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1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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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1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
1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敦煌》
解说词并视频欣赏（上）
第一集：
探险者来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
”当这个英国人第一次展示他在中国搜集的文物时，当地官员只是这样淡淡地问了一句。
他叫斯坦因。
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1907年初夏，他第一次来到敦煌。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东经93度，北纬40度。
它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青藏高原，这个位于中国甘肃西部，这个仅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市，曾经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000年前，曾有四条道路从这里通向西方。
十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曾经汇集着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它们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
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历史的钥匙。
但是，当斯坦因来到时，这个沙洲小县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
陆续登场的是西方人。
他们有英国人，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飘扬着他们的米字旗；有法国人，在东南亚丛林里，已经布满了他们的身影；有德国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山东建起了欧式洋房；还有俄罗斯和亚洲新崛起的日本，他们正在中国的东北开战。
当这些国家越来越强大时，古老的中国仍在沉睡。
1900年，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开始了他第一次探险。
与京城轰轰烈烈的庚子战乱相比，他的身影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这一年敦煌城外的一个小人物，不经意间将他和这片山崖连在了一起。
当天“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缝，”在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藏经洞的发现颇有一些神秘。
之后他说，“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
”
藏经洞里原来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也有，有佛教的、道教的等宗教的一些经典。
“还有呢，这个官方的文书，也有私人的文书，就是好多经济的文书。
什么户口、账本、地契什么都有，这都是第一手材料。
”
这是春天的莫高窟，在这片延绵近两公里的砾岩峭壁上，分布着上下五层，持续开凿一千多年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说，来到这里，藏经洞是一定要看的。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雇了一个人在这间甬道内写经。
这个人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
这天，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当异域的探险者们逼近时，封闭的宝库敞开了大门。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于是我们得知他来自湖北农村，八九岁时因为饥荒来到西北，他曾混在军营，却又“历经魔劫”，最终出家当了道士。
应该说，如果不是藏经洞的发现，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个不识字的道士的，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小人物的一生。
这之前，敦煌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意思是他有菩萨一样的心肠。
人们还说他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
对于藏经洞，王道士的心情很是复杂：
这些经卷虽然珍贵，但他能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他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
他年轻时当兵的上司延栋，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甚至觉得这些古代写景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
这是今天的兰州，一百年前在这里当时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收到了敦煌县长汪宗翰送来的一批礼物，几本来自藏经洞的绘画和经卷，现在看来，叶昌炽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
从他的《缘督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进士出身的学究隐隐感觉到了这批古物的价值，他建议甘肃藩台把藏经洞中所有古物运送到省府兰州保存，藩台衙门的回答是，没有经费。
这一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
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
县长汪宗翰更甚，他住在敦煌却没有去过藏经洞。
酒泉距离敦煌三百公里，藏经洞距离县城不过二十公里，两位读书人就这样与历史上的一次大发现失之交臂。
而此时，欧洲人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地想敦煌进发。
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
当年的斯坦因这样分析了亚洲中部的局面。
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都做好了将来有可能作战打仗的这么一个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知道，中亚细亚那个地方的地理情况，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沿途进行地图测绘的情景，而这一张是他对冰山进行的专业勘测。
“我们是个向前行进的大旅行队，出骆驼外，还有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
”如果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或者是民间的探险者，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看到我们的路线与野骆驼的足迹相交叉，我想到了玄奘笔下那些让旅行者迷路的魔鬼。
