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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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学生姓名：
卫新巧学号：
200602020029
政法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老师：
苗杨职称：
讲师
摘要：
汉初，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为儒学从排斥到“独尊”做出了巨大贡献。
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性三品”、“德主刑辅”等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
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该对转化后的儒学有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
董仲舒；儒学；吸取转化
Abstract:
AtthebeginningofHanDynasty,ShuSuntong,LuJia,JiaYi,HanYingandsomebodyelse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Confucianism,whichwasexcludedbeforebutexactlyrespectednow.BasedonConfucianism,DongZhongshucreativelyputforwardthefollowingimportantideas,suchas“HeavenandMan”,the”Universal”,”ThreeGrades”and“MoralityFirstPunishmentScond”,thus,enrichedanddevelopedConfucianismafterhewidelyabsorbedthevariousthoughtsofpre-Qin.Withthedeepeningofthehistoryresearch,thetransformedConfucianismshouldbefairlyorientated.
KeyWords:
DongZhongshu;Confucianism;Drain
前言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中断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
[1]汉初，统治者推行道家的“黄老政治”，儒学被拒之门外，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由于董仲舒适应形势的需要，发展了儒学，所以人们称经他改造后的儒学为新儒学。
一董仲舒新儒学转化的背景
（一）汉初到汉武帝前期儒学的发展
汉初，黄老思想是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未放弃生存和发展。
秦朝的灭亡给汉初黄老思想的统治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思想的复起提供了巨大机会。
当时的儒家学者们，适应历史的需要，勇敢地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
一是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要恢复与保护儒家经典；三是要深化儒经研究。
这些历史重任，在当时由于儒家学者的努力，而被逐步付诸实践。
其代表人物有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人。
叔孙通进入刘邦政权后,开始了他复兴儒学的历程。
首先，叔孙通积极入仕,主动向皇权靠拢。
其次,叔孙通不拘旧礼,制定新仪,使儒学开始为皇权服务，皇权与儒学走到了一起。
叔孙通没能完成复兴儒学的事业,但他开创了儒学与皇权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司马迁《史记》称赞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陆贾接受黄老思想的影响，有无为而治的提法，但陆贾思想的根本点是有为，他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德教作为政策的指导思想，仁义是支配自然和阴阳的根本属性与力量。
贾谊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仁义和法治要本末分清,仁义德教是根本,权势法制是辅助,两者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这就是贾谊所表现的融合儒法为一的新儒家思想特点，他的民本、礼治思想也渗透着儒法融合的特点。
他的思想是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婴对秦的苛政暴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强调儒家仁义礼乐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他不反对法治。
在人性论方面他的主导思想是孟子性善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上，继承和发挥荀子的思想，肯定了荀子的无神论和天人相分的思想。
陆贾、贾谊和韩婴的思想共同的特点是荀子的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表现形式是儒法融合,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或在儒家思想中渗透以法家的思想和观点。
[2]也正是这些思想,在当时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并为后来的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挥,成为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二）董仲舒实现对儒学转化的条件
汉初六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学说盛行全国，这对安定政局、修养生息、发展生产起了有益作用，但由于无为放任，却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恶的机会，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两级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武帝继位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需求。
于是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势在必行。
这为儒学走向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
汉武帝即位之初，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老一代将相列侯早已亡故，文帝、景帝时代成长起来的大臣也都衰老多病，治理国家急需有真才实学容易开拓的人才。
刘彻血气方刚，锐意进取，着手选拔人才，亲自主持“策试”，品德优秀的称为“贤良”、以文词见长的称为“文学”，先后进入朝廷和郡国任职。
汉武帝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时，董仲舒应召以贤良对策取得第一名。
董仲舒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与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他家境富裕，有大批藏书，少年时就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汉朝尽一份力量，对儒家六经深入钻研，他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等政治主张和思想，希望以此为汉王朝服务。
