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女人女性主义观照下《简爱》人物形象分析毕业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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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人女性主义观照下《简爱》人物形象分析毕业论文
“疯女人”——女性主义观照下《简·爱》人物形象分析
CrazyWoman——AnalysisofJaneeyerCharacterImagewithFeministReflection
摘要
首先，纵观维多利亚的时代背景，父权社会的强权政治在女性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疯女人”的出现是对历史上被压迫和剥削的女性的还原。
其次，“失语”代表了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是女性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悲剧。
它不仅反映了一般女性脆弱的命运，也暗含了作者本人在写作时被压抑的情绪。
而在各种压迫中，“性属压迫”最为根本，在普遍的男性话语中，女性成为罪恶的代名词，社会之塔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妇女。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简·爱集结了所有女性美好的期望，最后在对罗切斯特的征服中达到了反转男性对女性掌控的目的，实现了女性把握自己命运的要求，显然这是作者所希望的。
而“疯女人”绝不是单一的角色辅助，她带着所有女性的怒火化身为复仇女神，她是简·爱潜伏起来的真正“自我”，是真正的简·爱。
表面上她意在破坏和干扰，而实际却帮助简爱实现了反抗的目标。
关键词：
疯女人；女性主义；形象；失语者；潜意识
Abstract
Tobeginwith,lookingatthebackgroundofVictoria,thestrongpowerofpoliticsofapatriarchalsocietyimprintwomandeeply,"MadWoman"isthereductionofwomeninthehistoryoftheemergenceofoppressionandexploitation.Secondly,the"aphasia"isonbehalfofasecret,atragedythatwomancannotdefendforherself.Itnotonlyreflectedinthefateofvulnerablewomen,butalsoimpliestheauthor’semotionsinwriting.Oppressioninall,"sexoppression"isthemostfundamentalone,inmalediscourseenvironment,womenbecomesynonymouswithevil,andtheshadowoftheTowerofsocietyalwaysshroudedwomen.Butwherethereisoppression,thereisresistance.JaneEregatheredalltheexpectationsofwomen,andfinallyattheconquestofRochestershereachedareversalthatisfemaleinthecontrol发ofmaleandsheachievetherequirementsofwomenwhowanttotaketheirowndestiny.Apparently,itisthehopeoftheauthor.The"MadWoman"isnotasingleauxiliary,shetookallwomen'sangerandbecometheNemesis,andsheistherealJaneEre.Onthesurfaceofthisnovel,sheintendedtodamage,whileactualityshewashelpingJaneachievesthetargetofresistance.
Keywords:
Crazywoman;Feminism;Image;Aphasiaperson;Subconscious
引言
在《简·爱》中，夏绿蒂·勃朗特塑造的“疯女人”形象一直备受争议。
我们不解的是，作者安排她神秘的出现，而后又让她离奇的死亡，这究竟是为什么？
人们不愿意提到“疯女人”，因为和她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恐怖、黑暗和精神错乱的“发疯”行为，她的死也理所当然，否则无法给读者一个满意的团圆结局。
人们通过缅怀男女主人公最终牵手的幸福故事，实际是在进行并完成一场自我境界的精神领域的革命洗礼。
那么“疯女人”呢？
这个诡异的像幽灵一样的女人，她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历来的评论家往往忽视了“疯女人”的价值，认为她只是为了情节需要而添加的角色，女权主义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为“疯女人”独树起了一面标新立异的旗帜，称其为“真正的女性之声”。
由此，我们坚信了这样一种真相：
“疯女人”并没有疯。
西蒙·波娃在其著名的《第二性》中说道：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大的。
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
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①从罗切斯特的合法妻子沦落为黑夜的困兽，再到毁灭的复仇女神，在“疯女人”的身上，女性的原始本能逐渐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幕后走向前台。
反抗的道路永远是曲折的，但反抗换来的姿态却是重生。
对“疯女人”的研究是为了努力还原她的真正面目。
一、“疯女人”：
浮出历史的表面
