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南禹州明代五朝元老马文升家族为回族一说的质疑马善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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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禹州明代五朝元老马文升家族为回族一说的质疑马善田

对河南禹州明代“五朝元老”马文升家族为回族一说的质疑

世界华人宗亲会副会长马善田

在明代有位“五朝元老”，他先后辅佐了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居官五十六年，且政绩显著，是明代有名的政治家，他就是河南钧州（今禹州市）人马文升。

至今其家族仍为禹州之名门望族。

但就是这一支马氏家族，自我国回族史学家马以愚先生著的《中国回教史鉴》和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教先正事略》、《回族人物志》中将这一马氏家族的族籍定为回族以来，研究少数民族史的好几位专家、学者均在他们主编的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和传记中采用其说，理由是依据民国以来的史料和重庆清真寺一通碑文来断定的，在当代回族史学界似乎是一种传统说法，已经约定俗成。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通过调研和查阅有关文献史料，结论是马文升家族不是回族，而是汉族。

一、马文升在历史上为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别号约斋，又号三峰居士，友松道人。

河南钧州（今禹州市）观耜园村人。

马文升自幼聪明好学，为父兄及乡邻所称道。

他在正统十二年（1447）中举人。

景泰二年（1451）登进士第。

在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时，马文升勤力自勉，为领台事王文、王翱所礼遇和器重。

先后出按山西和湖广，所到之处，翦暴除奸，震动甚大，有“神君”之称。

英宗天顺七年（1463），马文升任福建按察使。

当他离开福建时，福建的百姓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马使留来天有眼，冯公不去地无皮”，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和怀念。

成化元年（1465），马文升为南京大理寺卿。

成化四年（1468），平凉、固原一带满四变乱，官军进讨不利。

朝廷急召当时因父丧而归家的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总督项忠、刘玉等对满四展开围剿。

马文升迅速赶到固原，生擒满四，斩首7600余级，俘获男女2600名，解了边疆之危。

马文升以功擢为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陕西。

他在陕西修筑关塞要隘，增设卫所，选将练兵。

八年（1472），蒙古族叛乱，马文升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铁烈孙，战功显赫，又平定了西北一带与朝廷对抗的割据势力。

翌年冬天，残元孛罗忽、忽都鲁、癿加思兰等率军队分多路进犯边镇，被马文升一一击败，并擒获其平章迭烈孙，声名大震。

马文升还向朝廷上奏，赈济受灾百姓。

他在陕西数年，苦心经营，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安定。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为提督甘、凉、宁夏三镇军务。

此时，辽东地区军事紧急，翌年，明宪宗命他以兵部右侍郎整饬辽东军务，十四年（1478）又进为左侍郎。

当时，宦官汪直的亲信陈钺，在边陲以滥杀少数民族来冒功，几乎酿成巨变。

马文升亲自到辽东去宣读皇帝的玺书，慰抚少数民族，才转危为安。

十九年（1483）再进为左副都御史。

这期间辽东多事，马文升先后三次受朝廷派遣巡抚辽东，整饬辽东军务，安抚了辽东一带的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

他修城堡，练兵士，利兵甲。

特别注意抚恤军民，整肃军纪，从而使百姓安居乐业。

马文升在辽东时，因战功受到宦官汪直的妒恨，受到汪直的诬告，遂被宪宗捕下“诏狱”，又被谪戍重庆卫。

二十年，汪直败，才再度起用巡抚辽东，极受当地各民族人民的爱戴。

二十一年回京，升为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地。

同年冬天，再升为兵部尚书。

不久又遭到诬陷，又被降职，调南京任兵部参赞机务。

弘治元年（1488），孝宗即帝位后，拜马文升为左都御史。

自此，马文升成为孝宗身边的重臣和近臣，往往不离左右。

翌年，马文升为兵部尚书兼提督京营军务，他严核将校，罢黜贪懦者30余人。

因马文升久历边事，熟知戎务，被进为兵部尚书兼提督十二团营。

此后，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忠心耿耿供事于朝。

弘治初年，针对赋税徭役日益繁重，百姓痛苦不堪的情况。

马文升当面劝谏孝宗，并要求孝宗下旨，严令各部节省开支，不得向老百姓随意索税，立即停止修建各王府，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孝宗予以采纳，受到百姓的拥护。

当时还发生了新疆哈密卫被土鲁番人占据之事。

弘治四年（1491），马文升向朝廷提出，哈密归附元朝时间较长，其地方“有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人，而“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必须派元人后裔去管理，方可慑服其地。

