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案例分析讲课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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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案例分析讲课教案
幸福的秘密是什么
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
但问题是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是这种递减使人们感觉到"天天吃着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衣食无忧，却牢骚满腹，他们总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
这使很多学者和官员十分困惑：
难道是人们的道德
水平在不断地下降吗？
其实，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从一个幸福方程式讲起。
据报道，英国科学家说他们破解了人类最大的一个谜团，那就是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幸福（Ｆ）＝Ｐ＋５Ｅ＋３Ｈ。
Ｐ代表个性，包括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Ｅ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状况、财政状况和交友的情况；Ｈ代表更高一级的需要，包括自尊心、期望、雄心和幽默感等。
有的学者把这一公式进一步简化为：
幸福（Ｆ）＝Ｅ／Ｄ。
Ｅ代表效用，Ｄ代表欲望。
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
但问题是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是这种递减使人们感觉到"天天吃着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该物品在具体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正是按照这一规律活动的。
对于这一点，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其于１８８８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以一个十分通俗的例子做了论证：
一个农民在原始森林中建了一座小木屋，独自在那里劳动和生活。
他收获了５袋谷物，这些谷物要用到来年秋天，但不必留有剩余。
他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人，因而安排了一个在一年内使用这些谷物的计划。
一袋谷物是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袋是在维持生存之外来增强体力和精力的。
此外，他希望有些肉可吃，所以留第三袋谷物来饲养鸡、鸭等家禽。
他爱喝酒，于是他将第四袋谷物用于酿酒。
对于第五袋谷物，他觉得最好用它来养几只他喜欢的鹦鹉，这样可以解闷儿。
显然，这五袋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
假如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将维持生存的那袋谷物的重要性可以确定为１２，其余的依次确定为１０、８、６、４。
现在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一袋谷物遭受了损失比如被小偷偷走了，那么他将失去多少效用？
假如损失了一袋谷物，这位农民面前只有一条惟一合理的道路，即用剩下的四袋谷物供应最迫切的四种需要，而放弃最不重要的需要，或者说是放弃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由谁来决定呢？
庞巴维克发现，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关系。
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量越少，那么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因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
反之，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从边际效用理论的角度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十分正常的。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碗里的肉越来越多，而且很容易满足，对于很多人来讲，肉的边际效用非常低，价值也不高。
他们放下筷子骂娘骂得并不是碗里的肉少，而骂的是边际效用高的东西，比如"昨天看戏没有买到最好的票"等。
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好了之后，边际效用高的往往是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医疗服务、物业管理等等软的东西。
这就要求政府要从过去只是关注人们碗里的肉转变到要关注堵车、看病难、拆迁等事情上来。
灯塔的故事
在一个靠海的渔港村落里住了两三百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出海捕鱼维生。
港口附近礁石险恶，船只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沉没而人财两失。
如果这些村民都觉得该盖一座灯塔，好在雾里夜里指引迷津；如果大家对于灯塔的位置、高度、材料、维护也都毫无异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钱找出来，分摊盖灯塔的费用?
村民们怎么样分摊这些费用比较好呢?
既然灯塔是让渔船趋福避祸，就依船只数平均分摊好了!
可是，船只有大有小；船只大的船员往往比较多，享受到的好处比较多。
所以，依船员人数分摊可能比较好!
可是，船员多少不一定是好的指标，该看渔获量。
捞得的鱼多，收入较多，自然能负担比较多的费用。
所以，依渔获量来分摊比较好!
可是，以哪一段时间的渔获量为准呢?
要算出渔获量还得有人秤重和记录，谁来做呢?
而且，不打渔的村民也间接地享受到美味的海鲜，也应该负担一部分的成本。
所以，依全村人口数平均分摊最公平!
可是，如果有人是素食主义者，不吃鱼；难道也应该出钱吗?
可是，即使素食主义者自己不吃鱼，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会吃鱼啊。
所以还是该按全村人口平均分摊。
可是，如果这个素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独身主义者，没有妻子儿女，怎么办?