”在沙漠的漫长旅途中斯坦因总是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本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伴随他的还有一条名叫达夫的小狗。
对于一般人通常产生畏惧的沙漠，他却说，我时常希望再次回到自由宁静的沙漠中去。
这张照片就是当斯坦因经历了几个月时间冲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后在冰河边祈祷的情形。
这时已经到了1907年春天，“当看到北面荒凉的山峰遥遥在望时，我高兴起来，地平线上一次又一次出现烽火台，这些都好像是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顺利开始的好征兆。
”
1907年春天，在千佛洞的洞窟前，五十七岁的王道士在等待斯坦因的到来。
七年了，藏经洞里的这一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
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对其代为看管而一分钱不给的。
斯坦因来了，他身边跟随着一个中国师爷。
他的驼队带着很多大木箱不知做什么用；其实这些箱子都是空的。
敦煌人仍与马可波罗时代一样虔诚。
“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洞窟，这奇特的景象使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看到的早期意大利的绘画。
”一百年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而一百年前，斯坦因说，“这里是一个被世界忘却的地方”。
这是夏天的沙洲市场，这里距离莫高窟二十公里。
斯坦因刚到达敦煌时，曾和敦煌知县王家彦一起吃饭，之后他给知县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
他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取得了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什么呢，清朝的官员非常看重你的官衔，中国人非常看重你官的大小。
这是斯坦因来到中国时所持有的护照，护照上的职位是英国大臣。
他是如何获得这一称谓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是王道士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第一次见到大人物屈尊住在帐篷里。
此时，敦煌县城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农民们正在抗缴官粮，而偏僻的莫高窟此时显得格外安静。
“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窟。
”斯坦因一生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夜里将一天的行为和想法都记录下来。
他还带来了一个照相机，这些照片是斯坦因在莫高窟停留期间拍摄的。
而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藏经洞的外观，通过这张唯一保留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当时藏经洞口摆满经书的情景。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
”对王道士斯坦因是这样形容的。
斯坦因来时，敦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刚刚结束，这个习俗一直保存到现在。
这是斯坦因为王道士拍摄的一张照片，也是王道士唯一的一张近景照。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斯坦因却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
这是敦煌榆林窟，在这里有一张著名的玄奘西行的壁画，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
他发现，这个被称做唐僧的和尚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这张斯坦因给王道士拍摄的照片中，王道士身后的壁画非常显眼，这是王道士刚请工匠画的唐僧西天取经图。
斯坦因发现，每当他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他就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
他靠聪明，不是靠幸运。
王圆箓和斯坦因经常吵架呢，一吵架的时候关系一僵的时候，他就给他讲玄奘的故事。
斯坦因会动脑子，他说你看当年玄奘把经从印度取回来，我是从印度来的吗，我的中国助手告诉王道士，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经卷托付给他。
而现在，我这个从印度来的玄奘的信徒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
这一天，王道士将一束经卷交给了斯坦因。
夜里，翻开佛经时，斯坦因居然发现，在经文的边页上有两个字玄奘。
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我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
王道士终于引领斯坦因来到了藏经洞前，向斯坦因敞开了藏经洞的门。
“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现代学者胡适曾说，藏经洞是座和尚博物馆，其实它远不止此。
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
“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
”“有一个大包裹。
里面全是稀薄透光的绢画，绘有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九十多年后，一位中国学者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亲手触摸这些敦煌写本时，是这样描述的，“有的写本纸张非常好，展开时哗啦啦作响，有一种卷子压了金箔，有一种经卷有十二种颜色。
纸张很结实，厚度像现在的打印纸。
”
这是北京地铁建国门站，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这幅壁画，这就是佛教经典《金刚经》，它的原版，已经被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带走，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
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珍贵文物之一。
“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
”
在一夜的狂风之后，第二天清早，斯坦因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挑出来的所有藏卷又运回密室中去了。
斯坦因知道了，他无法得到全部的经文。
但是王圆箓同意收下斯坦因200两银子，让他们把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
事后，斯坦因很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
有的学者提出来，他是买的，买的就是公平交易，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一种骗取。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车队离开敦煌县城的情景。
这时，在县城里，农民发起了暴动，焚烧了县衙。
没人留意在偏僻的莫高窟号称装箱能手的斯坦因已经大功告成。