明孝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封原哈密忠顺王脱脱的近族后裔，名叫陕巴的为哈密新忠顺王，并派人亲自送往哈密。

这一举动惹恼了土鲁番统治者阿黑麻。

六年（1493）阿黑麻夜袭哈密，劫走了陕巴及明朝授予的金印，引起明朝政府的严重关注。

在马文升的建议下，明朝廷拘留了土鲁番派遣入贡的使者亦满速儿等四十余人。

八年（1495），马文升率精锐兵士，日夜兼程，奔袭哈密，迫使阿黑麻于弘治十年（1497）送回了陕巴，哈密又重新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

马文升还向朝廷上奏“御边三策”，就如何加强明朝边防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在加强宣化、大同的防御方面，处理贵州、安南等处少数民族与官府的纠纷方面，马文升同样为朝廷立下了功劳。

在兵部13年，尽心襄务，屡平西北边塞。

马文升一生仕途坎坷不平，几起几落。

明朝中期宦官专权严重，马文升经历了英宗朝王振、曹吉样，宪宗朝汪直，武宗朝刘瑾等宦官窃权乱政的时期。

弘治初年，太监陈喜打着皇帝的招牌在祠庙内伪撰碑文，以刮骗百姓的财物，马文升即上《祛除邪术以崇正道疏》，借皇帝的名义除去了此害。

他再任兵部尚书13年，孝宗对他言听计从。

他忠心为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孝宗一朝之所以治绩远胜宪宗，这和马文升的关系很大。

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一部份）被安南国（今越南北部）侵占去了五个州的土地，占城国向明王朝求救，朝廷众议不决。

马文升立即会同礼部，对两国进贡使臣，陈述利害，晓知大义，促使安南国归还侵略占城国的土地，使两国又恢复了正常关系，后来马文升的继母赵夫人去世，他在家守丧未满，孝宗即诏他复职，并累进官职为太子太保。

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任吏部尚书，他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等多有建策。

十八年，马文升主持吏部考查朝中官员，他采取果断措施，淘汰不称职的官员2000余名。

接着在正德初年（1506），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时，马文升又承孝宗的遗诏，汰除传奉冗官。

同时，又把静海河一带的皇家庄园，改为收租的形式，由农民租种。

由此又触动了太监们的利益，太监王瑞诬陷马文升“违上欺君”，但内外大臣们都为马文升辩护，才使马文升免受灾难。

正德二年（1507）权阉刘瑾乱政，这时，马文升年事巳高，他连续上了二十一道奏章，辞官回到了家乡，屏居于三峰山之别墅中，更号“三峰居士”。

在马文升回家后三年，太监刘瑾诬告他在吏部任上“朋党”，将马文升予以除名，其家小皆遭诛连。

第二年，即正德五年（1510）六月八日，马文升含愤逝世，时年85岁。

葬于家乡以北大隗山麓。

起义军赵燧部至钧州时，以马文升家在钧州，舍之而去。

一直到刘瑾伏诛，马文升之冤才得以昭雪，被追赠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

“端肃”。

嘉靖初年，又加马文升为左柱国、太师。

马文升文武双全，著有《约斋集》及《奏议》、《三事记》若干卷。

《奏议》今有《马端肃公奏稿》十六卷本。

另外还有《西征石城记》一卷、《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记》一卷，合称《马端肃公三记》，流传于世。

马文升所作的诗，仅在清刻本《马端肃公奏议》之后附录有若干首。

《南征过桃花源》、《抚陕征西过陇关》等诗，都有边塞诗的特点，这与他多年的戎务生活是分不开的。

二、有关文献史料的记载和回族马姓冒用汉族马氏郡望、堂号的情况

从马文升的事迹来看，马文升的一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为官多年，他恩威并施，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使边陲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也维护了明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并使之统治更加牢固，马文升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另一方面，长时间与少数民族交往，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也是必然的。

由于马文升受到边陲各族百姓，也包括回族主要聚居区域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把他奉作“神”已在情理之中。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回回人士改马姓的居多，而马文升本身姓马，不管是出于宣传他的事迹也好，还是崇拜他的为人和品德也好，经明清传至民国，总之出自马依泽后裔民国史学家马以愚，他是安徽省怀宁（今安庆市）人。

他在其著的《中国回教史鉴》述其先世：

“余始祖依泽公，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西自鲁木来居中国之长安，官司天监……”，“余家由陕而豫，故先端肃公为豫人也。