还是船只数为准比较好；船只数明确可循，不会有争议!
灯塔，为什么要分摊?
或者，有人表示：
即使是按正常时段出海，入夜之后才回港，但是，因为是讨海老手，所以港里港外哪里有礁石，早就一清二楚，闭上眼睛就能把船开回港里，当然也就用不上灯塔!
好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勉强）同意，都好（也许决定是自由乐捐）!
可是，由谁来收钱呢?
在这个没有乡公所和村里长的村落里，谁来负责挨家挨户地收钱保管呢?
好吧，如果有人自告奋勇，或有人众望所归、勉为其难地出面为大家服务，总算可以把问题解决了!
可是，即使当初大家说好各自负担多少，如果有人事后赖皮，或有意无意地拖延时日，就是不付钱，怎么办?
大家是不是愿意赋予这个“公仆”某些像纠举、惩罚等的“公权力”呢?
灯塔的例子很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处理“公共财”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
灯塔所绽放的光芒德泽广被、让过往的船只均蒙其利。
可是，其他的东西像面包牛奶一个人享用了之后别人就不能再享用；灯塔的光线却不是这样，多一艘船享用不会使光芒减少一丝一毫。
而且，你在杂货店里付了钱才能得到牛奶面包；可是，即使你不付钱，还是可以享有灯塔的指引，别人很难因为你不付钱而把你排除在灯塔的普照之外。
和牛奶面包相比，像灯塔这种财货就比较容易由公共部门来解决。
因此，由灯塔的例子，可以具体入微地联想到“政府”存在的理由：
透过大家认可的方式，大家决定要有哪些像灯塔之类的公共财，也决定要怎么样分摊提供这些公共财的成本。
而且，为了能有效地处理“支出”和“收入”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也愿意让政府拥有某些司法和制裁的权力。
对一般人来说，也许灯塔和实际生活的经验有一段距离，不太能体会里面的曲折。
但是，类似的例子多得很。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问，如果要在自己家附近的巷子里设一盏路灯，钱要由街坊邻居一起分摊、地点要由大家商量决定；那么，你认为怎么做比较好，或者你觉得走夜路没有什么不好，何必劳民伤财……
虽然早就在别的文章里，看到科斯的这篇论文多次地被引用；可是，一直到最近读他《论文精选》这本书，才看到闻名已久的这篇《经济学里的灯塔》。
初读这篇传诵一时的文章，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甚至觉得有点困惑：
为什么科斯会把这篇文章收录在他准备传世的《精选》里。
文章还没看完，刚好有事必须处理，就带着满腹的不解离开书桌。
第二天找到时间，把文章看完，还是不能体会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再看了第二次，依然如此。
科斯的这本《精选》显然是他二十余岁就成名、纵横经济学数十年之后，精挑细选自己最满意的上上之作。
书在一九八八年出版，三年之后刚好得到诺贝尔经济奖。
后世学者要了解科斯，大概只要精读这本小书里的七篇文章，就可以得其精髓。
七篇文章里，第一篇是三十余页的长序。
一方面回顾他的心路历程，一方面细数他自认为对经济学的贡献。
第二篇是他在二十一岁前后写就的经典之作《厂商的本质》，文中点出了市场经济里价格机能的特性：
利用市场的价格机能去取得各种资源，会隐含了搜寻、订约、履行等等的成本。
这些成本可能很高，所以，成立一个经常性的“厂商”来运用资源可能会胜过利用价格机能。
第三篇《社会成本的探讨》更是近二十年来蓬勃发展的“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自一九六零年出版以来，这篇文章已经被别的论著引用了三千次以上，对西方法学界产生革命性的冲击。
因此，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当然不容置疑。
第四篇文章厘清了传统经济学所深入不疑、奉为圭臬的“边际成本订价法”在推理上的谬误。
第五篇是对“工业经济学”的反省和指引。
第六篇是他对数十年来自己所受的攻击提出反驳；论点虽然不一定能服人，但是，大师出手，确实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传统上经济学者一直认为，灯塔非由政府兴建不可。
因为，灯塔散发的光芒虽然功德无量，可是船只可以否认自己真的要靠灯塔指引，或者过港不入；所以，民营的灯塔可能收不到钱。
而且，灯塔照明的成本是固定的，和多一艘船或少一艘船无关。
因此，灯塔不应该收费，而应该由政府经营。
科斯引述史料，说明在十七八世纪时，英国境内大部分的灯塔都不是政府经营，而是由英皇特许，私人经营，或者是由一个港务公会负责兴建经营。
这些“非公营”的灯塔订有费率，向所有进港的船只收费。
科斯引用的史料很生动。
譬如说，他在文章里面提到有一商人花了四十万英镑，在一处险恶的礁石上翻修了一座新的灯塔。
但是，在暴风雨中，人和灯塔都被扫入海里。
灾难过后，英国政府付给商人遗孀慰问金二百镑和年金一百镑。
可是，文章虽然有趣，重点只不过是点出了传统经济学者在论述时不讲求证据的缺失而已。
有什么重要可言呢?
