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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涵与政策过程
第一章政策内涵与政策过程
关键问题
对当代学校管理者来说，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为什么理解政策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们如何确定政府的政策目标？
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学校管理者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影响政策形成过程？
为什么研究政策
迷惘的学校领导者
一位选修教育政策学课程的博士研究生曾经在论文的开头引用了《奥奇的巫士》（TheWizardofOz）这本书中主人公对自己的小狗说的一句话：
“天啊，我想我们根本不在肯萨斯州！
”这位研究生是一所地处闹市的小学的校长，写过一篇散文，回顾其学习的班级访问肯萨斯州政府的经历。
对州政府权力大厦的访问令研究生们不知所措，而所有研究生都是学校的管理实践工作者。
访问的第一天，研究生们首先与州教育委员会（StateBoardofEducation）的一位官员开了一个会。
研究生们期望州教育委员会的官员在会上简单地介绍州的教育政策变化趋势。
但是，这位官员用了50分钟大肆宣讲有关税收、学校财政和经济增长的套话，边解释边抱怨州教育委员会如何花了大量的时间管理州教育委员会刚刚接手的一个大学区。
最后，州教育委员会的这位官员停顿了一下，并问道，“年轻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他告诉大家，自己的学术背景是经济学，没有在学校工作过。
他坦承，这样的经历使自己很难理解教育政策如何影响学校中的儿童。
按照计划，午饭后，全体研究生应当与州教育委员会主席见面。
虽然早在数周前就与教育委员会主席约定见面，但主席的秘书仍然在见面的前一天告知研究生和教授，由于议会立法议程改变，主席无法会见他们，教育委员会的一位议员将代表主席与研究生们探讨教育政策问题。
这位先生局促不安地告诉研究生们，在教育政策方面，他知道的并不多。
接着，研究生们被邀请进入这位先生的办公室，听其赞美其上司的智能，看着他指着自己的书架，介绍自己读过的教育方面的书籍。
我们的拜访者们看到，书架上显眼处摆放的是《铃声起伏》（TheBellCurve），一本由于包含种族内容主义而受到广泛批评的教育论著。
此情此景，使研究生们突然理性和严肃起来。
当这位先生开始介绍议会立法者们的特殊教育政策观点时，研究生们变得更加理性和严肃。
“我们不允许那些残疾儿童影响别人进步。
”这位先生声明，“残疾儿童应当在特殊学校以适合他们的方式接受教育。
”再三忍耐之下，研究生们中的一位残疾儿童学校校长才没有愤怒反驳。
在研究生们离开议会办公大楼时，在过道上遇到了另一位议员。
由于一位研究生与议员相识，大家都停下来与其交谈了一会儿。
最初，大家很难关注议员讲了些什么，而是被其带有猪形态的鲜艳的粉红色花纹的领带吸引了。
议员其后解释，刚才，他与一群前来议会游说的养猪的农民见面。
这位政治家非常热情地谈论教育的重要意义，喜气洋洋地告诉大家，议会正在考虑一项重要法案。
如果获得通过，所有规范学区的州法律都将被取消，学区完全自主决定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
一位身为学校管理者的研究生充满希望地问道：
“你们是否打算取消全州学习能力测验？
”全州深感重负的正是全州实行学习能力测验这一法律规定。
议员深感吃惊，随即说明：
“不，当然不会取消学习能力测验。
学习能力测验仍然保留。
”
在返回汽车的路上，一位研究生悲哀地说：
“真是让人吃惊，我们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
”另一位研究生则说道：
“更为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学习怎样与他们交流。
”
上述真实的故事清楚地表明，当学校管理者冒险涉入教育决策领域时，将会面临怎样的紧张和沮丧。
对此，辞去管理职务或者听天由命都是非常容易的回避现实的方法。
本书的目的是为那些可能的或实际的教育管理者提供步入教育政策领域的不同途径。
通过本书，教育管理者能够获取教育政策的知识基础，包括怎样制定教育政策和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知识基础。
在美国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本书还帮助教育管理者敏锐地感受教育管理的新信息。
首先，我们应当思考的是为什么教育政策变化是必要的。
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
教育政策环境的过去
如果说教育政策领域已经从一个相对平静的和可以预料的“肯萨斯”转换成一个急剧变化的难以预料的世界，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立学校是美国社会中最受尊敬的机构。
那时，社会领袖们不时地批评公立学校，经常地提出改进公立学校的建议。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激起人们狂热地呼吁改进美国高中科学和数学教育。
但是，这些批评和其他各种意见都想当然地在教育内部寻找原因，而很少有人对教育制度基础的合法性提出疑问。
到了80年代早期，虽然存在学区或地方差异，但学校资源基本满足了。
不时地，就象在60年代一样，政府的学校财政投入甚至相当慷慨。
比财政投入增加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里根时代，各州政府将管理公共教育的权力更多地下放给了学区，却没有要求学区承担更多的职责，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州的立法体制中，教育政策通常在被称为“铁三角”的框架内形成，包括议会教育委员会、州政府的教育委员会（StateBoardofEducation）和主要的教育政策游说团体。
