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重庆方言发展变化的过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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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重庆方言发展变化的过程

清代以来重庆方言形成和变化的过程

刘大川

（《深圳博物馆馆刊论丛2010年》载）

重庆原属四川省，1997年3月成为直辖市。

重庆话在方言区划分上一般认为属西南官话四川方言片下属的川东小片。

重庆话和成都话同为西南官话区中使用人口最多，影响较大的两种方言。

如单论覆盖面积，重庆话的传播稍广于成都话，除重庆直辖市大部地区外，还包含今四川省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

重庆话形成距今仅300年左右，且不断变化。

明末清初以来，重庆地区社会持续动荡，历经了湖广填四川、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战陪都时期、西南解放、三线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过程。

其间重庆方言也随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变化。

几次大的人口流动的过程中，重庆方言吸收了大量外来方言成分。

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作用下，重庆话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巴渝地方文化和市井文化特色的风格。

最近一些以重庆为背景的电影，如风靡全国的《疯狂的石头》，使很多人注意到这种极具幽默感的方言。

本文试从几个特定方面来讨论这种特殊风格形成的过程。

一、辛亥革命以前重庆话的形成源流及特点

重庆方言当以旧重庆城区话为主流。

周边各郊县方言和城区话差别不大。

唯一明显差别在于对古入声的去留。

现今除江津和綦江两地区仍保留古入声，包含重庆城区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存在古入声。

江津和綦江两地区位于重庆以西和以南相对偏僻的位置。

根据翟时雨先生按照古今语音沿袭情况，把四川方言分成“稳定区”和“发展区”的看法，重庆地区基本属于“发展区”。

说明该地区方言的变化，相对川南川北某些偏僻地区较明显。

真正的巴蜀古韵，今天几乎荡然无存，难以考证。

四川盆地内主要流行属于北方官话系统的西南官话。

这主要是受到“湖广填四川”运动中移民带来的北方官话的影响。

明末清初，由于多年农民战争及社会动乱，巴蜀地区人烟稀少。

顺治年间在昔日繁华的成都竟出现新移民被老虎吃光的情况。

因此清政府大力推行移民填川政策，半强制性从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抽调大量人口入川，历经顺、康、雍、乾四朝。

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重庆各区县农村居民的族谱，绝大部分记载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或者“江西麻城孝感乡”。

这很难说符合逻辑，事实更可能是各地移民在生活稳定后，重新造族谱时伪托流行的说法。

湖北麻城为入川要道，如同“南雄珠玑巷”对于广东境内的北方移民，成为共同记忆的见证；所谓“江西麻城”大概是因为江西移民后代把真实籍贯遗忘所致。

移民入川路线估计有川东大巴山路和长江逆流而上的一路。

故这两地区方言明显接近湖北话，而越向西，湖北口音越不明显。

湖南口音间或夹杂在重庆话中，无区域集中现象。

广东移民的后代比较好的保持了自己的语言特点，在20世纪60年代，重庆郊县还有一些公社内部讲粤语，至80年代才基本被当地语言同化。

故重庆方言由清代北方官话为主体，糅合湖北、湖南、江西甚至部分粤方言，在清末已基本成形，其主要特点有：

（1）声母方面l和n不分，一律读n，但沿长江下游方向也有一些小地区把n读y音，可能与移民来源有关；

（2）把zh、ch、sh、r读成z、c、s、[z]，因此无翘舌音；

（3）没有eng、ing等后鼻音韵母；

（4）普通话一部分零声母，重庆话用辅音作声母，如：

额，爱，重庆话用ng作声母；

（5）部分读sh,重庆话读c；

（6）儿化和儿化韵明显，特别是名词儿化，多于其他各种方言；

（7）名词重叠双音节化；

（8）双音节词变调和其他变调；

（9）句子中不雅词汇的大量夹带。

其中儿化和双音节化最富下层市民口语色彩。

如：

梨儿，竿竿儿，耗儿（老鼠）

罐罐，杯杯

重庆人说“拿个酒杯儿来”，绝少有人说成“拿个酒杯来”，敲竹杠谓之“敲棒棒儿”，吃肉说成“吃嘎嘎”。

其语气犹如随时随地不间断的开玩笑，风格恰似儿童之间的稚气语言，很难想象这样的语言出自书香门第或庙堂衙门，只可能是街头或乡下的下层民众日常用语。

所以一般北方人来重庆，对重庆话的音节大多都能辨认，但比较不适应词语的各种细微变化。

1890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通商口岸，次年正式开关。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也与西方列强一道涌入重庆，1901年在王家沱设立租界。