而且，虽然文章里被科斯点名批评的包括马歇尔、萨缪尔森这些经济学（史）上的大师；可是，这篇文章发表时科斯早已是一方重镇，并不需借着撂倒大师来扬名立万。
所以，为什么科斯会把这样一篇文章收入他的传世之作呢?
也许，科斯是希望借着这篇文章来提醒所有的经济学者：
经济学不该只是漂亮的模型、繁复的数学和想当然的推论。
对于人的实际行为多做观察和了解，再归纳萃取出一些智慧，这样的经济学或许比较平实可喜。
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
科斯在1959年写过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这是张五常版的“科斯定理”（与斯蒂格勒最早命名的不一样）。
近来要对关心过的几个题材做一个“理论小结”，思前想后，非把“科斯定理”请出来不可。
“产权清晰”的试金石
科斯思想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的象牙之塔。
我们中国人可以见证的，是“产权清晰”或“产权明晰”这样的词汇，不但在改革文件里登堂入室，而且成为改革实践的口号。
追根溯源，“产权清晰”来自科斯定理，虽然高举这口号的人不一定知道科斯先生是何方神圣。
“产权清晰”讲多了，就出来一个问题：
究竟何谓“产权清晰”？
比如国有资产，不少人说“产权不清晰”；但批驳者说，国有资产就是国家的资产，清清楚楚，谁说不清晰？
于是问题来了：
说产权清晰还是不清晰，从哪里看？
拿什么做标准？
我以为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点明“产权是否清晰，在转让中看得最清楚”。
解释这一点的道理很多，我取比较直白的逻辑下笔：
（1）任何转让---产权易主---要考虑代价；
（2）任何估价免不了“主观因素”；（3）“主观”的关键是一个“主”字；（4）怎样界定“主”，转让就怎样进行。
一句话，转让最容易“暴露”产权界定的实际状况。
国资转让的困难所在让我们拿国有资产试做分析吧。
是的，我们很容易说某家工厂是国有企业，也容易说某间银行是国有银行。
查查书本，国有资产的定义是“政府管理的全民财产”，也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只要政府派员使用、占有和管理国有资产，承担经营损益，国资的产权是清晰的。
但是，一旦发生转让，模糊就随之而来！
譬如要把一家国有工厂卖掉，该怎样进行？
我们知道，“卖”无非是取一个代价而放弃资产的产权。
问题是：
取多大代价才“值”得放弃产权呢？
答案是，要资产之主自己来判断。
简约一点，“可取的代价”多过“不放弃产权的收益”，对于卖者就应该“值”了。
困难在于，以“可取的代价”来比较“不放弃产权的收益”，离不开“主观估计”。
在经验上，我们知道天下是有“饱汉不知饿汉饥”这回事的，而饿汉要“知”饱汉恐怕更不容易。
同样一碗米饭的“使用价值”是多少，以多大的代价得之或弃之才“值”，饿汉饱汉的答案截然不同。
就是说，评判价值离不开主观性。
离开了“主”之“观”，市场交易无法进行。
要出售国有工厂，“值或不值可问谁”？
问“国家”吗？
除了“朕即国家”、皇帝的个人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之外，国家差不多都是一套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工作程序。
哪一个政府机构、经过何种程序可以代表“国家”决定对一间国有工厂的“主观估值”？
是工厂的主管部门？
是国资管理机构？
是授权经营国资的机构？
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倘若进一步问：
这些机构里有许多工作人员，谁的“主观”才可以代表那个机构、进而就可以代表“国家”？
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好答案。
转而求助于“全民”吧。
在法律上，国资属于“全民”，遇到主观定价这类难题，问问“最终的主人”如何？
答案是无“人”可问。
“全民”是一个抽象，它既不可分解为公民个人的私产，也不是经过私产之间的市场合约“集合”而成的“公产”。
对比一下私产基础上的股份公司和各类基金，那是有人可问的体制，不难表达“主观估值”。
恰恰在转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全民国资”一不可追溯为个人私产、二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的性质。
替代的法门
传统的国资体制干脆不准转让，或仅限于在国家的各个代理机构之间“调拨”，似乎就免去了定价难题。
问题是，资产转让一旦超出国有的范围---这是改革带来的压力和机会---怎么办？
中国的经验是，寻找替代。
譬如，普遍以国资的“净资产值”作为判断国资转让是否“值”的基线：