二十四个大木箱里装满了经卷和书画，当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里的主人时，千佛洞刮起了这个春天的第一场沙尘。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队。
伯希和，这一年才二十九岁，精通十三国语言，法国人夸他英俊优雅，有点儿军人作风。
他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
他还带来一名专业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拍摄。
这是当年破败的莫高窟，这个小牌坊和古汉桥如今早已不存在了。
而今天的莫高窟最著名的九层楼在当时也只有五层。
几个月前，当伯希和在新疆时，他看到一本佛经，这是公元八世纪的写本，出自一个叫藏经洞的地方。
于是慢条斯理的他直奔敦煌而来。
在莫高窟，他对洞窟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编号。
“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八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
”在西方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
这张由摄影师努埃特拍摄的照片，是今天我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洞内状况唯一的影像资料。
透过这一人高的经卷，我们甚至能看到在墙壁上隐隐约约的壁画。
“当我置身于这个宝库，三侧都布满了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原本他非常担心斯坦因将宝贝搜罗一空，但很快他发现，因为不懂中文，斯坦因给他留下了许多。
他说：
今天是个节日！
他决定要将全部经卷翻阅一遍，在烛光下，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前十天，他每天拆开近一千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一百捆的记录，他戏称这是汽车的速度。
1908年5月27号，伯希和离开敦煌，他用五百两银子换得七千卷藏经洞文物。
离开敦煌的第二天，就是伯希和的三十岁生日，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会。
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
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大惊不已。
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整个北京学术界震动了。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
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
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
这是北京的广化寺，1910年藏经洞文物运抵北京时，这里开始兴建中国第一座近代的国家图书馆。
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比日本晚了四十年，比法国晚了一百二十年，比英国晚了一百六十年。
但是押运的官员竟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
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的经卷一撕为二。
这是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物，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
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
今天，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
这是春季的敦煌，这时距离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曾这样感慨。
“我的儿子今年十岁了，有一次他看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一些来自吐鲁番敦煌的壁画，和雕塑等文物是怎么被分割装箱运到柏林的，我的儿子说，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
“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七十五两银钱，可是被夸大到十万两，村民们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
他当然拿不出，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在华尔纳写给斯坦因的信中，有好名声的王道士却因藏经洞晚节不保。
1931年，王道士死在莫高窟，从发现藏经洞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
对于这个瘦弱的，经常带着一脸笑容的道士，有人说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的维修人，也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宗教信仰者，是有小聪明的中国农民，是出卖藏经洞文书的罪人，中国文化史上的卖国贼。
一百年来关于王圆箓的历史定位一直争论不休。
这是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这是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多存放在这两个地方。
回到欧洲后，伯希和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
有人这样评价他，“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
”但是，在这张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公开信中，中国的学者们将伯希和冠以盗贼的名分。
1930年，七十岁的斯坦因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但从这封南京来电中可以看出，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
在新疆，他一直被处于严密的监视中，最终，被逐出中国。
这是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的文物大都藏在这里。
2008年，这里的学者向我们摄影组展示了一百年前斯坦因带来的敦煌唐代佛教写经。
西方人说是斯坦因发现了藏经洞，八十岁时他死在阿富汗，他的墓地建在异乡的沙漠，他说，沙漠是自由安静的，他喜欢这里。
他这样为自己写下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为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拓展了知识领域。
不知为什么，对于1907年的敦煌之行他只字未提。
在斯坦因去世的这一年，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这一年，一个曾从法国学习绘画的名叫常书鸿的中国人，带领十多个志愿者从战火中来到敦煌。
从此，西方人在敦煌的探险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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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千年的营造
他叫彭金章，今年70岁，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49岁时来到敦煌，开始了一段与莫高窟为伴的考古生涯。
21年来，他时常往返于大泉河两岸，河边的林荫小道此时秋意正浓。
