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与收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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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与收获
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与收获
【英文标题】TheHistoryandAcquisitionofShannxi’sArcheologyResearch
【作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工作部
2008年9月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华诞。
在这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时刻，回顾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总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成就与不足，展望陕西省考古研究工作的未来，不仅是历史责任、现实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
一、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
陕西的考古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滥觞期（1898年-1949年）：
在陕西，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是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E.H.Giglioli）在延安的调查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有孔石斧。
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桑原骘、足立喜六、水野清一，法国汉学家沙畹、谢阁兰及美国学者毕安祺等先后对西安附近的古代建筑、陵墓进行了初步的踏查。
1922年，法国神甫、地质生物学家桑志华对靖边县萨拉乌苏河流域小桥畔村的“河套人”化石及其它旧石器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察。
1923年春，当安特生试图探索中亚安诺遗址的彩陶与仰韶彩陶关系，而远赴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进行调查时，在西安发现并确认了西安十里铺史前遗址为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这是在陕西首次被认定文化性质和年代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殷墟发掘中后岗三叠层的确认，动摇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学术界开始普遍接受“夷夏东西说”，并多将夏周看成一系。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日益危机，知识界更加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夏、周、秦三族的起源与关系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陆续开始对陕西古代遗迹、遗物进行考古调查，其中以“北平研究院”“西京筹委会”“陕西考古会”“西北史地考察团”和“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展工作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率队在陕西渭水流域展开考古调查，目的“主要为关于周、秦初期文化的研究”，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今西安市北院门西北侧发掘唐中书省遗址，获宋吕大昉刻唐大明宫、兴庆宫两宫残石；与此同时，陕西省考古会在西安、耀县、大荔等地对唐宋碑刻进行了调查和收集，西京筹委会对昭陵进行调查，等等。
其中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含有多种文化遗存的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应是陕西境内现代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开端。
客观地讲，限于学科发展水平和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一阶段的工作显现出较多的新兴学科的稚嫩和局限。
如西方、日本学者的调查具有明显的“探险”“淘金”意识；而许多中国学者则摆脱不了“金石学”传统的影响。
只有苏秉琦的斗鸡台发掘和其后的《瓦鬲之研究》及徐旭生、石璋如等对渭水流域的考古调查等，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陕西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滥觞。
2.奠基期（1949年-1976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陕西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文学科发展的重点区域，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重点的考古研究项目几乎同时开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考古训练班等先后派遣考古队到陕西，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实习。
在此期间，中国古代都城的首次科学调查、发掘在汉长安城开展；中国考古学对同一个遗址中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研究，对一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序列研究在西安半坡实施；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的汉唐墓葬发掘在汉唐长安城周围进行。
1958年，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在西安落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前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是在这经济建设和学术研究双重高潮的氛围中应运而生。
