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系列董凌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宋育仁及其文化贡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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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学系列董凌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宋育仁及其文化贡献
董凌锋：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宋育仁及其文化贡献
钟永新
【人物简介】董凌锋，山西偏关水泉人，出生于1980年。
1998年至2008年，先后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依次获得历史学教育专业学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图书编辑。
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天府新论》《宁夏社会科学》《兰州学刊》《中国编辑》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研究宋育仁十余年，发表多篇研究宋育仁的文章，出版学术专著《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主编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宋育仁文集》（共1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
【阅读提示】
◆我读研时有一次翻阅《中国近代史词典》，无意中看到一个名为“宋育仁”的辞条，其中所记述的宋育仁先生堪称传奇的不凡经历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初步判断宋育仁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
◆维新强国是宋育仁大半生为之奋斗的梦想，他依次扮演了早期维新派、戊戌维新派、清末立宪派三种角色，其追求维新之路与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相伴随。
◆宋育仁著述不仅是研究宋育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近代人物研究乃至晚清民国史的研究都大有裨益，同时也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晚年宋育仁虽然主要从事学术、文化、教育工作，但他从没有放弃对时局的关注和对国家及民族命运的担忧，可以说，密切关注时局、身怀忧国忧民之心是宋育仁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的高贵品质。
◆研究宋育仁要放宽视野，倡导跨学科研究，同时要促进宋育仁研究的全国化、国际化，进一步扩大宋育仁研究的影响力，直至建立“宋育仁学”。
宋育仁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
钟永新：
董先生，您好！
宋育仁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是近代四川（含今重庆市）维新运动倡导者。
2016年您的学术著作《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和选编整理的《宋育仁文集》先后正式出版，为推动宋育仁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请问您是如何步入历史研究之路，进而开展宋育仁研究的？
董凌锋：
2016年出版的这两部书，其中《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充实修改完成，它是我接受正规学术训练以及开展宋育仁研究以来的阶段性总结；《宋育仁文集》从申报选题到正式出版则历时近8年，是一部由我选编整理的主要辑录宋育仁著述的大型文献丛书，它是散藏于各地的自民国以来刊行的多种宋育仁著述版本首次汇总式结集，是迄今为止收录宋育仁著述最多的一部影印文献。
说起我步入历史研究之路的缘由，这主要与我的教育背景有关。
1998年，我考入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大学四年的学习培养了我对历史学的兴趣。
2002年大学毕业，我随即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读研，入学第一节课上，导师就以范文澜先生的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教导我，从那时起，我便牢记范老的这句治学名言，将它作为我治学恪守的学术信条，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把我领进历史研究的门槛，使我学会了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治学门径。
而真正意义上步入历史研究之路是在我读博时期，2005年硕士毕业，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所著名学术机构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图书资源、学术环境，让我大开眼界，读博期间，我参与了导师主持的课题，阅读了大量学术书籍，聆听了多场名家讲座，另外，近两年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经历，更让我充分感受到研究历史的苦与乐。
我从2003年开始宋育仁研究到现在，已经过去13年了。
当初选取宋育仁作为研究课题，与我偏好近代历史人物的个人学术兴趣不无关系，当然与宋育仁研究结缘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记得2003年冬，导师让我考虑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于是我去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期望从中获得灵感，就在我翻阅陈旭麓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时，无意中翻到一个名为“宋育仁”的辞条，辞条中所记述的堪称传奇的宋育仁先生的不凡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初步判断宋育仁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
随即，我查阅了相关的学术史资料，得知宋育仁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接着我征求了导师牛老师的意见，最终，我把“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的思想研究”确定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从此我对宋育仁的研究正式展开。
