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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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

贺绿汀:

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

作者：

戴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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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音乐界,呼啦啦地竖着一面不倒的旗帜,他就是贺绿汀。

　　在我国老一辈的音乐家中,数他年纪最大,艺龄最长,入党最早,著作最丰。

他既是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理想与追求

　　1903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六日（阳历7月20日）,他出生在今邵东县小东乡罗浮岭一个叫马王塘的小山村里。

母亲高氏是个劳动妇女,有姓无名,目不识丁。

父亲贺生春稍有文化,务农为生。

　　在家中,贺绿汀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排行最小。

三哥贺培真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曾和李维汉等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又成为职业革命家。

弟兄辈中,贺绿汀和三哥最亲近,受其影响也最大;他走上革命道路,和三哥的指引鼓励支持是分不开的。

　　小时候,贺绿汀最大的乐趣是听父亲唱祁阳戏、牧童唱山歌、村民为死人守夜时唱挽歌以及看集镇上“草台班子”演出的花鼓戏。

正是因为这些质朴清新的民间音乐老早就深深地埋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使他不知不觉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致民族风格在他日后的创作中成了自觉的追求。

1917年秋天,他因受大哥“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

一年后,因为南北军阀混战,学校停课,只好辍学回乡,又过了一年才插班考入宝庆（邵阳旧称）县中。

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供不起他继续升学,只好暂且到本乡的仙槎小学当教员。

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以后,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

教了一年书,省吃俭用已稍有积蓄,贺绿汀又萌生了上学的念头。

1923年春天,刚好长沙的岳云学校新设置的艺术专修科招生,他便用贺楷的本名去报考,并以第一名被录取。

1924年冬天,贺绿汀在岳云艺专以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而被留校担任中学部的音乐、美术教师,同时在共产党人何叔衡任校长的湘江中学兼课。

在此期间,他开始习作歌曲,并常去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购买《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以及《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初步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6年秋,在北伐军已经打到两湖、宝庆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也随之蓬勃兴起的大好形势鼓舞下,贺绿汀回到家乡,一方面在宝庆县中、县立师范及母校循程小学教音乐、美术,一方面参加街头演讲、表演节目（拉小提琴）、画宣传画等面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呐喊助威;同时还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供教学之用。

　　在革命的洪流中

　　同年10月中旬,为抗议英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万县惨案”,中共宝庆地委发动县总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数千人,和国民党宝庆县党部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英示威大会。

贺绿汀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

　　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轰动了湖南,贺绿汀也因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色而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任命为宝庆城关下墙地区泥瓦工人党支部书记。

　　“四·一二事变”后,“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同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后,邵阳地区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大批被屠杀,贺绿汀被迫逃亡,先到长沙,随后去武汉,投奔在北伐军第三军政治部任职的三哥。

但不久汪精卫就公开叛变革命,武汉也是一片白色恐怖。

他只好又潜回宝庆乡下,想暂避一时再作他计。

不料到家第四天,在城里的大哥就连夜赶回来报信,说是反动派要派40条枪下乡来抓他。

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只好又匆匆上路。

先与一伙从贵州经湖南去江西的鸦片贩子混杂在一起,抄小路,躲关卡,风餐露宿到了桂阳。

在那里与鸦片贩子分手后,再南走韶关,乘火车到达广州。

经与当时已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团部工作的三哥联系,被安排在黄埔同学会住下,化名贺小萍,担任管理员之类的工作。

　　同年12月广州起义时,因为三哥所在的教导团是主力部队,所以贺绿汀也参加了战斗,在临时指挥所协助做些军需补给和俘虏管理之类的后勤工作。

起义失败后,又随部队突围,并参加部队整编,作为新建立的红军第四师成员,边走边打,日夜行军,经花县、从化、龙门、紫金,转入海陆丰根据地。

到了那里之后,他再化名贺如萍,离开部队到彭湃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宣传部工作。

他所作的《暴动歌》———我国最早以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为题材的歌曲之一,就是这期间的产物。

1928年初,贺绿汀离开海丰,取道香港去上海。

2月到上海后,即按香港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带着用密写药水写的介绍信,到指定地点找指定的人接头;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