从1958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多年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省内各文博单位的同仁们一起，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陕西考古研究大厦的奠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公王岭蓝田猿人、陈家窝直立人及其旧石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代表性的成果，另外，长武县窑头沟及鸭儿沟、韩城禹门口等旧石器地点及黄龙县人类头盖骨化石等的发现与研究同样为确立和完善陕西及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与谱系提供了资料。
陕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发展。
通过配合三门峡黄河水利枢纽工程、长江流域规划和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关中渭水、泾水流域和陕南汉水、嘉陵江上游地区发现了大量遗址，发掘了西安半坡、长安沣西、华县泉护村、宝鸡北首岭、华阴横阵村、邠县下孟村、西乡李家村重要遗址，为初步认识陕西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面貌、内涵、分期、谱系、聚落、埋葬制度、生业形态与环境、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等问题提供了大量资料，初步确立了以关中渭水流域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年代序列。
在商周考古领域，有目的地对周代文化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认识了周代的文化遗存，确定了岐邑、丰镐等重要的都邑遗址，发现了不少重要的墓葬、青铜器及甲骨文。
与此同时，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察工作，确认了汉长安城的规模、形制及大体布局，发掘了“王莽九庙”等建筑遗址；对秦都咸阳、秦都雍城、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等开展勘察、测量和试掘工作，揭开了秦人陵墓、都邑及西汉帝陵、汉代墓葬研究的序幕。
在此期间，通过调查、钻探大体确定了唐长安城的范围和布局，对大明宫等宫殿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发掘了唐长安城周围的大批唐代墓葬及部分北朝、隋及宋元明清墓葬，唐陵的调查和个别石窟的调查也开始展开。
和第一阶段相比，陕西考古学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
在这一阶段，现代考古学两大方法论——地层学和类型学逐渐或已经广泛、熟练地运用；随着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和研究，旧石器、新石器、周、秦、汉、唐等各种文化的不同元素逐渐识别和确认，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演变序列开始或逐步建立；少量的重点研究课题取得重大进展，如西安半坡、华县泉护村、汉长安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等。
这一阶段同时还具有着初步发展时期的某些特点或缺憾。
一是田野工作的重点多是局部的勘察和试掘；二是由于调查、发掘工作开展的较少，综合研究工作也相对薄弱；三是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几乎是空白。
3.发展期（1976年至今）：
十年“文革”浩劫后，陕西考古研究工作与迈入“发展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一起①，已经有着长足的进展，并继续高速前进。
这一阶段，大荔人及其文化、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及聚落系统、梁山旧石器遗存以及龙王辿旧石器地点等重要遗存的新发现，建立和完善了陕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以蓝田猿人及其文化、大荔人及其文化、河套人及其文化为代表的早、中、晚期的发展序列。
在此期间，陕西先后发掘了临潼姜寨、临潼白家、渭南史家、西乡何家湾、龙岗寺、宝鸡福临堡、临潼康家、商县紫荆、华县梓里、神木石峁、岐山王家嘴、扶风案板、蓝田泄湖、神木寨峁、陇县原子头、临潼零口、华县泉护村（第二次发掘）、神木新华遗址、宝鸡关桃园、西安米家崖、高陵杨官寨等一大批新石器遗址，确立并完善了以渭水流域为中心的考古学编年序列，同时对各阶段遗存谱系源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社会结构、生业与环境等领域的探索也有较大进展。
伴随着寻找周文化渊源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国家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一系列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墓葬被发现、发掘。
华阴横阵村、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大荔赵庄、华县南沙村、千阳望鲁台、礼泉朱马嘴、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彬县断泾、扶风刘家墓地、宝鸡纸坊头、长武碾子坡、麟游蔡家河、城固宝山、清涧李家崖等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填补了陕西夏文化的空白，构建起陕西商文化的基本框架。
周原、丰镐大型宫室宗庙类建筑、大量青铜器窖藏、大型墓地以及甲骨文的发现，显示出陕西作为周王朝都邑及中心区域所在地的厚重文化积淀，为全国周代考古树立起了年代学的标尺；岐山周公庙、眉县杨家村、扶风赵家台、泾阳高家堡、韩城梁带村、凤翔西村、宝鸡国墓、商南过凤楼、商州陈塬、紫阳白马石、丹凤商邑古城、米脂县张坪墓地等遗址和墓葬的发掘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了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珍贵资料，有力地推动了西周考古研究的深化。
秦汉考古方面，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一步勘察了汉长安城的结构和布局，探明了东市和西市的位置与基本形制，确定了高庙的地望；勘察了汉长安城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和北宫的地望、范围。
并先后对汉长安城的城门、礼制建筑、武库、长乐宫宫殿、未央宫宫殿和官署及角楼、桂宫以及制陶冶铸和铸币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究明了其时代、性质及内涵，部分确定了遗址与文献的对应关系。