在撰写博士论文阶段，我结合自身学术兴趣，延续了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的宋育仁研究，以“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撰写完成1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
毕业工作后，我虽然不在研究岗位，但我没有放弃对宋育仁的关注和研究，工作之余，相继发表《宋育仁的吏治思想简论》《宋育仁的边疆思想》《宋育仁银行思想简论》《宋育仁公司思想初探》等文章，并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近15万字的内容，出版专著《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一书，还克服诸多困难选编出版大型历史文献《宋育仁文集》十四册。
宋育仁像
宋育仁故居遗址远眺
（今四川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大岩凼倒石桥，2009年，钟永新摄）
宋育仁何以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家
钟永新：
在《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书中，您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将宋育仁和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研究比较，请问您认为宋育仁思想体现在哪些方面？
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哪些？
主要有哪些思想特点？
董凌锋：
宋育仁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宋先生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我对宋育仁思想没有进行过全面研究，不敢对其思想体系妄加评论，从涉足宋育仁研究以来，我的研究主要以宋育仁的维新思想为主，下面我主要围绕较为熟悉的宋育仁维新思想，谈几点粗浅认识。
维新强国是近代中国部分进步人士在面对日益衰微的国势时所选择的一种救国方案，其中宋育仁便是此救国方案的积极主张者之一。
维新强国是他大半生为之奋斗的梦想，为此他依次扮演了早期维新派、戊戌维新派、清末立宪派三种角色，其追求维新之路与近代中国维新运动史相伴随。
为实现维新强国之梦，宋育仁不仅扮演了“坐而言”的维新思想家的角色，大量著书立说，积极建构宏大的维新思想理论体系，其维新思想内涵丰富，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而且充当了“起而行”的维新实践家的角色，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维新，办实业、创报刊、建学会、译西学等，其维新实践活动亦形式多样。
宋育仁政治方面的维新思想即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变革思想、吏治思想、议会思想、地方自治思想，其政治思想的内涵主要是：
（1）抨击洋务派的和顽固派的弊病，极力呼吁维新变法；
（2）揭露君主专制体制下官僚制度的诸多弊端，大力主张整顿吏治；（3）主张效仿西方设立议院，实行议院制度，并对如何设立议院提出了自己构想的方案；（4）对西方地方自治思想也进行了介绍。
经济方面，在宋育仁维新思想体系中，其经济方面的维新思想即经济思想所占比例最大、内容最多、篇幅最长，这表现出他对经济问题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宋育仁不仅撰写了大量论及经济问题的著述，如他在1905年写成的《经世财政学》，是当时为数甚少的经济、财政学方面的专著，引领了时代进步的潮流，而且多次上书清廷，要求改革当时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此外，他还从事过许多和经济相关的工作。
归纳宋育仁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货币思想、工商思想、税制思想、银行思想、公司思想、交通思想等，他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经济对于强国富民、抵御列强的极端重要性，对晚清以来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如工商制度、金融制度、税务政策等予以严厉批评，并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整顿税制、铸造金币、设立银行、发展交通等。
军事方面，宋育仁提出以西方军事制度为样本，通过改革兵制、创办军事学堂等举措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
教育方面，宋育仁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务虚不务实的弊端，主张兴办新式学堂，并认为学堂的教学内容要中西并举。
作为生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宋育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近代整体历史环境的影响，他的维新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受到他所生存时代的影响，促使宋育仁维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有几方面：
其一，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外部的挑战，列强侵略不断加深，国家时局逐渐恶化，由此而导致民族危机日益严峻，这是促使包括宋育仁在内的维新志士们维新思想产生的重要外在原因之一。
其二，尊经书院的求学经历。
1876年至1879年，宋育仁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浸淫其中的他既受到书院讲求实用的整体环境的熏陶，也受到书院杰出师友张之洞、王闿运、廖平、吴之英、杨锐等影响。
其三，出使西方的特殊经历。
1894年，宋育仁以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官的身份出使欧洲，常驻伦敦。
出使西方的经历是他人生中一段极为重要的特殊历程，其间，他利用外交官的特殊身份，认真考察了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情况，通过比较中西，他更加感受到中国的落后贫弱；另外，在他出国时，正逢中日甲午战争之际，身处异域的他筹划了“借洋款、募西兵、袭长崎”的“潜师”计划，虽然借筹之计最终未能实施，但通过此事他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和国家积贫积弱的国情认识得更加深刻，这也使宋育仁的维新之心更为迫切。
