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汉代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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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汉代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
第五章汉代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
第五章汉代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
战国秦汉时期，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华夏——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各族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
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各族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进一步密切了。
当时中国境内除华夏——汉族外，还有匈奴族、东胡族、西域各族、越族、“西南类”各族以及其它少数族。
这些少数族的生活和斗争，是本时期劳动人民绚丽多彩的历史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匈奴族
解放前，在古玩市场上能看到一些北方古代游牧为主民族的文物，诸如：
有特殊风格的青铜兵器、工具和以动物图象为主的饰牌等，这些物品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北方青铜器。
解放后，发现了不少古代游牧民的墓葬，上述的青铜器也发现不少，这些青铜器呈有北方民族所喜爱的形式和内容，能充分反映草原游牧民的经济生活，故能流传之远之广，而或为北方民族的文物共同特色。
有些古墓，我们研究的还很不够，不能肯定期族别。
战国前期的遗存民现较多，其中以1973年在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西拉发掘的七座墓和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发掘的三座墓最为重要。
这一时期的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无葬具死爷身肢，头向北，多殉马头，出土遗物以铜器为主，有兵器，工具、马具和饰品，还有金器及粗糙的陶罐或陶碗，这些出土遗物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征，和中原文化，东胡文化有显著差别。
短剑系直刀，剑格突起，柄首呈双环形或相对的兽头，鸟头形。
铜刀系弧背凹刃，柄端有孔。
装饰品种繁多，尤以环、扣联珠形饰、兽头形饰、动物纹饰牌为代表的小型青铜器最为典型。
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也很有特点，并出现了长方形透雕铜饰牌。
铜戈、铜斧、铁刀、丝织品残迹等，显然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说明北方地带的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紧密关系。
战国晚期以西沟畔，阿兽柴登、玉隆太墓葬为代表。
这时期的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与前期造存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但是也有新的变化及发展。
如青铜短剑，双环或双兽头相向的柄首变为双兽头号相连成环形或单环形，有的剑格微翅。
装饰品种类出现了金饰牌，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
圆雕动物造型也富有代表性，它们通常装饰仪仗头或轴头。
有些是单独的动物造型，有马、牛、羊、鹿、羚羊、鹤、鸭、刺猬等。
阿鲁柴登和西沟畔2号墓出土成批的金器，阿鲁柴登出土的鹰形金冠，不公是艺术的结晶，而且是权力的象征，这些墓的墓主，显然是属于部落酋长或君王之墓。
西沟畔2号墓有九汉字刻款的金饰牌和银节约。
“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二两甘朱少半”、“二两二朱”、“故寺豕虎三”。
显示出匈奴部落与中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更趋密切。
两汉时期的匈奴遗存不多，只有西汉初年的西岔沟、客省庄和东汉末年的上孙家寨之处墓葬。
西岔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盛行殉葬马头的习俗。
