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投资基金正在非洲和亚洲大量购买土地种植粮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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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投资基金正在非洲和亚洲大量购买土地种植粮食
广州日报12月24日报道受全球粮价上涨的影响，“粮食话题”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
美国的超市在今年上半年就开始限制顾客购买大米的数量，粮食出口大国哈萨克斯坦曾表示要完全禁止粮食出口。
而日本和韩国试图通过海外“圈地”促进本国粮食安全。
日本目前已拥有超过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韩国3/4的粮食依赖进口。
而如今柬埔寨的大片农田也将成为沙特、科威特以及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粮食基地。
然而，这种海外“圈地”的做法不乏批评之声，联合国官员就曾警告说，全世界正形成一种“新殖民主义”浪潮。
日本和韩国海外“圈地”由来已久日本在美洲的土地开发很早就为人所关注。
早在1899年，一家由日本官方资助的公司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这是日本有组织地在拉美海外“圈地”的开始。
韩国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走上了海外垦田之路。
日本：
国内六成粮食海外供应
据《日本农业新闻》最近报道，日本三井物产日前在巴西投资了100亿日元种植玉米和棉花，以满足日本市场的旺盛需求。
除了巴西外，日本现在与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国的农场都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
日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发展“海外农业”，就是为了向其国内市场稳定地提供农产品（行情论坛）。
近期，日本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数字是39％，这是现在日本的粮食自给率。
按日本官方统计，日本60％以上的粮食依靠海外市场供应，其中，18.3％来自中国，22.2％依靠美国。
韩国：
3/4粮食依赖进口
今年4月15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在赴美访问途中，就“建立海外粮食基地”问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韩国是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该国75％的粮食都依赖进口。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也走上了海外垦田之路。
今年4月，韩国获得了海外垦田的巨大成果——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国获得了27万公顷的土地。
韩国大宇物流公司18日又获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政府授权，取得130万公顷可耕地的使用权，租期为99年。
影响：
当地的贫穷农民将增多？
对柬埔寨耕地的争夺说明，由于粮食危机仍然严重，各缺粮国家正在不顾一切地在海外寻找耕地种植自己的粮食。
但随着这种趋势的扩大，全球土地经营关系和农业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
一些专家警告说，寻求海外耕地的做法或许有助于缓解一些国家的粮食危机，但也可能在当地引发冲突并加剧贫困。
许多专家认为，2007年以来，全球之所以产生粮食危机并出现到海外租地种粮的热潮，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全球人口增加了1％到2％，但农业产量却没有太大的发展；其次，由于许多国家的乡村地区正在向城市转变，大量可耕种的土地正在消失；最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已经被取消了。
部分农民将失去生活来源对于海湾国家争相到柬埔寨租地种粮的现象，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柬埔寨的土地出售或者租借给海湾国家后，当地农民还可以在昔日的土地上劳作，一部分农民甚至可能获得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一部分依赖土地生存的柬埔寨农民将会失去生活的来源。
对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今年8月就曾警告说，全世界正形成一种“新殖民主义”浪潮：
富国的人民粮食无忧，而贫穷的农民却日益增多。
