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皖北方志对道家人物遗迹的著录及其特色以《中教亳州志》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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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皖北方志对道家人物遗迹的著录及其特色以《中教亳州志》为例

清代皖北方志对道家人物、遗迹的著录及其特色——以《中教亳州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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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皖北方志对道家人物、遗迹的著录及其特色——以《中教亳州志》为例-中教数据论文

清代皖北方志对道家人物、遗迹的著录及其特色——以《中教亳州志》为例

程立中

（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安徽亳州236800）

摘要：

皖北地区的涡淮流域，历史上道家人物辈出，他们在此地的讲学和生活，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作为地方文献的方志，大都对当地道家人物及其文化遗迹进行著录，认真梳理著录的相关内容，对研究道家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皖北地区；道家人物；历史遗迹；地方志

d中教oi:

10.16083/ki.1671—1580.2016.08.039

中图分类号：

I2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1580（2016）08—0123—04

收稿日期：

2016—03—29

作者简介：

程立中（1978—），男，安徽涡阳人，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讲师，硕士。

研究方向：

区域文化研究。

项目简介：

本文系2015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皖北道家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A2015055）；2015年度院级课题“皖北道家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研究”（BSKY201502）阶段性成果。

地处皖北的涡淮流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道家人物，如老子、庄子、陈抟等，这些道家人物生于斯，长于斯，在长期的生活、讲学过程中，为当地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

这些遗迹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都为地方纂修的志书所著录，且在著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对此加以分析，对更好地传承道家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一、对道家著名人物的著录

由于一地之历史名人，为一方之荣耀，故古代方志的撰修者，大都注重地方历史人物的著录，基本上为历代方志所承袭，“历朝历代，各地所修省、府、州、县以至乡、镇诸志，都必载人物，形成为一个定例和传统，代代相承。

”［1］作为亳州重要地方文献之一的《亳州志》，也遵循其制，在修志中较为重视对地方历史人物的著录，其主要原因如华度在（乾隆五年）《亳州志·华度序》中所言，夫莫为之纪，虽美而弗传；莫为之文，虽传而弗著，况且“圣贤之生不偶，故一郡邑中既称人物者多有之，而名贤难得。

”［2］地处皖北的涡淮流域，可谓是道家文化的摇篮，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道家名贤，尤其是亳州境内的涡水，则哺育出老子、陈抟等重要道家人物，对道家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涡河两岸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生存环境，乃至周边环境，无不对道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使道家的产生与涡河紧紧连在一起。

”［3］对于生长于此地的重要道家人物，《亳州志》的主修者是无法忽视的，因此目前存世的几种明清时期所修的《亳州志》，大都为他们进行立传。

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其生平简介，由于历史久远，详实资料的缺失，从古自今，众说纷纭，“《老子》书的作者是谁？

他是什么时候的人？

他是哪国人氏？

这个问题，近两百年来学术界众说纷纭，似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

”［4］而《亳州志》的编纂者在写老子传记时，也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如（光绪）《亳州志》的纂修者钟泰、宗能征，则把“老子”列入该志卷十二人物志中的“名贤”类目下，“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谥曰“聃”。

为周柱下史。

”［2］该志除了对“老子”的生平进行介绍外，还对历史上的“孔子问礼”、“为尹喜著书”等事加以记述，“孔子曾问礼焉，老子曰：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圣德容貌若愚。

’孔子退曰：

‘老子其犹龙乎？

’后乘青牛车去。

至函谷关，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

’乃述《道德经》上下篇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

”［2］

除老子之外，《亳州志》还对另一重要道家人物陈抟进行立传，陈抟在道家文化中也享有较高的声誉，著有《无极图》《先天图》等道家文化著作，在中国道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上承老庄，下启‘理学’。

研究道家思想，开启道教门派。

”［5］由于陈抟经常隐逸名山大川，故亳州旧志大都把他著入“隐逸”之类，如（光绪）《亳州志》便把“陈抟”列入该志卷十二人物志的“隐逸”类目下，“陈抟，字图南。

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

……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2］该志不仅记述陈抟的生平简介，还对陈抟与当时朝廷之间的逸闻趣事加以著录，如周世宗好黄白术，于显德三年（956年），召陈抟进京，请教炼丹之术，陈抟则建议皇上“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政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

”又如宋朝宰相宋琪等人，曾向陈抟请教玄默修养之道，而陈抟不但自谦为山野之人，不知吐纳养生之术，还积极建言曰：

“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华致治之秋。

勤行修炼，无出于此。

”［2］时称其善，益为朝廷所敬重。

三国时期魏国名士嵇康，也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私淑老庄，几乎是魏晋名士的共同特征，但真正从思想上和行为上继承、践行老庄精神的，当首推嵇康。