“当男人耕作之犁取代了女人用的锄头时，便破坏了母系社会的经济基础，母系社会的意识形态根基便逐渐瓦解了”②女性因为在体力、智力以及在参与社会方面的劳动付出远远少于男性，因此被排挤在男性创造世界的渊源之外，在那以后，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的文明里，女性都受到男性的歧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父权社会在限制和压迫女性的基础上得到巩固，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19世纪的英国也无法背离这样的历史使命，女性受到男性盘剥和压迫的现象比比皆是，“女人的命运是体面地服从”①，“疯女人”也不例外。
《牛津英语词典》对“服从”这个词语的解释是：
在某个君主，或者别的统治者或较高的权利的控制之下，受控制的行为或事实；在另外一个人的支配或控制之下的状态；派生出屈从一词……被控制、被暴露或受制的状态；倾向……逻辑。
同样为女性，为什么伯莎和简爱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两位男性对伯莎·梅森最终走向毁灭的命运的干涉是最具有“刽子手”性质的。
与伯莎相比，简爱没有父母，也没有结过婚，她是一个完整的她自己；而伯莎的身份首先是“女儿”，其次是“妻子”，她悲惨的遭遇是基于“父权”和“夫权”这两种关系的成立，换句话说，是受制于她特殊的处境——她必须“服从”于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的枷锁，否则她无法存在。
先是父亲一手遮天的包办婚姻，在没有征得她同意之前就把她嫁了出去，至于所嫁对象是谁，她毫不知情；接着便是在和丈夫的婚后生活中遭受了非人的虐待，罗切斯特不仅霸占了她的财产，还任意的将她软禁，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就连最后喘气的空间也无时不刻被其严密的监控（罗切斯特雇佣仆人对她进行看管），那是“野兽的巢穴——妖怪的密室”④。
那么关于男性创世说，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它表现了男性的意志以及试图掌控世界，让女性臣服的状态和愿望，这也影响了女性的思想。
在《圣经》中，作为女性代表的夏娃不是和作为男性的亚当同时出现的，她被说成是上帝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而用他的一根肋骨做成的。
基督神话让女性的依附性、介于男性的被创造性成为定理，形成了以后被男性公认、被女性内化的“原罪思想”。
女性从未考虑，被尊为“上帝”的这个人，实际也是男性形象的化身，凝聚着男人的压迫统治的强烈愿望，女性的缄默更是让这样的状态可以持久发展，结果男性用男性的语言、意志、逻辑俘虏了女性，让她甘愿“服从”。
“父亲”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深信不疑的“上帝”在家族中的代言人。
在此基础上，“所有的欧洲法典，都是以教会法、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女人都是不利的。
”①19世纪的英国法律规定，女儿在没有出嫁以前是属于父亲的财产，父亲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她的一切。
显然，可怜的伯莎从出生的即刻起，便陷入了父权文化的掌控。
以往对于“父亲”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单独的概念，相比于繁衍种族的生理属性和保护家庭成员的责任，他更是一种权利意识的象征、文化制度的典型。
当伯莎嫁给丈夫的时候，丈夫又成为了她的新任“监护人”，这是对伯莎施行的第二次强权压迫。
“19世纪保守作家博纳尔（Bonald）宣称，妻子对于丈夫，犹如孩子对于母亲”①这里并不是说妻子可以从丈夫那里得到像母亲对孩子的那种关爱，而是说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就像孩子永远要承认是母亲给予他生命一样，是丈夫给予了妻子“第二次生命”。
这里对“第二次生命”的理解和新任“监护人”所联系，我们必须要看到女性婚姻在男权掌控下的交易性。
孩子永远属于母亲，妻子连同她的一切也都永远属于丈夫，母亲和孩子之间割裂不断地血缘关系是妻子在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服从”于丈夫的悖论。
伯莎结婚以后，她带去的三万英镑的嫁妆财产都归罗切斯特拥有，丈夫占有妻子的财产成了天经地义的事，“直到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通过后，英国妇女才拥有自己的财产。
”⑦这足以说明当时女性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女性生来的任务好像就是在等待给予男性，充其量只是一个转交的载体。
而在这之前，她是属于父亲的财产，父亲把她嫁出去，倒不如说是把她丢了出去。
可以说这样的婚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目的性，女性不仅没有选择的权利，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她不但要承担繁衍种族的生理命运，而且还要潜在地帮助男性完成传承父权社会关系的隐形任务，从父亲到丈夫，从丈夫到儿子，女性被牺牲了，但是男性社会的关系网络则更加坚固了。
失去了经济基础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自由。
当人们阻止了罗切斯特和简爱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疯女人”被囚禁的事实，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是持反对态度，人们只是因为罗切斯特第二次婚姻的不合法而谴责他，而不是因为罗切斯特私自囚禁伯莎·梅森的不道德事实而谴责他。
显然，囚禁“疯女人”是人们公认的丈夫的合法的权利，这再一次证明了英国的法律是偏向男性的。
