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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事新编》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论文

本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从《故事新编》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目录

中文摘要、关键词………………………………………………………（10）

一、对民族精神积极成分的赞扬…………………………………（11）

（一）创世精神………………………………………………………（12）

（二）脊梁精神…………………………………………………（12）

（三）侠义精神…………………………………………………（13）

二、对民族文化消极成分的批………………………………………（15）

（一）妇女节烈观…………………………………………………（15）

（二）无是非观…………………………………………………（16）

（三）政治伦理道德……………………………………………………（17）

三、内外因的综合影响…………………………………………………（18）

（一）作家主体意识的变化………………………………………（18）

（二）地缘文化的熏染与现实的需求……………………………（18）

注释………………………………………………………………………（19）

参考文献…………………………………………………………………（20）

英文摘要、关键词………………………………………………………（21）

附录………………………………………………………………………（22）

从《故事新编》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摘要：

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一改前期的反复古传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这其中既有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大力赞扬，又有对其中陈旧思想的极力批判。

另一方面，鲁迅基于对自身的反省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剔除腐朽的陈旧思想，才能保持整个民族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进而更好地号召和鼓舞广大的中国人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当中。

关键词：

鲁迅《故事新编》传统文化态度

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历史的遗产，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发展进程无一不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就中国历史而言，传统文化主要指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文化。

鲁迅早期对封建文化的态度从两面镜子——《呐喊》《彷徨》我们就能知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四千年的悠久文化被鲁迅概括为“吃人”二字，而作为反封建思想的镜子，《呐喊》和《彷徨》一直都是反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们始终能够根据中国封建思想的特点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表现来揭露建立在封建等级观念基础上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和虚伪性，从而准确地显示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特殊性的重点内容，如反映人精神痛苦的《祝福》《离婚》和《故乡》；反映爱情悲剧的《伤逝》；反映先觉者痛苦和失败的《孤独者》；提出“吃人”问题的《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孔乙己》。

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在写封建社会礼教，并且在这些作品中也始终贯穿着鲁迅对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清醒认识与体悟、对如何疗救社会病苦的思考、对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危机的考察，其理性色彩表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而不是“真的人”的文化,只有破除旧文化,才能创建现代的“人”的文化。

鲁迅从社会制度上寻找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使早期的作品呈现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鲜明的批判特点。

在主体意识转变以及文学运动的影响下，鲁迅晚年创作的《故事新编》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和体悟，这里所说的新的认知和体悟是相对于前期的决绝批判而言的，正是在前期的批判基础上，作者站在时代的前列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进而“历史地审查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命运”[2]。

受五四文学的影响，鲁迅早期作品展现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尖锐的批判色彩，而随着文学运动的发展以及鲁迅对自身的深刻反思，创作于生命后期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有了一个整体性变化，由早期对儒家思想的强烈批判转变为后期对传统文化的部分肯定与认同，这里所说的认同与肯定是针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而言的。

而关于鲁迅《故事新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研究，学者们众说纷纭，安凌在《历史与文化的结构——重读<故事新编>》中认为鲁迅是以解构的方式全面的否定历史、否定传统、否定文化、否定人，全面的地进行彻底的决绝的颠覆；李晓红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认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态度；刘延红在《历史的穿透力与感受力——论<故事新编>的文化批判和生命体验》一文中提出“鲁迅从历史中取材创作<故事新编>,具有很明显的批判传统文化的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3]；而梁艳青在《释放与整合——鲁迅<故事新编>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提出以反传统著称的鲁迅事实上对传统文化是肯定的观点，联系文本创作背景，鲁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能简单用肯定或是否定来概括，它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客观的态度，既有对积极成分的肯定，又有对消极成分的否定，而绝非简单的批判或赞成能形容的。

一、对民族精神积极成分的赞扬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一反主张革新、反对复古的主张，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深刻冷静地分析圣贤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精神与传统美德，挖掘潜在于人物内在的积极成分，并予以大力的赞扬和歌颂。

他有意地选取神话、历史传说中的圣贤人物以及英雄代表，因为在中国四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他们是圣贤的典范，更是世人行动和思想的参照。

（一）创世精神

《补天》中女娲身上被赋予的就是一种不畏劳苦、持之以恒的创造精神。

刘延红在《历史的穿透力与感受力——论<故事新编>的文化批判和生命体验》指出，鲁迅写女娲的目的是为了写文学的起源，进而重构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推翻抹杀民族生命力的儒家道统，笔者以为，她的观点有失全面，鲁迅选取女娲补天的的事迹，不仅有对儒家道统的批判，还有对女娲创世精神的张扬，所以以下从对鲁迅对女娲创世精神的赞扬入手分析文本，对刘延红的观点加以补充和说明，以做到全面地理解文章，进而更好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