如果市场的成交价高于“净资产值”，国资转让就被看作“增值”（至少也“没有流失”）；反之则反之。
我们知道，“净资产值”---是资产形成的历史投资在今天的账面记录---是非常“客观”的。
过去投资了多少、今天还剩多少，全部有迹可寻，有账可查，不需要“主观估值”。
“净资产值法”开了国资向私人和非国有机构转让的先河，功莫大焉。
问题是，形成资产的“成本信息”虽然客观，但与该资产在未来提供收入的能力没有关系。
同量的历史投资形成的资产，在未来提供的收入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可能多、也可能少。
就是说，同量“净资产值”的市价---按资产未来预期的收入决定的今天价值---可以截然不同。
“净资产法”只允许“高者”转让，那么“低者”---国资的市价低于净资产值---如何处置？
早期的“办法”是，不卖；否则以“国资流失”论处。
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独步天下的“不流通国有股”。
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按净资产“作价”后，不准非国有机构和私人买卖和持有。
我们也看到由此带来的“减持难题”：
一旦宣布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市场预期把股票市价大幅度下拉。
“净资产值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随着“靓女先嫁”，政府手中积压了大量“丑女”---账面净值大大低于 市值的资产。
要减轻政府负担，防止资产进一步缩水，势必要把按照低于账面资产值的市价出售国资的任务提上日程。
这方面，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去年按市价---只相当于账面值的8％---处置了约100亿人民币的银行债权资产。
它的经验是，靠境内外私人公司之间的公开市场竞争，得到本来“没有主观估值能力”的国资的市价信息。
重要的是，资产一旦按市价成交，其投资和管理造成的损益就浮上台面，要求更清楚的权利划分与责任承担。
这些经验表明，走市场经济之路，“产权清晰”---不是法律所属的清晰，而是在转让中可以运用市价机制的清晰---是回避不了的任务。
科斯定理是铁则，不是说说玩的。
优惠券的经济学
肯德基和德克士常常发一些让人们以折扣价购买它的套餐的优惠券。
肯德基或德克士经常要雇用一些人在街上、学校门口或进入社区挨家挨户发放优惠券。
例如，肯德基一份由小可乐、圆筒冰淇淋、小薯条、汉堡包构成的套餐原价是十五元，但在一定时间内，如果人们凭肯德基发的优惠券去购买的话，这一份套餐只要十元钱就可够了。
福州的肯德基和德克士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优惠券？
为什么它不干脆降低套餐的价格，进而还可以省下印制、发放和回收这些优惠券的成本？
提示：
国外有人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约有20%~30%的消费者有心去获得、保存并在购物时使用优惠券。
这些消费者比那些忽略优惠券的消费者对价格更为敏感。
通常他们需求的价格弹性更大，而保留价格（对一单位的某一产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较低。
如何给畅销小说定价
一本书既出版精装本也出版平装本使得出版商可以进行价格歧视。
像对大多数商品一样，消费者对书的支付意愿差异也相当大。
例如，有些消费者想要一出版就买到一本最新的畅销书，即使价格要25美元。
可是，其他消费者会等一年，直到可以以6美元买到一本平装本。
但出版公司怎样能确定25美元是新的精装本书的适当价格而6美元是平装本的适当价格呢？
在它推出平装本之前应该等待多久呢？
分析：
关键是要将消费者分成两个群体，从而那些愿意付高价的会付高价来买，而只有那些不愿意付高价的人等待购买平装本。
这就意味着推出平装本必须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消费者知道几个月之内就能买到平装本，他们就很少会有购买精装本的冲动。
另一方面，出版商在推出平装本之前又不能等得太久，要不然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就会减少，而市场就会萎缩。
结果是出版商典型的是在推出平装本之前等上12--18个月。
价格又怎样呢？
这种定价是很困难的，因为除了少数几个作者的书总是畅销之外，出版商没有多少可以用来估计将要出版的一本书的需求的数据，除了过去相类似书的销售情况。
而且通常只有各类书籍的总数据可以得到。
因此，如大多数小说，就都是以差不多的价格推出的。