出土遗物以铁制兵器和马具为主。
其中铜柄铁剑、金丝或银丝的穿珠扭环饰品，各种动物纺透雕带饰和涂朱磨光陶壶等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铜柄铁剑有两种类型，一种柄首呈双乌回首状，这是战国时期所谓“触角式”铜剑的发展形式；一种柄首作柱状，穿有七八个铜环，震之发响。
青铜透雕带饰发现二十余件，当是腰带上的饰件，有的表面镀金，图案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及犬马、犬鹿、鹰虎相斗形，还有表现骑马出征、骑马战士捉俘虏等社会生活的场面，心脏用各种兽角、兽首、兽足构成的富有变化的几何图案。
陕西长安县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牛纹长方形透雕带饰各现金件，具有典型的匈奴文化的特点。
1977年在表海大通上孙家寨的一墓内，发现一件方铜印、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客观存在，与新疆沙雅出土的“汉匈奴归义羌长”铜印类似。
这是一世纪，匈奴归分裂后，南匈奴入居中原，逐渐和汉文化相融合的例证。
在蒙古诺颜乌拉发掘了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墓葬。
墓有封土，四周常有列不，封土下有斜坡墓道的大型木椁墓室，一般前后二室/椁室地面铺毛毯，壁上挂着毛质或丝质的织物，象征着匈奴贵族帐蓬的布置。
丧幡常和裹在丝带内的发辨共出，当时显然的割发致哀的习俗。
还有牲畜随的葬的习俗。
还有金银、玉饰、镜、漆器等。
漆器中的耳杯底带“上林”题字，推测是汉代朝庭的赐品。
在蒙古和苏联西伯利亚镜内，曾发现十余座匈奴古域。
有住室、冶铁作坊遗迹，显然是受到了汉朝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匈奴人内迁后，把养马技术传入中原，骆驼的繁殖，成为得力的和漠运输运输工具。
参考资料
①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1期。
②《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
③《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
④《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4期。
⑤《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2期。
⑥《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8期、9期。
⑦《1955-57年陕西长安三丰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⑧《青海太通上孙家寨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
第二节西域
汉代，人们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为西域。
广义的西域都护管辖的范围就是包括了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地区；汉朝庭在一些重要地区还驻兵屯田，其中赤谷屯田区，就在今天苏联境内蒙古自治区伊塞克湖的东南岸。
狭义的西域是指现在的新疆地区而言。
本节所方西域，指的后者。
西汉以来，西域分为两北两部，南部即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一带，北部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一带。
西汉初年，西域共有三十六国，西汉晚期又分成五十余国。
这些国大多数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册上。
在南缘有楼兰（鄯善）、于阗等国，称为南道诸国，在北缘有焉耆，龟兹等国。
这些国农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兼有畜牧业。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还组长布首一些过着游牧生活的中国。
这些国人口较少，最大的龟兹有几万多人，最少的只有九百人到一千人。
各国没有统一的语言。
多种语系并存。
商人较多的粟特（今苏联撤马尔干的古名），有粟特文书发现。
《汉书》，《后汉书》中，有大量关于西域的史料。
宋代《使高昌行记》中记述了哈密附近有西汉李陵题刻。
清代金石学著作中记录了伊犁和张博望侯残碑，巴里坤的永和二年（137年）裴岑用兵批败北匈奴残部的纪功刻石。
拜域东北的当年西域都护所在地乌垒故域也有永寿四年（158年），刘平国治关刻石。
本世纪以来，在新疆一些地点发现了不少写在简牍上、纸上的汉文文书，这些都反映了汉帝国统治着刻地区。
一楼兰（鄯善）国的故地——罗布淖尔