作为人类的始母，宇宙的造世者，女娲是世人心中的英雄，是她用黄土捏造世人，进而创造世间活动的人类，也是她炼就五色彩石来补天，保证人类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正如杨泉在《对传统文化的消解与改造——<故事新编>的一种解读》中提出，女娲身上不辞辛苦的劳动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再现，但是他认为女娲不辞辛苦的补天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和动机，然而这一点有待商榷，她的创造的欲望是发自生命本身内在的冲力，显现出的是生命的强健,如曹红林在《民族原初生命力的归复——论<故事新编>与鲁迅的复古思想》中所说“女娲之死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种完成,是创造和爱的极致。

女娲形象之中所蕴含的强健、慈爱、牺牲的元素,正是鲁迅心中理想人格的化身”[4]。

从艺术手法上看，鲁迅以绚丽的词汇刻意渲染女娲补天时的那种宏大与瑰丽，以浪漫的笔调展现出女娲创造生命的雄奇、瑰丽与宏大，“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飘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脥眼。

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5],这便是鲁迅对女娲造人崇高目的的渲染，另一方面，以强烈的对比和无情的消解中彰显女娲的伟大精神，胯间的“古衣冠小丈夫”的出现虽然让女娲出现了一时的无聊感和不耐烦意向，但是女娲并没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是一直坚持到最后，直至精疲力竭地死去。

由此可见，《补天》中体现出来的还有鲁迅对女娲创世精神的赞扬，这是刘延红和杨泉所没有发掘出来的东西，因此，借女娲的形象鲁迅赞扬的是传统文化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

（二）脊梁精神

鲁迅有意地选取大禹和墨翟作为中国脊梁式人物的代表，他们身上一脉承传的“精神已形成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和纵跨两种以上社会制度的历史渊源”[6]其内在隐含的就是对这些人物身上所承载的脊梁精神的曲折认同和肯定。

面临楚军兵临城下、宋国危在旦夕的紧急局势,《非攻》中的墨翟身体力行，不远万里赶赴楚国，为宋国的黎民百姓而奔波，为天下百姓的安宁舍生取义，正如贺绍俊在《从<故事新编>到鲁迅的丰富性》中所言，《非攻》中老实的叙述是对鲁迅对墨子实干精神的肯定，鲁迅写的是一个在行动中永不停息的行动者墨子，但是关于贺绍俊认为鲁迅对墨家思想持批判态度这一点，笔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墨子宣传得“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如苏玉明在《<故事新编>的文化批判色彩》中所阐述，墨家的爱是有条件的，是以现实物质功利为基础的，不是出自内心的“仁”，而是源于外在的互利的“义”，如苏玉明所说，鲁迅固然反对轻举妄动的牺牲，但是墨子为民请命的举动并非是无谓的牺牲，而是谨慎的出访，充满智慧的行为，而并非是为了所谓的“义”而去只身犯险，是有外在的物质条件即“互利”做后盾的。

在敌人面前墨子义正言辞地指出楚国攻打宋国，既不智也不仁，既愚蠢又野蛮，宋国地方狭小、物资匮乏、楚国地大物博，征讨宋国实际上对双方国家都没有利处。

在后来的云梯攻城演习中，墨子又运用巧妙的谋略从“攻守两面”击败公输般，进而戳穿“云梯万能”的神话，从而制止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挽救宋国的黎民百姓。

另一方面，墨子身上体现出来的平民意识，与鲁迅一生都在追求“立人”理想,其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和一致的，所以鲁迅对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一如于淼在《鲁迅<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到的：

“鲁迅肯定墨家文化也就是赞扬中国具有独立意识和实践品格的知识分子”[7]。

墨子的形象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热爱和平、勇敢无畏地反对侵略的优良民族传统，为民族利益奔走的维护正义的古代精神在鲁迅的笔下得以再现。

（三）侠义精神

侠的形象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就占有着不可忽视的位置，所以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就目前来看，学者们研究的有关鲁迅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认为鲁迅对侠义精神持否定的批判态度，另一种是认为鲁迅对侠义精神持肯定的认同态度。

