祖實錄》卷86，洪武六年十壹月己醜條。
次年二月欽定本《大明律》，由翰林學士宋濂作表，由劉惟謙領銜，將之呈上，由朱元璋批準頒行全國。
洪武七年（1374）律，壹改1367年律令的編纂體例，完全仿照《唐律》而成，共計有《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盜賊》、《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等12門。
其中有已經頒行的舊律288條，後續頒行的律128條，由1367年的“令”改為律的36條，因某些事而制定的律31條，從《唐律》選取以補遺漏的123條，共計606條。
這完全是《唐律》的翻版，但也增加許多適合當時社會情況的內容，體現出“因時制治”的特點。
洪武七年（1374）律，現在已經很難見到，從該律頒布以後的司法情況來看，雖然去掉1367年律中壹些較為嚴酷的條文，但在朱元璋“重典治國”的立法精神下，依然很嚴厲，以至於朱元璋不得不用詔令諭旨來進行補充。
如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飭令刑官，將雜犯死罪的人全部免死，讓他們勞役終身，在“以全其生”的前提下，希望通過勞役使他們“悔罪改過，復為善人”。
在“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則下，朱元璋對官吏的處罰尤為從重，對於貪贓枉法的官吏往往是嚴懲不貸。
洪武七年律，使官吏更容易觸法網，以至於殺不勝殺。
為此，朱元璋在洪武八年（1375），對“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者”《明太祖實錄》卷97，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條。
，都發往鳳陽去屯種，不到壹年，因罪發往鳳陽屯種的官員就達1萬多人，按照當時的職官設置，在從九品以上的官，也就是2萬多人，壹年之間，居然有近50％的官犯法，可見洪武七年律的嚴酷細密。
值得壹提的是領銜呈上洪武七年（1374）律的劉惟謙，自己也陷入法網之中，不久便被免官，發往鳳陽而不知所終，又壹位作繭自縛者。
三、洪武九年律洪武七年（1374）律頒行之後，朱元璋並沒有壹勞永逸的想法，而是經常披閱，對於其中不妥之處，也時常發表見解，也感覺到該律仍然“輕重失宜”，很難成為“貴得中道”的法律而傳之於後世。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召見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禦史大夫汪廣洋等，講自己翻閱洪武七年（1374）律的看法，先以古代先王為例，認為：
“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疏，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所以聖明之主立法貴得中道，其目的是在於“服人心而傳後世”，因此現在的法律還有不合乎聖王之道者，要胡惟庸、汪廣洋等“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
《明太祖實錄》卷110，洪武九年十月辛酉條。
根據朱元璋的指示，胡惟庸、汪廣洋等不敢怠慢，不久便將厘定的《大明律》呈上來，其中詳加考訂厘正者有13條，總共還有446條，這就是所謂的洪武九年（1376）律。
洪武九年（1376）律具體內容也難以得知，相關史料也少，其修訂是以吳元年（1367）律令，還是洪武六年（1373）律為底本，也很難確定，但從總共還有446條來看，應該是依照吳元年（1367）律頒布以後陸續頒行的律為基準，因此洪武九年（1376）律，應該是按照名例、吏、戶、禮、兵、刑、工分部的。
按照壹般慣例，主持制定法律的人被治罪謫發鳳陽，其制定的法律也會受到牽連，胡惟庸等人不采用洪武六年（1373）律，按照此前陸續頒行的律進行修訂，應該是順理成章的。
對洪武九年（1376）律的內容多有猜測，尤其是厘正13條究竟是什麽，更是成為了謎。
如果仔細研讀1376年前後的歷史，就會發現“奸黨”的罪名是這時增加的。
按照後來定本的《大明律》，“奸黨”罪名是由“奸黨”、“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3條律所構成。
正是因為有了“奸黨”罪，厘定法律的胡惟庸、汪廣洋等又是作繭自縛。
“胡惟庸奸黨案”是非常有名的事件，1934年吳晗先生在《燕京學報》發表《胡惟庸黨案考》壹文，各種談及明代歷史的著作，似乎都不能夠忽略該案。
大多數都認為是以朱元璋為代表的“君權”與胡惟庸為代表的“相權”之間的鬥爭，因為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統領六部，使中央集權制度得到進壹步加強。
但是，當人們討論“胡惟庸奸黨案”時，因為該案輾轉株連，從洪武十三年（1380）開始，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頒布《昭示奸黨錄》，在長達10余年的時間裏，有多達3萬余人受到牽連，其中開國功臣如李善長、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公侯壹級的人物22人都被處死，大多數都被“族誅”。
曾經為朱元璋的筆桿子、諸王子的老師的宋濂，其兒子宋�、孫子宋慎也被壹並殺死，宋濂受到株連，要不是馬皇後與皇太子求情，尤其是馬皇後，陪朱元璋吃飯，命令撤去酒肉，以素齋來表明她要“為宋先生作福事”《明史》卷113《太祖孝慈高皇後傳》，第3506頁。
，才使朱元璋免宋濂壹死，流放到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
