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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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
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
历史有许多不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这么多文明社会居然会一下子崩溃。
但是，很少有人明白，这些文明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乃是它们赖以存活的环境资源的破坏。
懂得文明社会崩溃的曲线是急转直下的，更罕见其人。
事实上，一个社会从其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巅峰走向灭亡，只需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够了。
最近考古学发现，许多很不相同的古代文明的崩溃历程却是惊人地相似。
如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美国西南部的阿那萨齐族，圣路易斯郊外的卡何齐亚土丘的建造者，格陵兰岛的古挪威人，复活岛雕像的建造者，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柬埔寨的吴哥窟。
这些文明以及其他许多文明，遭受到不同形式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迁，由此产生的衰落以及与同样遇到环境问题的邻居的贸易衰退，使入侵民族有可乘之机。
由于达到巅峰状态的人口、财富、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对环境的影响也达到了巅峰状态，接近了破坏资源的临界点，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文明社会的崩溃为什么会在达到巅峰之后不久就迅速出现。
种种破坏因素纷至沓来，而文化态度又使掌权者无法察觉或解决这个危机，使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如今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有些人不承认健康的环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他们最多认为环境问题只是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之一，一个“小问题”而已。
产生这种无知态度的基础便是三个危险的错误认识。
最严重的错误认识是：
我们必须平衡环境与人类需求的关系。
这种推理实在是本末倒置。
人类需求和健康的环境并不是需要进行平衡的对立关系，它们是一种不留情面的因果链关系。
我们所以需要健康的环境，是因为我们需要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木材，需要海里的食物，需要土地和阳光来种庄稼。
我们需要功能正常的自然生态环境，利用其中天然的蚯蚓、蜜蜂、植物和微生物等物种来滋养和净化我们的耕地，为我们的庄稼授粉，分解我们制造的垃圾，产生我们所需的氧气。
我们需要使杂草、细菌和其它有害物种不要顽固地侵入不属于它们滋生地的场所，不要侵入能造成经济破坏的地方。
我们需要健康环境的最强烈的原因乃是为我们自身利益着想：
我们需要这种环境是为我们自己，决不是为了濒临灭绝的物种。
另一个流行的误解是：
我们可以相信技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不管什么名目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被看作有望通过技术来解决的问题。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开发氢能、风能或太阳能来解决我们对矿物燃料的依赖。
有人相信可以通过新的、不久就可研制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来解决我们的食物问题。
有人相信新技术会成功地清除空气、水源和食品中的有毒物质，无需像现在这样花费巨大成本。
有这些想法的人认为凡新技术最终都会成功，但事实上有些技术会成功，有些则不会。
他们以为新技术会迅速成功，并发挥巨大的威力，但事实上所有重大的技术变革要花5年到30年的时间来开发和实施。
他们又认为凡新技术都不会引起新的问题。
而事实上技术只是使功率增强而已，功率增强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
目前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现在的技术始料不及的有害结果。
虽然技术会解决以前的技术产生的问题，但根本没有理由认为技术会奇迹般地不再产生新的意外问题。