其四，甲午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为维新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不断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桎梏，宋育仁虽然不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但他顺应时代潮流，呼吁维新，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行都会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正如黑格尔所说：
“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越他的皮肤一样。
”宋育仁作为一位生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注定要受到近代中国时代特点的影响，既有近代人物所具有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独特之处。
同时，既有进步与不凡处，也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认为，宋育仁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西学中源、崇古尊儒。
宋育仁虽然主张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但在对待西学和中学的问题上，主要持“西学中源”观，他认为西学的源头在中国古代，表现出对中国古代的极大推崇。
“西学中源”观是晚清思想界认知中西文化关系的主流观点，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等都秉持这种文化观。
宣扬“西学中源”对于宋育仁倡导维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他激发国人的爱国热忱及号召人们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减少传播西学、学习西方的阻力；另一方面过度宣扬“中学西源”影响到他学习西学的态度以及维新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过度的“西学中源”观成为宋育仁在民国年间思想日趋保守的潜在“推进剂”。
此外，宋育仁提出“复古改制”的主张，一方面是他出于减少宣扬维新阻力的策略，另一方面，也与他所秉持的“西学中源”文化观和过度崇古心理有关，在他看来，西学、西制、西艺等西方文明均源自中国古代，《周礼》尤备，因此，学习西方，维新变法，正是拿回原本属于中国的东西，正如他在其宣扬维新的名著《时务论》所说的“外国富强之故，乃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
则言旧时之策者，孰又愈复古乎？
”宋育仁对儒学和孔教也过度尊崇，这导致他在从事维新实践活动时，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对儒学的迷恋成为阻碍他在维新道路上前进的羁绊。
宋育仁背负传统思想包袱与主张维新矛盾的局限性，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道路上面对中西文化时的迷惘与困惑，这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思想的局限性，更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局限性。
其二，关注经济、追求富强。
宋育仁对经济问题用力尤多，思考尤勤，为同时代言经济者中的佼佼者。
他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做到了构建理论与实践躬行的结合。
一方面，宋育仁在经济方面立言颇多，撰写了大量经济方面的著述，既对西方经济状况做了介绍，也剖析了晚清中国经济领域中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对症下药提出解决之道，内容涉及农业、工商业、币制、银行、交通、税制等诸多经济领域，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体现出他对经济问题关注视野的广阔。
另一方面，他从事经济工作的经历极为丰富，从维新运动期间主持四川商务事宜到20世纪初受聘辗转各省主持财政工作、主管货币局（厂）以及税局等。
能像宋育仁这样在经济方面做到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均取得较大成就的维新志士，近代史上为数甚少。
其三，忧患意识、经世观念。
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宋育仁维新思想产生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忧患意识贯穿在宋育仁维新思想的各方面。
其文多为感时愤事、忧国忧民之作，可见他的忧患意识既是对古代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是对近代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其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忧边疆危机、忧民生日艰、忧利权外溢三个方面。
宋育仁还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观念，在经世观念的指引下，他对现实问题尤为关注，对于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出高度关切之心，比如他在《时务论》中，针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交通等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提出解决办法。
清末新政期间，宋育仁专门写出《经世财政学》一书，从书名即可看出他心怀经世致用之志，书中对当时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亟须解决的问题进行详细梳理。
宋育仁在继承鸦片战争前魏源、林则徐等经世观念的同时，以博采古今中西之法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从而推动了经世思想在近代中国内涵的丰富。
成都宋育仁纪念馆“东山草堂”及宋育仁墓（2008年，钟永新摄，草堂已毁于火灾）
为宋育仁研究提供文献支撑
钟永新：
经您多年艰辛搜集，再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通力合作，使得《宋育仁文集》14册顺利出版，此可谓民国时期《问琴阁丛书》印行以来，宋育仁著作多种版本的首次汇集，能否介绍一下该书整理出版的缘起及简要经历，其间有无难以忘怀的往事？
董凌锋：
宋育仁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可谓著作等身，由于宋育仁治学范围极广，因此他的著述包罗万象、门类庞杂，涵盖经学、小学、诗词，时论、财政、史学、书牍等诸多门类。
可惜的是，宋育仁的著述亡佚者甚多，即便存世的宋育仁著述收藏地也很不集中，而是分散收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查阅使用极其不便。
