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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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丁东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
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
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
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
他对大学的定位是：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今天也不过时。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
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
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
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
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
留学德国很重要。
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
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
“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
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
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
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
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
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
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
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
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
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
他尊重教授。
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
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
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
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
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
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
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
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
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
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
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
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
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
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
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
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
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
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
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
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
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
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
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
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
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
至今不能恢复。
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
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
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
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
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
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
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
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
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
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
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
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
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
71、71年恢复招生。
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
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
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
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
大学招生全靠推荐。
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
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
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
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
他说：
“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
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
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
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
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
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
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
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
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
主要还是招生制度。
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
一，埋没人才。
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
贫下中农说：
‘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
’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
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
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
当前正是关键时刻。
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
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
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
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
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
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
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
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
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
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
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教育部长刘西尧说：
“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
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
”邓小平说：
“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
”科学院李昌说：
“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
”沈克琦说：
“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
”邓小平说：
“改嘛！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
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
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
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
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
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
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
”温元凯说：
“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说：
“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
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
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
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
“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
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
”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
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
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
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
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
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
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
他们说，有教师。
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
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
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
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
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
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
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
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
邓小平很快批示：
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
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
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
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
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
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
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
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
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
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
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
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
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
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
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
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
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
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
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
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
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
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
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金。
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
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
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
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
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
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
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
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
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
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
秦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
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
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
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
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
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
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
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
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
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
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
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
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
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
经费也是双刃剑。
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
一般人也是哭穷。
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
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
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
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
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
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
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
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
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
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
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
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
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
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
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
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
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
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
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
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
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
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
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
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
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
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
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
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
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
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
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
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
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
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
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
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
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
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
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
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
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
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
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
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
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
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
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
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
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
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
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
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
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
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
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
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
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
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
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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