最后一个误解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都是些散布恐惧、反应过度的偏激者，他们过去一直声称灾难即将来临，结果是杞人忧天，以后也会是小题大做。
乐观主义者说道：
请看，我们的水龙头依然在流着可食用的水，草地还是一片翠绿，超市里食物琳琅满目。
情况比以前更繁荣，这足以证明我们现在的系统是行得通的。
然而，对那些不断给我们带来更多麻烦的数十亿人来说，却谈不上有什么清洁的水，翠绿的草地也越来越少，根本就没有食品丰裕的超市。
如果要理解这几十亿人的环境问题对我们美国人所具有的含义，不妨比较一下下面两张国家的名单。
首先请某个除了环境情况外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生态学家，要他列出一张面临最严重的环境压力或人口过剩的国家的名单。
他会说，“那还用问，这是明摆的嘛，遭受环境压力或人口过剩的国家的名单一定会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布隆迪、海地、印尼、伊拉克、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索马里等等。
”然后请某个对环境和人口问题一无所知的第一世界政治家，要他列出一张国家的名单，这些国家必须遭遇到空前的麻烦，政府或者已经失去作用，或者由于最近的内战即将崩溃，这些国家由于自身的问题给我们第一世界带来了麻烦，非法移民蜂拥而入，我们不得不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甚至可能决定进行军事援助来解决那里的叛乱或恐怖分子，甚而至于被迫派出我们的军队。
这位政治家会这样回答，“那还用问，这是明摆的嘛，遭受政治麻烦的国家名单一定会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布隆迪、海地、印尼、伊拉克、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索马里等等。
”
这两张名单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像过去一样，遭受环境压力、人口过剩的国家，就会遭受政治压力、政府崩溃的命运。
人们生活遇到问题，就会铤而走险，就会责怪政府，认为政府对问题负有责任。
他们会不惜代价地流亡国外。
他们会发动内战，相互厮杀。
他们觉得再没有东西可失去了，于是便沦为恐怖分子，或者同情恐怖分子。
其结果便引发布隆迪、印尼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阿富汗、印尼、尼泊尔、菲利宾和所罗门群岛的内战；要求第一世界对这些国家派兵的呼吁便应运而生；中央政府哗然倒塌，如索马里；贫困便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美国怎么样呢？
有人认为，古代文明社会的环境崩溃对于人口过剩、远在天边的卢旺达和环境惨遭破坏的索马里目前的惨状也许可以有所借鉴，但如认为我们国家的命运有什么可比性，岂非笑话？
我们会这样认为，古代社会并没有现代的环境技术，它们不幸遭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又傻乎乎地自己糟蹋了环境，比如肆意砍伐森林，听凭表土层流失，在缺水的干旱地区建立城市。
他们的领袖也是傻乎乎的，没有书籍，无法向历史学习，而且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战争，又不注意国内问题。
随着周边一个个社会的崩溃，大批移民蜂拥而入，他们听凭经济难民来加重尚未崩溃的社会的资源负担。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美国与古代社会没有相同之处，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呢？
这种论调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的潜意识和公众言论中，似乎客观现实就是这样了。
我们觉得我们与众不同。
实际上古代社会也认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到崩溃的那一天。
古玛雅社会是1200年前西半球最先进的社会，他们像我们一样，当时处在其力量的顶峰。
对其迅速崩溃进行思索不失为一贴清醒剂。
大卫·韦伯斯特的《古代玛雅的衰亡》和理查森·基尔的《玛雅大干旱》这两本优秀着作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玛雅文明的发展轨迹。
他们的研究说明，即使像玛雅那样高度发达的社会，也会遭到诸如降雨、农耕方式和领导人动机等微小因素的破坏。
如今，已有数百万美国人参观过玛雅遗迹。
大多数遗迹是大庙宇和纪念碑，处在热带季节林的包围中，远离现在人类居住的地方。
它们是“纯粹的”考古场地，就是说其场地现在无人居住，因此没有为后来的建筑所掩盖。
那里之所以无人居住，一个原因是玛雅故地对农民产生了环境挑战。
尽管那里从5月到10月是难以预测的雨季，但从1月到4月却是旱季。
如果你集中注意它干旱的月份，你会把尤卡坦描述为“季节性沙漠”。
从农民的角度看，复杂的是尤卡坦南部地区多雨，而该地区海拔最高。