关注农民生计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关注乡村”也表示，如果不谨慎小心地规划这种投资，就很可能会损害当地农民和穷人的利益。
该组织还指出，在这一过程当中，许多国家的土地还可能会以不公平的价格被别国租种。
海外“圈地”：
应对危机的“唯一方法”
根据柬埔寨政府最近发表的声明，由于世界粮食价格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平均增长了一倍，几个海湾国家正在与柬埔寨商谈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租地合同。
如果合同能够签订，这些国家将在柬埔寨种植水稻和玉米并运回国内，这将比在世界市场上直接购买粮食要节省数百万美元。
如今，海湾国家每年有80％的粮食都依赖进口，用于进口粮食的资金正在不断增加。
据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统计，海湾国家2006年的粮食进口花费为160亿美元，但2008年就增加到了200亿美元。
从事粮食问题研究的学者拉乌夫在迪拜表示，所有海湾国家正受到全球粮食危机的困扰。
拉乌夫指出，沙特农民曾经花费15年时间在沙漠里试验种植玉米，结果以失败告终，海湾国家要想实现国内粮食大规模增产已经不太可能。
在拉乌夫等人看来，在国外购买或租借土地成为解决海湾地区粮食危机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由于受现有技术条件限制，仅靠国内能力已经不可能保证粮食生产，因为他们缺少水资源和可耕种土地。
”拉乌夫说，“因此，前往国外购买或租借土地成了最好的选择。
”
（本文来
日本在美洲的土地开发很早就为人所关注。
早在1899年，一家由日本官方资助的公司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这是日本有组织地在拉美海外“圈地”的开始。
韩国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走上了海外垦田之路。
日本：
国内六成粮食海外供应
据《日本农业新闻》最近报道，日本三井物产日前在巴西投资了100亿日元种植玉米和棉花，以满足日本市场的旺盛需求。
除了巴西外，日本现在还与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国的农场都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
日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发展“海外农业”，就是为了向其国内市场稳定地提供农产品。
近期，日本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数字是39％，这是现在日本的粮食自给率。
按日本官方统计，日本60％以上的粮食依靠海外市场供应，其中，18.3％来自中国，22.2％依靠美国。
韩国：
3/4粮食依赖进口
今年4月15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在赴美访问途中，就“建立海外粮食基地”问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韩国是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该国75％的粮食都依赖进口。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也走上了海外垦田之路。
今年4月，韩国获得了海外垦田的巨大成果——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国获得了27万公顷的土地。
韩国大宇物流公司本月18日又获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政府授权，取得了130万公顷可耕地的使用权，租期为99年。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大量富裕国家和企业机构在最近几年前往非洲购买或者租赁土地，种植农作物，然后运回本国。
这些争夺行为导致许多非洲居民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传统耕地，引发冲突事件和社会动荡。
非政府组织将这种行为称为“新殖民主义”。
在埃塞俄比亚南边城市阿瓦萨（Awassa）附近、东非大裂谷的一处悬崖下，出现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温室。
虽然这个温室的建设工作远未完成，但塑料和钢架结构已经占据了20公顷的土地。
这个面积相当于20个足球场大小。
这个农场生产西红柿、胡椒和其它蔬菜，共有1000名妇女在这里工作，每天的农产品产量高达50吨。
部分农产品被运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其它被运往迪拜等中东地区。
记者从浙江省商务厅、农业厅等部门获悉，截至今年6月，已有50万浙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300余万亩；跨省承包5000万亩土地务农开发，面积已超本省耕地，相当于再造一个浙江农业。