于是只好暂去南京,投奔在那里当小职员的大哥的儿子,由对方秘密安置在信河府玄帝庙一处民房权且住下。

不料一次反动派来抓一位同住的国民党左派的族兄,因为他也在场,便一起被带到警察局。

1930年1月出狱后,贺绿汀来到上海。

于1931年2月再次报考音专,以正取生入该校选科,选修理论作曲和钢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音专因受战争影响宣布停课,贺绿汀不得已辍学,在炮火声中离开上海到了武昌,经岳云音乐教师陈啸空介绍,到私立武昌艺专音乐科任教,同时在武汉中等师范及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兼音乐课。

在此期间,他将普劳特和《和声学理论与实用》逐章翻译出来作为授课讲义。

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引进欧洲近代和声理论的译著,1936年出版后,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音乐工作者主要的和声读物。

1933年9月,贺绿汀重返上海,考入音专师范科,继续从黄自和阿克萨科夫学习。

到了1934年,他父亲去世,家乡又发生大饥馑,长期在生活上接济他的三哥也因病失业,无力再帮助他。

眼看已经无法再在音专读下去了,但是一个意外的机会却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这年5月,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车列蒲宁（,贺绿汀从刊物上看到这个启事,便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写了三首钢琴曲应征。

11月揭晓时,他的开中国钢琴作品民族化先河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竟获得惟一的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

同年冬,他经聂耳介绍,被明星电影公司吸收担任电影作曲,后又升任该公司制片部音乐科长兼作曲股长。

作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贺绿汀在此期间以平均每年写6部电影音乐的速度,先后为《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作曲,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音乐作曲家,而且其中作为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的《都市风光》,还是我国第一部实现了以选用现成唱片配乐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过渡的影片。

由于这一开拓性的贡献,从此我国的电影音乐才真正被赋予了专业创作的性质。

与此同时,他还为话剧《复活》、《武则天》等配乐,并写了一些声乐作品。

1936年初,他又参加了进步音乐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并定期为该会成员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讲授和声理论。

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音乐的时代性》及《中国音乐界现状及我们对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等文章。

这种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的并重,后来成为贯穿在他的全部音乐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以参加“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获奖而崭露头角为起点,贺绿汀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随着他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电影歌曲《西湖春晓》、《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话剧插曲《恋歌》、《怨别离》,儿童歌曲《清流》、《孤儿》以及救亡歌曲《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等作品通过各种视听媒介以及当时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他的知名度不仅在国内越来越高,而且开始蜚声于世界乐坛。

　　走向世界的《牧童短笛》

　　第一个把他的作品带到国外出版和演奏的是车列蒲宁。

早在1935年1月车氏在北平举行音乐会时,就演奏了《牧童短笛》。

以后,他在欧美各大城市作旅行演出时,又通过音乐会、广播、讲座等方式,向各国听众介绍这首作品;同时还在美国的《MusicQuarterly》发表的《MusicinModernChina》一文中专门介绍了贺绿汀和《牧童短笛》。

此外,车氏还把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思往日》（后改名《怀念》）两首钢琴曲和《神女》、《怨别离》、《离思》、《流水》（即《清流》）等四首独唱曲带到东京,交龙吟社（Ryuginsha）出版。

于是,“LutingHo”这个名字就渐渐在国外传开了;同时,贺绿汀也用《牧童短笛》第一次叩开了中国钢琴作品通向世界乐坛的门扉,这是他创作的历史性功绩。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与戏剧家宋之的等率先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同年11月,演剧一队来到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所在地———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作短期休整。

在那里,贺绿汀认识了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杨尚昆、彭雪枫、萧克等八路军领导人,学习了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文件,聆听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形势报告,还到杨得志为团长的685团去辅导过战士唱歌。

　　1938年元旦后,他离开演剧一队,于4月到武汉,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的总干事。

　　同年8月,他随厂内迁重庆,并一度在中央电台音乐组任职。

1939年7月,又应邀兼任我国第一所从小培养音乐人材的教育机构———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

　　在重庆期间,贺绿汀除了教书、写作外,还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担任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理事和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研究组委员,并一直保持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联系。

当时,他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并在生活、工作、思想等方面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后来他去延安就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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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一位个子不高甚至有些瘦弱的湖南人，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由小山村走向世界，用音乐奏响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战斗号角，他与聂耳、冼星海、马可等知名音乐家一样，被赋予一个亲切而伟大的称号：

人民音乐家。

一部曲《牧童短笛》蕴含故乡的田园风情

1934年5月25日，上海各大报刊刊登着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

俄国钢琴家齐尔品准备在中国举办一个中国民族民间风格音乐作品比赛会。

一个外国音乐家，竟如此热爱中国民族风格音乐，这使贺绿汀深受感动，他的思维，也再一次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家乡。