解放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英国人斯坦国、日本人橘瑞超等都在此盗掘过。
1930-34年，中瑞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发掘了不少墓葬。
在罗布淖尔北部孔雀河两崖，发掘了许多楼兰墓葬，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墓大部分集中在一片云共墓地中，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船棺葬，墓前插上浆形木柱为标志。
随葬品中无贫富悬殊，发现有一些木宜和男女裸体木偶，不见金属工具，有大量的骨镞及石镞，墓中还出有盛粟的草篮、励小麦的小口袋，后者放在棺内。
棺内也常放麻黄细枝。
这些早期遗物带着极其浓厚的地方特征，并缺乏中原战国或汉式遗物，估计是汉张骞通西域以前的土著居民墓葬，这时的居民大致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主要经济部门是畜牧业，少量的谷物是邻地区交换而来的，捕鱼也应是他们一项重要收获来源。
公共墓地之外，也发现了一些单独的墓葬，随葬品和葬俗没有什么区别，在一个老年妇女的墓内发现了用头发扎成的发圈，这各蒙古诺颜乌拉匈奴墓中放置发辨的情形十分接近。
墓中出土有“海菊”壳制成的珠子。
而“海菊”只产于东亚沿海，它们的传入西域，无疑必须是通过中原地区。
据此右知汉武帝以前、楼兰与中原地区已发生了商业往来。
前108年，西汉政府控制了楼兰等地，前77年，西汉政府又出兵楼兰，改名为鄯善，并将其城南迁之伊循（可能在今密芝），派兵屯戍，作为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之一。
晚期楼兰墓葬内出土了大量汉代中原式遗物，足以说明汉文明对此地的影响。
这些墓葬年代属于西汉武帝以后的，包括魏晋时期。
在孔雀河南岸还发现了一些的属东汉魏晋时期的遗址。
遗址中发现的一些货泉、大泉五十、东汉五铢、剪轮五铢和带有景元、咸熙、秦始永嘉、建兴等魏晋年号的汉文木简，为了解其绝对年代提供了证据。
重要的一处遗址，四面绕以夹有芦苇的夯土墙，中间有一些房屋遗迹。
房屋的墙，大多数是用芦苇或树枝编成篱，再两面涂泥筑成。
有的则用土坯砌墙。
房内常设有土坑。
这里似是一个居民点，后来成为东汉魏晋经营的据点之一。
魏北朝时期的戍已校尉（相当西汉末、东汉初的西域都护）下的主要属员——西域长史就驻守在这里。
在遗址中曾发现马有前凉西域长史李柏马给凉王张骏的残纸。
李柏自称自己的驻地为“海头”。
海头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汉文简牍和佉卢简牍，说明既有内地来的成卒和官吏，也有本地居民。
粟特文书的出土，表明粟特商人曾在此活动过。
晚期的楼兰遗址中，曾出土铁刀、铁锅残片，反映了冶铁技术的交流。
汉文木简中有“斫地下各”等记载，说明罗布淖地区主要经济部门仍是畜牧业，汉族戍卒在这里屯田，传授了农业技术。
羊毛纺织技术有了发展，图案复杂，色彩绚丽。
棉织器开始出现。
印染技术较进步。
在遗址中，出土了中原地区生产的铜钱、铜镜，漆器、丝织器等，还出土了仿内地造的绳纹灰陶，这与本地手制的有波浪纹（或圆圈纹）的红陶作风完全不同。
晚期的墓葬保存情况不如早期。
没有早期常见的带锯齿纹的梳状木器等，但仿制内地式木器增多，中原地区物品增多，而本地自制羊毛织物退居其次。
从独木舟式的棺木，祭奠用的草篮等习俗还沿用的情况，可判断，这些古墓是土著居民的富有者，在继承旧有传统的基础上，迅速接受中原地区文明的强烈影响。
二古精绝国——尼雅遗址
在民丰县北的干涸的尼雅河两岸发现了古精绝国的遗址。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精绝为鄯善王国的所并。
遗址中佉卢文简牍上“鄯善郡邱”封泥的出土，证实了这一点。
遗址介绍见西汉考古（尼雅遗址）
据《汉书•西域传》，宣帝时期，汉帝国就派遣官吏管辖鄯善以西地区，精绝属鄯善以西的小国，大约汉政府从这开始探活了精绝。
据最晚的木简纪年是泰始五年（公元269），大约在西晋以后，这个遗址才埋没于沙漠中/。
农业是尼雅地区的主要的经济部门，遗址中发现的麦子，青稞糜谷等粮食和瓜果等植物遗存，灌溉渠道遗迹也有发现。
葡萄种植相当普遍，发现有葡萄园遗迹。
据广场记载，杏、桃是从中原传入西域，而葡萄、石榴、苜蓿等则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
畜牧业较发达，牛、马、羊、骆驼、驴是主要家畜，据佉卢简牍，当地统治集团还拥有一支庞大的王家驼队，从事无穷管运输。
制陶业发达。
木器制造较发达，主要用自杨木作原料，器形、纹饰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贵族的家具雕刻，则较多的受到从大月氏方面传来的希腊艺术的影响。
遗址中有冶铁遗址，且有冶银、铜的小钳，可见拥有自己的金属冶铸业。
墓葬区有许多独木舟式的棺木埋在沙漠中，解放后发现的一对夫妇木乃伊，系用四个短足的箱形木棺作葬具。
服饰以丝绸，织棉和刺绣为主。
这些贵重的丝织品和“君宜高官”的铭文铜镜，都是从内地运来的。
随葬木器比陶器多。