教育政策的变化呈现缓慢和渐渐的形态。
每当政治团体思考新教育政策时，“铁三角”的所有三方都会介入新政策的讨论，而教育者则被视为能够对教育政策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专家。
新的教育政策环境
然而，在过去的20年代中，教育政策环境的每一方面都出现了变化。
实业界人士、大众媒体和政治领袖们普遍认为，公共教育处于危机之中。
许多批评包含变革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或者将引发公共教育发生深刻的变化，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公共教育在某些地区和某些人群中消失。
许多学区，不仅仅是贫困学区和城市学区发现自己处于持续不断的财政危机之中。
在一些实施择校计划的州，学校管理者们深感自己挣扎在其并不习惯的市场压力之下。
州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令人迷惑的政策和政策建议维护自己管理公共教育的权力，而且令人沮丧的是，州政府很少征求学校管理者参与这样的学校改革，而是将学校管理看作问题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能够称职地提供解决问题的专家。
如果需要咨询意见，州政府的领导们则是转向实业界的领袖和思想库的智囊。
许多公立学校教师和管理者面临这样的政策氛围，深深感到迷茫和不满。
许多人甚至将这样的政策氛围理解成命运铸就的，人们无法回避的急风暴雨，因为没有人能够驾驭或者对之施加影响。
变化的三种原因
经济原因。
政策环境变化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和多重性的。
但是，许多人士都会认同，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导致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时代，许多国家经历了长达30余年的经济增长阶段。
这一时代大约终结于1975年。
接着，各国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
在这一时期，人们越来越不愿纳税。
上个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出现了几次减税运动和抗税高潮。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政治家们都在避免增加税收，竭力维持公共支出稳定，甚至设法压缩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公共教育支出。
上个世纪90年代后，虽然经济再次繁荣，但是，“拒绝新税”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
2001年，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华盛顿和纽约，从而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政府公共财政收入更多地转向军事和国内安全，而不是公共教育。
公共教育面临的经济困境，与官方文献清楚表明的贫富日益悬殊相互作用，进一步深化了公共教育危机。
21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美国儿童成长于贫困之中，而教育好贫困家庭的孩子，成本远远高于教育好那些家庭资源充足或丰富的孩子。
这样，学校感到在自身资源困难的情况下却在承担额外的负担。
所有这些共同助长了我们正在体验的全面的“教育危机感”（Berliner&Biddle,1995;Phillips,1994;Reich,1991;Thurow,1992）。
人口趋势。
促使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再一因素是人口趋势。
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的人口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口现象是二战结束之际出现的婴儿高峰，大批婴儿出生于大约于1944－1946年之间。
无论是作为婴儿，作为青少年，抑或是作为成人，美国人口中的这一代人都对美国国家产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影响。
现在，这一代人中的年龄较大者已经进入人生50，即将退休。
政治家们在关心他们的退休保障和健康保障支出。
在今后的25年中，公共的和私人的大笔资金将会花这一代人身上，并且导致教育经费的减少。
更主要的是，这一代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倾向于较少地满足教育需求，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
这意味着正在随着这一代人的年老而衰减的对学校教育的政治支持，将会进一步下降。
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口变化是人口的差异日益扩大。
这一趋势出现在1990年至2000年期间。
移民增加，出生率起伏，这个国家的文化越来越多元化。
种族、民族、宗教、语言差异，构成了公立学校正常运作和政治决策形成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Rosenblatt,1996）。
这种差异表明，公立学校正在接受新的挑战。
双语课程、更多的宗教活动设施、多元文化课程等等，仅仅是这种差异催生的公立学校面临的少数的、复杂的和新的挑战。
尽管差异丰富了社会，一些人们却同时视之为一种威胁。
差异激起人们思考，现有的单一的学校制度能否满足如此多样化的群体的需要。
今天，面对人口中不同组成部分如此相互冲突的需求，人们建议将公立学校系统分解成为多种独立的学校体制，满足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
意识形态的转换。