对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前者的观点，如庞嘉琳、吕辰在《从<故事新编>看鲁迅》中提出的观点，认为黑衣人和眉间尺之间关于复仇的对话，以及最终复仇的惨淡结果足以证明鲁迅对侠义精神持批判态度，对于这一点笔者有不同认识：

黑衣人与眉间尺的对话以及最后的复仇结局都只是文本的一部分，黑衣人憎恶所谓的侠义之士并不是对侠义精神的彻底否定和不认可，而是对于旧传统的一种新的思考。

另一方面，文本结局的设置只是为了彰显反抗者与压迫者两种力量的对比，以国王为代表的压迫者势力强大，以黑衣人为代表的反抗者力量薄弱，两种力量的鲜明对比凸显的是弱小者反抗精神的可贵，而并非是对侠义精神的批判。

郑家建在《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诗学研究》中提到，“鲁迅写作《铸剑》是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继《史记》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侠精神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再创造、再阐释”[8]，由此可见，鲁迅对侠义精神的再创造就是建立在对侠义精神的肯定基础之上的。

韩云波在《论鲁迅与中国侠文化的改造——兼谈<故事新编>中的三篇小说》中提到的鲁迅对侠义精神的肯定只是从民族心态方面来阐述，列举《水浒》中的侠盗、《三侠五义》中的市井细民只是为了肯定侠性作为民族心态的广泛存在，这种侠义精神受到大众的推崇，成为人们的偶像，但联系联系当时鲁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这个观点显得有些片面：

一方面，鲁迅肯定侠义精神在民族心态中的作用和影响，它是人民推崇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从黑衣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生发出的还有对现实的一种号召作用。

眉间尺得以摆脱复仇绝境，完成为父报仇的大任，应得益于黑衣人的鼎力相助，他冷峻、立场坚定、手段高明、仗义利人，正如苏玉明在《<故事是新编>的文化批判色彩》中所提出来的，复仇之神宴之敖体现的是除暴安良对保护弱者的正面价值，他身上具有的是侠士的优点“诚”“爱”，“黑色人是鲁迅‘黑色家族’的一个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即是鲁迅的化身”[9]，鲁迅借助黑色人这个自我形象的化身，表达的是对眉间尺一类弱小者的同情，对压迫者英勇反抗的决心，借侠的内在来表现斗士的决心。

与此同时，联系当时广州革命的形势，这种侠义精神对于呼吁和号召人们投身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向反动统治者讨还血债，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黑衣人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中“诚”和“爱”的再现，对信义、承诺的诚实和真实，也是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青年亟需的东西，因此，鲁迅对侠义精神是持肯定的认同态度。

表面上鲁迅对传统文化抱以坚决的批判态度，然而联系鲁迅晚年对生命的思考、对现实的体悟，寻求文化认同必然成为鲁迅的选择，他一生都在为“立人”而奋斗，而正是鲁迅对现实的这种执着与超越打破了自身与传统文化的契合，进而寻求与传统文化中积极精神的联系和认同。

鲁迅选取古典文化中的英雄和圣贤人物，并且这些人物又带有共同的历史命运即挽救民族或是国家危机，其目的就是希望借助这些人物身上可贵的精神来鼓舞整个中华民族，进而复苏和重塑人性。

二、对民族文化消极成分的批判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并不只是一味地消解旧的文化传统或是建构新的文化体系，而是在联系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做到了面对现实生活，反映社会现状。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完全的彻底的加以否定，也不是针对其学说的代表人物的，而是针对其文化中那些不切实际、腐朽的旧的思想而言的，正如杨泉在《对传统文化的消解与改造——<故事新编>的一种解读》中说：

“鲁迅从民族文化本身出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犀利的言语无情地揭露了以孔孟之道掩盖下的文化的本质虚弱。

正是鲁迅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文化批判，使得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全面探讨传统文化，去大胆地摧毁精神阴重的铁屋子”[10]。

（一）妇女节烈观

众所周知，封建礼教千百年以来一直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妇女，所谓“三从四德”“为夫节烈”“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这些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并没有站在妇女的立场上为妇女争取相应的权益，保证男女平等。

“鲁迅的个性自由思想一开始就是在对儒道遗产的批判中显发的”[11]，对封建礼教中妇女节烈观的批判从早期作品《祝福》中就可以看出，祥林嫂在封建夫权神权的侵蚀下，逐步走向生命的边缘，鲁迅以此控诉的就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一如他在《补天》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关于鲁迅对《补天》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的批判，学者们基本上都是从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制上进行解读的，如万嵩在《论<故事新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以及刘延红在《历史的穿透力与感受力——论<故事新编>的文化批判和生命体验》中的观点，女娲胯间出现的“古衣冠小丈夫”，口诵着礼义廉耻之词，眼盯女娲大腿，手举长方板，指斥女娲伤风败俗，递给女娲写满污秽文字“裸捏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

国有常刑，惟禁!