推测墓主是当地的富有者。
三、于阗国——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遗址位于和田县南25公里的玉珑喀什河西岸。
发现有方形的内外域墙遗迹。
遗址中央还发现四座残陶窑址，器形有盂、钵、单耳罐、把杯等。
遗址北有一大陶缸，内盛西汉五铢约45公斤。
大缸南100米处，有土痕迹，石柱、木柱、以及佛像列块、泥塑装饰，壁画残片等显然是一寺庙遗址。
据此分析，它似为汉代于阗国的一个域府。
遗址西南部台基分布密集地区可能是官衙或贵族居住区；陶窑一带可能是工商业生产区，东冯部是一般居民区和寺院区。
1958年在玉珑喀什河东洛浦县域南30公里的阿其克山还发现了陶质鼓风管、烧结铁、敷满赤铁粉末的石凿、石锤以及五铢钱和大历通宝钱等。
据此可以为是一处汉唐时期于阗国的开矿炼铁遗址。
四、乌孙人的土墩墓
土墩墓分布在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留、察布查尔等县境内。
墓有圆丘形的封土堆。
土墩墓磊多数个或十数个为一组，作南北向排列。
土墩大小不等，大土墩底周260为以上，顶部直径和斜高都在20米以上，中土墩底周在100-150米之间，小土墩底周不到50米，高仅1米。
但每组土墩每组土墩墓的大小则基本一致。
封土堆内经常发现马、羊、狗的骨骸；封土顶部一般比较平坦，中间下陷成坑；个别封土面上铺一层卵石；有的封土周围环绕方形或圆形的残沟。
墓室为土坑竖穴、东西向，南北并行排列。
除少数单室墓外，以双室墓或四室墓为主。
各墓多有不同规模的木椁结构，个别有木棺残迹。
葬法有夫妇同室合葬或异室合葬两种，均仰身直肢，头西脚东。
随葬品一般较贫乏，大墓较多，如夏舌M3有丝毛织物、金、骨、铜、漆器。
根据木椁结构和随葬品的组合，可将土墩墓大致分成三期。
早期：
一般以墓矿生土为壁，墓口平铺原木一层，有的墓底铺木板或横置原木数根。
陶器手制，器表和口沿内侧饰土红色陶衣。
主要器形有罐、体、碟；个别墓出有茧形壶。
铁器仅见少量的小刀、锥。
中期：
出现完备的木离室，椁室四壁隔一定距离立“米”字形交叉木条，椁壁上有毛毯（朽），椁顶平铺三层粗原木，其上覆度。
吸木棺。
陶器质地较细，多经刮磨加工，器形除罐、钵外，还有碗、盘、烛台等，铁器较多，除小刀、锥、环首刀外，还发现一件舌形大铁铧，此外还有金戒指、金耳环和各形式金箔饰件。
晚期：
太椁结构与中期同。
陶器轮制，制法较中期进步，器形有盆、壶、罐等。
据上所述，土墩墓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阶级社会，陶器和犁铧的民现，说明当时过着相对的定居生活，并有一定的农业生产，茧形壶、犁铧的发现，反映出和内地有较密切的关系。
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及C-14测定的年代，结合《汉书•西域传》乌孙条的记载，可以把这批墓葬初步推断为汉代乌孙人的墓。
另外，在北疆的阿勒泰、富蕴、青河、哈巴河、吉木乃、布尔津、温泉、心脏昭苏、特克斯、察布查尔、巴里坤、伊吾、乌鲁木各等地广泛地分布着一种人石棺墓。
1963年在克尔木齐发掘了三十二座石棺墓。
用石块及片石围成长言形石垣，石垣前立石人或三、四块条石，石垣内往往埋多座墓葬。
形制有竖实石棺竖穴土坑墓两种。
前得无封土，但后者却有封土。
葬式以屈肢为主，代仰身直肢较少。
人殉墓占三分之一。
随葬品较贫乏，且无规则。
随葬器物主要是石器，平素无纹，陶器以罐为主。
铜器有兵器和铜镜、马具。
铁器有小刀、锛等这三十二座墓延续时间长，从战国始至隋唐完。
以前笼统称石人石棺墓为突厥族墓是不要当妥当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参考资料
黄文弼：
《罗布淬尔考古记》。
《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6期。
《塔里木盆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文物》1981年1期。
《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6期。
《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
2年8期
《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
《新疆克尔木齐古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第三节“西南夷”墓葬
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
汉代把他们都称为“西南夷”。
包括今四川省西部高原的云贵地区。
1955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滇墓群后，“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工作引起人们的注意。
到目前为止，发现“西南夷”墓葬和遗物已扁及这三个省的四十多个县市的二百多个地点。
可以各族大体上都处于青铜文化的时代。