同时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等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大致究明了杜陵的布局，掌握了寝殿、便殿的形制、规模。
近年来又与西安市考古所联合对秦阿房宫开始进行勘察和试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则借改革开放之东风，发现了凤翔秦公陵园、临潼秦东陵，探明了秦都雍城、秦始皇陵内外城，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马家庄秦宗庙、秦汉蕲年宫区、秦咸阳宫殿及秦始皇陵铜车马坑、百戏俑坑、铠甲坑等，大致确认了西汉帝陵的陵位，掌握了阳陵、茂陵的整体布局，发掘了阳陵南区从葬坑、帝陵东区从葬坑、南阙门、阳陵邑、平陵从葬坑及雍城秦国人墓地、西汉京师仓等等。
在以秦汉文化研究为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以基本建设为契机发现并发掘了神禾原秦陵园、咸阳任家嘴秦墓、白鹿原秦汉墓、长安郊区秦汉墓、西安交大壁画墓、神木大保当画像石墓、凤翔长青仓储遗址等。
通过这30多年的发掘研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陕西秦汉考古研究体系，完善了秦人陵墓和都城的发展序列，掌握了西汉都城、陵墓的形制、布局及基本特征，等等。
国家“十一五”计划实施以来，为保护好秦都雍城、秦都咸阳、秦公陵园、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秦汉长城、秦直道这些珍贵无比、享誉中外的人类文化遗产，新的、更系统的、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正在和陆续展开，已经获得了可喜的考古成果。
隋唐考古方面，随着长安城城门、宫殿、寺院、里坊的发掘，长安城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了解；九成宫、华清宫、灞桥、东渭桥等遗址的发掘，为隋唐时期离宫别馆、道路桥梁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北周孝陵、咸阳机场等北周高等级墓葬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关注；安伽、康业、史君、李诞等粟特、婆罗门墓葬的发掘掀起了有关问题的研究高潮；唐靖陵、惠陵、新城公主、惠庄太子、节愍太子、李茂贞、明秦王家族、清李氏家族等一大批各个等级陵墓的发掘，或填补了研究空白，或较大地推进了相关的研究。
最近三年来，随着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实施，唐陵调查、统万城调查等，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与“发展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相适应，这一阶段，在广泛、熟练地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的同时，区系类型学说普遍认可，逐步推广；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伴随着更多的古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和研究，旧石器、新石器、周、秦、汉、唐等各个时期各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进一步得到识别和确认；新石器、周、秦、汉、唐等多种文化不同时期的演变序列已经或基本建立；洛南龙牙洞旧石器、临潼姜寨、商州东龙山、蓝田老牛坡、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秦都雍城、秦都咸阳、凤翔秦公陵园、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等较多的重点研究课题取得重大进展；空间、时间两个方面的考古学综合研究也已展开；文物保护的理念、技术有了较大进步；针对大遗址保护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已初见成效。
二、陕西考古研究的主要收获
1.史前考古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公王岭蓝田猿人、陈家窝直立人及其旧石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代表性的成果，1963和196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在蓝田发现陈家窝直立人和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
1965年和1966年在公王岭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第一次提供了陕西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化石完整的资料。
有学者对两个标本的体质形态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两个地点地质时代的先后，哺乳动物群的差异，提出把公王岭出土的头骨化石命名为“蓝田人”，给陈家窝下颌骨化石以“直立人陈家窝亚种”的学名，也可俗称“陈家窝人”。
蓝田发现的石制品特征属于“匼河——丁村系”，即“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
蓝田猿人化石的发现，是我国科学家自己发现、自己发掘和研究的第一批古人类化石，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
另外，长武县窑头沟及鸭儿沟、韩城禹门口等旧石器地点及黄龙县人类头盖骨化石等的发现与研究同样为确立和完善陕西及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与谱系提供了资料。
梁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石器兼具“匼河——丁村系”和华南一些文化特征，这种南北文化因素混合的特点，使人们第一次对地处南北自然地理交汇地带的陕南远古文化有了认识。
大荔人及其大量的以小型石片器为主的出土遗物，在时间上弥补了我国更新世旧石器文化的缺环，空间上又是东西小石器文化的中间地带，对研究小石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我国乃至东亚古人类研究的空白。
对洛南盆地花石浪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和龙牙洞居住类型中心聚落共同组成的早期人类聚落系统及其石器工业面貌差异的对比研究，不但对秦岭山区旧石器时代古生态环境、遗址年代及古人类聚落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龙王?