”而把马文升也奉为自己的祖先，这种因素也不是没有。

据《多桑蒙古史》中称“鲁木地属小亚西亚，非波斯之务鲁木。

马氏者，其译音也。

是由原姓氏译为汉姓马氏，其族源则来自鲁木。

”怀宁《马氏宗谱·志尚公弁言》载：

“吾族系出西域鲁穆。

始祖讳系鲁穆文字，汉译马依泽公，遂以马授姓。

”就是说马依泽的马姓，为宋太祖赐姓马，是音译为汉姓的马氏。

《明史·马文升传》曰：

“马文升，字负图，钧州人，貌瑰奇多力，登景泰二年（1451）进士……。

”明朝学者焦竑辑的《国朝献征录》中有王世贞撰写的《吏部尚书马公文升传》曰：

“马文升，字负图，河南钧州人，生而有异兆……”明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李逊学撰写的《明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端肃、今皇上加赠左柱国、太师马公行略》曰：

“公讳文升，姓马氏，字负图，别号约斋，又更友松道人。

世为河南钧州人。

……”马文升的门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正德十四年（1519）任南京户部尚书的王鸿儒，在其撰写的《太傅马端肃公传并年谱》，谱主：

“马文升，字负图，号三峰居士，谥端肃，钧州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王圻和其子王思义编集的《三才图会·人物》，其中收录有马文升的画像和传，清朝纪昀等纂修的《四库全书·史部·马端肃奏议》提要：

臣等谨案，端肃奏议十二卷，明马文升撰，文升，字负图，均（钧）州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

“端肃”，事迹具《明史·本传》。

及清至民国有关省、府、州、县地方志，凡有马文升的列传中通篇找不到他为回族的记载。

民国时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就是居住在安庆城内的回族马姓人多势众，而汉族马氏势单力薄，为免遭外姓人欺负，考虑到都姓马，于是汉族马氏要求与回族马姓合谱，但当时安庆的回族人士大多不同意，恰恰也是这位马以愚先生却极力主张合谱，并做这些不同意合谱的回族人士的工作。

马以愚先生为什么主张合谱呢？

道理很简单，就是今天我们能够找到安庆汉族马氏的家谱，如上面记载马文升为他们的祖先之一，那就至少是个有力的佐证，来证实马文升的族籍。

清同治十三年（1874），安庆回族马姓纂修的家谱谱名为《马氏宗谱（铜柱堂）》，记载着其先世马依泽应宋太祖赵匡胤之请，由西域鲁穆入中原修订历象，后定居于陕西泾阳县永安镇李（靖）尚书塔旁，至第十一世马乾玠任河南知府时，迁居新野，为由陕入豫之始；第十八世马哈直任指挥使时，又由新野迁居安徽怀宁，为豫入皖之始。

马哈直重孙马方伯弟兄三人立谱派，谱字为：

“一士如玉邦家光，迪宏祚吉肇自扬；徽声上国宣和起，紫极纶新颂辅良。

”谱中还收录有马孔斯、马大用、马邦彦、马家贵、马光德、马迪驯等人的事迹，是以安庆回族马氏为主体。

其迁徙路线是；西域鲁穆—→陕西泾阳—→河南新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

安徽怀宁《马氏宗谱》记载，马依泽，西域鲁穆人，《多桑蒙古史》考证：

鲁穆今属土耳其共和国辖地。

宋建隆二年马依泽来华修历，历时2年，宋太祖封他为侯爵，后定居陕西泾阳永安镇李（靖）尚书塔旁，其后迁居山西大同。

马依泽有二子，长子马额曾，宋太宗至道三年（997）袭侯爵，授司天监监正，次子马怀亦，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封承德郎，任司天监监副。

至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前，已传30代。

洪武二十八年（1395）马哈直一代起由山西大同迁居安徽怀宁（今安庆市）。

其迁徙路线为：

西域鲁穆—→陕西泾阳—→山西大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

同为马依泽家族的两部家谱大相径庭，其迁徙时间、迁徙地点、世次这些重要记载上都不相同，个中原因恐怕只有这一家族的成员才能解释清楚。

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回族到后来也重视了家谱的纂修，其中有的回族马姓还把汉族马姓的郡望当作自己的祖籍，还有的冒用汉族马姓的堂号，其中马依泽家族的家谱《马氏宗谱（铜柱堂）》就是冒用汉族马氏的堂号。

