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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柏文书》看前凉楼兰行书

牛炳灿

(美术学院美术学书法专业学号:

111014230指导教师:

顾涛副教授)

摘要:

魏晋朝时期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有着独特的地位,魏晋的书法在上承汉末隶书的成熟阶段并达到顶峰的同时,又下启由隶书蜕变而产生的草、行、楷这些新体系统,是中国现代书法艺术的开始,以独特的魏晋书风,创造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奇迹,但是有关魏晋时期的墨迹匮乏,最多的是以被誉为“一台二妙”的索靖、卫瓘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的少数名家真迹,其余多为刻本,更是没有关于民众行书的真正面目。

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楼兰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大批简纸墨迹的出现,弥补了我们书法史上关于晋朝墨迹资料的不足,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晋时期民间大众行书的面貌,体会行书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

前凉;楼兰;东晋;书风;李柏文书

楼兰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一个知名度最高的名字——西域,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塞,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途径上,各国的商贸往来、经济繁荣、信息畅通,创造了高度的文明。

有着特殊地理位置的西北边陲地区,从一开始就与书法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与中原的文化艺术毫无间隙。

自秦汉时楼兰变受管辖,汉朝时设都护府,晋朝时又设立西域长史。

由此可见,楼兰的文化与中原内地的文化相比,虽然有自己的独特地域色彩,但总体上是紧密相连的。

汉末时期出现的中国书法界的“草圣”——张芝,就是该西北地区的代表性人物。

东晋王羲之说:

“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1],可见张芝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但除了名家书法,楼兰的行书也同样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

率意、自然、姿肆、活泼、不刻意,天然的去雕饰。

虽然也存在某些粗率失调的地方,但却让人觉得蕴涵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充分的体现了“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2]的特点,这些下层文吏之书,足以与名家行书相互辉映。

一、《李柏文书》的简介

前凉(公元301年到公元376年),作为历经西晋和东晋两个朝代的国家,他的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前凉的书法同样有着两朝的翰墨韵味。

关于晋朝时期的简纸墨迹主要出土于楼兰LA遗址中,里面包括隶、楷、行、草的各种书体,大多数是当时所在这的官员随笔书写的。

其中《李柏文书》是1909年第二次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两纸首尾完整的信稿和若干残纸,现在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

该文书分为两篇,第一篇属于章草,但第二篇却更接近行狎书,王云:

“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书,教小学者也。

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

”[3]《李柏文书》就是典型的行狎书。

《李柏文书》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而并不是创作所谓的书法作品的文稿,是在不刻意追求“美”的状态下,来反映出书写者的内心情感,从而使这些文字“精神非凡”,“灵气溢于纸上”。

王羲之《姨母帖》李柏文书

(一)

陆机《平复帖》孔纸21.9(背面)

孔纸26.1李柏文书

(二)

王羲之《初月帖》张芝《冠军贴》

《李柏文书》虽然内容大致相同并且是同一天所写,表现出的意趣却截然不同。

第一纸用墨都饱满,沉静平和。

笔法近东晋王羲之的《姨母帖》,“顿”“首”等字的用笔、书写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其风格与当时东晋内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且比较当时流传下来的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相比较,捺法大都易用点法或折法,前者如“史”、“今”、“奉”、“大”等字;后者如“迥”、“足”、“遣”、“通”;心字大都釆用点法,如“心”、“息”、“意”,但第二笔较长,有上挑之势,未脱尽隶法的缘故。

转折虽方圆兼备,但颇不自然,却与汉简中的折法一致。

总的来说,是介于隶行之间的书体。

第二纸笔法更为灵动,结体较第一纸大不一样,可能是由于之前的书写内容已经了然于胸,从而下笔不假思索,有种“翰弈神飞”的感觉,满纸的飞白较第一纸而言,也许是由于墨已不多而李柏自己当时又极具表达自己的意思或书写欲望而造成的,这样一来从而使作品表现的神采飞扬、古拙老辣,虽然枯笔,但顺笔中锋、笔笔入纸不是轻滑,从而使作品达到最高境界,“假笔传心,非毫端之妙。

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闲,神应思彻,又同鼓琴轮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笔使锋,逸态随豪而应。