“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和空气。
”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向记者指出，浙商在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通过“资本输出”，用“全球化”来突破生产资料配置的时空格局。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把这场“圈地”上升到了国家高度。
他表示，从浙商遍天下到浙农遍天下，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其中，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间投资力量不容忽视。
王忠明认为，由于民营企业体制相对比较灵活，决策快捷，在跨国并购方面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表现。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优势就是可以试错，通过试错之后寻找到的路径往往是最珍贵的，而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本质上应该说不允许你拿纳税人的钱去试错。
此外，我们也不要低估民营企业的智商、才能和冒险精神。
”
据王忠明透露，尽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但浙江民营企业去年的境外投资却首次跃上9亿美元平台，超过“十五”期间历年境外投资总和，同比增长40%，逆势抄底大胆而成功，其中很多有的只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被并购企业的扭亏。
“这既是民营企业自身发展需求所使然，更是民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带来的必然趋势。
”
在浙江民企“走出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浙江农民也开始在海外租田种地。
有统计显示，目前浙江农民外出开发农业的足迹已遍布乌拉圭、俄罗斯、巴西、美国、日本、韩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仅在阿塞拜疆就至少有四五个浙江人承包种植的农场，而温州地区目前在境外做“农场主”的人数可能超过800人，保守估计，以平均每个农庄雇佣15人进行日常管理，温州籍的境外菜农已达1.2万人。
王忠明表示，如果没有这种“在境外再造一个中国的战略，中国人均资源紧张的压力将较难缓解”。
“再造一个中国”
20万亩土地，这是朱张金在巴西南大河洲拥有的农场。
“我已经投进3000多万美元，养了3700多头牛，还有大片的良田。
”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支部书记朱张金对记者说，从2007年至今，他的巴西农场里播小麦还是种大豆，是多养牛还是多种稻，都需要他亲自决策。
老朱说，巴西是个资源大国，领土面积8.547亿公顷，其中可耕农地1.525亿公顷，是中国的三倍。
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光、优质的水源，搞农业的先天条件比中国一些地方好得多。
巴西农业人口少，1.86亿总人口中仅有11%从事农业，已开垦的只有6200万公顷。
当地农产品价格不菲，许多农产品依赖进口，政府鼓励外资从事土地开发。
乘飞机到巴西要40个小时，而到东北只要3个小时。
朱张金说，到巴西种大豆成本比东北便宜，东北1公顷土地的大豆产量只有巴西的2/3；巴西气候条件也比东北好，东北适合大豆播种的时间每年只有7~10天，巴西是70天，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划算。
在运费方面，巴西大豆到中国要50美元/吨，与东北大豆南下浙江的费用基本持平。
而且，我国对国内企业出国建立海外大豆及粮食基地有优惠政策，东北则没有多少农地适合连片承包经营了。
朱张金表示，他在巴西生产粮食主要是运往国内，中国缺什么他就种什么。
而牛肉及皮革则进入国际市场。
“我认为巴西农场项目投资时机成熟，可成为村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之一。
”2009年2月，他在华丰村设立粮油种植合作社，全村1008户共有728户出资554万元入股，由合作社参与巴西农庄的运营。
如今，村民们已能拿回本金，并开始按年度分红。
到巴西种大豆是华丰村的上上选择。
这个村只有3000亩左右的耕地，人均年收入1.2万元，计划今年底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朱张金说，在巴西买一亩永久所有权的土地只要花费人民币1000元左右，国际四大粮商都在巴西买地，要与四大粮商比拼，首先就得在买地上竞争。
中国也有企业想买，但实际行动的只有华丰村。
现在，朱张金又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合作，计划三年内在巴西土地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争取五年以后达到150万亩。