贺绿汀的故乡在湖南省邵阳县东乡蚂蝗塘（今邵东县九龙岭镇新庵堂村），故居坐东朝西，依山傍水，房屋围墙下有小池塘，池中水波潋滟，水欢鱼跃。

房屋前后各有一座小山坡，山上鸟语花香，茂林修竹，四季常青，形成一座天然屏障，和房子相互辉映，浑然一体。

屋前为南北走向田垄，飘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田园风情。

1903年7月20日（农历闰五月廿六），贺绿汀就在这样一个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偏僻小山村里呱呱落地。

和许许多多的农家少年一样，乳名小六儿的贺绿汀从小在故乡的山溪旷野里活泼顽皮地成长着：

在田间溪畔抓鱼摸虾，在私塾里习字学文化，也是从这里走向长沙、走向上海并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美好的童年时光，是每一个人心中最甜蜜的回忆，童年时代村野纵情的对歌、老牛背上放怀的短笛、青山脚下潺潺的流水、蔚蓝天空悠悠的白云……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给了贺绿汀无限的遐思和无穷的音乐创作灵感，于是，他拿起铅笔，在钢琴旁一边轻敲着琴键，一边敏捷地构思着，童年每天在山坡上放牛的场景汇成了一幅牧童牛背送夕阳的美妙图画。

“小牧童，骑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想好了一段，便在钢琴上试弹，接着便疾速记录下来……为了寻求作曲的最佳环境，妻子姜瑞芝静静地陪伴他在屋顶上作曲，从繁星满空直到晨光拂晓，终于完成了他的经典创作，带着对儿时生活的美好回忆和音乐创作的喜悦，夫妻俩反复推敲最终把曲子命名为《牧童短笛》。

在比赛评奖揭晓时，《牧童短笛》的钢琴曲获得了头奖。

当贺绿汀迈着稳实的步伐，一步步走向领奖台时，人们很难相信眼前这位带着“土”气和“硬”气的穷学生竟是夺魁者。

迎着一双双疑惑的眼睛，贺绿汀放下手中刚刚接过的奖状和奖金，满怀信心地走向台上那架黑色的钢琴。

顷刻，琴键在他灵巧的手指上跳跃，钢琴上流出的动人乐章，将人们带到了青山绿水的江南，春日和煦，小河轻波荡漾，田埂上，一头健壮的老牛缓缓地走着……大家陶醉在牧童骑着牛儿吹着短笛的田园牧歌中，享受着笛声和鸟鸣飞向绿野的欢快。

一曲终了，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

虽然贺绿汀多次谢幕，但掌声像决堤的洪水，久久在会场里回荡着。

贺绿汀这个名字，第一次带着泥土气息进入了中国乐坛，进而引起了世界的瞩目，那年他31岁。

第一个把他的作品带到国外出版和演奏的是车列蒲宁。

早在1935年1月车氏在北平举行音乐会时，就演奏了《牧童短笛》。

以后，他在欧美各大城市作旅行演出时，又通过音乐会、广播、讲座等方式，向各国听众介绍这首作品；同时还在美国《Music　Quarterly》发表的《Musicin　Modern　China》一文中专门介绍了贺绿汀和《牧童短笛》。

此外，车氏还把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思往日》（后改名《怀念》）两首钢琴曲和《神女》、《怨别离》、《离思》、《流水》（即《清流》）等四首独唱曲带到东京，交龙吟社（Ryuginsha）出版。

于是，“Luting　Ho”（贺绿汀）这个名字就渐渐在国外传开了。

贺绿汀用《牧童短笛》第一次叩开了中国钢琴作品通向世界乐坛的门扉。

一支歌《游击队之歌》发出中华民族誓与侵略者“拼到底”的呐喊

如果说《牧童短笛》这部钢琴曲使贺绿汀进入中国乃至世界乐坛，那么，另一支与《牧童短笛》风格完全相反的那首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传唱、至今仍堪称经典的《游击队之歌》，发出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的振聋发聩的呐喊，现在还在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和伟大复兴而奋斗。

贺绿汀很早就投身革命。

1926年他回家乡任中小学音乐教师时，正值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湖湘大地如火如荼地兴起，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立即以笔为武器，参加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革命活动。