十几年前我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思想研究》时，在内蒙古大学读书的我，为了搜集撰写论文所必需的第一手史料，即宋育仁在维新运动期间撰写的著述，自费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其间因驻地偏远而不得不一大早挤公交、路边吃便饭，因图书馆收藏的宋育仁著述无法复印，又不得不逐词逐句抄写，查阅史料的过程让我深感宋育仁著述的收藏地过于分散，极其不利于宋育仁相关研究的开展。
著述是著者思想的体现，宋育仁的著述不仅是研究宋育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近代人物研究乃至晚清民国史的研究都大有裨益，同时也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版本、文献价值。
有感于此，我暗下决心：
要尽力搜集整理宋育仁著述，等待日后有机会将宋育仁的著作结集出版。
随后我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再次饱受四处查阅、抄录宋育仁著述的劳苦，身心备受折磨，整理出版宋育仁著述的决心也随之更加坚定。
出于早日整理出版宋育仁著述的迫切心理，2008年后半年，我博士毕业后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递上了初拟名为“宋育仁文集”的选题项目。
从2008年10月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报送选题到2016年8月正式出版，《宋育仁文集》的整理出版经历了近8年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其间，由于出版社负责该选题的编辑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选题先后经手的编辑多达4位。
实际上，《宋育仁文集》的出版选题在我报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出版社同意立项出版的批复，而且其中拟收录的大多数文献的名录在我申报选题时就已基本确定，出版周期之所以漫长，除与出版社频繁更换该选题的责任编辑有关外，还与书中拟收录文献的内容获取难度较大有关，由于文献散藏于各地图书馆，且文献性质均为古籍，有的甚至是善本，图书馆根本不允许复印或借阅，我意识到，仅靠我个人的能力很难把拟收录的文献都收集齐，于是，我主动提出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收集文献，对于那些我个人无法获取的宋育仁著述，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面，与我提供的文献收藏馆沟通，拍照获取文献。
在出版过程中，我主要负责撰写文集序言，拟定编选原则，确定书中收录文献的具体名录和所收录文献的排序，提供文献的收藏地以及部分文献的电子版，审读书稿全部内容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方面主要负责根据我提供的文献收藏地，拍摄那些靠个人力量难以获取的文献。
因此这套书是我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成功的产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做出的贡献也是应该肯定的。
另外，出版过程中，有些细节问题也经过反复地斟酌、权衡,才最终确定下来。
如关于对文集中收录的文献是否进行句读及添加注释，最初我想将收录的宋育仁文献添加标点，为一些不易懂的字词加上注释，以便读者理解，但后来还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品最初的形态，原汁原味反映宋育仁著述的原貌，以影印方式出版，在正文中不添加任何注释，只在序言中对宋育仁的生平和文集的编选原则做简要说明；又如关于文集中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内容基本相同但版本不同的著述是否全部收录的问题，如《时务论》《采风记》这样为宋育仁赢得良好声誉、令他闻名于士林的名著，为了凸显这两部文献的重要价值以及体现各种不同版本的重要价值，为版本学研究者提供资料，最后决定将能找到的这两部著作的各种版本全部收录。
谈到令我最难以忘怀的往事莫过于2014年下半年我差一点准备放弃选题。
从2008年下半年选题批复以来，我一直在为文集的出版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心中充满着对早日出版文集的憧憬，然而令我感到迷惘和失望的是，出版社方面负责此选题的编辑像走马灯似的接连换人，到2014年下半年，负责文集的编辑已换成第四任，当时我正忙于学术著作《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的撰写，再加上本职工作也很忙，所以对《宋育仁文集》的选题无暇顾及，而此时我对出版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有点失去信心，于是萌生想要放弃《宋育仁文集》选题的想法。
当我抱着极度失望的心情，和文集的第四任编辑进行联系，想问清对方究竟能否出版该项目，想知道是否还有一线希望，如对方还继续拖沓不重视，我就准备说放弃该选题了，令我感到惊喜的是，责编张慧霞回复说出版社已经启动该项目，对这个项目很重视，她的回答重新燃起我对文集出版的希望，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我们通力协作，克服很多困难，终于在2016年8月将14卷《宋育仁文集》出版面世，想来如果没有之前坚持不懈的执着努力，文集的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宋育仁文集》书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8月版。
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的高贵品质
钟永新：
您在宋育仁研究领域先后撰写发表了《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研究》《宋育仁的边疆思想》《宋育仁工商思想探析》等学术论文，成果很多，同时提出晚年的宋育仁并未消极落伍，而是积极参与时事活动和国学教育、史志纂修等，那么请问如何客观评价认识宋育仁？
宋育仁值得学习与传承的文化学术精神有哪些？
董凌锋：
我发表的研究宋育仁的学术论文有的是在读博期间撰写，如《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研究》《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政治思想研究》，有的则是我在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所写，如《宋育仁的边疆思想》《宋育仁的吏治思想简论》《宋育仁银行思想简论》《宋育仁公司思想探析》等，这些文章是我涉足宋育仁研究领域以来的思考所得，主要以宋育仁的思想为研究对象，纯属一己之见，其中的不足之处或错漏一定不少，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斧正。