“疯女人”的特别之处，那就是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是一个生理残疾的人，她没有思辨的头脑，因此也就失去了像简爱一样可以自行处理问题的能力，来不及反应，也无法应对。
父亲对女儿没有心疼和不舍，丈夫对于妻子没有温柔和关爱。
“疯女人”一开始的出现，在她身上就呈现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摧残的最残忍的一面，“疯女人”是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父权文化的牺牲品，是现实生活中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不幸女人的典型。
二、对“疯女人”失语者身份的深追踪
福柯在她的《疯癫与文明中》指出：
“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他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恶梦之中的，困扰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那些关于盲目愚意的虚浮意象就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MagnaSdend）。
”⑪
（一）“无声”的反抗：
作家的女性意识
早先的女权主义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就在其所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假定了作者和文本中的特定角色之间存在某种契合，指出“那些女性角色所呈现的‘疯狂’并不是偶然的，是女作家深沉心理的隐喻性表露，是她们反叛冲动的投射”③。
这不得不使我们对“疯女人”和作者的关系进行探讨。
在夏绿蒂·勃朗特的时代，从经济状况来说，女性的情况是有所改善的，其中就体现在中产阶级女性大都可以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往由父亲主管的自己自足的家庭生产模式被工业化所取代，因此女性争取到了在家庭以外的新的机遇，她们可以在闲暇的时间进行丰富的阅读，这就为她们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尽管如此，女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仍处在没有实权的表象，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的男性都要求并限制他的妻子留在家里面。
“那时，女性特质的普遍理想化人物是一位优雅、富裕的女士，除了操持最有保障的家庭生活外，没有任何其他顾虑，完全依赖自己成功的丈夫，当他结束每天公共领域里的工作回到家后，为他提供一个平静、舒适的天堂。
”⑥从简短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年龄还是阶级的改变，女性从根本上仍然无法摆脱家庭的限制，所谓女性的“自由”任然受制于被男性奴役的状态。
女性想要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①。
什么是间接的方式呢？
这和夏绿蒂又有什么关系呢？
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在她的《美杜莎的笑声中》中呼吁妇女进行写作时就说道“这种事是留给那些伟大人物的，也就是留给‘伟大的男人们’的”⑨，“假如她不是一个他，就没有她的位置。
”⑨19世纪的女性作家大都被隔离在文学创作之外，只有男性才被承认有写作的能力，女作家要写作，也不得不是以男人的身份出现，她们只能用伪身份进行创作。
夏绿蒂在发表《简爱》时故意用了男性化的笔字“柯勒·贝尔”就足以印证了这种间接的参与的形式。
可以说，丰富的阅读为以夏绿蒂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储备了饱满的热情，但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这种蠢蠢欲动的改变和渴求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观望和排斥，甚至在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来看是把女性当做竞争对手予以劝勉的，他们不希望女性参与写作，其中是为了减少自己的威胁，也是尽量保持自己男性的地位。
从夏绿蒂的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束缚对女性作家的压抑。
而这又和“疯女人”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女性话语自我否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表示因社会条件限制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信息。
”⑥苏珊·鲍尔多在她的《不能承受之重》中就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和男性在吃东西方面的不同要求，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受到的限制：
通常男性被鼓励尽兴的吃，而女性只能小口小口的吃；妻子也必须是在丈夫享受完美餐以后，姗姗来迟般地吃剩下的饭菜，甚至当时有明文规定把描写妇女进食视为一种禁忌。
吃饭和“口”有关，而“疯女人”的失语也和“口”有关。
所谓的“失语”就是没有话语的状态，这不得不让我们形象地联想到作家和她文笔的关系。
女性在“口”上受到的“贵男轻女”、“先男后女”以及“无女”的限制就如同女性作家在写作时面对的“重男斥女”的社会境况一样，社会不允许女性作家抛头露面的写作，因此“疯女人”代表了女性作家被“封口”的事实，也就是被抹去了可以大方写作的机会。
其次，“语言不是把人们与现实隔离开来的囚牢，作为一个系统，它总是存在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
”“话语权代表着政治权，政治权决定了话语权。