早在东汉建武二十年（44）秋九月，在交趾，伏波将军“马文渊（马援）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返，居寿冷岸南面对铜柱，悉姓马，今有二百户。

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

”“立铜柱为汉界，一在钦州之西三百里分茅岭东界；一在凭祥州南界；一在林邑北为海界；一在林邑南为山界。

铭之曰‘铜柱折，交趾灭。

’”马援为第一位汉族马氏立铜柱的著名人物。

第二位立铜柱的是马总（？

—823），字会元，唐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人。

马总也是一位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注重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好官，因而在安南、广西等地均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戴，威信很高。

马总发扬了汉代马援的遗风，他于汉所立铜柱之处，又立了两根铜柱，用铜1500斤，铜柱上镌刻着唐朝的威德，以继承汉代伏波将军的遗愿。

马总以安抚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之功，被朝廷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官至户部尚书。

韩愈有赠马总的诗“红旗照海压南荒，征入中台作侍郎”来歌颂他。

第三位立铜柱的是马希范（898—947），字宝规，为五代时楚国王马殷第四子。

应顺元年（934）春正月，后唐封马希范为楚王。

马希范在任期间，做了一件大好事，应值得大书特书，就是加强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

当时马氏交往频繁的辰、溆、溪诸州的土家族。

后晋天福四年（939），其首领、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锦（今麻阳）、奖（今芷江）、溪（今保靖、永顺、龙山）诸蛮，大举东侵辰、澧二州，马希范与彭士愁双方为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投入了几十万军队，进行了有名的“溪州之战”。

溪州之战以彭士愁战败而告终，遂携三州牌印请降。

楚军班师回长沙。

马希范宽宏大度，未穷追猛打，斩尽杀绝，而是化干戈为玉帛，双方议和，后晋天福五年（940），马希范用铜5000斤铸成铜柱，柱呈六稜，内空，柱高一丈二尺，埋入地下六尺，竖立在溪州（今湖南省永顺县）会溪坪，以铜柱为界。

铜柱柱面铸有2118个字，由楚天策府学士李宏皋撰写铭文，马希范铭刻誓词，来显示唐朝的威德，表明自己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裔。

此后彭士愁的长子彭师裕守下溪州，次子彭师杲守保靖州，子孙世代沿袭，统治着土家族地区，自立铜柱至北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60余年间，保持了安定。

彭氏家族从开平四年（910）起，历马楚、宋、元、明迄于清初，再也没有燃起战争的烽火，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才结束了817年的土司统治的历史。

因此，汉族马氏宗族早有“铜柱堂”之堂号。

随着岁月的流逝，马援、马总所立的铜柱早已湮灭，但马希范所立的铜柱，至今保存完好，不仅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汉族马氏家族历史有力的佐证。

至今湖南省永兴县马殷第二子马希声的后裔们仍沿用着“铜柱堂”之堂号。

汉族马氏早在战国末期就从河北邯郸迁到了陕西咸阳，此后马氏在扶风一带发展壮大，成为名门望族加外戚之家，儒学兴盛之家族，这就更加使汉族马氏人口迅速发展，进而历朝历代马氏从扶风迁徙至全国各地，扶风为汉族马氏的郡望，并作为堂号。

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为光大马氏门楣的重要人物，又有“伏波堂”。

所以，“扶风堂”、“伏波堂”、“铜柱堂”就成为了今天汉族马氏使用最广泛的堂号。

由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寻根问祖百家姓·马姓》专题片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镜头，就是全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长子马崇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着门上挂着的一块匾，匾上书“扶风后人”四个大字，说自己是“扶风后人”。

回族的历史及回族马姓的来历，研究少数民族史的专家、学者们再清楚不过了。

还有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族的一支马氏，其族谱也用的是“铜柱堂”。

回族哪来的扶风、铜柱一说呢？

笔者不禁要问，哪朝哪代扶风是回族的郡望和发祥地？

哪朝哪代哪位回族人士在什么地方立过铜柱？

因此，安庆和仙桃回族马氏和马崇仁先生是冒用汉族马姓的堂号和郡望。

在这里有必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事实就是事实，来不得半点虚假。

所以，从另一个侧面，至少可以断定马文升的族籍有着攀附的嫌疑。

三、禹州有关文献和文物古迹及其马文升后裔的反映

回族史学家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中曰：

“重庆清真寺二：

一在十八梯，今名中兴路。

是寺为先端肃公于明成化时，遭中官汪直之谗，谪戍重庆时所建。

”而且白寿彝先生也是根据其寺中的一通古碑文来断定马文升为回族的。

但古碑及碑文的拓片下落在何方呢？

现禹州市文物所还保存着马文升墓碑，其《明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端肃马公文升墓志铭》上也通篇找不到马文升为回族的记载。

