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同志主要事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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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同志主要事迹
孙家栋同志主要事迹
一、孙家栋同志先进事迹
孙家栋，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孙家栋院士是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
他几十年如一日，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和激励自己，在重大工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1942年6月，13岁的孙家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
该校是一所四年制的专科学校，孙家栋一门心思学好本事，实现建高楼、修大桥的理想。
1948年9月，18岁的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
适逢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造汽车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他便转入了汽车系。
还没碰到汽车，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前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规定，每年各科考试成绩都获得5分的同学，毕业时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
1958年，孙家栋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
学了7年一的飞机发动机专业，孙家栋本以为会和飞机打一辈子交道，没想到1958年4月20日，他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部，从事导弹研究。
此时正是“两弹一星”事业启动之时，我国培养的这批留苏学生，有1/3被调到这里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在从事导弹研制的9年历程里，孙家栋参加了仿制苏联援助导弹的技术攻关，并随东风一号导弹试验队赴基地参加了发射任务。
发射成功后，现场指挥发射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激动地站起来说：
“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参加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导弹首次发射任务时，由于控制系统失稳，导弹刚刚起飞就坠毁在导弹发射台附近。
孙家栋经历了故障查找、故障分析和方案设计改进的紧张工作。
他参与了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试验任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成功，对
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孙老，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
”
航天系统工程“要依靠发挥集体智慧”
1967年，经钱学森推荐，38岁的孙家栋受命领衔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当时，科学院的同志们已经对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为加快研制进度使卫星研制工程化，孙家栋认为必须发挥系统集成优势，同时也必须有一个负责顶层设计的卫星总体设计部门。
于是他从火箭研究院选调了戚发轫等18名具有一定系统工程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加强总体设计力量。
作为卫星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大胆地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简化，并说服了一些老专家，把卫星研制计划分为两步走，即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解决了有无问题的基础上，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应用卫星。
孙家栋带领大家重新制定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最后确定卫星由结构、热控、电源、短波遥测、跟踪、无线电和《东方红》乐音装置以及姿态测量部件组成，总质量173千克左右，直径1米，外形为近似圆球的72面体，采用自旋稳定方式在空间运行。
卫星总体技术方案通俗地概括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
当最终方案需要有人拍板时，孙家栋找到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上将，直率而恳切地说，“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
你们定了，拍个板。
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太空响彻《东方红》乐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孙家栋为人处事谦虚、低调，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
在我国通信卫星研制时，测控技术专家陈芳允先生提出了在卫星上应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建议，当时这项技术从未在卫星上使用。
孙家栋时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又是通信卫星总设计师，如果同意其他学科的新技术在卫星上应用，是要承担工程风险的。
孙家栋组织技术人员认真地研究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后，采纳了陈先生的建议。
后来，在通信卫星上采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方案获得了成功。
实践证明，这一技术不仅对卫星测控切实可行，而且可以节省星上设备，实现了一台设备多种用途，降低了卫星的功耗、减轻了卫星的重量，减少了设备的故障环节，对提高卫星的可靠性大有好处。
孙家栋对航天总体工作深明要义，他说：
“所谓总体，就是要用最可靠的技术、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有利的配合、最有效的适应性和最有远见的前瞻性，制订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证获得最好结果的一种方法和体制。
”
月球探测是中国第一次向深空探测领域的迈进，一期工程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关键技术和难点，孙家栋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在工程方面他考虑最多的问题自然是工程目标的实现、关键技术的解决途径和大系统的配套协调。
探月工程方案论证时，有些技术人员希望更多地采用新技术，为此，孙家栋曾做过一个发言，他说，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是将成熟技术与新技术交叉使用，最大限度地保证可靠性，才能保证工程目标的实现。
孙家栋强调自己是在“抛砖引玉”，供大家制定方案时参考，但他谦和的人格魅力使大家一致赞同了这个观点。
当时，对使用哪种型号的火箭发射嫦娥一号卫星，科技人员有不同看法。
孙家栋边分析边和大家讨论：
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说技术最先进、性能最优、功能最强就是最好，关键是要看系统间的协调和匹配，总体最优才是最好，要“发挥系统集成优势”。
长三甲火箭被称为“金牌火箭”，稳定性强、可靠性高，推力不是最大但够用，我们是第一次去月球，一定要在满足技术指标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成熟技术，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风险和投入，而且可以缩短研制周期。
最后，孙家栋拍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嫦娥一号卫星，大家心服口服。
探月工程应用系统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发自内心地说“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
我总是从科学目标的角度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卫星性能高一点再高一点。
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现‘绕’的大目标。
孙先生常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的工作就是先要实现科学家的基本要求，然后再进一步拓展’。
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
比如说‘嫦娥一号’什么情况下发射。
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
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
“造星人”、“决策者”、“谈判家”─多重角色的航天人
孙家栋是个有心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孙家栋担任导弹总体设计室副主任时，他被上级抽调参加地地导弹发展规划的编制，就显露出善于思考、思路开阔、创新点子多的特点，他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设想，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萌发思路，一步步写出可行的规划。
诸如，导弹外径尺寸的确定，导弹推进剂使用可贮存化学燃料，导弹控制系统采用惯导，遥测加大数据量，导弹结构强度的析条薄壳理论，以及导弹中程、远程、洲际射程的距离界定，多级导弹的级数，导弹发动机推力、吨位等都是孙家栋最早提出建议的。
钱学森将这份规划定名为《弹道导弹发展技术途径》，上报国防部五院批准实施，为我国导弹、火箭的后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航天发射非同寻常，关键时刻需要责任人一锤定音。
1974年11月5日11时，完成星箭对接的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台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完成了各项检测，发射在即。
随着口令的下达，各系统的地面电缆、电信号插接件、气源连接器纷纷按程序依次从火箭上脱落……然而，这时的卫星却没有收到“成功转内电”的信号。