”⑫“失语”是所有男性所希望的女性的状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驯服和绝对的服从，表现在女性作家不得不先牺牲自己，然后服务于男性，按照男性的社会标准进行写作。
但“疯女人”的失语状态也揭示了她处在政治斗争的最不利层面，代表了她的话语是一种无权的话语。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男性让女性作家陷入了一种被利用的情境。
它没有声音，没有语言，但是却向我们陈述了女性作家的不在场的事实。
更为可悲的是，女性作家还不能将这种不在场的事实公之与众，换句话说，就像一个人虽然受到了欺负，但是却不能告诉所有人他受到了欺负。
“疯女人”的失语也代表了“封口”的“封口”，具有双重性。
最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作家用想象中的荒诞的形象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这也是具有可能性的。
美国的芭芭拉·约翰逊在探讨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基》的动机时，就把怪物的形象一方面归结于玛丽·雪莱对男性作家拜伦和雪莱等人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诸多不满和冷落，以及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特有敏感和嫉妒心的投射。
“从这个角度讲，玛丽的故事暗示：
不论是女人对写作的渴望还是男人对孕育的渴望都可依靠生产怪物得意满足。
”⑨也就是说，荒诞的形象可能更接近真理，作家在感情汹涌澎湃之时，无法直抒胸臆的表达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是比较容易将矛盾的复杂的情感寄托于一个天马行空的形象，它的夸张完全是由于作家思绪的混乱和不稳定。
但是不稳定性只是最初的发展状态，是作家呈现给我们的外貌形象。
当作家准备赋予这一形象以一定的存在意义，那么这个形象就逐渐被作家本人所掌握。
在这样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形象中，作家无非是要将它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疯女人”不是一个随意的角色，它是勃朗特有意安排的角色。
尽管黄源深在其所译的《简·爱》版本的译序中指出“《简·爱》绝不是自传，也不是自传体小说”④，但不可否认的是《简·爱》确实含有自传的部分,主要在于文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
那么女性主导文学，设置女主角，这就表现了女性试图掌握话语权的强烈愿望，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但另外一方面也在于“语为其人，言为心声”的真正内涵，即所说的话就是心中的声音。
因此，如果说简·爱是正面的作家女性意识的正常反映，那么“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意识的表述，她的“失语”是对19世纪女性作家受限制状态的回应。
就像它本身所呈现的失语面貌一样，是女性作家小心翼翼在男权社会寻求生存权利的状态——“我宁愿在屈从中存在，也不愿不存在”⑤。
（二）社会之塔的阴影：
“性压迫”
作为西方“厌女症”代表之一的男性学者阿奎那宣称“女性是‘迅速生长的杂草’，是男人的仆从，且只有男人才拥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女性臣服于男性标志着理智的归趋。
”③这显然是对女性的诋毁和剥削。
但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如果作者迎合了阿奎那的这种观点，剥夺了“疯女人”的话语权，是否想证明“疯女人”被压抑的最深的那部分内容呢？
福柯在他的《尼采，系谱学，历史》中解释道“身体是受到事件铭刻的表面”⑧，那么生活会在一个人身体上打下深刻的烙印，是历史的反应。
“疯女人”的生活分为婚前和婚后，而尤其集中在婚后的生活是她发疯频率最高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答案直逼压迫“疯女人”的丈夫罗切斯特。
格里尔在《女太监》中提到女性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压抑，其中包括性压迫，弗洛伊德也把性压迫作为自己著书的出发点。
显然，“性压迫是其他所有压迫的基础”③。
我们对“疯女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她的对立面人物罗切斯特的话语了解的，罗切斯特的话语是一种男性的话语，“在普遍男权主义的语言里——一种阳具逻各斯中心的语言——里，女人成了那不可再现的。
换句话说，女人代表了一个不能够被思考的性别，是语言的不在场和晦涩难解的部分。
”⑧罗切斯特对自己行为的诡辩是男性试图为自己对女性实行的性压迫行为进行的脱罪，“疯女人”的失语状态为罗切斯特提供了他可以进行性压迫的条件。
首先，他力争在简爱面前证明自己是个有情意的人，称对妻子的照顾已经仁至义尽，但是“男人并非完全献身于他所树立并声称要实行的善，他与恶保持着可耻的联系。
”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把婚姻不幸的责任完全推给“疯女人”，并夸大自己痛苦的感受性。
他承认伯莎·梅森曾经是一个有着貌美外表的女性，但一口咬定自己是被父亲和兄弟骗婚，更可耻的是他说自己是因为无知才被“疯女人”勾引的。
他用了“勾引”两个字。
罗切斯特完全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正常人，如果他没有迷恋伯莎·梅森的美色，没有这样贪婪的欲望，又怎么会被“疯女人”迷惑，和父亲给他定的这门婚事一拍即合呢？
他完全可以拒绝，另做其他的选择和安排。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
“女人之所以不能作牧师，一个既定的理由是，女人只要往那里一站，就会勾起邪念。
”⑥这是多么混乱的逻辑，但是确实是被男性们定为纲常。