同年，贺绿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县泥瓦工人党支部的支部书记。

1927年12月，贺绿汀参加了广州起义，在紧张的战斗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我国革命音乐萌芽时期的第一首革命战歌----《暴动歌》：

兵工农，兵工农，起来大暴动！

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

应该说，《暴动歌》是《游击队之歌》的前奏曲，是贺绿汀革命性音乐的前期迸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贺绿汀知道，中华民族此时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于是他满怀“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爱国热情，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出队，奔赴武汉、开封、西安、临汾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用音乐唤起全国同胞，与日本侵略者“拼到底”！

就这样，激励全民族奋起抗争的《游击队之歌》诞生了。

当时，在山西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临汾城西八里地刘庄，贺绿汀访问了刚刚成立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指战员告诉他，从陕西出发时，我们八路军没有炮兵，炮兵团这些炮都是缴获日军的炮和收集阎锡山部队南逃时丢弃的炮。

这次采访，贺绿汀脑海里总是闪现出我八路军将士爬高山、宿密林、夺武器、杀日寇的情景。

特别是八路军射向日军的“哒哒哒……”的机关枪声，如同小鼓点的节奏，化成了一串串音符，于是，连词带曲，《游击队之歌》一气呵成：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那怕山高水又深”。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

《游击队之歌》既豪情奔放，又通俗易唱，因而如春风荡漾，迅速吹遍神州大地，很快在根据地和大后方传唱开来，给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将士和全体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而且作为中国抗战歌曲的代表作之一，不久便传播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抗日军民，对这支歌亦如数家珍，顺口唱来。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继《游击队之歌》后，贺绿汀又陆续创作了《嘉陵江上》、《保家乡》、《垦春泥》等一系列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用手中的笔杆子以及一腔火热的爱国情怀，忠实履行着革命音乐家的使命。

因为这首迅速在根据地和大后方传唱开来的《游击队之歌》，贺绿汀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当时，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的一个文艺晚会上，毛泽东见到贺绿汀后，带着对老乡的热情，话了一会家常便高兴地说：

“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

贺绿汀后来回忆说：

“他（毛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流淌。

想不到我仅仅写了《游击队之歌》等歌曲，毛主席就这么鼓励我。

他的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活着，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啊！

我拿起笔，我写，我拉琴，我弹琴，我指挥，都想着人民，要为人民做事。

”

想着人民，为人民做事，贺绿汀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硬骨头”音乐家，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不为困难折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用自己的一生引领着一个革命的音乐时代。

也因此，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中，贺绿汀注定了坎坷多难，即便如此，他却永远不屈不挠，坚持真理，反抗着，斗争着……贺绿汀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时坚持说真话，遭到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1968年3月21日，贺绿汀被“四人帮”迫害入狱，直到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一再过问才被解除监禁。

1979年1月贺绿汀终于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文化部再次任命他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直至1984年因年老退居二线，但仍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

198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音理会第二十届年会上，一致通过接受贺绿汀为国际音理会荣誉会员。

1993年7月15日，江泽民为祝贺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70周年，亲笔题词“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

江泽民的题词代表了党和人民对贺绿汀的高度评价。

一片情情系父老乡亲，关注家乡发展

1999年4月27日贺老在上海逝世。

4年后的7月20日，是贺绿汀100周年诞辰纪念日，他的两个女儿根据父亲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从上海送回家乡。

这天下午3时30分，贺绿汀骨灰安放仪式在邵阳市资江河畔的松坡公园隆重举行，他和夫人姜瑞芝的骨灰合葬在美丽的松坡公园里，成千上万的家乡人民满怀崇敬和追思，前来缅怀自己的音乐家魂归故里。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时时刻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曾先后四次回故乡探亲，每一次回乡，他都会给家乡人民捎来福音，带来善举。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贺绿汀第三次回到故乡，看到家乡人民没有摆脱贫困，贺老心里很急，他几次找来当地干部商量改变家乡穷困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这次回家返沪后不久，数以千计的良种果树和建水轮泵站的巨额资金，带着游子对慈母的爱心，迢迢千里“飞”回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同时，贺绿汀在信中特地嘱咐侄儿贺玉强把苦瓜子寄到上海，让他在花园里栽种，并说要等家乡人民过上甜日子，他才不再种苦瓜。

在他后来写给贺玉强的许多信里，其中有一封写着这样一段话：

“你寄给我的苦瓜子，我们把它种在花园里，结了许多苦瓜，上海人不爱吃，我觉得家乡的苦瓜可口。

”