无论如何，有一点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愿意等待平装本的消费者具有远高于藏书家的需求弹性，因此，平装本比精装本便宜那么多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
禽蛋的价格与大学教育的价格
禽蛋的价格和大学教育的价格美国从1970-1990年,禽蛋的实际价格下降了56%,而大学教育的价格上升了62%.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
通过研究两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表现就可理解:
对于禽蛋来说,由于养殖场的机械化使产蛋成本急剧下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供给曲线向下移动.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胆固醇的危害性而改变了饮食习惯,往往避免食用禽蛋,以致使禽蛋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因此不仅是禽蛋的实际价格急剧下降,而且禽蛋的年消费量也有一些减少.
对于大学来说,供给和需求朝着相反方向变动.装备和保养新式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的成本提高，教职员工的薪水提高，它们一起将供给曲线推高。
同时，日益增多的高中毕业生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识到大学教育极其重要，需求曲线因此向右移动。
这样尽管大学收费价格上涨，但与1970年的860万人相比，1993年仍有超过1400万的学生被大学录取攻读学位。
广东顺德：
恩格尔系数跌破30％处于最富裕状态
新华网广州８月２日电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城镇居民收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顺德的恩格尔系数首次跌破３０％，已属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生活水平划定的最富裕状态。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该调查结果显示，至今年６月底，顺德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汽车２６辆，比广东全省每百户６.４辆的汽车拥有量高３.１倍；城镇居民家庭中拥有两套住房的已达３２％，人均居住面积达到３７.１６平方米；人均旅游支出２９０.０２元，同比增长１４.６％。
统计表明，顺德城镇居民家庭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１万元，达到１０３５０.８９元，人均消费性支出７６８６.８８元，其中，居民人均食品支出２２９９.２６元，占消费总支出的２９.９％，恩格尔系数首次跌破３０％。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所占比重越低说明居民富裕程度越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即恩格尔系数在５９％以上为绝对贫困，５０％至５９％为勉强度日，４０％至５０％为小康水平，３０％至４０％为富裕，３０％以下为最富裕。
据此，广东顺德已成为全球最富裕地区之一。
从其它国家工会得到的启示
在美国，尽管只有1／6的工人加入了工会，工会却受到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指责。
美国的工会化工人的比例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例如，在日本，有1／4的工人加入工会，德国的比例超过1／3，加拿大与英国的比例为42%，丹麦和瑞典的比例超过70%。
那些指责工会降低了美国经济实力的人士必须解释，为什么日本、德国等国家在工会化比例很高的同时，还能提高其劳动生产车；而且那些把工会化趋势下降归因于服务部门的发展或更大规模的全球性竞争的人士，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部门的发展在美国导致了工会会员比例的下降，而在其他国家却导致这一比例上升。
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工会性质不同。
例如，在芬兰和葡萄牙，工会与雇主和政府就全国的总体政策进行谈判。
而在德国，工会的谈判一般每次只针对一个行业。
与此相反，美国和日本的工会一般每次只就一家企业进行谈判。