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71歲拖著老病的身軀，有“尊宗二氏”之稱的宋濂，信奉佛、道二教，在拜過佛之後，便睡下難以起床，不由得嘆惜道：
“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征乎！
”［5］也就是說“佛書報應之類的說法，看來都是騙人的呀！
”於是便斷然絕食，於該寺院與世長辭，要不是該地方長官慕他的文名，將之葬在蓮花山下，宋濂可能會曝屍山野。
當然，朱元璋的後世子孫為宋濂平反，不但使其得以改葬，還在1513年追加了“文憲公”的謚號。
正因為朱元璋在處置“奸黨”時絕不手軟，學界才認為朱元璋置當時法律於不顧，在法律之外任意采取各種刑罰，以至於濫刑誅殺。
如果不是濫殺，就應該有法律依據。
如沈家本所言擅勾屬官、官吏給由、奸黨、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等，“當定於胡惟庸亂政之後，所謂亡羊補牢也”［6］。
沈家本這種猜度之語，實際上不符合中國古代傳統，因為殺人定罪必然依法，如果沒有法律，以君主詔令諭旨定罪而將之列入法律的範圍也是正常的，更何況處置“胡惟庸奸黨案”，既有公開頒布的《昭示奸黨錄》，又有現在還不能找到的洪武九年（1376）律，因此朱元璋將所有“奸黨”定罪，都是有依據的。
胡惟庸、汪廣洋等在得勢之時，“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排斥異己，拉幫結派，正是統治階級內部各種政治勢力角逐的特征，壹時得勢的派別，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權衡利弊，那麽以“奸黨”罪清除異己，也是他們的選擇。
可以確定“奸黨”罪是洪武九年（1376）厘正13條的內容之壹，因為這符合朱元璋對待臣下之心，如其《申誡公侯鐵榜》講：
“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奸臣不能離間”。
《明太祖實錄》卷74，洪武五年六月乙巳條。
在設置通政使司時講：
“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咨於事者，權奸之漸”。
《明太祖實錄》卷113，洪武十年七月甲申條。
隱隱約約都可以看到“奸黨”罪入律的情況，更何況以後洪武十八、九年（1385-1386）行用律也有“奸黨”罪。
殊不知胡惟庸將異己視為“奸黨”，自己也陷入“奸黨”的泥潭。
胡惟庸等厘定法律，卻將罪名留給自己，正是自設羅網而自入之，自挖陷阱而自入之，頗有耐人尋味之處。
四、洪武十八、九年行用律臺灣學者黃彰健致力於《大明律》研究，不但出版有《明代律例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年），還有《明清史研究叢稿》（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收錄其研究明代法律的論文，其中《〈律解辯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書所載明律之比較》，提到洪武十八、九年有行用律，也就是當時適用的法律，認為該律已經是460條。
經過比較，可以看出洪武十八、九年行用律規定的刑罰較重，而這個時期正是朱元璋將《大誥》頒行全國而大力推行之時。
對於洪武十八、九年行用律是洪武九年律，還是在洪武九年以後陸續修訂的律，都是以洪武十九年（1386）署名何廣的《律解辯疑》為根據，但該書不是洪武原刻本，摘錄的律文又多有刪節，因此法史學界還有爭議。
黃彰健在將各版本的《大明律》比較過程中，發現《律解辯疑》有7條改動比較大，量刑標準輕重不壹，總體上還是變化不大。
從1380年朝鮮典法司中有“應參照《大明律》來改正本朝之律”的記載來看，應該是根據洪武九年（1376）律來改正的，此律對“《朝鮮經國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3］32-38。
以後朝鮮翻譯的《大明律》則是以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直解》為底本，因此可以推定如果洪武十八、九年行用律確實存在，也應該是在洪武九年（1376）律基礎上增添的，從原來的446條，增加到460條。
因為從洪武十壹年（1378）始制牙牌，“私相借者論如律”《明太祖實錄》卷117，洪武十壹年三月丁酉條。
；洪武十五年（1382）頒軍法定律29條“皆參酌律意，頒行遵守”《明太祖實錄》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乙醜條。
，後來《大明律・兵律》分“宮衛”19條，“軍政”20條，所參酌的當是“兵律”；洪武十六年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
《明太祖實錄》卷153，洪武十六年三月壬申條。
九月“磨勘司奏增朝參牙牌律”《明太祖實錄》卷156，洪武十六年九月癸卯條。
等情況來看，律條是在不斷增添修訂的。
五、洪武二十二年律1389年，朱元璋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再次更定《大明律》，其具體方法是“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這就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律。
該律以《名例律》冠於篇首，然後仿照《元典章》編纂體例，按六部官制，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計名例47條；吏律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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