发射指挥台上的倒计时表上的时间正在一秒钟、一秒钟地递减，离火箭点火的时间只剩下了几十秒钟！
这一突然现象意味着如果火箭点火，将会带着一颗不能正常供电的卫星升空，而送入太空的将会是一个重达2吨的毫无用途的铁疙瘩。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听见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一声大喊：
“停止发射！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等待指挥员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已经根本来不及了。
发射程序戛然而止，可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
虽然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不是孙家栋分内的事，但是孙家栋感到职责所在，紧急关头自己必须敢于承担风险。
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
但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过程中，星上蓄电池发生了预想不到的热失控现象，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危在旦夕。
孙家栋与技术人员经过几个昼夜的模拟试验发现，当太阳照射角为90度时，卫星能源系统可以将温度控制在设计指标范围内。
于是，孙家栋果断命令对卫星姿态角再调整5度。
按照正常情况，下达指令需要按程序审批签字完毕才能执行。
但情况紧急，各种审批手续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操作指挥员也感到压力巨大，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毕竟未经指挥部会商签字。
为慎重起见，操作指挥员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执行了地面发去的指令后，卫星化险为夷，这颗卫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国家。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
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
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不畏艰难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美制卫星─“亚洲一号”，准备使用中国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中美双方谈判中，发射价格和技术安全问题是两大瓶颈。
美方代表以强硬的口气说：
“我们认为中国的卫星发射价格，是政府补贴下的市场倾销。
”孙家栋的回答柔中有刚：
“在发射价格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
如果说中国在发展航天方面有政府补贴的话，那么美国的火箭发射场由国家投资建设，难道就不是政府补贴了吗？
要说为什么中国的发射费用低，那便是中国的劳动力要比美国便宜得多。
当前，美国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是3000至400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00多元人民币，中国的发射价格比美国便宜难道不正常么？
”孙家栋有理有据的回答使美方代表不得不点头称是。
当谈到卫星进入中国后的技术安全保障时，谈判几乎陷入僵局。
美国要求卫星进入中国海关后免除安全检查，但这涉及到了国家主权原则，必须要拿出相应对策。
孙家栋想到了中国的“特区”政策，想到了美国卫星到中国发射实际上只是“过境”。
在中国特区的“保税外贸加工区”里，也有区别于“入关”的开放政策，如果能够运用这项政策，无疑可以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
谈判小组所有的人茅塞顿开、拍额相庆，都同意给美国卫星以“过境”的待遇，大家立即行文报到了外交部和海关，迅速获得国家批准、同意。
“许可证”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中国航天昂首挺胸进入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我也就是那千千万万航天大军中的一分子”
1970年5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了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的观礼团，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共同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但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
原因是文革中孙家栋的爷爷被认定为富农，在卫星研制一线的孙家栋因此受到了“冲击”，未能到现场参加卫星发射。
此时的孙家栋会有什么想法？
他的心里会不会感到委屈和难受？
几十年后，当有记者采访他，谈到这件事情时，孙家栋心态依然很平静：
“那个年代能有机会上天安门，并且能见到毛主席和那么多中央领导，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但坦率地讲，那时追求个人荣誉的念头似乎不是那么强烈，所以没有太大的失落感。
”
孙家栋经常说：
“1967年国家要搞人造卫星，当时也是没有搞卫星的人才，我个人也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主要靠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
”“我能够主持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得益于中国航天事业的稳步发展，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提供了‘平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了自己”。
孙家栋把自己看得很简单：
反正国家需要你到哪里，就到哪里。
交给任务，就把工作做好。
2007年是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升空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也是孙家栋最为繁忙的一年。
为了探月工程能够按计划顺利实施，大量的事情需要协调落实，他还肩负着中巴资源卫星和北斗卫星总设计师的重任。
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有时一周内要去三四个城市，打“飞机的士”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这一年里，年近80岁的孙家栋10次进入发射场，在发射现场指导了5次卫星发射任务，主持、参加了近百个与航天有关的会议，空中飞人似的从北京飞了20多个地方。
从9月初嫦娥一号卫星进入发射准备状态开始，一直到11月26日卫星出图的近百天时间里，孙家栋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探月工程的实施中。
卫星发射成功后的一个月里，孙家栋虽然人在北京，但心系“嫦娥”，天天都坐镇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时刻关注着卫星每个动作的准确性。
老伴魏素萍心疼地说：
“他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四五双。
”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全国的电视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一个被摄影师抢拍到的镜头，当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的扬声器里传出嫦娥一号卫星成功的消息时，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欢呼跳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他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在偷偷擦眼泪，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
2010年孙家栋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问起他的获奖感言，他发自内心地说：
“心情非常激动，非常荣幸。
自己感觉，航天事业是千人、万人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产生的，奖励是给予航天事业的肯定。
自己做得有限，心情不安，只有感谢各方面对我的支持和培养，向共同战斗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航天的事情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每个人手中的事情看似不大，但集合起来就是事关成败、事关国家经济利益的大事情，不论是哪个航天人，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办好。
如果要说我自己，那我也就是那千千万万航天大军中的一分子而已。
”
二、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
1、坚守信念绿染大亮山
人们真正体会到杨善洲造林之举的功德无量是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旱灾中。
2010年春天，已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群众的饮水变得异常困难，施甸县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们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场。
近些年，随着大亮山植被状况明显改善，山林的水源涵养功效得以很好发挥，附近村委会架起水管，将泉水从林场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户，村民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
受旷日持久的干旱影响，水管里的流水较之以往细小了很多，但足以让附近的村民心满意足，也让他们对杨善洲的功劳更加念念不忘：
“多亏了老书记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婉拒了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劝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请，执意选择回到家乡施甸县种树。
20多年过去了，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完全变了模样：
森林郁郁葱葱，溪流四季不断；林下山珍遍地，枝头莺鸣燕歌……
一位地委书记，为何退休后选择到异常艰苦的地方去种树？
植树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让夕阳人生散发出炫目的光彩？