尤卡坦地区大部分是石灰岩，因此雨水直接流向洼地，留不住表层水。
北部海拔较低地区通过很深的叫做“灰岩坑”的洞穴可以碰到地下水位。
住在海岸低地的玛雅人只需挖个75英尺深的井就可接触地下水位。
但是大多数玛雅人住在南部。
他们如何解决所有的问题呢？
技术解决了问题。
玛雅人在灰岩坑的底部和边上涂上灰泥堵住漏洞，形成水库，用来接收雨水备旱季使用。
例如，玛雅蒂卡尔城的水库能供1万人使用18个月。
如果干旱超过18个月，蒂卡尔居民便麻烦了。
玛雅农民主要种植玉米，根据对玛雅人骸骨的同位素分析，玉米占了食物的70％左右。
他们种植玉米的方式是在森林中开出空地，种上玉米，种了几年，肥力耗尽便休耕几年，等肥力恢复再种。
这种农作方式只能维持有限的人口。
但考古发现，玛雅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农业的承受能力，每平方英里约有250到750人。
玛雅人养活这么多人的方式可能是缩短休耕期，以耕代养，或完全舍弃休耕，在湿润地区可能一年两熟。
分等级的社会分为农民阶层和不生产的非农民阶层，后者寄食于农民。
不生产的消费者数量取决于社会的农业生产力。
在如今的美国，农业高度发达，农民占总人口的2％，一个农民可养活129个人。
古埃及的农业也很发达，一个农民可养活6个家庭。
但玛雅农民一个只能养活两个家庭。
玛雅人口的80％是农民。
由于农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
比如，玉米的蛋白质含量比小麦低，玛雅人饲养的少量食用家畜没有牛和羊。
玛雅地区气候湿润，不适于储藏玉米，因此在漫长的干旱期食用丰年储存的食物是行不通的。
他们也没有牲畜来承担耕作和运输工作，更没有金属工具了。
这些食物供应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可以说明为什么玛雅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一个个相互不断打仗的小国，他们从来也没有统一成大帝国。
玛雅军队也是小规模的，无法进行长途征战。
玛雅王国通常只有5万人左右，王国的半径只有两三天路程的距离。
从一些玛雅王国的庙宇顶部可以看见其他王国的庙顶。
主持庙宇的是国王，国王既是主教又是政治领袖。
国王的责任是祈祷上苍，执行祭天和历法仪式，确保及时降雨，负责带来繁荣。
由于国王宣称与上帝具有家族关系，因此他具有实现上述责任的超自然能力。
当然，如果他无法招致降雨和繁荣，臣民们便有醒悟的危险。
古玛雅社会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它尽管有种种限制，依然延续了500多年。
玛雅人自己认为他们已经存在了更长的时期。
他们着名的“长数历法”从开元日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
玛雅文明的物质证明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真正的建筑物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文字出现在约公元前400年。
现在所说的玛雅古典社会约从公元250年开始，之后玛雅人口便呈指数级上升，到公元8世纪达到顶峰。
最大的纪念碑是在8世纪末建立的。
这一文明社会的各项指标在整个9世纪都在下降，纪念碑上的最后日期是公元909年。
玛雅人口和建筑的衰亡过程，就是众所周知的古玛雅的崩溃。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仔细看看洪都拉斯西部着名的考潘城遗址吧。
考潘地区最肥沃的土地是5块沿河区域，总面积只有1平方英里，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着名的考潘方地，约有半平方英里。
考潘周围的土地都是贫瘠的陡峭山地。
就是今天，沿河区域的玉米产量也是山地产量的两到三倍，这些山地耕种10年肥力就会迅速流失，变成不毛之地。
从房址的数量来判断，考潘流域的人口从5世纪开始急剧上升，到公元750—900年达到顶峰，约有2万7千人。
从公元650年以后，颂扬国王的皇家纪念碑变得特别巨大。
公元700年之后，其他贵族也开始修建自己的宫殿，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考潘地区最后一批大型建筑是在公元800年左右建立的，一个未完工的祭坛上刻着最后的日期，是公元822年。
对考潘流域不同居息地的考古调查发现，这些居息地呈现有规律的前后次序。
第一个农耕区域是考潘方地，接着是其他四块低地。
这期间人口在增长，但山地依然无人居住。
所以说，增加的人口所需的食物一定是靠低地区域生产率提高来解决的。
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可能是缩短休耕期和复种相结合。
到公元500年，山地开始有人居住，但居住期很短暂。
考潘山区总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在公元575年达到高峰，随后便下降，人们又开始集中居住在低地了。
什么原因使山地的人又回到低地呢？
从低地房基的挖掘中，我们看到这些房基都被第8世纪的沉积物覆盖了，就是说山坡在土壤流失，养分可能都失去了。
流入低地的酸性山土可能影响了农业产量。