”[4]整幅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和生命力。

较之东晋大家作品,技巧不足但韵味相似。

他代表了西域楼兰在前凉时的地域书风。

二、楼兰行书形成原因

《李柏文书》的这两幅完整的作品,虽然是同一天写的,内容也基本相同,但是两种迥异的风格,也让我们看出当时行书的发展演变。

比较其第一纸和第二纸,我们不难看出,楼兰地区当时的章草书在文人书法中意境面临着被取代的趋势,实用书写总是把规范抛在后面,而章草书因其过于强调形式和规范,越来越不适应日常书写,他原来所占的位置日益的被新兴的行、草书所取代,其原因:

第一,楼兰出土的墨迹书简,绝大多数是中下级官吏或者军队中的军人所书写的,用来记载日常生活、生产、军事等私人文书,而这些人在书写时,也仅仅只考虑书写的简便和明了,这种信手而书的作品,直接的反映了晋的行草书的面貌。

第二,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当时的人人受到了玄学的影响,重视并且张扬自己的个性,来追求潇洒、恣意的精神境界。

“托杯玄胜,远咏庄老”[5],“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6]”从这些诗句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当时脱离了官宦的士人们的精神追求,从而使玄学的意味不可或缺的融入到了当时的书法之中,成了对书法作品的要求,从而也从侧面的促进了书法的发展。

第三,在三国西晋时期、东晋南渡以前,书法以张、索为代表的北方书家和以皇象为代表的南方书家,虽然有着差别,但是他们都是继承了东汉时期的行草书,是一脉相承的,历经了从西晋到东晋,楼兰当时的其书法艺术,综合了两个朝代文化,吸收了两朝的思想,更容易的形成出从旧体到新体的演变。

第四,魏晋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都为巩固统治实施了一系列稳定人心的政策,而其中很多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入魏以来,统治者对书法的推崇和对书法家的极大重视,就如曹操下达“禁碑令”后极大限制了碑刻艺术的发展,却反过来促进了纸上书法的进化“行笔纸上”自然比在石头上刻字要流畅得多,而且纸张比竹简等早期书写载体也更加的便于携带,方便文人随时随处的可以抒发感慨、畅快发泄,这为魏晋书法从正式、规范向随意、简便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五,行草书是最能抒发情感的一种书体,在西晋时期,就提倡“意”高于“象”、,精神高于形象,在追求个性的同时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王廙他曾画《孔子十弟子图》,付与王羲之并勉励他说:

“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

”[7]曹魏书家钟繇说:

“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8]魏晋时期王弼: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9]的观点,同样的也促进了书体的转变和行草书发展。

三、楼兰行书的特点

《李柏文书》作为楼兰出土的简牍、残纸墨迹的代表,在拥有与内陆相承笔法、韵味以外,同时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色彩,同样的代表了,前凉时期楼兰行书的地域特点——用笔技巧简单,基本中锋,朴实随意又极富有情感,笔画朴厚、劲挺:

第一,在行笔过程中从头到尾上始终使用中锋或绞锋,很少使用侧锋。

李柏文书

(二)孔纸28.15候木L:

008

第二,行笔中,同一笔画粗细变化和笔画之间的连带是用提毫拢锋或者按笔铺锋完成的,并且保持中锋。

李柏文书

(一)楼兰L.C27.8孔纸27.6孔纸29.2

第三,在行笔中的转折,多用转笔的方法,使转折圆润却又无软绵之感。

李柏文书

(一)李柏文书

(二)沙纸927

第四,率真自然,在行笔过程中,多有连带关系,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呼应关系明显,更有两字连在一起,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一般。

这些简纸充分显示出了楼兰书风中那份纯朴,不在意“工拙”,其字里行间的茂密气息,使通篇作品浑然一体。

向行书的转变已基本完成。

李柏文书

(二)小人残纸

第五,文字基本上摆脱了旧体的影子,更完全的趋向于新体,并且新体发展趋于完美。

无燕尾收笔,西晋行草书名家索靖、卫瓘,用笔切、折、翻等技巧相当丰富,点画粗细变化精致,但其字的末笔常常是章草中的雁尾状,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

而《李柏文书》则更为简单实用,技巧少,雁尾基本消失。

索靖《月仪帖》孔纸30.1孔纸31.8

沙木853孔木21孔木21孔木21

第六,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中楼兰出土的其他的残纸简牍墨迹中,虽然有两字相连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每个字是独立的,可是其行气十分的充足,如同后来的行书一样,字字之间独立但气通全文,这种行气主要是依靠每个字的字形变化来连贯起来的。

采用了错落、大小,欲正、开合的手法使字的形态呈多种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相互的契合搭配从而产生了联系,保持了整幅作品行气的。