董仲舒治《春秋》时非常刻苦，他钻研经注几乎到了忘记一切的程度，“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3]可见，董氏不仅学业专精、学识渊博，而且早在汉景帝年间就获得了广泛的尊崇和较高的学术地位，这为他担当新儒学生成大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二董仲舒对儒学的创新
（一）创新君权神授思想、天命论、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说
汉元光元年,汉武帝诏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诏,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4]董仲舒首先高屋建瓴,在哲学层面提出了创新意见,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学说。
他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大大发挥了西周以来关于君权神授的思想，君权神授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
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
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
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
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董仲舒为了给君权神授思想一个合法的理论根据，他继承了西周以来关于“天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为适当限制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
过去，思想家将仁义道德说成是天意，在诸侯纷争的时代，诸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还要依靠争取民心，不敢胡作非为，对人民剥削、压迫不敢太过分，精神受到天命论的束缚，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是施行仁义。
秦统一天下，解除了天命论对精神的束缚，肆无忌惮地压迫百姓，直到被农民起义推翻、江山覆灭。
那么，怎样才能维护长治久安而不至于灭亡呢？
那就要适当限制皇帝的权利，经常使皇帝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不敢肆意胡作非为，古人的天命论就是一种限制皇权的枷锁。
董仲舒对天命论进行翻新，使它成为天人感应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在完成“天人感应”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
董仲舒所谓的“天”指神秘化的天。
他认为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克，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
阴是天刑罚的表现，阳是恩德的表现。
天通过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
董仲舒还认为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5]从有意志的天出发，董仲舒进一步论证了天人感应，分成两个步骤：
首先，他认为人和万物既然都是天生的，就跟天处处相应。
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
其次，借助所谓天人同类，提出了天人感应论。
天人感应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即所谓“君权神授”,这就为汉代统治的永恒合理性作论证和辩护;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
看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怕人只怕天,因此,他要借用“天”的权威来限制皇帝的私欲。
董仲舒有言: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6]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以上两方面的意义。
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秩序化、合理化，为汉王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他系统化的天人感应说被当时许多思想家所认同，广泛流传，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二）继承和发挥法家“三纲”思想及孔子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
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7]就是说,大一统是宇宙间普遍的原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论的中心要点就是服从,统一就是服从,人民服从皇帝,皇帝服从上天。
“大一统”论涉及政治和思想两个方面：
政治上的大一统就是要统一于天子、思想上的大一统就是统一圣人之言。
在论证政治必须大一统这一点上,董仲舒吸取先秦法家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加之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国君顺从上天,整个国家统一于国君,然后再统一于天的这种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并加以衍化,变成了“王道三纲”。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8]“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三者的关系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的“三纲”。
君为臣纲，君就是臣的天；父为子纲，父就是子的天；夫为妻纲，夫就是妻的天。
这样一来，大一统的原则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上，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上。
妻子要服从丈夫、儿子要服从父亲、全国臣民都要服从皇帝，这样全国就可以统一于天了。
妻子不服从丈夫，就是不顺天，犯了弥天大罪。
君、父、夫三者，都可以说是天，但君最尊贵。
这样，把整个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系统里，皇帝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是宝塔尖，也是控制肢体的中心。
在处理各个等级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各个等级都要严守自己的名分，颠倒了事物本身（实）和事物名称（名）的关系。
他认为事物的名反映了天意，所以名是决定是非的标准，事物是由名决定的。
强调名的重要，让人以名求实，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他把“正名”看作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要封建社会的各个等级都严守自己的“名”分：
做诸侯王的要小心恭敬地侍奉天子；当大夫的要对天子忠信有礼，并对人民实行教化；冥顽不化的百姓，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教化，为地主阶级当牛做马。
每一个人都要各安其位，否则，就是违反名，违犯了天意。
这种名实观点继承了孔子的“正名”学说，成为后来维护封建制度的“名教”思想的先驱。
在董仲舒看来，要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必须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