石寨山连续的四次发掘，在一座墓中出土金印“滇王之印”，可见，这里是以滇王为首的贵族墓地。
有人提出，命名为“石寨山文化”。
但由于这一地区地形极其复杂，出土遗物比较零散，延续时间很长，遗留问题较多，目前似难于做出结论性意见。
1.滇池区域的滇墓
除上述石寨山发现的滇墓，在安宁太极山发掘了17座，江川李家山发掘了27座，1977年在滇池附近各县有零星发现。
大致说来，这种滇墓以滇池为中心，东北至曲靖，西至禄丰、南至元江的范围内分布。
滇墓都是土坑墓，无封土，坑壁不平整，有的挖在岩石空隙间。
一般有长方面军形木棺，除李家山M25有木离痕迹外其它墓未见。
葬式都为仰身直肢。
个别大墓的尸骨上（或棺椁盖上），可能覆盖有玛瑙、罗玉、绿松石联缀成的“珠襦”。
可能还有殉葬人。
填土有的经过夯打。
大中型墓以出青铜器为主。
青铜器以武器为主。
重要的有剑、戈、矛、钺；也有不少生产工具，重要的有锄、斧、镰、锯。
这些青铜器的器形和花纹大多带有强烈的地方民族特色。
典型器物是：
尖头锄、粗茎剑、空首钺、铜鼓、贮贝器、干栏式房屋模型、动物透雕饰牌、软玉或石髓制成的壁环状手镯和圆形扣饰。
这批墓葬可分成三期。
第一期，大约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
以随葬上述的典型的“滇文化”器物为特征。
大墓中还多随葬铜枕、伞盖、尊、杯、琢、狼牙棒、臂甲等带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生活用具和兵器。
随葬的货币全是海贝。
铁器稀少。
不见车马饰，不见中原内地传入的器物。
用明器随葬的风气尚未形成。
晋宁石寨山工型、李家山Ⅰ型墓和安宁太极山早期墓为代表。
男性和女性墓的区别在于，女性多葬有纺织工具，不见铜兵器；男性则相反。
第二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中期至晚期。
这时其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生活用具逐渐减少，内地输入或模仿内地制作的器物大量出现。
流行铜车马饰，铜铁合制的兵器和工具。
常见的有铜柄铁刃长剑、铜銎铁矛、方銎铜斧、小铁削。
铜枕、伞盖以及铸有牛形器盖的壶、杯、尊、勺等生活用具已很少见，汉式的罐、釜、甑、洗、熏炉明显增多，半两钱、五铢钱取代海贝。
漆器、弩机、三棱镞和四叶纹镜、昭明镜等汉式镜也常见。
石寨山Ⅱ、Ⅲ型大极山晚期墓及李家山Ⅱ型墓为代表。
第三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
这时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近于绝迹，内地输入器物占绝对优势。
开始流行陶明口腔随葬。
铁制的凹口锄、条形斧、长剑、环首刀、取代铜铁合制。
石寨山Ⅳ型、部分Ⅲ型和李家山Ⅲ型墓是代表。
可见这三期的变化，反映了自战国末楚将庄桥（蹻）入滇和汉武帝在此设益州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滇人在相当程度人保持自己的社会形态，即处于奴隶占有制的早期阶段。
奴隶的服饰、装束与滇人奴隶主的迥然不同，俘虏都梳辫式披发。
滇人女奴主挽银镜式发鬓。
穿宽大的对襟外衣，臂套扁形镯、耳戴“叠片式”环。
男子作螺形鬓、衣袖甚短，腰间束带，带前饰圆形釦，臂、耳也分别戴镯环，奴隶主加帔巾。
不论性别、贵贱、皆跣足。
大量的青铜铸像场面表明，滇人奴隶主阶段不保存着浓厚的母权制残余。
监督奴隶劳动的，坐肩舆出行的、主持祭祀大典的，以及供奉神龛中的祖先仙像，都是妇女。
滇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与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出土的数百件农具，大都是青铜制，除部分属于仪仗器外，多数应是实用器。
初步分析，当时的农业尚处于锄耕农业阶段，似不知牛耕。
滇人的畜牧业也较发达。
青铜器上常见有放牧牲畜的图像。
品种有牛、马、猪、犬、羊。
家禽有鸡。
滇人手工业门类不少，当时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金银工艺和玉石工艺，还有冶铁、漆器、皮革、纺织、制陶和竹器编织等等。
最主要的青铜冶铸业，已出土的三千余件铜器已经证明。
贮贝器上铸有复杂人物活动场面，最多的一件达一百多人。
对于铜、锡的合金成份，表面镀锡、鎏金的处理等工艺考察，表明均达到高度水平。
青铜器、金银器、玉石器、填称为滇人的三大手工业。
大约在武帝以前，滇人不会冶铁，所用铁器靠四川输入。
西汉后期的铁器，似是本地产品。
滇人的居处、宗教、舞乐等各方面的情况都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在大量的铜铸像、铜制模型和各种铜器的图纹中。
原始的“干栏式”建筑，不但作居室，同时也儿“祭坛”。
在宗教性的典礼上，铜鼓被平放在地面上或成组地排列在台面上，作为衬托祭黄威严的礼器和乐器。
舞乐大多结合宗教活动进行。
此外，还盛行“剽牛”和“猪首”的风俗。
2.黔西北的“夜郎”墓
