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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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

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

　　【英文标题】CommodityproductionandmarketbenefitofspecializedpeasanthouseholdsinHanDynasty【内容提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代在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领域中，都出现了专业户。

他们所进行的商品化生产，由于规模大、数量多，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故市场经济效益好，可与“千户侯等”。

【英文摘要】Therewerehouseholdsarisinginthefieldoflivestockhusbandry，fishery，forestry，gardenhusbandryetcinHanDynastywithdevelopmentofcommodity　householdswhoworkedonthecommodityproductionhadgotagoodmarketbenefitandanequalpositionwith“themarquiswhoholdingonethousandhouses”becausethecommodityproductionwaslargeinscale，muchinquantityandthemenhadgoodskillsofproductionandhighlevelofmanagement.【关键词】汉代/专业农户/商品生产/市场效益HanDynasty/specializedpeasanthouseholds/commodityproduction/marketbenefit研究商品经济，应当重视商品生产的考察。

所谓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

“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

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并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

”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

秦汉时期，自然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展，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农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流通过程与市场发生联系。

本文仅就从事畜牧业、渔业、林业、园圃业等方面的专业农户之商品生产及其利润率、或市场营销后的经济效益作些初步探讨。

一畜牧业在古代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秦汉时期，西部、北部边郡，地广民稀，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

如《史记·货殖列传》说：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汉书·地理志》亦说：

“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汉代在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也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

随着畜牧业基地扩大，畜牧经济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出了以畜牧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如据记载：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戎王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故北多以‘壹’为字者。

”“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

”“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汉代畜牧业户生产有几个特点：

首先，地区分布不断扩大，由西北逐渐向中原延伸。

受周代以来的长期影响，使中原的一些地方亦开始发展畜牧业。

如史称：

冀州“畜宜牛羊”，豫州、兖州“畜宜六扰。

”即适合于马、牛、羊、猪、犬、鸡等六畜的牧养。

二是畜牧生产的品种、类别有发展。

除马匹之外，还有牛、羊、驴、骡等。

驴、骡是秦代之前中原所没有的品种，被视为“奇畜”。

西汉中期后，乃“骡、驴、馲驼，衔尾而入，騨騱騵马，尽为我畜”。

再者，当时畜牧专业户生产的规模大，数量多。

有的“畜至谷量牛马”，有的“马牛羊数千群”，有的“马牛羊数千头”。

汉武帝太初年间，为征伐大宛，发兵六万人出敦煌，“并有牛十万，马三万匹，驴、骡、橐以万数”。

这众多的牲畜，除官养的之外，有不少当是来自民间的私养。

还有一点，就是专业户经营的目的明确，它不是生产自给，而是为了出卖，通过交换获利。

如乌氏倮，擅长“畜牧”，将其牲畜“斥卖”之，购“求奇缯物”，乘间以献戎王。

卜式畜养“羊致数千头”后，再“买田宅”。

可见，他们的畜牧经营是一种商品生产。

当时有“马侩”“牛侩”等畜牧经纪人，也说明畜牧的商品化走向业已明显。

马牛在畜牧类中有特殊地位和重要的经济价值。

史称：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又云：

“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

”当时，由于边郡长期战争，发展骑兵需要马匹；驾车运输和使用犁耕需要“服牛”；而祭祀肉食需要用羊。

所以马、牛、羊等成为汉代的大宗商品，买卖现象极为普通。

如据《汉简》记载：

“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书曰：

大昌里男子张宗责居延甲渠收虏隧长赵宣马钱凡四千九百二十”；“已校左部中曲候令史黄赏以私财买马一匹”；“建设丞行为郡买马”；“□昭三年三月中卖牛一肩水金关□”；“出二百五十买羊一”。

从《居延汉简》所见，当时市场上“买马”、“买骑马”、“买牛”、“买马牛”、“买羊”的记载不少，说明买卖频繁。

汉代，有关马牛等畜牧的市场价格记载不一，往往因时因地各异。

就总体而言是边郡价格低于内地。

边郡马价，据《居延汉简甲乙篇》记有“用马五直二万”，“□□其平宗马直七千”。

《流沙坠简》有“一马直九千”者。

是知，每匹马在4000至9000之间。

而内地马价，在战乱或灾荒年间，乃暴涨至一匹数万到数十万钱，甚至“马一匹值百金”，事见《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记》、《后汉书·杜林传》、《后汉书·灵帝记》等文献记载。

牛的价格，一般比马价较低。

《居延汉简》记有“用牛二，直五千”，“服牛二，六千”。

每头2500至3000钱。

而《九章算术》记的牛价，乃分别为1200、1800、3700钱。

羊价，据《居延汉简》记有：

“羊二头，直五百”，“出羊一头大母子种从君巨买贾泉九百”，“出羊一头大母勒君兄买泉千”，“出二百五十买羊一”。

《九章算术》：

“羊一直金二十一分之二十”，“羊价五百”，“羊价一百五十”等，每头分别为250、500、150钱。

从马牛羊的价格观之，各地相差悬殊较大。

为便于衡量畜牧专业户的经济效益，现依中等价格计算，假若马一匹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250钱。

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650余万钱。

其资产多到惊人！

至于有“马牛羊数千群”的班壹和“畜至用谷量马牛”的乌氏倮，其畜牧出售后，获利当更为可观。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做了另一种测估方法。

他说，拥有“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者，“与千户侯等”，即除去成本百万，年利收入20万钱。