重庆迅速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码头城市，工商业得到发展，城市化运动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社会，即所谓重庆“码头”。

最大的下层群体为长江纤夫和码头苦力，岸上则有抬滑杆的苦力。

有诸多劳动号子反映了他们的生活：

《船工号子》

手抓石头脚蹬沙哦，嘿着～。

为儿为女把船拉哟，嘿着～。

打霜落雪河边走哦，嘿着～。

堂客娃儿吃糠粑哟，嘿着～。

（“堂客”一词有明显的湖北话倾向，四川称妻子“婆娘”为多，盖因纤夫船工多有湖北人。

）

《滑杆号子――报路歌》

报：

天上明晃晃，

答：

地上水凼凼。

报：

天上鸽子飞，

答：

地下屎一堆。

报：

左边有倒拐，

答：

谨防岩下摔（zuai）。

报：

前面独木桥，

答：

滑杆儿莫要摇。

（“报”为抬滑杆两苦力中走在前面的人通报路面情况，“答”为居后者应答，一问一答押韵，常引乘坐滑杆的客人忍俊不禁。

）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大量商贾客旅来往，重庆城中小旅馆多如牛毛。

夜间老板或幺师（伙计）报时安客的号子最富特色：

《安客号子》

楼上的客，楼下的客，

听我幺师办交涉：

灯要吹，门要撇（上杠锁之意），

夜壶屙屎来不得；

……

深更半夜莫打跳，

耽搁瞌睡要遭诀（“诀”，骂的意思）。

不忙你的事，

丢心睡迄太阳白，

要赶你的路，

到时开门我晓得。

（其中“丢心睡迄太阳白”一句至今沿用，用于表示完全丧失警觉的意思。

）

过去重庆话把火柴叫“洋火儿”，将肥皂叫做“洋碱”，将自行车叫做“洋马儿”，均表现出对外通商码头新鲜事物不断涌入的情况。

这一时期重庆话的风格基本形成，即社会底层的语言风格十分强烈。

相反，传统书面语言的影响微乎其微。

虽被重庆及周边地区各阶层的人们使用，但明显表现出社会下层的语言倾向。

二、1949年前重庆方言俚俗语的形成

重庆方言中使用大量俚俗语，其中包括惯用语、歇后语、谚语、俗语等。

绝大多数只在重庆方言区使用，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一小部分是全民性俚俗语和书面语的重庆方言化的产物。

重庆方言俚俗语的通俗性特别明显，有时使人感到过于粗鄙甚至有原始之感。

而这种原始性恰恰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特点，而且直接浅显的说明事理。

例如重庆话中的俚俗语“围到灶头转,是想锅巴吃”，一句平实的话道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的驱使，总带有一定的目的。

“火到猪头烂”，则比喻时机成熟事情自然会成功，告诫人们做事不要急躁。

近30年来诸多家喻户晓的政治用语，是通过邓小平用广安话首先表达的。

广安地区现属于四川省，但语言分区上属于重庆方言区。

“摸到石头过河”，恰到好处的表现了一种探索的无畏勇气和谨慎态度。

“不管黑猫白猫，捉得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表达了一种不拘一格，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

这些俗语来自下层人民，简单明了，却堪称汉语言中的精品。

然而有的俚俗语十分奇特隐晦，让外地人很难明白。

电影《疯狂的石头》中有一句台词“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就属于来源于重庆袍哥传统的俗语。