显然，罗切斯特的话语代表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女性的身体始终是被看做罪恶的，如果男性被挑起了欲望，那么错不在男性本身，矛头却指向了那个无辜的女性。
“疯女人”的失语代表了一种无言身体的象征，而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是蔑视的。
其次，结婚后的生活让他感到一片狼藉，他说是因为“疯女人”毫无节制的“冲动”。
他称伯莎·梅森是“一个恶劣、疯狂、没有人性的伴侣”、“桑菲尔德的泼妇”、“西印度荡妇”、“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的真正的女儿”、“一个既放纵又鄙俗的妻子”，是“所见过的最粗俗、最肮脏、最下贱的属性”、“她的放肆已经使发疯的种子早熟”、“没有一个以卖淫为业的妓女会使用比她更污秽的字眼”。
在他眼里，妻子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女妖”、“魔鬼”的代名词，非他同类。
卢梭就曾宣称女性的性欲极为可怕，并且没有节制，显然这是对女性的侮辱。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罗切斯特和卢梭的共通性，他们过分夸大了女性的生理属性，并且以此来证明自己具有清白的品质。
我们可以想象，不知世事的“疯女人”不可能在新婚之夜主动提出相应的性要求，反而是罗切斯特最具这样的可能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男性扮演主人角色，占有劣等的造物”①，他的陈述是对他实际上对伯莎提出了性要求并且在之后对她进行了诱奸的巧妙诡辩。
作者给予了“疯女人”一个不健全的身体，就从心理上剥夺了她的性意识，并让男人来完成这种侵略，他是具有性优势的，两人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性使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一种女弱男强的性压迫形式。
显然，失语的状态也代表了另外一层含义：
男性通过斥责女性过分的纵欲或贬斥女性在某一方面的无能来神话自己，往往他们自己的话语却是狂妄的和自大的，表现出对女性的任意践踏和蹂躏。
再次，他认为“疯女人”的冲动是恶劣的、低俗的，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当罗切斯特把伯莎·梅森禁闭在桑菲尔德的阁楼之上的时候，他却在欧洲过着放荡的生活。
一个妻子和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和三个情人，这种量化的关系揭示了男性才是罪恶的魔鬼，是有着贪婪欲望的主体。
罗切斯特拿着本来属于“疯女人”的财产尽情的挥霍和享受，却将“疯女人”打入无底的深渊，他的自由自在和心安理得和“疯女人”被囚禁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一个丈夫，他并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是他开启了“疯女人”的欲望之门，却又将她搁置在一边不闻不问，十年的囚禁，十年的隔绝，罗切斯特已经对“疯女人”的妻子实行了身体上的暴力和性虐待。
关于身体上的虐待，在众多的表现中，有一种表现就是将对方关在房间里或壁橱里，罗切斯特就是将伯莎囚禁在黑暗潮湿的阁楼之上，并且一关就是十几年。
而性虐待的表现也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是嘲笑对方的身体，贬低对方对性的感觉，还有就是称对方为娼妇或荡妇。
显然罗切斯特的话语暗示了他对伯莎实施虐待的事实。
我们可以从当时法国的法律规范中窥探到英国妇女窘迫的状况：
“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可以因通奸将她单独监禁，提出和她离婚。
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法律认为他是可赦免的。
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妇带到家里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时妻子才可以提出离婚。
”“离婚在1826年被废止，直到1884年还没有恢复，当时离婚仍很困难。
”①显然，男性在法律上比女性有更多的特权，他们不但对妻子拥有处置权，还能在自己背叛婚姻和家庭时及时为自己脱罪，女性无处伸冤，只能默默忍受。
所以“疯女人”的失语也表现了女性在婚姻制度中本身的进退维谷的境地。
另外，为什么他纵欲就是可行的，而“疯女人”就是龌龊的？
为什么他可以来去自如，而“疯女人”必须在那个黑暗的密室独守其身？
从作品中我们了解到，“疯女人”也有清醒的时候，她并不是完全的发疯了，如果罗切斯特给予相应的呵护和照顾，给予温馨安全的环境，把她置身于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中，“疯女人”是可以进行调理，有望恢复健康的。
正是他的遗弃和残忍，才让“疯女人”的病情越发严重，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到“妻子越是感不到性满足，这种激情就越是具有疯狂、占有和妒嫉的形式。
”①“‘杀夫‘是女性性虐待的绝望的怒吼，是男女两性间性矛盾的极端解决方式。
”⑩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对于当时刚和罗切斯特结婚的伯莎来说，她的疯病并没有完全发作，她过分的冲动也许只是她作为女性感受性的表达了她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但是在罗切斯特口中，就被说成是夏娃引诱亚当偷吃禁果的故事的翻版。
“疯女人”的失语也代表了女性健康的被剥夺以及欲望的失落。
除此之外，他嫌弃伯莎·梅森是个下贱的胚子，认为她是非类，那么他是否像他说的那样，禁闭了这个非类的“疯女人”，断绝了罪孽的渊源，然后在他欧洲的旅途上找到抚慰心灵的良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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