山坡遭侵蚀的原因很明显：
过去覆盖山坡、保护土壤的森林被砍掉了。
当时的花粉样本显示，曾经覆盖山坡的松树林最后被砍得一干二净，都当燃料烧掉了。
砍伐森林不仅使低地形成大量沉积物，使低地居民失去了木材来源，而且还在低地区域造成了“人为干旱”，因为森林在水循环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大规模森林砍伐会造成雨量的降低。
考潘考古场地所发现的数百具骸骨，经研究都发现了疾病和营养不良的症状。
这些骸骨信号说明，从公元650年到850年，考潘居民的健康严重恶化，不管是上层人物还是普通人都这样，当然，普通人情况更糟。
请记住，当山地有人居住的时候，考潘人口在迅速增长。
随后人们统统放弃了山地，意味着以前靠山地养活的多出来的人口，现在统统成为低地的负担了，越来越多的人为只有1平方英里的低地的食物展开了竞争。
农民为争夺好地或任何土地展开了斗争，就象现在卢旺达的情况一样。
由于国王无法兑现降雨和繁荣的承诺，他大概成了这次农业惨败的替罪羊，所以我们所知道的最后有国王的日期是公元822年，皇宫也在公元850年左右被焚毁。
玛雅人制造石器工具所用的黑曜岩，经年代测试，说明考潘地区人口的下降速度，比国王和贵族的消失信号更缓慢。
估计在公元950年人口还有万人左右，是高峰期的55％。
人口继续下降，直到约公元1235年以后，该地区才找不到有人的迹象。
之后森林树木花粉的再次出现，也证明了低地地区已经没有人烟。
这里所叙述的玛雅历史和考潘的详细情况，足以说明我们何以称之为“玛雅的崩溃”。
但玛雅故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这至少有5个原因。
玛雅不仅经历了这个主要的古典期崩溃，古典期以前还有过至少两次较小的崩溃，约在公元150年和600年，古典期后也有过小规模崩溃。
古典期崩溃很明显不是彻底崩溃，因为还有数万玛雅人存活下来，他们居住在水供应比较稳定的地区，遇到了西班牙人，并展开厮杀。
在某些地方人口衰亡比长数日期数的衰落要缓慢。
许多城市的衰亡只是“权力循环”而已，即城市间此消彼长，总人口没有变化。
最后，玛雅地区不同地方城市的兴衰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有些考古学家只看到这些复杂因素，根本不承认有过什么“古典玛雅的崩溃”。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何以解释玛雅人口的90％～99％在公元800年左右消失了呢？
何以解释王国制度、长数历法、其他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都一起消失了呢？
不过，首先要搞清战争和干旱的作用，才能理解上述文明的消失。
考古学家长期认为古玛雅人是性情温和的和平民族。
可现在知道，玛雅战争是激烈的、长期的、不可调和的，因为食物供应和运输的限制使玛雅各候国不可能连成一个大帝国。
考古记录显示，到古典期崩溃时，战争更加激烈频繁。
二战后各类考古发现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许多玛雅遗址周围都有坚实的防御工事；1946年发现的波拿蒙派克遗址的石头纪念碑和壁画上刻着战争和俘虏的生动画面；对玛雅文字的解读发现都是皇家吹嘘征服的铭文。
玛雅国王相互打仗，以俘获虐待对方为能事，其中一个不幸的失败者就是考潘的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就是我们难以忘记的“兔18国王”。
人们一再提到的干旱，也是理解古典玛雅崩溃的重要因素。
玛雅文明的兴起可能是公元前250年开始的多雨时期所促进的，公元125年以后的暂时干旱与有些地方发生的一次前古典小规模衰落有关。
这次衰落之后又恢复了多雨时期，建造了古典玛雅城市，约公元600年发生了又一次干旱，造成蒂卡尔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衰落。
最后，约在公元750年，发生了过去7000年里最严重的干旱，到800年左右干旱达到顶峰，古典期的崩溃可能与此有关。
受古典期崩溃影响最大的地区是南部高地，两个主要原因已经说过，一个是该地区人口稠密，另一个是地势高，离水位线太远。
古典玛雅崩溃期间，这里人口减少了99％。
1524～1625年，科泰斯率领西班牙军队经过曾经居住着几百万玛雅人的地区时差点饿死，因为那里已经荒芜人烟。
西班牙军队行军路线离开蒂卡尔和帕伦克等古典大城市的废墟只有几英里，但没看到一个人影。
人们从古典玛雅的崩溃中看到了越来越熟悉的征象。
一个征象是人口超过了可支配资源：
这个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就预见到这个难题。
韦伯斯特在《古玛雅的衰亡》中言简意赅地说道，“太多的农民在被过度利用的土地上种植了太多的庄稼。
”人口在增长，由于砍伐森林和山土流失，可用地面积反而减少了。
另一个征象是随着增多的人口争夺减少的资源，战争频仍起来。
已经成为地区特色的玛雅战争在崩溃前达到了顶峰。
这并不奇怪，想想看，一个比科罗拉多州还小的地方居然挤了至少500万人。
按照农耕社会的标准，这个密度是相当高的。
使事情恶化的是干旱。
这虽然不是玛雅第一次经历的干旱，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以前遇到干旱时，玛雅地区尚有无人居住的地方，干旱地区的人可以迁移到别处以求生存。