”［4］至于嵇康为何地之人，虽然说法不一，但对于《亳州志》的纂修者而言，嵇康为亳州人是深信不疑的，故（光绪）《亳州志》把嵇康列入该志卷十三人物志“文苑”中，并曰：

“嵇康，字叔夜。

其先本上虞人，姓奚。

以避怨，徙谯，家于铚之嵇山，因而命氏焉。

”［2］随后该志又对嵇康与孙登之游、钟会之陷和《广陵散》之授等事，加以概述，最后又简要交代了嵇康的著述情况，并附以与嵇康有关的嵇喜、嵇含等人的简介。

《亳州志》除著录老子、陈抟、嵇康这些著名道家文化人物外，还对道教人物丁少微的生平事迹加以著述，但是大都没有把其列入“人物志”中，如（光绪）《亳州志》就把丁少微录入该志卷十九杂类志“仙释”类目中，“丁少微：

为道士，持斋戒，奉科仪尤为精至。

……还山，七年冬卒。

”［2］由此可知，《亳州志》的纂修者，对地方先贤的立传，是有一定准则的。

二、对道家文化遗迹的著录

古代方志对一地之历史文化遗迹，大都详细记述，可以说“旧志均有名胜古迹志，已成志例。

”［1］如有关老子的文化遗存，在清代所修的《亳州志》中著录较多，郑交泰、王云万所编（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三“坛庙”中就记载有“老子庙，在城内东北隅，万历中知州马成鼎修。

”［6］据史料记载，老子往往受到古代帝王推崇，朝廷派人祭祀老子，屡见于史书，如《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所载，“（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

”［7］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

”［7］唐朝时期，李唐王朝以老子为本家，对老子更是推崇备至，“粤若老君，朕之本系”［8］据《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可知，李唐王朝从乾封元年至天宝十三年，不断给老子进行加封，“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

……（天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髙上大道金阙元皇帝。

”［9］李唐王朝不仅对老子进行追加封号，同时还命令各地修建庙祠，进行祭祀，其目的是向世人表明自身与老子的特殊关系，“祠堂庙宇，并令修创，庙制令丞，以供荐飨，……冀崇追远之怀，用申尊祖之义”［8］。

宋元以后，朝廷崇祀老子虽不比汉唐之隆，但也时常进行，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所载：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己巳，诣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遂幸镇江府。

”［10］又如《金史》卷九十四“内族襄传”记载：

“泰和元年（1201年）春，承命驰祷于亳州太清宫及后土方岳。

”［11］在历代朝廷的倡导下，“于是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12］在崇老之风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纷纷创建祭老之庙，老子庙随见于各地，如粗略检索《大清一统志》就发现多处有关“老子庙”的记载，可见当时崇老风气之浓厚。

除老子庙外，《亳州志》还记载了“老子祠”、“九井”、“流星园”等有关老子的文化遗迹。

如（光绪）《亳州志》记载：

“（武德）四年（621年），老子祠枯树复生枝叶。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老子祠九井涸复涌。

”［2］据《明一统志》卷七记载：

“老子祠，在亳州，老子所生之地，后人为立祠，汉桓帝尝命边韶为文。

”［13］至于老子九井，其传说较多，但大都较为荒诞不经，故多不为正史所录，见于正史记载者有《新唐书》卷三十六：

“（开元）二十九年，亳州老子祠九井涸复涌。

”［14］宋代王应麟在《玉海》卷二十四在对“唐亳州九井”进行专门记述时，除引用《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外，还引用刘义庆的《幽明录》和伏滔《北征记》作为补充，“唐亳州九井……刘义庆《幽明录》曰：

襄邑县南瀬乡老子庙中有九井。

……伏滔《北征记》曰：

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

”［15］关于流星园的记载，（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三“古迹”中云：

“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

”［6］《江南通志》卷三十六记载：

“流星园，在亳州东天静宫南，相传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诞生。

”［16］始建于东汉的天静宫，清代所修《亳州志》对其著录的也较为详实。

如（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三记载：

“天静宫，与流星园接壤，前为圣母殿，有大石枕刻文曰：

凿石为枕，断木为桥，红尘不到，终日逍遥。

有炼丹井在殿前。

”［6］同时，该志还考述了该遗址的建筑规模情况。

《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九也载：

“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宋天禧二年盛度撰《天静宫碑文》”［17］除以上遗迹外，《亳州志》还对“希夷故里”、“希夷先生陈公祠”、“道德中宫”和“寥阳万寿宫”等道家文化遗迹加以著录。