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向，实际上这一转向不仅发生于美国，而且发生于全部英语世界。
教育政治的焦点离开了教育平等问题，指向追求卓越、责任和选择（Boyd&Kerchner,1988）。
这一转向同时深深地影响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张，不仅对里根时代，而且对老布什时代和克林顿时代的政策发生着明显的作用。
实业界的领袖们在政策讨论中反复强调卓越、责任和选择，听起来让人们感到，在这些领袖们看来，公立学校与私人公司没有区别。
他们指责公立学校没有效率，缺乏高度的市场敏感，而对教育者来说，实业界领袖关注的目标，一直都不是教育领域最为重要的目标。
另一方面，传统的保守主义，诸如右翼宗教势力，开始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亮相。
在美国的各个社区，在许多州的权力系统，在华盛顿，传统保守主义都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出于多种原因，传统保守主义也在批评公立学校教育。
这样，实业界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右翼宗教势力都在责备政府，指责政府没有创新精神。
公立学校是政府的一部分，因而当然地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这些价值观念转向的一个结果是，学校管理者们忽然意识到处身于两种势力共同的视界中心，而在过去，两种势力在教育问题上都很少拥有发言权。
学校管理者角色的变换
权力重组。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教育管理权力也在以多种方式重组。
里根政府肇始，联邦政府的许多教育管理权力开始转交或下放各州，在其后的每一届政府中，这一趋势都在强化。
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极大地弱化了。
例如，从区分类别地向各州政府下放权力到一揽子向各州政府下放权力方式的转变，使各州政府拥有比以往更多的自主支配联邦政府教育资金的权限，而各州政府并没有将新获得的授权转移到学区和学校委员会。
不仅如此，各州政府而且收缩了学区的教育管理权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各州教育控制权力。
事实上，各州政府在历史上就拥有美国公立教育体制的最终控制权。
在1916年发生的麦肯诉卡姆城（Macqueenv.CityComm.OfPortHuron，194,Mich.328,160,N.W.627）案中，密西根州的一家法院裁决：
“州的基本教育政策是保持州对教育系统的最终控制权限，依据州法，州教育管理机构管理全州教育。
”（引自Alexander&Alexander,1985,p.87）。
密西根的法院的裁决反映了全美50个州的公共教育的法律地位。
在法律上，地方学区是“州政府机构”。
然而，这一情形近来有了变化。
大多数州赋予了学校委员会很大的管理权限，同时，只要能够有效地与学校委员会合作，学区教育管理人员享有相当可观的制定学区教育政策的权限。
一些州立法机关开始回收教育管理权限的现象，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
以课程政策为例，传统上，这是地方教育者的领地。
然而，在80年代，这种情形改变了。
例如，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历史上很少对学校课程指手画脚，在80年代早期却编制了基本技能课程和全州统一的课程测验。
在90年代，许多州实行全州教育质量标准。
那些历史上就有控制学校课程的传统的州，例如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则是强化了课程控制。
一些州甚至制定州政府“接管”公立教育的法规，依据这样的法规，对照州定标准，如果学区未能有效地实施管理，那么州政府有权“接管”学区，由州政府人员直接管理学区。
新泽西州和伊利诺斯州是事实上发生“接管”的两个州。
在这一期间，与此冲突的趋势是，一些教育改革者开始倡导“校本管理”（sited-basedmanagement）。
至少肯塔基一个州实行了校本管理。
在校本管理的促进下，一些学区的教育管理权力转到了基层。
在校本管理这样一种新的教育管理权力结构中，联邦和学区两级失去了更多的权力，州级政府和基层却获得了更多的权力。
学区管理。
不久以前，大多数督学和学区的其他管理者无需理会外界，就可以富有成效工作。
他们需要做的工作是懂得怎样与学校委员会合作，管理学区财政，选择胜任的教职员工，促进社区的支持。
同时，每年拜访州政府两三次，了解教育法规的主要精神，参加全国年度教育方面的会议，获取最新教育变革进展信息，其余时间在办公室办公。
然而，这样的情形不复存在了。
卡瓦斯基（Kowalski’s，1995）研究了17个大城市的督学，吃惊地发现，这些学校管理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地方问题，而是州和全国性的问题。
卡瓦斯基写道：
在访问这些督学前，我想，他们将会忙于思考怎样加强学校的竞争力。
然而，不同的是，我听到的本质上都是“那些超出督学和学校委员会掌控范围之外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贫穷、联邦公共教育投入、州的公共教育投入、犯罪等等。
在这里，卡瓦斯基没有说明督学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但是，在另一项对12位督学的研究中（1996），她提出自己的主张。
在她看来，在当代，如果希望富有成效地工作，督学们需要理解学校、学区和州三个层次上的政治。
卡瓦斯基强调，争取教育投入的工作，其内容包括“组成地方领袖联盟向议会议员请愿”、“批评财政委员会没有提供充分的公共教育预算”（Kowalski’s，1995,p.156）。
在这一研究的最后一章，卡瓦斯基大致勾勒了学区管理者的新政治角色：
学区管理者及其办公团队必须理解自己的学区应该怎样与政府、实业、社区团体和社会机构发生相互作用（p.273），必须敏感这些领域的发展，并随时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学区的利益介入其中。