但到古典崩溃期，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无人居住的可用地了，依然有可靠水源的少量区域便无法容纳全部人口。
最后一个征象是政治征象。
为什么国王和贵族看不到问题呢？
显然，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使自己富裕、如何打仗、如何建纪念碑、如何相互竞争、如何向农民勒索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他们的全部活动等短期目标上了。
就像人类历史上大多数领导人一样，玛雅国王和贵族没有闲暇来关注长期问题。
这些征象在今天怎么样呢？
美国同样处在国力的顶峰期，同样遇到了许多环境问题。
大多数人都有了越来越拥挤的感觉和压力感。
住在美国大城市的多数人不断碰到上班耽搁的事，因为人数和车辆数的增长速度比道路发展得快。
许多人对世界遭遇到人口问题这个观点在抽象的理念上表示怀疑，可是同样是这些人，却不断抱怨他们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拥挤、空间狭小和交通问题。
美国的许多地方都遇到了用水受制的问题；砍伐业和西部山区的森林管理措施造成了森林火灾；北部大平原地区的盐化、干旱和气候变化夺去了耕地。
许多人经常遇到空气质量问题，有些人也遇到水质和水口味的问题。
美国正在丧失经济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
美国已经失去了美国栗树、大岸滩鳕鱼场、蒙特里沙丁鱼；正在失去旗鱼、金枪鱼、切萨皮克湾牡蛎和榆树；表层土也在渐渐流失。
不止如此，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通过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当前国民经济紧缩的形式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紧缩本身就是与石油依赖有关的政治问题的部分结果。
美国的许多地区面临着清除有害物质的巨大压力，最严重的是蒙大拿矿山和皮萨切克湾区域。
美国还面临着费用昂贵的消灭从其他大陆传播来的几百种有害物种的问题，如斑马贝、地中海果蝇、亚洲长角甲虫、水风信子和有斑矢车菊，这些东西正在影响美国的农业、森林、水道和牧场。
这些环境的特殊问题加上其他许多一般的问题，从资源损失、清除和恢复的成本，以及为失去的资源寻找替代物的成本的角度看，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有些问题，尤其是空气质量和有害物质问题，还要求付出保健成本，这个成本无论以美元计算还是以寿命缩短或生活质量下降来衡量，都是巨大的。
即使不算上国外环境问题需要美国支付的成本，美国国内的环境问题成本就已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
美国糟糕的前景中最好的一种就是经济的缓慢衰退，就像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当初发生的情况一样。
事实上，就在不知不觉之间，美国的经济已经踏上了衰退之路。
不妨仔细算算美国的国家债务、政府每年的预算赤字、失业统计以及投资和养老金的价值吧。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环境问题还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如今环境遭到破坏、人口过密的遥远国家的环境问题也成了美国的问题。
人们对全球化的习惯思维方式是：
富裕的第一世界在把好东西传递给第三世界穷国。
其实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交流和运输的改善而已，许多东西是双向传递的，不仅仅是第一世界把好东西传递给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现在也可以有意无意地把它们的坏东西传递给第一世界，如恐怖分子、艾滋病、SARS、霍乱和西尼罗河热病等病毒，以及其他一些第三世界问题。
美国已经不再是3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是个严密的堡垒了，它已经与其他国家不可逆转地连在了一起。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也是最大的输出国。
美国社会早就选择走与全球连锁这一条路了。
这就是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稳定性问题现在都会影响美国、影响美国的贸易路线、海外市场和海外供应商的原因。
如果在10年前，请一位政治家列出一张由于遥远、贫穷和弱小而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没有关系的国家的名单，那么首选的国家应该是阿富汗和索马里，但不久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便突然增强，竟使我们必须派军队去了。