1992年重庆方言电视剧《傻儿师长》走红，剧中大量使用了袍哥语气和袍哥切口。

其实更多的袍哥用语早已渗透在重庆方言之中，为人们常用，所以不易察觉。

袍哥组织的来源学术界尚有争议，目前有四川“嘓噜”说和“汉留”哥老会说。

该结社组织大致起源于19世纪中期，最初为破产农民和城市流氓组织。

1864年曾国藩攻占天京后，裁撤湘军。

湘军中大量四川籍士兵和下级军官返乡，加入袍哥，使袍哥的组织性大大增强。

清末重庆袍哥势力已经很大，遍及城区、沿江各码头和乡镇，与官府和土匪均有密切联系，在农村有时是维持治安的民间组织，在城市从事贩毒、受取行业保护费等勾当。

人数之多，多到据说当时有的乡镇想找到一个没入袍哥的男人都难。

重庆袍哥与湖北会党关系最紧密，具有一定反清性质。

20世纪20～3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军阀大多袍哥出身或与袍哥有联系。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袍哥组织受到蒋介石支持的青帮势力排挤，逐渐衰落。

直到解放后彻底被禁绝，袍哥组织在重庆前后存在了近一个世纪。

因为袍哥组织始终有和政府对立的一面，故其活动多秘密进行或半公开。

袍哥“弟兄”间自然产生了一套暗语切口，不但用于接头联络，有时还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

拉稀摆带（本意被捕后变节招供，现指不讲义气）

宁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本意袍哥规矩秘不示人，现指不轻易传授秘诀）

跑码头（四处活动求人帮助之意，因袍哥堂口多在长江沿岸码头）

踩水（侦察）

涮坛子（出言讽刺，有不给面子的意思）

夹磨（原指对新入门小弟兄的培训，现主要指受单位上复杂人际关系的折磨）

光棍犯法，自绑自杀（原指对犯帮规的兄弟处以极刑，即令其自己挖坑跳入，然后活埋，或者自己“三刀六洞”当众自戕，现在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责任，讲时多有豪迈之气）

耍（即玩，避讳“玩”字，“玩”特指嫖娼，为袍哥“十戒”之一）

嗨（即投身于某事业，如：

嗨袍哥，现在指享受某件事，多含贬义，如：

嗨啤酒，嗨迪吧，嗨摇头丸，语音语义都恰好近似最近流行的英语high）

撑花（雨伞，避讳“散”字，现在还有农村地区称折叠雨伞为“洋撑”）

粉子（米饭，避讳“犯”字，现在重庆话中已绝迹，成都话已借指面容姣好的年轻女性，故有《成都粉子》一小说）

笔者早年在重庆某高校经常听到重庆籍学生之间类似如下的对话：

甲：

明天考计算机，听到说这盘涨水了。

（要求严格了，要出事了。

）

乙：

哪个去踩下水啥！

（谁去打听一下题目嘛。

）

甲：

都散骰子了。

（大家都不敢去，逃避了。

）

乙：

几爷子这盘死得硬梆梆的！

（兄弟几个这回死定了！

）

这样的对话在重庆人的日常谈话中极其普遍，既有幽默风趣的味道，又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意思。

对城市流氓无产阶层袍哥组织的语言的留恋，体现出重庆地方文化一贯的下层路线。

三、1949年后重庆方言的若干变化

抗战时期，随国民政府沿江而上的数百万各地难民，带着各自方言来到重庆及周边地区。

这些所谓“下江人”的语言很快被本地人同化，他们的后代已经难以从口音分辨是不是本地人。

1949年末，西南第一重镇重庆解放。

随着西南地区剿匪和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事继续进行，重庆成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

大量军政干部深入西南各地的工厂、矿山、学校、乡村开展工作，即所谓“南下干部”。

这些干部大都使用北方话，和西南官话同属北方官话系统，因此和重庆人交流并无困难。

语言和方言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只是社会政治身份的区别。

1955年国家确定推广普通话。

重庆人也承认北方话的地位较高，但是主动学习普通话的人不多。

相反，因为重庆人模仿普通话十分可笑，偶尔有使用普通话的重庆人，反而会被嘲笑。

主要问题是在重庆人初学普通话，往往是只用普通话的读音，而继续采用重庆方言中的特定句型和词汇。

例如：

我争了他五块钱。

（“争”重庆话本意是“欠”，外地人误以为是说“征收”，意思刚好相反）

那个女娃儿好乖哦。

（“乖”本意“漂亮”，外地人往往误认为是“听话”）

所以在重庆地区，重庆人遇到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很少改说普通话来适应对方，其中原因之一是怕招来其他重庆人嘲笑或引起对方的误会。