1980年4月，贺绿汀和夫人姜瑞芝及胞兄贺培贞再一次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这时候，他虽已近80高龄，但仍关心着家乡的发展。

这次回乡，贺绿汀参观了邵东县农科所养猪场、黑田铺公社圳炫茶场、邵东五金厂、黄家坝水库、邵东机场等许多地方，并特地到他60年前当过音乐绘画教员的灵山寺学校看了看，了却了这位老音乐家多年的心愿。

贺绿汀第四次回乡的时间比较长，想去的地方基本上都去了。

临回上海的前一天，他在招待所紧闭房门，任何来客不见，铺开稿纸，写了整整一天，洋洋数千字，为邵东的发展出谋献策，作为对家乡和家乡人民的深情回报。

此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公务繁忙，贺绿汀虽然再也没有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邵东，但他的心仍然深深地牵挂着养育他的故乡，关注着家乡的发展。

他非常支持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多次向家乡捐赠图书资料；闻知母校新庵堂小学改建，立即捐款2万元；当他曾任教过的灵山寺学校请他题写校名时，贺老毫不犹豫，欣然应允。

1997年，已94岁高龄的他还6次亲笔写信询问家乡培英学校的情况……据了解，贺绿汀对家乡的所有这些损赠，都是从自己历年工资及稿费收入中节省下来的，而他却未花分文去维修自己的旧居。

如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家乡人民，更是怀念在困难时期给予过他们极大帮助的贺绿汀。

贺老逝世后，家乡人民以自发保护他的故居的形式来缅怀他们心目中的好老乡，邵东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贺绿汀故居的修缮与保护，多次拨付专项资金用于贺绿汀故居的保护。

2002年7月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贺绿汀故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亦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各级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下，贺绿汀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为邵阳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近年来，越来越多爱好艺术的青少年前来故居瞻仰，缅怀一代音乐大师，许多上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名流也慕名前来参观，并题词留念。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邵东县委县政府定将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深入挖掘邵东历史文化底蕴，努力打造贺绿汀等一系列文化名人名片，以湖湘文化和名人文化为依托，发展红色旅游，带动全县文化事业发展进入一个历史辉煌期，让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推动邵东县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亮点”，成为邵东县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贺绿汀1903年7月20日诞生于湖南省邵东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革命运动高潮迭起。

少年的苦难，磨炼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他一身正气。

他于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音乐界参加革命最早的人士。

　　他率先叩开了中国钢琴作品通向世界的大门。

一首《牧童短笛》一举在国际上获奖，成为中国钢琴音乐史上的里程碑。

他率先为中国电影作曲配乐，所创作的《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等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历经半个世纪仍为群众所喜爱。

　　他率先引进和研究国外音乐理论成果，1936年翻译出版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地、系统地将欧洲近代和声理论引进中国的译著。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积极投身上海文艺界救亡运动，所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全国各个抗日战场，鼓舞了无数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说：

“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好啊！

你为人民做了件好事，人民不会忘记的。

”

　　1946后，贺绿汀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管弦乐团（现中央交响乐团前身），担任第一任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并且先后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

1979年9月，在他的率领下，中国音乐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音乐理事会，在会上我国被接纳为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

1983年他当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家。

　　我市纪念贺绿汀诞辰百年

　　2003年7月20日，著名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我市隆重举行。

　　下午三时，贺绿汀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市松坡公园隆重举行。

贺绿汀同志的墓碑由赵朴初先生生前题写，贺先生的代表作《游击队之歌》五线谱被制成栏杆围绕在坟墓周围。

　　此外，我市还通过组织歌咏比赛、音乐晚会、生平图片展等形式回顾和缅怀了贺绿汀先生的音乐人生。

贺绿汀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很多的第一，他创作的《牧童短笛》获得国际奖项，使中国现代作曲家的作品首次吸引了世界目光；他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片《都市风光》配乐，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从用现成的蜡盘（即唱片）配乐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他写了第一首咏叙性的独唱歌曲《嘉陵江上》。

所有这些都有个重要的特点：

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民族化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贺绿汀：

携民族音乐与时代同行

　　发布者：

学科专家　　　来源：

中国民族报　　发布时间：

2012-08-01

   贺绿汀（1903年~1999年），湖南邵阳人，杰出的人民音乐家，新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歌》等，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