另外，一国的法律环境既能够鼓励工人组成工会，也能够使经理们很容易击败工会。
在70年代，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agretThatcher）把调整她认为有利于工会不平衡的力量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种国际比较表明，泛泛地讲工会是“好”还是“坏”过于简单化了。
与此相反，问题应当是，工会是否以某种形式对美国经济具有潜在的有益作用。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Freeman）就是这样思考的。
他指出：
“对我来说，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会化水平在像美国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大国里似乎并不可行，也不会受欢迎……但是研究表明，就为工人提供多种市场选择或政府对工作安排进行干预来说，较高的工会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
”弗里曼认为，美国工会在未来将减少对高工资、高收益的关注，而增加对工作条件改善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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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美国厂商考察别国经验以便发现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一样，其他国家的工会可能会为美国工会怎样促进本国生产率的提高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
信息不对称——西瓜的故事
中国古代有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故事，讲的是商人卖的货物表里不一，由此引申比喻某些人徒有其表。
在商品中，有一大类商品是内外有别的，而且商品的内容很难在购买时加以检验。
如瓶装的洒类，盒装的香烟，录音、录像带等。
人们或者看不到商品包装内部的样子（如香烟、鸡蛋等），或者看得到、却无法用眼睛辨别产品质量的好坏（如录音、录像带）。
显然，对于这类产品，买者和卖者了解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卖者比买者更清楚产品实际的质量情况。
这种情况被经济学称为买者和卖者的“信息不对称”。
这时卖者很容易依仗买者对产品内部情况的不了解欺骗买者。
在实际中，不仅出现过“败絮其中”的情况，如在最初的农贸自由市场中，有人用土豆外面包一层泥灰冒充松花蛋，而且出现过“毒药其中”的事情，如竟有人在劣质白洒中掺上“敌敌畏”当作“茅台”卖，至使饮用者中毒身亡。
这些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更多的是以次充好，从中牟取暴利。
据说，前些年甚至在高级宾馆或国营大商店买的茅台酒，也不见得货真价实；伪造的云烟和外烟到处泛滥；假富士胶卷也曾大行其道。
如此看来，消费者的地位相当脆弱，对于掌握了“信息不对称”武器的骗子似乎毫无招架之术。
西瓜也是一种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的物品。
卖西瓜的摊主一般都有丰富的选瓜经验，而一般消费者则是挑瓜的门外汉。
尽管摊主有时会在称完西瓜重量后，在瓜上切一个三角口给顾客看，但一般只有回家切开以后，才真正知道瓜皮里的内容如何。
这样一来，岂不是消费者总要冒吃坏瓜的风险吗？
其实不然。
我就总能吃上好瓜。
每到夏天，我家附近总有若干个瓜摊。
开始时，我并不会特意到哪个瓜摊去买瓜。
但我逐渐发现，有一个瓜摊的摊主与众不同。
每次买完瓜，他总是说，“如果回去切开后不沙不甜，尽管拿回来换；别因为瓜不好以后就不到我这来了。
”我还真是换过瓜。
甚至有一次换瓜时间与买瓜时间相隔了一个礼拜，他也认了账。
我于是就总到他那里买瓜。
这样，整整一夏天，我吃的都是最好的西瓜。
而他也并不会吃亏，因为拥有了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忠实的顾客，他的生意很是好作。
人们常说，“吃亏上当就一回”。
这并不是说，这次喝了假“茅台”，下次就一定能够辨别茅台酒的真假；而是说，人们总会记得，他们是从哪里、从谁那里买的伪劣产品，下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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