在其中的价格测算上，虽然和我们上面列举的例证略有不同，但这同样说明畜牧专业户的马牛羊，通过市场经销扣除畜牧税后，仍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即投资100万能获利润20万钱。

二渔业是古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汉书·地理志》说：

“上谷至辽东……有渔盐枣栗之饶”，“齐地……通渔盐之利”。

《盐铁论·通有》：

江汉地区有“三江五湖之利”和“云梦之饶”。

不仅自然水域中有大量的鱼类，而且人工养鱼也比较发达，当时利用蓄水陂塘养鱼的情况日益增多。

例如：

汉襄阳侯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中“常出名鱼”。

东汉邓晨任汝南太守时，复兴鸿隙陂，“起塘四百余里，数年而立”，使“鱼稻之饶，流衍他郡”。

和帝永元中，豫章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赣江洪水，结果“鱼甚肥美”。

此外，利用稻田养鱼的情况，在四川画像砖石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汉代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

如据记载：

“水居千石鱼陂”。

注引《正义》曰：

“言陂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

”“楚越之地……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觻得卖。

”汉代专业渔户的生产有突破性进展。

当时渔业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江汉、巴蜀、中原等地区，而边郡屯田区随着水利的兴修也有一定发展，说明渔业分布地区较广。

其时，渔业生产技术已有进步，渔民逐渐积累了一些渔业生产的知识。

汉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鱼类生活习性的记载。

《史记·乐书》：

“水烦则鱼鳖不大”。

《货殖列传》：

“渊深而鱼生之”。

《论衡·龙虚篇》说：

“鱼食于浊游于清”。

同书《答佞篇》：

“鱼鳖匿渊，捕鱼者知其源”。

《盐铁论·轻重篇》也说：

“水有猵而池鱼劳”。

不仅对鱼类的生活环境和活动规律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保护鱼类的自然资源十分重视。

政府也采用过相应的政策措施。

如《秦律·田律》规定：

“春二月……毋……毒鱼鳖”。

《盐铁论》说：

“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

强调注意渔期和不得滥捕的重要性。

同时，渔业生产工具和渔法方面也有新的进步。

如《淮南子·说林训》中有“钓者静之，罛者扣之，罩者抑之，罾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的记载。

由于善于养殖和捕捞渔法多样，故生产规模大，鱼类品种不断增多。

如据汉人许慎《说文解字》所记的鱼类名称多达七、八十种。

其中包括鲋、鲅、鮊、鲐、鲖、鲛、鲜、鲤、鲡、鲩、鲯、鳏、鳐、鳗、鳙、鲧、鳜、鳝、鳞、鲍、鲰等等。

这些鱼类，有的产自沿海的会稽、齐鲁、乐浪等地；有的产自内地的江河、湖泊及陂塘之中，来源广泛。

汉代专业渔户的经营方式，有的只搞鱼类的商品生产，他们“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

有的乃实行产、销兼营，或将产品长途贩运。

如前引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5000枚运往觻得出卖，就是例证。

候粟君的5000头鱼，在运行前的估价是“四十万钱”，折算每头80钱，而到了觻得后实际只卖了32万钱，其中还包括有一头黑牛的价钱。

若除去牛钱，则鱼尚未卖到20万钱，大约每头40钱。

这表明经营鱼产品，有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通常仍获利较大。

鱼类自来为人们所喜食。

由于专业渔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投向市场，鱼类成为交易的重要商品，民间鱼食比较普遍。

如《史记·货殖列传》云：

巴蜀、江南等地，“民食鱼稻”、“饭稻羹鱼”。

《汉书·五行志》：

“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

《盐铁论·通有篇》也说：

“莱黄之鲐，不可胜食”，“江湖之鱼……不可胜食”。

西北地区虽然江河湖泊较少，但边郡吏卒及平民也常食鱼，如据《居延汉简》：

“鲍鱼百头”；“出鱼三十枚直百赢”；“□余五千头宫得鱼千头在吴夫子含□□复之海上不能鱼”，“□□卤备几千头鱼千□食相□□。

”可见在边郡，鱼产品的消费量也很大。

汉代各种鱼类的价格，文献记载甚为疏落，难于分类一一列举，这里只能就现有资料说明大概。

据《陶朱公养鱼经》云：

“夫治生之道，水畜第一，水畜所谓鱼池也。

以六亩地为池……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鱼长三尺者四头……至来年二月，得鲤鱼长一尺者十万五千枚，三尺者四万五千枚，二尺者万枚，枚直五十，得钱一百二五万……王乃于后苑治池，一年得钱三十余万。

”这“枚直五十”钱，似乎只是大小鲤鱼之平均价，未明每斤市价多少？

所以还是不太精确，这只能当作参考系数。

但《史记·货殖列传》说的相对具体一些，其中讲到：

“通邑大都……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可比“千乘之家”。

即一年利润在20万以上。

《正义》云：

“鲐鮆以斤论，鲍鲰以千钧论，乃其九倍多。

故知鲐是大好者，鲍是杂者也。

”名贵之鲐鮆以斤论，千斤的总值是120万，一斤则1200钱，其价甚高。

而“杂小鱼”，鲍鱼即咸鱼，以千钧论，千钧总值120万，每钧1200钱，每斤40钱，其价较低。

依此推算，“水居千石鱼陂”，若每年千石鱼塘收贵价鱼类167斤，或贱价鱼类167钧，乃可获取纯利20万钱。

所以，除特殊情况外，此等专业渔户的资产雄厚，其经济实力可以和封君比富。

由于渔业生产获利甚丰，故到西汉中期，统治政权为扩大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