而且全文均为汉族文字镌刻，墓志盖为篆体字，墓碑上找不到一个阿拉伯文字。

在禹州城北十二里处，具茨山麓朱阁乡还有马文升的坟墓，俗称“马坟”，其埋葬所在附近的村子，村名也叫马坟，在禹州是很出名的，站在村西约300米马文升的墓地向远处眺望，杏山静默，湫水长流，这里曾经是探幽寻古的名胜之地，难怪明代钧州阳翟（今禹州市）人，进士和诗人王尚纟冏，他在拜谒马文升陵墓后，感慨万千，留下一首《马少师坟》诗，诗曰：

“展墓春风一望多，杏山湫水入吟窝。

少师功业穹碑在，千载行人仰伏波。

”

诗中马少师坟，即指马文升坟。

杏山湫水分别在马坟北和南边。

少师，当然是指马文升。

穹碑，泛指高大的墓碑。

伏波，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指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在这里诗人的用意就不言而喻了。

马文升如不是汉族，诗人是不会以汉族马氏第十一世祖马援与之相比喻的，并出现在同一首诗里，这首诗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文升是汉族。

对马文升陵园情况，禹州市八届政协委员，原市文化馆馆长，现已78岁的曹子元老先生在他的《明少师吏部尚书马文升陵园》一文中写道：

“该陵园面积120亩，四周砖砌双层围墙，其内墙为城垛式，厚约2市尺，高约9市尺，从远处看去，陵园好似一座城池的缩影。

陵园位在杏山之阳，由下而上，因以山势坡度而建形成4个台地，三门三院。

其三道门的建筑结构皆为过洞形门口，进深一间，洞顶为歇山单檐九脊四坡式，绿色琉璃瓦覆盖洞顶。

陵园坐北面南，头门前数米面南立石碑坊一座，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处。

石碑坊后，头门前左侧面南立‘明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端肃马公文升陵墓’石碑一通。

进入头门，中有甬道，穿过二门、祭堂、三门直通墓冢台地。

甬道建在中轴线上，用青砖铺成，砖的两侧加砌青石。

头门内，甬道两旁立有用青石雕刻的俑、猴、羊、马、虎、侍人等石俑石兽，双双对立，造形生动，雄伟壮观。

从石兽后，便要步上第一台地，这里甬道两侧建有廊房，为祭奠者歇息之处。

由此拾级而上，通过二门，进入第二台地，园中建祭堂，祭堂前立功德碑五通，西三东二，由此再北进。

穿过三门，即入第三台地，正中亦建祭堂一座，从第二祭堂向北数步，拾级上去，便是第四台地，即墓冢区。

墓冢中高侧低，成缓坡状，墓冢周围数百株苍松翠柏，遮天盖地，阴森骇人。

民国年间，围墙、祭堂等被拆光，古柏殆尽，仅存的石兽及墓冢，在十年动乱中，被打砸抢者毁坏。

”马文升的后裔们谈起这些就痛心疾首，马文升的第十五代孙马佩珷老人说，先祖马文升的墓室虽然未被掘开，但现在只剩下十米方园的墓土堆，原墓前的石人、石马、石香炉、石供桌等都被砸碎烧成了石灰，真是可惜呀！

禹州城内原有十几座气势宏伟的牌坊，其中十座是专为马文升而立的，均为明、清两代建筑，为马文升立的牌坊分别为“泮宫坊”，坊额东面题曰：

“德配天地”，西面题曰：

“道冠古今”，“古颖川郡坊”，“嘉惠元元坊”，“冢宰坊”，“太师坊”，“三孤里坊”，“绣衣坊”，“进士坊”，“少保坊”，“左柱国坊”又称为“五朝元老坊”。

其中南大街的“五朝元老坊”为一座跨街牌坊，“该坊通高约十二米左右，东西横跨宽约八米左右，四柱三间，在四柱的南北两面。

各置一抱鼓石支撑着柱体。

中间及两侧间坊顶，分别用相应的三块青石，仿明朝宫殿建筑式样，雕成五脊四面坡单檐简瓦坡式。

坊顶之下，坊额之上，雕饰仿木结构斗拱。

斗拱下中间坊额：

南面是‘五朝元老’，北面为‘昭代名臣’”。

另外还有“五马寻春坊”是为马文升的长子，官至六安州知州马璁立；“进士御史坊”是为马文升的堂兄马文麟之孙，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江右参政，曾任过御史的马纪立；“世御史坊”是为马纪、马斯臧父子立，马斯臧，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山西布政司左参议，也曾任过御史。