朱张金的远期计划还包括，转移100户村民去巴西，输出技术、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国内投资加工企业，建起一条农产品产业链。
老朱的巴西农场
无孔不入的温州人，当然也没缺席农产品盛宴。
早在1991年，温州人叶康松就注册“美国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初期主营淡水养殖和香菇培育。
在销售温州打火机等产品获利后，叶氏代理西洋参在华业务迅速做大。
最近，他和中农垦集团合作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开发农场，计划引种江南水生农作物茭白。
2006年，青田人王加建到阿塞拜疆旅游用餐时发现，在这里点一盘蔬菜沙拉最便宜的也要8欧元，即使向服务生要一个西红柿也要加收折合人民币约5元的费用。
于是，他在该国Blada城找到一块50余亩的土地，投资300万元种菜。
王加建说，仅在Blada城就有四五个浙江人经营的菜场，浙籍菜农约有100人。
而保守估计，整个温州地区境外做“农场主”的超过800人。
以平均每个农庄雇佣15人进行日常管理计算，温州籍的境外菜农将达1.2万人。
与此同时，更多的温州资本则看中了森林、草场等资源。
2004年，温州人卢伟光投资一亿元购买150万亩拥有永久砍伐权的巴西森林——实际上，包括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所有动植物都已被他买下。
按照巴西的法律，这位地板商每砍伐一棵树，都必须栽种一棵新的树苗。
2005年，卢伟光又斥资8000万元，购买俄罗斯海参崴60亩林地。
他说，1998年之后，国内严禁对自然林进行砍伐，而在地板出口享受退税政策、木材进口关税为零的背景下，谁掌控了森林资源，谁就在整个木地板产业链中掌握了先机。
2007年，温州德嘉木业有限公司取得刚果（布）63.6万公顷的林地开发权，木材蕴藏量2000多万立方米。
目前，温州广寿、浙江新洲等十多家民企也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投资森林采伐、渔业捕捞加工项目。
“在澳大利亚，几百元人民币就能买一亩地，获得的是所有权、永久使用权，非常值得来投资。
”瑞安市农业龙头企业协会顾问吴植松说，澳大利亚农业很先进，而当地不少农场主厌倦了农村生活，有卖出农场的意向，有一定设施的农地也仅标价不到1000元/亩。
最近，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盛志荣带队，农业、外经贸、侨联等部门组团赴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许多民企都有浓厚的投资意向。
全球的浙农们
海外“浙农”要建数据库
浙商海外“圈地”风潮来势汹汹。
去年，华立集团在柬埔寨购买近百公顷土地种植木薯，将全部提供给中石油燃料乙醇项目，预计年销售规模70亿元以上。
为此，该集团计划再买进20万公顷，控制40万公顷。
绍兴农民邢执中则前往马来西亚沙巴州，获得11.6万亩荒弃农田99年的使用权。
如今，其水稻年产量六万余吨，总收入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记者从浙江省商务厅获悉，1-8月，仅杭州市的农业类对外总投资就达4333.79亿美元，中方协议出资3461.29亿美元。
截至目前，经核准出境的浙籍农业企业（组织）有90余家，对外投资本金1.76亿美元。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朱志泉表示，现在美国、日本、韩国、乌拉圭等地都有浙江农产品基地，仅浙江瓜农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万亩，而在海外种田的浙商已达50万人。
来自浙江农业厅的一份报告说，浙江人均耕地只有0.53亩，人均粮地只有0.34亩，“外拓农业”既缓解了浙江土地资源紧缺的难题，也有利于破除技术贸易壁垒，提升民企和浙商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博士袁涌波认为，浙江企业“走出去”实现资本的境外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会出现“井喷”式上升。
而在人均2600~5600美元之间，将会出现资本净流出的现象，即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整体上，浙江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按照当年平均汇率计算，浙江在2008年的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左右，目前已经进入了大规模资本流出的时期。
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蔡骅则提醒，海外投资农业具有政治、政策、价格、汇率等不确定因素。
例如，澳大利亚2008年放宽了对居住用房地产的外资限制，使来自海外的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加。