这一点和粤语地区很不一样。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加快了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许多外地生意人来到重庆，也有许多重庆人走向全国各地。

尽管重庆人说普通话存在各种问题，但在某些场合使用普通话已成为必然趋势。

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加速了普通话在重庆地区的推广。

某些字音在20年间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向普通话靠拢。

笔者记得自己幼年时代，人人都说的一个地名“船（chuan）舶（pei）大（da）厦（sua）”，现在几乎都读作“船（chuan）舶（bo）大（da）厦（sa）”,已经比较接近普通话了。

重庆城区话中最明显的儿化和重叠词现象，也在逐步减弱。

过多的使用这些说法，如“敲钉锤儿（敲竹杠）”、“车滚滚（轮胎）”等，就会被人认为教育程度低，或者老土。

在民族语言规范过程中，除了各地方言不断向民族标准语靠拢这种趋势以外，同时在大方言区还会出现小方言向大城市的权威方言靠拢的趋势。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包含原四川省“三市一地”（重庆市、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

重庆市区作为整个重庆直辖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使用的重庆城区话必然成为该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方言。

由于人口流动加速，周边地区的重庆方言迅速向主城区方言靠拢。

前述保留古入声的江津、綦江两地区的入声逐步减少，其他地区的方言和重庆城区话的差别也越来越小。

笔者许多来自重庆郊县的同学，经过大学一个学期，口音完全变为城区口音，很难听出是哪个地区来的。

总的来说，重庆方言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向普通话靠近。

然而，不像北方一些地区迅速完全倒向普通话，重庆话还是在重庆人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偶尔也出现一些以方言抵抗普通话的现象。

笔者发现在各地高校中，重庆籍学生互相之间常常故意用一种介于重庆话与普通话之间的话开玩笑，重庆话虽然与成都话有别，一般习惯性统称之为“川普”，即每个字的读音基本遵从普通话发音，但语法词汇完全是重庆方言式的。

女生有时特别喜欢这样说话，显得风趣可爱，例如两女生相遇交谈：

甲：

咦？

朗个的安？

马起块脸。

（咦？

怎么了？

拉长了脸。

）

乙：

跟他整翻了。

（跟他分手了。

）

甲：

做啥子了安？

（怎么了嘛？

）

乙：

没得啥子，一个移动，一个联通，发短信成本黑高。

（“黑”重庆话“很”的意思）

网络语言中重庆人也喜欢自成一派，有意无意在文字中体现重庆话的某些特征。

例如：

生活中常常使用的快速连读的“做啥子”，在网上聊天中一般写作“爪子”，一望便知网络彼端是老乡。

后来其他地区网民也使用“爪子”，并不在意该说法来自何方。

一项调查中，以重庆方言为母语的大学生一方面认同普通话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由于浓重的地域意识的影响，又保持对重庆方言的忠实，这体现在他们对重庆方言社会经济地位的较低评价，以及对其亲和力的高度评价上。

受过高等教育的重庆籍大学生尚且具有浓重的地域意识，保持着对重庆方言的语言忠诚，年龄较大的一般民众更是如此。

所以估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尽管发展变化很快，重庆方言本身的生命力应足以维持其在西南地区延用下去。

但是，重庆方言在应用的广度上远远不及类似标准粤方言和闽方言这样国际化的汉语方言，究其原因，主要是重庆方言的根基停留在下层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外地，向上流动的人群往往最终选择了放弃使用，而改用更有社会地位的普通话或者其他方言。

四、结语

重庆方言，作为西南官话中的一个主要分支，历经了3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

清代以来，该地区经历了多次重大历史变迁，大大影响了重庆方言的发展变化，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重庆话。

其间湖广填四川运动直接催生了这一方言，下层民间组织的市井气息和草莽气魄决定了这种方言朴实风趣的风格，而新时代的社会巨变则不断冲击和改造着它。

这三个主要的过程，在重庆方言研究中都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