和滇墓同时,文化特征相似的墓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和威宁彝族苗族自治县发现了近二百座,根据墓葬特征和古文献记载，定为“夜郎”墓。
这批墓都是长方竖穴土坑、无墓道、无封土。
规模很小（2×1）。
这些墓以铜鼓或鼓形的铜釜，铁釜为葬具，鼓、釜内见人头骨和牙齿。
裹殓以纺织物或草度，可能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一样，同属二次葬。
随葬品一般只有几件陶
⑶《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9期。
⑷《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9期。
⑸《云南江川他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⑹《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9期。
⑺《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P487-491。
⑻《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2期。
⑼《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族属试掘》《中国考古学会第次年会论文集》。
⑽《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⑾《凉山州“大石墓”调查记》，《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9年，1期。
⑿《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考古》，1978年，2期。
⒀《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2期。
⒁《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⒂《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5期。
⒃《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3期。
第四节巴蜀
川西的成都一带是古代蜀人的活动地区。
川东的重庆一带是古代巴人活动地区。
《华阳国志》对巴蜀地区的古代历史发展及秦说——巴蜀的过程有简括的记载。
今天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为研究巴蜀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巫山大溪新石器的时代遗址与墓葬发掘，说明了：
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北方的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对这里的土著居民有较大的影响。
新繁水观音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彭县竹瓦街附近出土的铜器，把蜀人文化确切在追溯到殷商时期，说明了该时和中原文化的效问题。
西周末和春秋时期的遗址，在成都羊子山发现，夯土三级土台，外有土坯围墙。
它的用途不详，推测是宗教活动场所。
许多相传出自成都的“巴蜀式”铜器，主要是东周时期的。
在成都的罗家碾、武侯祠、簸箕街也出土了同样的铜器。
典型器物是柳形剑、空手钺等，典型花纹是“羊”纹，“心”纹，“鸟”纹，“虎”纹，还有一些象形文字，即“巴蜀文字”，无法释读。
前316年，秦统治蜀地，大批移民来自北方，文化效密切。
羊子山土台上的一座战国末年大型木椁墓，出土了秦墓常见的铜钫和鸭蛋壶、漆器、铜制的鼎、鬳、剑、矛、镞以及车马饰和玉石佩饰等，都和中原器物相似。
其中一些极似楚器。
能断定它是蜀人贵族墓葬的，主工是依据铜盘上的巴蜀文字和若干个巴蜀式铜器。
重庆冬笋霸和昭化宝轮院发现了数十座战国至汉初的船棺葬，是巴人的特有葬式2——。
即用楠木凿成独木舟式葬具，长约5米。
全部葬在沿江的山坡上，尸体置于仓内靠河的一端。
这种葬俗，也许与巴人水居有关。
战国时期的船棺葬，排列整齐，随葬品主要是“巴蜀式铜器”，有一枚“高”字铜邱表明了和中原有某种联系。
秦统一以后的船棺葬内加置木棺，“巴蜀式铜器”仍流行，然而具有中原作风的戈、戟矛、剑、镜、带钩、印章、甑、壶等铜器，乃至铁釜和小铁刀，已普遍存在。
陶器中的绳纹也接近陕西秦墓同类，有的陶壶似楚墓同类。
墓中有秦币、半两，可见文化交流的程度。
秦统一设郡县后，民族融合迅速，西汉中“巴蜀式铜器”完全绝迹/北方的移民和土著巴蜀居民已光色融合在一起。
参考资料
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2期。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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