孔纸25.1孔木9孔木10候木LBT028

李柏文书一

李柏文书二

第七,从用笔、结体、章法表现出了当时楼兰书写的随意性。

书写者把不收约束、随意自由的气息融入到了书写之中,使人乍一看杂乱无章,但却是“书无意于佳乃佳”。

书写者的随意挥洒,字体结构的自由轻松,章法上的繁简错落,甚至在作品中书体糅杂、不论行列,给人浓重的随意感。

为后面行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柏文书

(一)李柏文书

(二)五月二日残纸

十二月残纸情用残纸

四、楼兰的行书与东晋的行书

行书产生于汉末,盛行于晋时期,历经西晋,到东晋时为顶峰,以不具有雕琢装饰、儒家风度、浪漫放达的意味盛行于晋代。

在东晋南下以后,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当时人们乐于谈玄论道,并且江南清秀温润的自然环境和当时文人的闲雅的生活状态,让人们的审美逐渐的摆脱古碑碣所具有的雄浑、苍茫,随后又经过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从而出现了清新简易的“新体”东晋的书法,这也进一步的促进了行书的发展。

《李柏文书》书写于公元328年,是东晋建国初,上承西晋书风的同时也受到东晋时代的影响。

当时的东晋与北方诸国对峙,社会动荡,战争不断,何晏和王弼发展的老庄哲学,同儒学争夺并取而代之,西晋时期成了玄学的统治时代,从而使东晋也深受影响。

随着哲学和美学的重大突破,引起了晋朝时期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同样的地处交通要塞并且相对安定的的楼兰地区,在各个方面也受到一定影响。

东晋尚“韵”,是晋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超然心态和风度的自然流露,这些性格渗透到了书之中,同时又通过书论,形成了对书法作品的要求,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

“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

”这就是以对人的要求来衡量书法作品。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晋书法对“韵”的审美要求,蔡邕《笔论》“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在这些书论中“神”、“韵”等成了书评家评价优秀作品。

庾肩吾《书品》:

“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

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士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这些均体现“气韵生动”,是魏晋文人风流不羁,超然物外的精神表现。

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楼兰出土的前凉时期大量行书的简纸墨迹,让我们看到了东晋时期楼兰的行书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与东晋的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在结构、用笔、章法甚至文辞、章句上都可在《李柏文书》及楼兰文书中找到极为近似的实证,行书在当时中国南北各地已经普遍出现。

并且较为成熟的行书体,不分地域的相互影响、相互继承,其行书的发展变化是一脉相承,书法风格及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王羲之等名家的书法产生影响。

当然,由于地域、文化、经济、生活等各个社会方面的差异,前凉楼兰的行书与东晋中原的行书,在风格、技巧等方面有所区别的,西北流行古拙、粗狂、稚拙、自由、毫无掩饰,以质朴单纯的原生态给人以美感,中原流行“绮靡婉丽,纵横流离”这也就是南北差异。

楼兰出土的简纸书法,尤其是行书,让我们原汁原味的看到了晋代时期行书发展,更加清楚的了解了从西晋到东晋时期,作为新体的行书代替隶书、章草的演变过程和地位形成,弥补了这一时期书法史上的空白,为我们探究晋人真实的用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启功先生《论述绝句》说:

“见此楼兰真迹,始知右军面目在纸上而不再木上。

譬如画像中虽须眉毕具,而謦欬不闻,转不如从其弟兄以想见其音容笑貌也”。

楼兰简纸书法在用笔、结构、章法、用墨等方面形态多样,书体杂揉、点画的工拙,结体的欹正,章法的虚实,墨色的浓淡,给了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参考文献:

[1]虞龢《论书表》

[2]苏轼《论书》

[3]王僧虔《论书》

[4]虞世南《笔髓论》

[5]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

[6]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7]东晋书家王廙写给其侄王羲之的话

[8]钟繇《论笔法》

[9]王弼三国魏玄学家

[10]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M]》.中国科学院,1954年

[11]沙孟海.《论书丛稿[M]》.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12]《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M]》天地出版社,1999年

[13]《流沙坠简[M]》罗振玉王圃维中华书局,1993年

[14]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M]》,1999年

[15]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

[16]欧阳中石.《书法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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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孙过庭.《书谱——中华生活经典[M]》.中华书局,2012年9月

[20]《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1]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

[22]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23]孟凡人.《楼兰新史[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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