”[12]的“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进而从封建礼教对女娲进行污蔑与威胁的角度上来论证鲁迅的批判态度，指出鲁迅对儒家伦理道德中妇女节烈观对妇女压迫奴役的批判。

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角度上的解读，还可以从女娲补天的结局上进行解读，从而得出鲁迅对歧视妇女的封建礼教的尖锐批判。

正如杨泉在《对传统文化的消解与改造——<故事新编>的一种解读》中对女娲的评价，女娲是新时代的女性，代表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新的伦理观念，女娲造人更是对旧的妇女节烈观的一种大胆宣战，然而这宣战却以失败告终，她以艰辛的劳动为人类造福，“这时候，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

上下四方是死火以上的死寂”[13]，后人非但没有纪念女娲，反而以“躬行天讨”的虚伪口号任意践踏女娲的劳动成果，到处征战，于女娲身上安营扎寨，称之为“女娲氏之肠”。

而小东西们口中的仁义道德，写满妇女节烈的长方板只是从形式上对女娲进行人身攻击与污蔑，笔者认为，最明显的还是文本结尾的设置，伟大的创世得到悲惨的结局，神圣的创世精神被无情消解，足见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制。

所以文本中补天荒诞的结局彰显的也是鲁迅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批判态度。

（二）无是非观

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一直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的老庄哲学，虽然被现代人看作是“独与天地精神来往”、“抗俗超世”的经典，与鲁迅早期“立人”思想以及“摩罗诗人”具有类同的价值，但是存在于老庄哲学中无是非观的虚伪性和荒谬性还是遭到了了鲁迅的强烈批判。

“鲁迅总是以严酷的现实来揭穿他的矛盾性和虚伪性”[14]，正如高远东所言“《起死》中的庄子不过是一个身披道袍、混杂道家方士思想、以‘上朝廷’求取功名为荣、能把一切思想、学说、主义、名目变得合于私利的‘伪士’形象而已”[13]。

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人们的内在修养，无视外在的物质条件必然造成一种虚无主义，关于鲁迅对《起死》中庄子无是非观的批判态度，很多学者都是从庄子言行的矛盾中得出的。

“庄子宣扬无是非观，要人们是非双遣、物我两忘，这其实是做不到的”[16]，正如封英锋在《从<故事新编>看鲁迅的传统文化观》中的观点，鲁迅对庄子哲学的嘲讽，主要是让庄子当场出丑，进而暴露其言行自相矛盾的荒谬与可笑。

在《起死》中，庄子大力宣传无是非观，“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有衣服对，也许没有衣服对。

鸟有羽，兽有毛。

然而王茄子赤条条。

此所谓‘彼亦一时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有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

”[17]，在庄子眼中无所谓对与错、是与非，可是当他面临汉子要穿衣服的实际需求时，却陷入矛盾与尴尬，前后言语和行动的矛盾性必然将无是非观的虚伪和荒谬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值得补充的是，我们还可以分析文本的结尾出发，因为庄子言行矛盾最终指向是仓皇逃离的结局，庄子面对尴尬的困境，无是非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自己陷入两难境地，最终无计可施，不耐其烦地与汉子“再见再见”，借巡警之力得以离开，圣贤人物无力承担自己宣传的思想，看似神圣的言论被现实无情消解，变得不堪一击，以荒谬而令人发笑的结尾指出老庄哲学的虚伪性和不切实际性，进而尖锐地批判庄子的无是非观。

（三）政治伦理道德

“为政以德”，“不忍人之心”发而为“不忍人之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融为一体的具体体现，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些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在于这些思想内部的虚伪性必然暴露无遗。

关于鲁迅对《采薇》中传统文化消极成分的批判，大多数学者都趋向于从伯夷叔齐身上寻找矛盾点，进而论证鲁迅对传统文化中虚伪仁义道德持批判的态度，一如庞嘉琳、吕辰、杨泉、封英锋等人的观点：

伯夷叔齐两个假隐士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到处碰壁，他们所一直坚守的信念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造成了最终的生存困境，由此看出传统文化中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荒谬性。