基层管理。
传统上，学校的基层管理者比学区管理者更少感受外部世界的压力，这些基层管理者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离。
在大部分时间，他们呆在学校围墙之内，偶尔地出席学区的会议。
没有人会指望基层管理者熟悉州的教育政策，对邻近学区的教育政策情形，基层管理者就更不一定清楚。
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教育改革打破基层管理者的这片宁静，促使其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联系。
例如，在校本管理政策之下，校长和副校长们可能发现自己在与州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们直接打交道。
一些校长及其顾问们参加州政府教育委员会（StateBoardofEducation）举办的培训班，向州政府教育委员会（StateBoardofEducation）而不是学校委员会递交专业发展计划，并期望获得批准。
一位校长甚至申请某种程度上的免受学校委员会政策限制的特权。
达到这样的目的，校长必须首先得到州司法厅长的批准。
在基层管理这一层次上，其他一些教育改革措施要求校长们对州的教育政策环境具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学区之间的开放入学制度、特许学校制度和全州统一质量标准制度。
对校长们来说，那种能够关起门来忘却世界琐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公共管理。
现在，公立学校的管理者们已经从官僚体制中的管理者变成布里森和克劳斯比（Bryson&Crosby,1992）命名的所谓“公共管理者”。
布里森和克劳斯比认为，在官僚体制中，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权威和理性决策工作，因为组织赋予了管理者很高的等级地位。
当然，督学、校长和其他学校管理者仍然在自己的官僚体制中管理着公立教育。
但是，时代要求他们越来越多地在学区之外，在组织网络中发挥领导作用。
就学校管理者而言，这样的领导角色包括州的立法机关的成员、青少年犯罪审判法庭陪审员、其他学区的顾问、全国性某种政策倡导机构的地方俱乐部组织者、城市或州的慈善团体的发起者。
在这些组织网络中，学校管理者们没有等级地位，而必须依赖劝导、联盟、自我表率和政治策略。
如果希望在这些领域中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学校管理们需要理解学校处于其中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氛围，深切地感受政策环境的脉动。
简言之，这一切需要学校管理者理解政策问题和政策过程。
政策界定
简明定义
当人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领域时，掌握一些基本的定义，将会从中受益。
政策这一术语是从政治科学中引用过来的。
政治科学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学科领域，不同阵营理解政策及其相关概念的角度不同。
这些分歧发端于人们对社会的本质、权力的意义和政府的合理角色的哲学理解上的冲突。
下列定义昭示着政策这一术语的语义区间或范围，其排列顺序是含义逐步宽广。
1．（公共政策）是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意图和实现这些意图的行动的表述（Dubnick&Bardes,1983,p.8）。
2．（公共政策）是政治制度的产品，其主要形式是规则、规章、法律、命令、法律案例裁定、行政决定等等，是一系列的持续的和重复的行为模式，是一种动态过程（Kruschke&Jackson,1987,p.35）。
3．（公共政策）是那些占据或影响政府权力职位的人士作出的、所有相关人士将会进行各种解释的具有实际内容的决定、承诺和行为（Bryson&Crosby,1992,p.63）。
4．有时候，政策是政策决策者之间的政治妥协，没有人真的明白这些决策者制定的那些备受争议的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政策是“发生的”而非决定的（Lingdblom,1968,p.4）。
5．政策是一系列涉及从政府大厦到教室环境的决定，是某些游戏和关系的副产品，没有任何人真正对此承担责任（Firestone,1989,p.23）。
6．（公共政策）包括政府官方的规定和某种非正式的行为，同时，可以被理解为政府的内隐行为，而不仅仅是政府表现出来的行为（Cibulkka,1995,p.106）。
7．“政策显然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工作…”政策折射出理想社会的图景（Ball,1990,p.3）。
在本书中，政策的定义是宽泛的，因为学校领导涉及政策过程是多维度的。
本书的政策定义是：
公共政策是特定的政治制度处理公共问题的动态的和价值高度涉入的过程，包括政府公开表达的意图和官方措施，以及政府一贯的外在行为和内隐行为模式。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使用政策这一述语。
在这一定义中，政府是指选举产生的和任命的联邦、各州、地方的公共官员和这些官员工作的机关与机构。
学校、公立学校委员会成员、公立学校管理者和公立学校教师，如同政府官员、法官、议会议员，都是政府的组成人员。
如此进行政策定义，读者也许希望知道，人们怎样才能确定政府对待某一特定公共问题的政策是什么。
本书以下的各个部分将会详细地讨论公共政策与政府行为的各个侧面之间的关系。
美国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是这些讨论中的典型案例，用以描述和表达美国公共教育政策过程，因为这一案例能够十分完美地说明那些制约政府对待某一特定问题将采取何种政策的广泛因素。