{遗址的绝对年代在2万至1万5千年前后，其中发现的带有局部磨制痕迹的石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曙光的到来。
陕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绩尤为突出，目前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考古文化编年系列，为周边地区的考古年代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
1959-1963年，我们对渭水、泾水、汉水、嘉陵江上游、无定河、北洛河、延河等陕西主要河流两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调查与试掘，为全面了解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线索。
从2002年开始，为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项目的实施，我院课题组在大理河流域进行了长达5年的考古调查与试掘，这种以卷地毯式调查为基础，以了解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试掘推动区域调查的方法，为区域考古研究摸索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径。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起了陕北北部地区的考古文化编年系列。
陕西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要算老官台文化了。
1960-1961年，我院在西乡李家村遗址发掘中，发现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存在当时就受到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组建的汉水与安康两个考古队又先后在何家湾、龙岗寺、白马石、马家营、阮家坝等遗址发现了“李家村类型”遗存，马家营遗址还第一次发现了这类遗存的彩陶，阮家坝发现了其早晚地层关系，龙岗寺发现了它最晚期的单位。
这些发现使“李家村类型”遗存的研究走向深入，为探索汉水上游地区仰韶时代遗存的渊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2002年，为配合宝兰铁路二线工程建设，我院对宝鸡关桃园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存和复杂的层位关系，据此可将该遗址的前仰韶时期遗存分为三期，使渭水流域同类遗存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关桃园遗址的发掘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1995-1996年，为配合临潼至渭南高速公路建设，在临潼零口遗址发掘中发现的“零口遗存”，使沉寂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在陕西形成一波涟漪。
目前可以确定，该遗存是处于老官台文化到半坡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它与晋西南地区发现的枣园文化遥相呼应，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陕西是仰韶时代的中心，据统计，这一时期的遗址全国共发现5000余处，陕西就占了2040处。
同时，在陕西，关于仰韶时代遗址的考古工作规模也比较大，截至上世纪90年代以前，已经对60多处这类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这其中经我院发掘并编写报告及简报的就有彬县下孟村、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紫阳马家营、汉阴阮家坝、临潼姜寨、宝鸡福临堡、渭南史家、临潼零口村、陇县原子头、华县泉护村、彬县水北、千阳丰头等遗址。
仰韶时代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研究的重点却主要集中在半坡文化阶段。
在上述遗址中，以泉护村、福临堡、原子头等遗址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阶段遗存较为丰富，为西阴文化的分期研究及类型划分提供了重要资料。
1997年，在配合渭南至潼关高速公路建设的考古项目中，我们对著名的泉护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这一遗址西阴文化的灰坑中发现了碳化的稻米，第一次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稻米实物的发现推广到了黄河流域，为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阴文化的聚落形态一直以来是考古界的一个大谜团，人们既没有找到它类似于半坡文化设在居址边缘的环壕，也没有发现真正属于这种文化的墓地。
自2004年至今，我院为配合泾河工业园区北区建设，在杨官寨遗址进行了长达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首次发现了属于西阴文化时期的完整环壕，这一发现对西阴文化聚落的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仰韶晚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在陕西亦有大量发现。
我们在对靖边五庄果梁遗址、杨官寨遗址、米家崖遗址及水北遗址的发掘中，均对这一时期的遗存进行了大面积的揭露，这是继福临堡遗址发掘以来，我院对这类遗存所做的几项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在杨官寨我们还发现了该文化成排的房址和陶窑，这些工作为陕西地区仰韶晚期文化遗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泉护二期文化是以1958年发掘的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的第二期考古文化命名的。
关于这种文化，长期以来在考古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事实上，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过渡性文化。
灰陶在这一时期所占比例明显较其前的仰韶晚期文化有所增加，陶器群中最具特征的尖底瓶由仰韶晚期的长颈直口折沿发展成喇叭状口，与其后庙底沟二期文化特征接近的平底瓶此时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但绝无空三足器。
近年来，我们在榆林地区大量发现了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阶段的遗存，吴堡后寨子峁的发掘还证明，这一时期，陕北北部地区突然出现石城聚落，这种石城多选择在三面被深沟陡坡环卫的山顶上，采用堑山成障的方法，使山坡更加陡峭险峻，并在被削堑的土崖外包筑石壁，以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类似陡峭的台城。
这种石城聚落从此成为陕北北部及相邻的内蒙古中南部和晋中北地区流行的聚落形态，在陕北北部地区甚至延续至商周时期的李家崖文化阶段。
陕西的龙山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晚期基本和客省庄文化同时。
由我院发掘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遗址相对较少，除旬邑下魏洛、韩城昝村、西安米家崖等遗址外，其它主要的工作集中在陕北地区，如绥德小官道、甘泉史家湾、神木寨峁、府谷郑则峁、横山瓦窑渠、金山寨、佳县石摞摞山、吴堡关胡圪塔等遗址。