与政治风险关联的就是政策风险，土地转让、承包、农场经营等条件、税费的改变，都可能给前往海外投资农业的人带来影响。
浙江省农业厅外经办副主任熊建章告诉记者，目前政府部门正对海外浙农建立信息库，“国外有哪些税收政策，投资有什么优惠政策，我们将及时为他们提供信息帮助。
”
最饥饿国家却向外提供300万公顷土地国外投资者将农产品运回本国
埃塞俄比亚是全球最饥饿国家之一，超过1300万人口需要粮食援助。
但自相矛盾的是，该国政府却将至少300万公顷最肥沃的土地赋予他人使用。
许多富国和一些全球富翁将这些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向外出口，让本国居民食用。
包括阿瓦萨温室在内的1000公顷土地被租给了沙特亿万富翁阿穆迪（SheikhMohammedal-Amoudi），租期为99年。
作为全球50大富翁之一，阿穆迪旗下公司计划在未来数年花费20亿美元购买和开发埃塞俄比亚50万公顷的土地。
到目前为止，这家公司已经购买了4个农场，向沙特市场提供大米、小麦、蔬菜和鲜花。
该公司预计农场的最终雇佣人员将超过1万人。
世界最大土地所有权变更面积是英国国土两倍以上
其实，埃塞俄比亚只是向外出售或出租土地的非洲国家之一。
目前大约有20多个非洲国家向外大规模出售或者出租土地，进行集约生产。
这可能是殖民地时代结束以后，世界发生的最大土地所有权的变更。
粮食短缺引发土地争夺浪潮居民被驱逐产生社会动荡
非洲土地的争夺活动越来越激烈，不断加速。
全球性的粮食短缺是导致这场土地争夺活动的主要原因。
而粮食危机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2008年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水资源的日益短缺；欧盟坚持要求2015年前10%的汽车燃料必须来自以植物为基础的生物燃料。
在非洲许多地方，收购或者租赁土地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居民被驱逐和社会动荡。
许多居民抱怨这种“掠夺土地”的行为。
在埃塞俄比亚长大的Ochalla说：
“大批外国公司来到埃塞俄比亚，剥夺当地居民的土地使用权。
而这些土地在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归当地居民所有。
这些交易都是秘密进行，事先没有通知居民。
人们唯一看到的是许多人驾驶拖拉机入侵他们的耕地。
”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土地争夺活动是否可以改善或者恶化非洲的粮食安全，或者是否加剧分离主义冲突。
世界银行本月发布报告，讲述了土地争夺行为给人类和自然界带来的潜在好处和巨大威胁。
每公顷土地年租赁费用仅为一美元中东欧美多国大肆争夺土地
引发这股土地争夺风潮的机构和个人包括国际农业企业、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贸易商、主权基金和对廉价土地感兴趣的人员。
而他们的收购目标指向苏丹、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马拉维、埃塞俄比亚和刚果等非洲国家。
仅仅埃塞俄比亚一个国家就从2007年开始批准了815个外国农业投资项目。
而每一公顷土地每年的租赁费用大约是1美元。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科威特等中东国家成为非洲土地最大的购买者。
沙特政府在2008年宣布将减少该国25%的谷物产量，以节省水资源。
但它却向投资非洲农业的沙特公司提供了50亿美元的贷款。
而欧洲企业已经收购或者正在求购的土地面积达到390万公顷。
来自国际行动救援组织的蒂姆-赖斯说：
“为了达到2015年生物燃料在总燃料中占据10%的目标，欧盟需要在1750万公顷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
”除此以外，非洲和韩国和美国等国家也在加大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活动。
水资源使用也引起争议。
埃塞俄比亚地方政府官员称，外国公司建立的花卉基地和其它大型农场免费使用水资源。
争夺行为被批评为“新殖民主义”
政府和投资基金正在非洲和亚洲大量购买土地种植粮食，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和粮食价格迅速上涨，这是一宗利润丰厚的买卖。
而在这场新的殖民游戏中，贫穷国家又必须屈服于富翁们制定的规则。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疯狂的土地买家。
它花费8亿美元资助栽培战略作物（比如水稻、小麦、大麦和玉米）的外国公司。
每场危机都有赢家，其中一群正坐在纽约万豪酒店的会议室里。
窗帘放下，室内灯光调得昏暗。
这些人来自爱荷华、圣保罗、悉尼，大多是农场主、地主和基金经理。
每个人支付了1995美元来参加2009年度全球农业投资会议（GlobalA gInvesting2009），这是全球新生农用地市场的第一次投资者大会。
第一位发言的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 ECD）的人。
从他展示的色彩缤纷的图表可以看出，到2050年，随着气候变化、土壤退化、城市化和缺水，全球农用地将急剧减少。