“给乡亲的承诺总得兑现”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
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
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
”关于种树，年逾八旬的杨善洲这样解释。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杨善洲把目光锁定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的大亮山。
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
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
“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
”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
“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
”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
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
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
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初上大亮山时的情景。
那时他住在用树杈搭起的窝棚里，脚上穿着草鞋，俨然是一个放牧的老人。
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林场终于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杨善洲和工人们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
10年后，当他们用砖瓦平房取代油毛毡房时，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已被四周的绿荫所掩盖。
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
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0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
有人算过一笔账：
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
这就是一位老地委书记帮家乡办的实事。
“没钱买苗木，只好去街上捡果核”
在杨善洲最早种树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造型优美的大树，很像巨型盆景。
“盆景要是能长这么大就好了。
”我和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开玩笑说。
“算你说对了，这些树还真是盆景移栽过来的。
”他们应道。
啊？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去哪弄树苗呢？
杨善洲可谓绞尽了脑汁。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
树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时种下的几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
这些原来摆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银杏，从此在山上尽情地汲取雨露和养分，自由自在地生长，如今这些庭院花木都已经成为挺拔的大树，成为装点大亮山的一抹别致的色彩。
最让人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杨善洲从街上捡回来的果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片繁茂的树林。
“当时没钱买苗木，怎么办呢，只好去街上捡果核。
”拄着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种树的地方，杨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说。
在资金极其短缺的创业之初，捡果核育苗栽种成为杨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径。
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马路上捡别人随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便用马驮到山上。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
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
“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
”有人开导他。
“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他说。
一次在街上捡果核时，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雷霆，冲着老人破口大骂。
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
小伙子顿时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在他看来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
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捡他的果核。
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
每每这个时候，杨善洲就会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
如今一个个小小的果核，都已在岁月轮回中演变成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
”林场的工人说。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杨善洲头发只是灰黑，如今却已满头飘雪……
“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
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起了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并挤出7万元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
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
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
“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
我们来到了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
”老书记说。
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合作”营运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
“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
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
”董继军说。
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
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
“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
”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
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
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
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
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
”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2、穷尽一生书写为民情
杨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进门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过妻子家。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关去赶街，看到一辆汽车从街上过时听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见面的女婿打个招呼，可一晃车子就直奔乡下去了。
直到临终前，老人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婿杨善洲……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无情”和忘我到这种地步？
从1955年任施甸区区委书记到1988年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时间，他都在忙些什么？
与杨善洲谋面是在他的家中。
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卡基布中山装，坐在一张枣红色的老式木沙发上。
那一刻，让人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
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
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
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
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
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
做过9年石匠、工农干部出身的杨善洲，当了保山地委书记，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
他脸色黝黑，双手老茧，和农民一起锄田、栽秧，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给困难户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乡不给农民添负担，从来都自掏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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