那么鲁迅对两人的嘲讽仅是指向封建思想中的虚伪的仁义道德吗？

笔者以为，伯夷和叔齐坚守“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他们讲究廉耻、忠孝仁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护政治伦理，维护所谓的“王道”，其实质指向的是王道的虚伪，是封建政治伦理的虚伪，而并非是指向大多数学者所说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文本中对武王伐纣的描写也揭露了鲁迅对政治伦理“假仁”“假德”的批判，武王凭借武力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其行为明明违反先王之道，却打出“恭行天罚”，奉行“王道”和“仁政”的口号，以矛盾的言行暴露了自身理论的荒谬，进而揭示出武王伐纣的实质。

与此同时，效法“恭行天搜”的小穷奇们，迫使伯夷叔齐惨死首阳山，也真实地道破了武王伐纣的实质，以一种暴力代替另一种暴力，以一种罪恶统治代替另一种罪恶统治，从而无情地撕碎了“王道”、“仁政”这块剥削阶级罪恶统治的遮羞布。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实际上是为了扫荡那些封建文化中的腐朽，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新文化体系，进而推动文明的进程，可以说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辩证眼光，既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又是一场彻底的革命。

三、内外因的综合影响

借古事新编，鲁迅既热情地赞扬了勇于献身民族正义事业的古代英雄和可贵精神，又尖锐地批判了那些不切实际、虚伪的腐朽思想，那么是什么促成了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辩证态度，我们可以从内外因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作家主体意识的变化

鲁迅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断绝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终其一生，鲁迅都在为拯救国民做最艰巨的斗争，都在为改造国民性做不懈的努力，而早年对易卜生、拜伦等人的崇拜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所以鲁迅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认同，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促成国民性的改造。

面对充满困境的现实社会，鲁迅倍感到先觉者与普通群众之间巨大的无法突破的隔阂，现实中的种种困境，心理沉重的荒诞感与危机感使得鲁迅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他需要凭借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来排遣不可重负的生命感受，由此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辩证的历史的眼光。

另一方面，鲁迅也是一个善于反省自己的人，在儒家和道家传统文化的积淀中，鲁迅认识到只有摆脱自己与传统文化的消极联系，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才能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衡量历史，出于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与焦虑，鲁迅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不能再由代表传统的儒道思想来传承，古老的传统再也无力担当历史的使命，延续前年的传统文化已丧失其应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发掘与探索，发扬其中的积极成分，摒弃消极成分，在扬与弃中建构一种新的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体系。

（二）地缘文化的熏染与现实的需求

正如高旭东所言“鲁迅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否定与价值重估者，另一方面也是这一传统的真正产儿，是这个传统现代性的承传者”[18]，绍兴的故乡文化哺育了鲁迅的个性，以故乡的浙东文化为中介，形成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其中既有对积极精神的择取，又有对消极成分的拒斥。

从童年时代起，鲁迅就深受故乡浙东文化的影响，浙东文化主要表现为绍兴人的“浙东性”，即“绍兴师爷传统”，它蕴涵的是法家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及其外在文字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的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以及虚伪仁义道德的批判，从这点出发，鲁迅理出中国传统文化标榜“仁义道德”的虚伪本质，如《补天》中女娲代表的新思想，对妇女节烈观的宣战；《铸剑》中黑衣人挺身而出的侠义精神。

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有关传统文化的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宽广的文化视野使得鲁迅能够在后来批判封建文化中究其实质，进而加以尖锐的批判，所以说，这潜移默化的积蓄过程必然促成鲁迅后期对传统文化中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的理性认识与体悟。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具有相当强劲的承续力和持久力，对人们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传统文化自身也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吸收精华，摒弃糟粕，这样才能保持民族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生机与活力。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辩证态度，也启示着我们要科学、辩证、历史地去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盲目地割断与历史的联系固然不行，但全盘继承也不实际。

只有以清醒、理性的态度和眼光来观照、鉴别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筛选出其中的优质矿石，也淘洗出其中的有害渣滓，并且还将这些矿藏从地下底下开采出来，做成直观标本让人们观赏鉴别”[19]。

注释：

〔1〕鲁迅《现代文学名家名作——鲁迅小说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4页。

〔2〕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80页。

〔3〕刘延红《历史的穿透力与感受力——论<故事新编>的文化批判和生命体验》，《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

〔4〕曹林红《民族原初生命力的归复——论<故事新编>与鲁迅的复古思想》，《求索》，2006年第11期。

〔5〕鲁迅《现代文学名家名作——鲁迅小说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