另一些线条的走向则不断往上跑，它们代表了世界对肉类和生物燃料的需求，食物价格和人口增长。
这两组越走越远的线条中间的鸿沟代表了饥饿。
根据普遍预测，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91亿，比今天多20亿。
仅仅在未来的20年，全球对食物的需求量将增加50%。
“这是悲观的前景，”O EC D的人看上去很严肃，甚至有点儿悲哀。
但是对于会议室里的听众，这一切都是好消息，他们情绪高涨。
毕竟他们做的就是“饥饿”生意。
人口增加，土地减少意味着食物成为更安全的投资，年收益率高达20%至30%，在目前经济气候下实在难得。
这些人都不是华尔街专家，也并非拿着大笔金钱当球打的投机家。
正相反，他们都是极其保守的投资者。
他们购买或租借土地，用于种植小麦，或养殖牲畜。
但土地稀少，在欧洲和美国更奇贵无比。
要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要开发新土地。
于是，他们瞄准了非洲、亚洲和南美。
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出现异常危险的垄断游戏，投资基金、银行和政府都参与角逐，争夺世界仅存的耕地。
最后的投资前线
苏珊·佩恩是一名红发英国女子，是南非最大土地基金的首席执行官。
她的公司现已拥有15万公顷（37万英亩）耕地，主要位于南非、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
佩恩希望从投资者哪里筹集到5亿欧元的资金。
她大谈对抗饥荒的伟大目标，可是她的电脑上的幻灯片标题说的却是另一回事。
这些标题中谈到“寻找阿尔法的最后前线。
”阿尔法表示收益大于风险的投资。
非洲是阿尔法的故乡。
因为在非洲某些地区，土地非常肥沃，而且价格低廉。
佩恩的土地基金在津巴布韦购买的土地价格低至每公顷350至5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或阿根廷土地价格的2/10。
对非洲小农场主，每公顷土地平均作物产量在过去40年几乎没有改变。
添加化肥、稍微灌溉产量就可翻4倍，收益也随之增长。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天赐良机，绝佳投资条件，苏珊·佩恩这样看，她的投资者也这样看。
事实上，对于此类投资的需求如此巨大，不久前，佩恩又开设了一个新的下属基金。
目前正是资金大把闲置的时候。
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第二年，投资者们都在寻找安全稳妥的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纽约农业投资大会的听众不仅包括对冲基金经理、农业执行官，还有大型养老基金代表、在哈佛内的5所大学的首席财务官。
成千上万的投资基金，无论大小，都开始应用世界上最基本的赚钱公式：
人必须吃东西。
比如，美国投资管理公司黑石（BlackRock）建立了总值2亿美元的农业基金，并已投入3000万美元用于购买土地。
俄罗斯投资公司文艺复兴基金已在乌克兰收购了超过10万公顷的土地。
德意志银行、高盛银行在中国投资了养猪场和养鸡场，这类投资还包括土地使用权。
食物正在成为新的石油。
2008年初，全球谷物储备降到历史最低点。
之后的粮食价格暴涨标志了一个转折点，正如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世界各地都爆发了粮食危机，包括一些谷物出口大国在内的25个国家开始实施食品出口限制。
粮食危机后，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接踵而至。
两种恐惧———对饥荒的恐惧和对前途未卜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引发了所谓的第二代“殖民主义”。
双赢局面？
（南方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一次殖民和上次不同的是，一些国家自愿被征服。
埃塞俄比亚总理公开说，他的政府极其乐意为外国人开发数十万公顷的耕地提供方便。
土耳其农业部长邀请说：
“尽管来挑你喜欢的。
”还在和塔利班武装酣战的时候，巴基斯坦就在迪拜举办巡回展，试图用免税、免除劳工法等政策吸引阿拉伯国家酋长。
所有这些努力包含了两个希望。
一方面，贫穷国家希望借鉴外来技术，实现本国农业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都希望，外国投资者能在非洲亚洲的土地上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满足这个人口即将达到91亿的星球的需要；同时，他们还将带去贫穷国家所一直缺乏的东西———技术、资金、知识、现代种子和化肥；人们的期望是，新的技术和种子将能让粮食产量翻倍，在非洲某些地方甚至可能翻10倍。
根据从前的粮食产量估计，到2080年，全球粮食产量相比2000年将减少3%至4%。
如果投资者们成功，他们将能取得发展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里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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