由此可见美国现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是多么强烈了。
玛雅的“全球化”仅仅局限在尤卡坦地区：
尤卡坦南部的玛雅人影响了北部的玛雅人，可能对墨西哥地区也有影响，但绝不会影响到索马里。
那是因为玛雅的运输很慢，而且是短途的，运输量也很小。
我们的运输却快得多，运输量也大得多。
玛雅人生活在“全球化的”尤卡坦地区，而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地球上。
如果上面的推论算得上非常浅显明白的话，人们就会奇怪：
为什么如今的掌权者没有看到这点呢？
为什么玛雅及其他古文明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看到并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当玛雅人看到人们在砍伐考潘山坡上的最后一个松树时，在想些什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鉴。
古文明社会之所以不能预见到即将出现的问题，或问题出现了却不能感觉到，或即使感觉到了却无法加以解决，存在着至少十几个原因。
所有这些原因现在依然在起作用。
现在来谈谈其中的三个。
第一，察觉上下波动很厉害的某些量的缓慢趋势是较困难的，例如季节性温度、年降雨量和一些经济指标。
如果尤卡坦的年降雨量忽上忽下，有几倍的落差，玛雅人就难以及时察觉即将来临的干旱，等到醒悟为时已晚。
由于存在着自然波动情况，所以所有气候学家只是在最后的几年才能确定气候变化的现实，所以我们的总统迟迟不肯相信，坚持要多做些研究来测试测试。
第二，即使问题已被察觉，掌权者由于其短期利益与我们大家的利益存在冲突，就可能不会努力去解决问题。
抽取石油，砍伐树木，肆意捕鱼，由于能带来钱财和威望，对上层人物可能很有利，但从长期看对社会整体却是有害的。
玛雅国王只关心自己的声望，只关心下次战争能不能打赢，却把普通人及其后代的幸福抛诸脑后。
我们如今社会中那些具有最高决策权的人，照例通过对整个社会及他们本人的后代有害的活动来赚钱；这些决策人物包括安然公司的执行官员，许多土地开发商，以及对富人减税的提倡者。
最后，人们很难承认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政策是合理的。
例如，个人自由信念以及对大政府的不信任在美国人心中已经生了根，这些信念在一定场合的一定程度下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大政府要行使其合法作用，确保个人使自己地产价值最大化的自由权不能削弱全体美国人的集体土地价值的话，上述信念就会使我们难以接受这种作用。
并非所有的社会都会犯致命的错误。
世界上也有繁衍数千年没有崩溃的社会，如爪哇、汤加和日本。
如今，德国和日本很成功地管理着他们的森林，其森林面积还在扩大。
阿拉斯加的鲑鱼和澳大利亚的龙虾正在受到可持续性管理。
多米尼加共和国还不是个富国，却已经制定了一套备用的保护区综合系统。
有些社会具有良好的环境意识，有些社会却没有，其中有什么秘密吗？
显然，答案一部分在于领导人个人的智慧。
答案的另一部分在于，社会的组织结构要使决策者与民众固有的利益冲突达到最低化。
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使得安然公司、蒂科公司、阿代尔非公司的执行官员官能够正确地计算出，如果他们掠夺公司财物的话，他们就能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们很可能可以带着掠夺物悄然离去。
使这类利益冲突最小化的社会范例是荷兰，荷兰公民可以说是全球环境意识最强的，他们参加环境组织的人数最多。
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最近我去荷兰旅行，我在驾车驶过乡间时，对我的三位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说，你朝四周看看，你看到的这些农田都在海平面以下。
荷兰总面积的1/5在海平面以下，比海平面低22英尺，因为这些地方过去是浅水湾，是我们筑堤坝围住，慢慢抽出水才出现陆地的。
人们把这些土地称作“圈海低地”。
人们大约是从一千年前开始在低地中朝外抽水的。
如今还在把慢慢渗入的水抽出去。
风车过去就是派这个用场的，带动抽水机把低地里的水抽出去。
现在则使用蒸汽、柴油或电力抽水机。
在每一块低地中都排列着抽水机线，从离海最远的地方开始，依次抽水，最后一台抽水机把水送进河里或海里。
大家不管穷富都生活在低地里。
并不是富人住在高高的堤坝上，穷人住在海平面之下。
如果堤坝崩溃，大家就一起淹死。
纵观人类历史，所有民族都与其他某些民族相互关联，都住在“低地”中。
在玛雅，低地就是尤卡坦及周围地区。
当尤卡坦南部的古典玛雅城市衰亡的时候，难民也许涌向了北部，但不会逃到弗罗里达去。
如今，整个世界成了一块低地，甚至阿富汗和索马里发生的事也会影响到美国人。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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