如（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三记载：

“希夷故里，在城南十八里，有曲水环之。

”［6］又如（光绪）《亳州志》卷四记载：

“希夷先生陈公祠，在北关外太平桥北，雍正十三年重修，一在城南，即希夷故里。

”［2］据该志记载，位于亳州城内东北隅的道德中宫，明万历年间知州马呈鼎创修著经堂，并石刻《道德经》，并在其左建春登台，清代已颓废不堪，无基可考。

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州杨遵时复修后殿山门；道光十六年（1836年），知州龚裕率邑绅何天衢、许明德等捐修，改龙厅为拜殿。

1.儒家思想的标准

古代方志的纂修，大都由地方主政者负责，其修志目的主要出于统治需要，其“资政、教化”功能，历来为志书的编修者所看重，正如宗能徵在（光绪）《亳州志·宗能徵序》中所言：

“夫以征之拙于从政，得借助于志，而所虑为未闻者，一一以志治之。

诚哉，志之有稗于吏治也！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修志过程中对材料的取舍并非按照纂修的喜好而为，如（乾隆五年）《亳州志·华度序》云“如陈希夷学启周、邵，应列之‘人物考’中是也。

他之或因或革，不可枚举。

无非悉心斟酌，以为信志。

凭臆而出，任我作议，非所取矣。

”［18］既然不能任凭己意，那就要尊重事实，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进行选材。

加之道家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常为道教所用，往往被涂上一层神秘色彩，《亳州志》在对道家人物、遗迹进行著录时，大都坚持儒家思想，如（嘉靖）《亳州志·凡例》所言“旧志有妄诞不经，如老子骑白鹿缘桧树升天，……陈抟生卤球中，渔人得于网，将烹，雷电大震，裂而出抟，悉删去。

”（光绪）《亳州志》卷十二“人物志”在谈到老子入传时则云：

“考《江南人物志》，商周间所列名贤仅五人，而老子与焉。

《广舆》诸记目之为仙释，殊属无稽。

特从《通志》正之。

”［2］此外，《亳州志》在对陈抟、嵇康等道家人物传记的著录时，与儒家思想不一致的内容，也均未被采用。

2.以正史史料为主

就《亳州志》所著录的道家人物和遗迹的内容而言，其史料来源大多出自正史，如（光绪）《亳州志》卷十二“人物志”中的老子，其取材主要来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该志在记述有关陈抟生平事迹时，内容主要源自《宋史·陈抟传》，如（光绪）《亳州志》记载：

“陈抟，字图南。

……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

”［2］另据《宋史》卷四百五十七“陈抟”记载：

“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

……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

”［10］由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仅有个别字句的删减而已。

又如对“嵇康”的著录，（光绪）《亳州志》载：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

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2］据《晋书》卷四十九所载“嵇康传”可知，两者基本没有变化，“康早孤，有竒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19］该志对丁少微的著录内容，与《宋史·丁少微传》几乎没有差别。

3.材料剪裁较谨慎

由于历史久远，详实文献记载的缺失，加之该地行政区划自古变迁频繁，一些早期的道家人物，其具体的籍贯归属，难以考证，历史上就众说纷纭，针对这些有争论的道家人物籍贯问题，《亳州志》在著录时一般采取较为谨慎地态度。

如对“老子”的著录，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老子”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两者有些地方具有一定的差异，《史记》卷六十三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20］由此可知，两者均认为“老子”姓李名耳，为“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如（光绪）《亳州志》记载老子“字伯阳”，而《史记》则记载为老子“字聃”；又如前者在记述老子里籍是，只云老子为“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并没有《史记》中的“楚”字，虽一字之差，其文义之别显矣；此外，（光绪）《亳州志》载老子的职业为“为周柱下史”，而《史记》则云为“周守藏室之史也”。

虽然《亳州志》仅为一隅之文献，与《史记》不可等量齐观，然从两者的差异，可以看出名人故里对待历史名贤的态度，尽管没有在志书中详细交代与正史传记的区别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修志为名贤立传，并非纂修者可以率性而为之事，而是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来选取材料。

三、结语

地处皖北地区的涡淮流域，历史上众多的道家人物诞生于此，如老子、庄子、陈抟等，有些著名的道家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们在长期的生活、讲学过程中，也为当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

这些著名的道家人物和历史遗迹，对地方而言，无疑是较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大都被历代地方志书的编修者所重视，故清代皖北一些州县所修的方志中，对当地的道家名人及其历史遗迹，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此外，其著录特色也较为鲜明，如坚持儒家标准选材，取材以正史为主，对某些材料的剪裁较为谨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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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