此外，当地父母官为祭祀禹州籍名宦，而建有“乡贤祠”，此祠明代建，明末毁于战火，清顺治十八年（1661）由知州史廷桂重建，雍正十二（1734）年由学正孙铸重修，其中祀有马文升、马安、马纪。

清雍正六年（1728），由知州黄敬中创建的“忠义祠”，其中中楹祀有马文升。

这十几座牌坊和“乡贤祠”、“忠义祠”，现已荡然无存。

令人可喜的是，禹州城北关门外，路西约50米处，还保留有马端肃公祠，又称“马家祠堂”，为窑洞式的明嘉靖年间建筑，祠堂内供奉着马文升塑像，祠堂两侧镶嵌着一些珍贵的碑刻，其中有当年官方为马文升举行悼念活动的记载。

这些建筑物，包括马文升陵园建筑，均为典型的汉族建筑风格，没有一点回族和穆斯林建筑风格或回族墓式及阿拉伯文字的痕迹。

不知持马文升家族为回族说的专家、学者们作何解释？

曹子元老先生认为，马文升家族是汉族，不是回族。

并说当时这些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绝不会去虚构。

马文升的第十五代孙，77岁的马佩珷与第十八代孙，60岁的马炎甫俩人专程从禹州给笔者送来《扶风（马氏）族谱》，此家谱为清康熙六十年（1721）修，道光八年（1828）重刻本，经过177年岁月的沧桑，家谱已残破不堪，纸面已全部发黄，但一些主要内容，如序言、世系、墓表、传等还依稀可辩。

家谱的封面上是“扶风族谱”，谱内有“马氏族谱卷之三”、“马氏族谱卷之四”，所以，这部家谱谱名应为《扶风（马氏）族谱》。

扶风是汉族马氏的郡望和堂号，从而证实了马文升家族为汉族。

谱内世系第一代为马伯川，记载曰：

“晋洪洞人也，明初太祖以中原凋丧，迁山右大族以实河南……”。

马文升为第五代。

谱中的序言为第十二代马相晋所撰写，马相晋，字三士，号仁奄，以贡生任河南府登封县儒学训导，他在康熙六十年所作的序言中曰：

“吾祖自晋洪洞迁於此越十三世矣……”，其迁徙路线是：

陕西扶风—→山西洪洞—→河南钧州（今禹州市）。

“扶风（马氏）族谱”内“马氏族谱卷之三”为表传，收录有明大学士李贤分别为马文升之父马荣，堂兄马文麟撰写的《明封文林郎监察御史公墓表》、《江阴县尹见图公传》，明兵部尚书刘大夏为马文升撰写的《左柱国太师端肃公传》，明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状元，修撰舒芬为马纪撰写的《京畿道监察御史公传》，明大学士高拱为马斯臧撰写的《广东道监察御史公传》，明编修邹德溥为马悫撰写的《户部主事嵩嶽公传》，马元英为其高祖马呈瑞撰写的《先高大父宿迁县县丞府君墓表》，清辰州别驾刘湛为马呈书撰写的《清光州儒学训导鉴塘公传》，清翰林宫詹耿介为马濬撰写的《郡庠生学海公传》等9篇表传，从这些表传中也找不到这一家族为回族的任何记载。

马炎甫说，这册家谱是他的86岁老父亲亲自收藏的，他的家现还住在“马家花园”，他的父亲把家谱藏在屋里青砖砌的夹墙里，躲过了历次劫难，保存至今，并当作命根子，平时秘不示人，这次为了证实他们是汉族，才让其子送来武汉让笔者查阅。

马佩珷老人说，他们从不知安徽安庆有祖先马文升的分支，既然安庆回族马姓认为马文升是他们的先祖，为什么不到禹州来寻根祭祖呢？

我们历来与安徽回族马姓没有任何联系。

根据《明史》、《明实录》等文献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先后从山西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共计移民18次。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

元末的河南十分荒凉，自然成为明初移民前往的重点地区。

河南省移民以“太祖时徙民最多，”其次为永乐朝。

明朝初迁山西民于河南最早的时间为洪武二年（1369）。

其实历史文献对于明初的移民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就开始了，到永乐十五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