政策与政府公开表达的意图----种族隔离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政治就是沟通，包括书面沟通和口头沟通。
政府官员频繁地与人们交流，竞选演讲和电视演讲都是交流的途径，通过演讲、报告和网络达成共识和决策，也是交流的途径。
如果希望了解政府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将会采用何种政策，研究这些沟通或交流内容，无疑能获得某些线索。
例如，如果一位欧洲学者在1950年访问美国，试图明白美国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政策，或许这位学者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翻阅大量的政治演讲和报告，并且毫无疑问地将会发现，主张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官员大多出自美国南部各州，这些官员实际上已经感受到公民权利团体施加的各种压力。
尽管如此，南部各州的一些官员仍然不加掩饰地声明其正在追求、并且努力继续在公立学校推行种族隔离。
欧洲的学者可能很难在科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家的演讲中，或者在哥伦比亚和俄亥俄州的州长们的演讲中发现类似的主张。
然而，如果人们由此得出结论，即公开的和无形的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政策存在于美国南部，而不是在美国北部，那么这一结论就是错误的。
在20世纪70年代，联邦法院处理了许多诉讼，指控一些学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包括那些位于丹弗市、底特律市和哥伦布市的学区（Alexander&Alexander,1988;LaMorte,1993;McCarthy&Cambron-McCabe,1998）。
政策、法律与种族隔离
政策、法令与种族隔离。
许多人在使用法律这一术语时，通常所说的是法令，即那些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和公布的法规总和。
美国五十一个州的立法机关（或议会）在各州政府系统中十分活跃，其中五十个州的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令，是各州政府政策的重要基础。
如果人们寻求并确定各州政策的真实面貌，无疑应当首先翻阅各州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
然而，法律和政策毕竟是两种事物，许多过时的法律虽然仍然列于法典之中，却从未付诸实施，而一些法律实际上仅仅具有象征意义（Edelman,1964），制定这些法律，纯粹是帮助公民改善对待某些问题的感觉，实际上对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更主要的是，并不是所有政策都具有法令的形式。
那位探讨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欧洲学者也许已经研究了联邦和各州制定的法律，而且也许发现，1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行强制性的种族隔离，4个州允许学区和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实行种族隔离，其他29个州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关于种族隔离的法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9个州没有实行种族隔离。
最后，欧洲学者发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依据法律裁定，无论是种族隔离政策还是种族隔离实践，均属严重违法行为。
政策、规则与种族隔离。
大多数法律采用一般的和抽象的语言进行表述，其中的许多需要实施的具体内容则不在法律之中，这些具体内容是通过政府机构制定的实施规则公布于社会的。
在州一级，州政府的教育委员会（StateBoardofEducation）和州议会的教育委员会（EducationCommittee）通常承担这一职责，地方学校委员会也享有制定规则的权限。
与法律相同，这些规则也是政策的真正基础。
无论这些书面规则涉及的范围是具体的抑或是广泛的，都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
那些内容广泛的规则为官僚等级系统中的下层人士或机关留下宽广的自主空间，而那些内容具体的规则严格限制着官僚等级系统中的下层人士和机关的权力运行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规则调整着联邦和各州法律没有包含的问题。
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发现，丹弗市一份与公立学校相关的规则，推动了种族隔离学校体系的形成。
这是一份地方教育机构制定的规则，然而却是理解公立学校政策的重要线索。
本书第八章解释法律与规则的关系。
政策、法院判例与种族隔离。
在美国司法制度下，法院享有审查法律、解释法律和判定法律是否合宪的权限。
法院还能推翻以往的法院判决。
这种情形意味着法院判决同样是法律，事实上，这些判决通常被称之为“判例法”。
如果我们这位欧洲学者是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美国种族隔离政策，那么会发现美国学校种族隔离政策最初是19世纪50年代麻萨诸塞州的一家法院裁定支持的（Alexander&Alexander,1998）。
这一早期的法院裁定后来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v.Ferguson,163.U.S.537）的判决强化。
普莱西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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