陕北地区，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陶器，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关系密切，但个性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有如横山瓦窑渠的F3，发现有空三足器和退化尖底瓶共存的现象。
另外，这一时期，陕北北部普遍使用石城，石城聚落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这些特征都是典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所不具备的。
客省庄文化时期也揭示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如康家遗址成排成列的房子，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家族生活。
与康家遗址同时期或者稍早的白水下河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以上，发现客省庄文化房址达70余处，在试掘的76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由双把鬲、三足瓮等组成的瓮棺葬27个。
下河遗址的整体面貌属于客省庄文化，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新的因素，如铲足三足瓮、圜底瓮等都是客省庄文化前所未有的，这些因素与黄河对岸的山西同期文化关系密切。
陕北地区相当于客省庄文化或者稍晚的遗存以神木新华、寨峁等遗址为代表，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以正装双鋬鬲最富特征，陶器群中不仅有河套地区的风格，还表现出与关中、晋中等地同时期遗存的关系，为陕西北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及夏商时期考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在新华遗址发现1座形似墓葬的玉器坑，其中埋藏了36（块）玉石器，共分六排排列，均竖直侧立插入土中，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埋入土中，无刃部者背薄面朝下，每排插置器物数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仅2件，器物与器物之间基本保持平行。
玉器的器形有钺、铲、刀、玦、璜等。
该坑坑底平整光滑，其中央还有1个圆形圜底小坑，埋有少量鸟禽类的骨骼。
在这个玉器坑的周围环绕分布有M6等十余座墓葬，这些墓葬墓向一致，均没有和玉器坑发生叠压或打破之关系，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且因玉器坑正好处于其中部，所以玉器坑和这些墓葬或玉器坑及这些墓葬与整个遗址应该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个玉器坑之作用很可能是专门用于祭祀的。
新华遗址玉器坑的发现，也使聚讼已久的诸如石峁遗址大量发现于陕北北部地区的玉器有了归属。
2.夏商周考古
经几代考古人的辛勤耕耘，对陕西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使文献记载匮乏的三代历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充实。
有关夏代的考古遗存在陕西地区发现较少，主要集中于关中特别是西安以东地区。
华阴横阵村、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遗址等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既有关中地区龙山时代客省庄二期文化特征，又含有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中原地区二里头早期文化因素的“老牛坡类型”文化遗存，表明约在夏代早期，关中东部及丹江上游地区就形成了一支与这些文化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一定差别的新型考古学文化。
而在大荔赵庄、华县南沙村、商州东龙山等遗址发现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遗存的事实则告诉我们，到了夏代晚期，关中东部及丹江上游地区已属于夏王朝的势力范围。
关中西部的千阳望鲁台、礼泉朱马嘴等遗址发现的花边罐、花边鬲、高领鬲等陶器，可能属于夏时期的遗存。
陇县川口河等遗址发现了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遗存，标志甘青地区文化一度涉足关中西部，故在关中东部地区出现其影响则不是不可想象。
商代考古遗存在陕西的发现已比较普遍，并反映出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复杂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很可能正是由于夏代晚期的疆域已进入陕境，故在商王朝建立之初，早商文化就迅速覆盖了关中东部及丹江上游，大荔赵庄、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等遗址发现了二里冈下层早段的遗存已对此作出了较好的说明。
礼泉朱马嘴、扶风壹家堡以及周原等遗址发现的二里冈上层或略晚的商文化遗存，则表明在商代中期，商文化在占据关中东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控制的范围推进到关中西部偏东的周原以东地区，形成了以商文化为主但也含有一定地方因素的“京当型”商文化。
与之共存的有活动于泾、漆地区，以武功郑家坡、彬县断泾等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以扶风刘家墓地、宝鸡纸坊头遗址为代表的刘家文化、长武碾子坡、麟游蔡家河等遗址为代表的碾子坡文化等古羌族系统的文化。
远在陕南汉水上游地区，以城固、洋县青铜器及城固宝山遗址为代表，与早期巴蜀民族有关的宝山文化，陕北高原地区与北方草原民族有关的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相互均曾发生过程度不同的联系。
到了商代晚期，随着关中西部商文化势力的衰退，先周文化开始崛起于泾渭地区并终居统治地位，从而促使了凝聚多种文化优势的西周文明的诞生。
到了西周时期，大量的重要考古发现显示了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作为周王朝的王畿之地，由附属于中原文化边缘跃居中心区域的特殊地位。
周原、丰镐遗址的大型宫室宗庙类建筑、大量青铜器窖藏、大型墓地以及甲骨文的发现，往往带给世人以强烈的震撼，显示出作为周代王朝都邑的恢宏气势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周公庙、杨家村、赵家台等大型遗址也有高等级建筑基址、大型墓葬、青铜器窖藏及甲骨文等重要发现，可以看出周代贵族世家所居的采邑性质聚落的基本面貌和特点。
夨国遗址的发现、梁带村等重要墓地的发掘，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可能属于周代畿内封国文化发展的特征。
这些考古发现不同层次的、多方面地提供了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结构的珍贵资料，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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