统治者没有统一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法令、政策、制度就不能保持一贯性，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
法令和制度是要人民遵循的，如果经常变动，人民就不知道要怎么遵循，这样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他认为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上，这样就可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明确的法度，人民也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统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儒学的权威。
自汉武帝以后,儒学便超出诸子而居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对推动儒学地位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确立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
大一统思想把天命、王权、政令统一、国家统一结合起来，形成后代的正统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至关重要，他的大一统思想向后人昭示了中华民族强调国家统一和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构思，正统也成为了大一统的别名。
（三）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
“性”是儒学人性论的核心范畴。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
孟子的性善是基于人情而立论的，后天的为恶，并非是因为先天资质上有什么欠缺，他直接把人性的内容界定在“仁义礼智”上。
荀子则认为人性恶，他所理解的人性是以人的生理情感和欲望为基础的，以为处在社会群体中的人如果按照原有的自然本性发展下去，必然会引发争端，立足于社会群体的人的角度，荀子把人的自然资质界定为恶。
董仲舒提出:
“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
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
性之名不得离质。
离质如毛,则非性己。
不可不察也。
”[9]从善的名中寻找不到性的质,因此不能说“质善”。
性又离不开质,离开质一丝一毫就不是性了,没有“质善”自然也就没有“性善”。
所以董仲舒反对战国儒家代表孟子的“性善论”。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天人之性也。
[10]”董仲舒继承了教化使人为善的理论,但他不完全接受荀子关于人性恶的说法。
性未善，同样性亦未恶，它只具有善质与恶质，可导而善，亦可导而恶。
因而董仲舒的结论是:
“性有善质而未能善。
”[11]这既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否定,又是对荀子性恶论的修正。
他力图经过圣人教化和刑罚禁止，使人去善从恶，没有脱离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学说,董仲舒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圣人之性”受命于天，近于全善，是上品；“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斗筲之性”暝于味觉，近于全恶，是下品。
“圣人之性”相当于孔子的“上智”，不教而能善；“斗筲之性”相当于“下愚”，这种人性欲强烈，虽教也难以为善；“中民之性”经过教化而后能为善。
而教化则是君王的责任。
在此格局下,万民自然处于被教化的卑位。
有此君臣、官民的尊卑,各安其位,天下自然大定。
为防止破坏大定局面的可能出现,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12]这在汉武帝看来,完全可以巩固统治了。
董仲舒的思想正好适应了汉武帝的需要，而这也正是新兴地主在全国取得政权之后长治久安的需要。
（四）汲取先秦阴阳家、法家，黄老学派思想中有利于统治的成分，提出“德主刑辅”的观点
西汉大儒董仲舒承继前人总结和反思了先秦诸子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各种思想并结合汉代实际明确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世主张，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13]
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入儒是董仲舒思想的最大特点。
针对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而导致覆亡的现实教训，董仲舒提出了反对用刑的观点。
他同样是以阴阳五行的观点，把反对用刑说成是天的意志，在统治方法上特别强调德的一面。
但他还看到了汉初因奉行黄老之学而导致的刑罚无为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并非主张完全废除刑法，对于量刑得当的刑罚，董仲舒还是持赞成态度的。
在德与刑的关系上,董仲舒主张“尊德卑刑”、“厚德简刑”，为政任德不任刑，经过教化使民归善。
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刑罚或者说不要刑罚,相反,他认为刑罚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只有德刑并用,软硬兼施,才能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
董仲舒从天道在于阴阳互生,推导出治国之道在于德刑并用。
首先,他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是“任阳不任阴”,“任德不任刑”的[14]。
其次,从德与刑的数量关系来看是大德小刑,董仲舒主张“德主刑辅”“德先刑后”,并以“天”的阳多阴少、阳先阴后来论证之。
“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
不暖不生,不清不成。
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
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15]。
再次,董仲舒从“阳主阴辅”的阴阳关系推导出德与刑的主从关系,并主张统治者应任德不任刑,他说“刑者,德之辅也”,“天之任德不任刑。
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入伏下而时出佐阳。
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
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尤阴之不可任以成岁。
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16]。
”
君主必须要紧握生杀予夺的大权，采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如果人民不从“德教”,还是要用刑罚严厉制裁的。
所以，董仲舒实际上吸收了法家学说中有利于统治的思想，以使其服务儒家所力倡的王道政治。
调和“德”、“刑”的观念在黄老学派那里却早已经产生。
《黄帝四经》开篇就提出“道生法”的观点。
《十大经·姓争》也说：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
望失其当，环视其殃。
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
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