对于晚年宋育仁的认识，据我所见关于宋育仁的文章或著作，多数认为晚年宋育仁退隐成都，除在学术文化方面有所成就外，对时事及尤其政事不闻不问，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种看法是对晚年宋育仁的误读。
事实上，晚年宋育仁虽不赞成民主共和制度，民国初年的他甚至成为保皇论支持者，在政治主张方面的确逆历史进步潮流而行，但他从未失去对时局的积极关注和与外界的主动联系，一直心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不断地抨击时弊，为民请命，严厉声讨民国年间的黑暗时局和流毒社会的种种不正之风，其斗士风范依然如故。
如宋育仁于1922年至1924年期间在《国学月刊》中发表的大量文章就有不少为抨击黑暗时局之作。
1923年宋育仁写下犹如战斗檄文般的《代国民请愿书》，其中他以代民请愿的口吻，对民国政局的黑暗面予以严厉斥责，希望统治者能整顿弊政，扭转乾坤，以救民于水火之中，表现出对时局的高度关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因此，晚年的宋育仁虽然主要从事学术、文化、教育工作，但他从没有放弃对时局的关注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可以说，密切关注时局、身怀忧国忧民之心是宋育仁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的高贵品质。
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是令历史研究者十分棘手的难题，同样，对宋育仁的评价也是研究宋育仁要面对的难题之一。
我十分赞同陈寅恪先生所讲的，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不应该以今情测古意，过分苛求古人，对其求全责备，而应当报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要结合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对其进行评价。
亦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讲，“历史学家知人论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着重在超过他的前人之处，不应该纠缠在他不及后人之处。
历史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在近代尤为迅速，前人不及后人又何待言”。
因此，在评价认识宋育仁这个问题上，我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力求接近于历史真实。
宋育仁生活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面对日益恶化的民族危机，在探寻强国富国的道路上展开艰辛的探索，一生扮演多种角色，宋育仁扮演的多种角色证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芸芸众生中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
首先以其扮演的维新派的角色而论。
宋育仁大半生寄希望于以维新来实现强国之梦，扮演了维新思想家和维新实践家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建构了宏大的维新思想体系，这不失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他身先士卒，积极投身维新实践，如在维新运动期间，他扮演了巴蜀地区维新运动领袖的角色，主持尊经书院，创办《渝报》《蜀学报》，兴建工商实业，无愧于“四川和重庆报业鼻祖”及“川渝民族工商业创始人”的角色。
其次以其扮演的传播西学、汇通中西的文化使者角色而论。
宋育仁积极传播西学，介绍西方文明，维新运动期间，他亲自为孟德斯鸠的《法意》作注，写成《法意钞案》一书，还撰写多部传播西学的著作，如《经世财政学》《宋芸子先生政法讲义》等；出使英国期间，宋育仁积极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与当地汉学名家如理雅各、麦克斯•穆勒等多有交往，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再以其扮演的传统文化素养深厚的国学大家的角色而言。
宋育仁学贯中西，既以西方为师，主张师法西洋，维新自强，又热衷传统文化，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撰有大量论述经学、小学、古典诗词等传统文化方面的著作，称其为“国学大家”并不为过。
最后以其所扮演的爱国者角色而言。
他一生始终胸怀强烈的爱国心，对祖国的赤诚之爱是激发他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内在精神动力，甲午期间，身在伦敦的宋育仁居然以超凡的勇气大胆谋划潜师袭倭，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不过宋育仁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尊崇和迷恋，也导致他对西学学习的深度不够彻底，他对儒学及孔教的信奉导致他笃行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宋育仁的这些局限性既受他个人不足之处的限制，也受时代、阶级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坦白地说，要准确概括宋育仁值得学习和传承的文化学术精神的内涵比较困难，这要建立在对宋育仁一生有全面、客观、准确的把握和对体现他文化学术精神的著述有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就我熟悉的宋育仁维新思想的内涵来看，其中所反映的宋育仁的文化学术精神，主要体现在：
其一，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维新强国是宋育仁大半生的追求，要维新就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而要向西方学习，就必须要开阔的胸襟和过人的远见，在面对是否学习西方的晚清时期，不少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坚持中优西劣的论调，而宋育仁却能大力倡导学习西方，维新强国，这种博采天下所长为我用的气度，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尽管在面对中西学时，他秉持西学中源的文化观，但毕竟还是主张向西方学习，这比起盲目排外的顽固派以及学习西方主要局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派来说，进步了许多。
另外，宋育仁著书立说时大量运用西学，他的名著《经世财政学》就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当时为数甚少的财政学专著。
他还以西学为武器，维护国家利权，1905年，他在与美使精琦关于币制自主的争论上，以西方经济学理论驳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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