”可见，“刑德相养”的观点是董仲舒思想的来源，这种观点被董仲舒继承，直接发展成“德主刑辅”的观念。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实现了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互补，改变了儒家的空疏，成为一种有用的“实学”，也成为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悖的治国理念，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三对转化后儒学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董仲舒第一次将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推动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礼乐行政制度，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第一，对抑制王权、官僚特权，保障民权，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一方面皇帝至高无上，皇帝可以随心所欲施展王权，另一面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掠夺兼并土地，明争暗抢社会资源，阶级矛盾日益剧烈。
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政治儒学一方面讲王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以“灾变谴告”和“君权天治”论，对王权进行限制，用圣人和天意把自己的政见神圣化，对不仁道的王权进行抨击和进谏。
汉武帝在董仲舒学说的框架下废除盐铁官营、实行了节约民力、保证农时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僚、贵族、侯王的封建特权，保障了平民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稳定。
第二，为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政权的统一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
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家学说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说确立“君权神授”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论证。
同时，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和“仁、义、礼、智、信”五德与天地、阴阳、五行联姻，为“三纲五常”找到了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哲学和神学依据，使其具有神秘性、神圣性，增强了权威性和说服力。
第三，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示范，影响、造福中华民族近两千年。
以“天人感应”进行哲学、神学立论，以“三纲五常”进行伦理化的董子政治儒学经汉初政治实践便取得了极大成功，很快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整个社会的欢迎，基本思想和模式一传就是近两年。
原因何在？
外裹着经学、伦理、神学、权威形式，而实质在行大一统的王道政治。
王道政治是一种优秀的政治文明，是符合人道（人事规律、社会规律）、天道（自然规律、宇宙规律）的政治智慧。
能延续近二千年之久，保障和促使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就足以说明了她的优秀性。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也有负面影响,而且影响也是深刻的。
首先，对中国政治：
“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政治，这种重自律清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皇权至上，个人专制。
其次，对民众心理：
思想统一于儒家,独尊儒术,排斥其它学说自由发展，人们都要自觉地用儒家的学说约束自己,抑制了独立思考,阻碍创造性思维活动，这就严重限制了个性的发展,甚至压抑了人性。
给此后中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恐怕是董仲舒当初根本未曾料到的。
再次，对人才素质：
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然而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
名为知人善用，但许多人为之贻误终生。
关于新儒学生成的始作俑者，董仲舒也背上了骂名。
“胡适在《王充的论衡》中曾说‘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董仲舒应当是骗子头儿。
”[17]不过董仲舒作为始作俑者也不应承担全部的责任,应客观辩证地看待,董氏的新儒学是应时而成的思想杰作，其目的不是简单的骗吃骗喝，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皇权，他为儒家思想跃居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础，其思想及现实的贡献，世人无法抹煞。
苛求古人自然不对，但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味地颂扬古人也很难说正确，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史学研究的深入，董仲舒及其精心构筑的新儒学体系，应该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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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辞
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
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伟人、名人为我所崇拜，可是我更急切地要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导师。
从论文准备工作开始到至今，我的论文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苗老师。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有许多困难，无论是在理论学习，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题、研究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得到苗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经由您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借此机会我向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进入大学以来对我有所帮助的所有老师，他们细心指导我的学习，正是由于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让我学到了专业知识，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求知治学、如何为人处事。
在此，我要向诸位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
感谢我的同学们，在生活学习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永远是支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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