河的另一边，绵延一千六百多米的崖壁上，大小不一，排列着七百三十五个洞窟。
如此大规模的窟群因何而来，又是如何建造的，一直是他考古研究的目标。
在莫高窟有四把钥匙，可以打开这里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
中国文化千余年来存留的奇迹就在这一扇扇窟门背后绚烂无声。
那思维禅定的瞬间，那融入慈悲的微笑，在那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带领我们穿越了久远的历史长河，重现昔日永恒的时光。
这是公元848年，在敦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战乱局面已经持续了九十三年。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议潮的人幕兵集众发动一场血战，收复了多年战乱的敦煌城。
三年后，唐王朝在敦煌设置了归义军，收复失地的功勋将领张议潮被任命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
接到任命后，张议潮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
在后来为他修建的功德窟——莫高窟156窟的南壁上，那次游行的壮丽场面被绘制成为一幅壁画长卷，至今保存完好。
在修建洞窟的时候，张氏家族在前室北壁上留下了一方题记，它对后来人研究莫高窟营造历史非常重要。
随着时间的流逝，墨色因墙体的斑驳而模糊。
有幸的是，在藏经洞发现了当时题写时所留下的纸稿，在这份名为《莫高窟记》的题记中，整个莫高窟营造的缘起渐渐在字里行间浮现。
这是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
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佛教也开始走向兴盛。
丝绸之路上往来印度和中原的僧人也络绎不绝。
这时有一位名叫乐僔的出家人，向西行游途经敦煌鸣沙山，忽然看到前方千佛现出真容，熠熠金光将他笼罩。
经历了这片神奇的景象，乐僔不再行走，他决定在鸣沙山东面的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
和所有的研究员一样，彭金章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洞窟打交道，在这些已经经历了一千余年时光的洞窟里，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忽略。
“底下壁画上头又画壁画，可是这个洞窟据说这样子的，你看，下面，最下面的，白的，素面，因此说在北凉壁画底下是没有壁画的。
无画呢比北凉还早。
北凉是420年前后。
”学者们推测这是崖壁上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68。
主室只有一个人的高度，一米多的宽度，南北两侧共有四个小窟，里面只能容纳一人坐下，这就是专门用来坐禅修行的禅窟。
学者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莫高窟第一个洞窟，但能够推测的是，乐僔当年所开凿的也是一个禅窟。
洞窟这个建筑形式源自佛教的故乡印度，释迦牟尼曾在石窟内“西向结跏趺坐”，远离城市喧嚣，并且冬暖夏凉。
莫高窟最早的营造便因坐禅修行开始了。
这是多室禅窟当中的一个小禅室，看，这是禅床。
自从佛教传入西域后，沿途开凿了许多石窟寺。
这些开凿的山崖，大都由粗砂岩或砂砾岩组成。
莫高窟的地质结构属于第四季酒泉系砂砾岩，适合开凿石窟，崖壁前方就是宽阔的大泉河，由南往北由此经过，现在几近干涸。
一千多年前从三危山的沟谷中涌出各股泉水汇流而下，大泉河碧波荡漾。
河边成片的白杨树林，映着碧蓝的天空，气候宜人。
这里距离当时的交通要道敦煌城不远，但又相对偏僻，适合开凿修行，于是便开始了延绵千百年而不中断的洞窟营造。
在早期洞窟275窟内，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这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阙。
小小的阙形龛内，交脚的菩萨恬然微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崖壁上出现了这样专门用来礼佛供养的洞窟，这些洞窟改造了印度的窟形，并加入了中原文化的痕迹。
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这些早期洞窟空间较小构造简单，在崖壁上零零星星并没有形成规模。
一直到公元439年，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北魏攻克北凉，凉州一带众多工匠由于战乱纷纷迁来敦煌。
此后，洛阳也来了大批官宦，僧侣、工匠，正是这些徙居敦煌的人们，在莫高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开凿，并给洞窟造型带来了新潮的中原审美风格。
这个285窟正是那个时期营造的最好见证，窟的西壁有佛教印度教的天神，线条流畅、丰满圆润，是受中亚西域的影响又在敦煌被本土化了的形象。
而在窟内的其他地方却已显露出当时盛行的中原风格。
“你看这个菩萨，面貌清瘦，身材修长，戴着高冠，大袖，这种在中原广为流行的画风，不再限于画纸上的丹青风流，而跃然于莫高窟的壁画间。
画像砖，画像石里头可以找到的，也是中国的。
”
让人更叹为观止的是285窟，覆斗形的窟顶，不同文明的印记在这里碰撞融合。
中国神话中的雷神、飞仙、伏羲、女娲和佛教中的摩尼宝珠都汇集在了这方形似倒斗的穹顶上。
四面斜坡的结构能分散，窟顶上方的重力使洞窟坚实稳固而且空间宽敞，从而成为了莫高窟的营造中最为普遍并延续不断的样式。
这本身也是佛教石窟传入中国后的新创造。
有如此深厚的中原情结，开凿了这个洞窟呢。
考证一个洞窟的主人，供养人画像与题记对于学者尤为重要。
供养人一般是指奉献自己的资产，造建洞窟的人，他们的形象往往被绘制在洞窟内，并附有题记。
“大代大魏大统四年，这个时候正是东阳王元荣就任瓜州刺史期间，”
在285窟，位于说法图下方，长达一个壁面的供养人画像中，有一些穿着王公、嫔妃的服饰，在当时能以王者身份出现，最有可能的就是瓜州刺史元荣。
“很可能这个就是，这就是他们东阳王夫妇。
”
东阳王元荣他是第一个长期牧守敦煌的中原王室成员。
在敦煌期间，他曾出资请人抄过大量的佛经。
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
“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
愿天生成佛。
”从这段发愿文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身处异地他乡的元荣希望通过佛教寻得安宁与祥和。
莫高窟也逐渐转变为来自四方的人们祈福、免灾、开窟做功德的神圣场所。
莫高窟在经历千余年沧桑后，得以幸存也并非一帆风顺。
公元557年，又一次朝代更替发生在北方，北周王朝取代了北魏，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换了三个皇帝。
时局动荡，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出家，数量竟逐渐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给统治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威胁。
终于，北周武帝在公元574年下诏灭佛。
在这场浩劫中，敦煌地处边陲有幸未受到破坏。
十五年后，隋炀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将旗帜插满天下。
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由比丘尼抚养到十三岁，使他跟佛教结下了因缘。
登基后杨坚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
他和儿子杨广都注重发展西部，使河西的生活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
短短三十余年的隋代，莫高窟造窟高达近百个，崖面上的洞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
开凿洞窟首先要构思出洞窟在崖面上的位置和样式，继而开凿甬道，甬道挖出后，继续朝着崖壁上方及四周扩展，石沙从甬道排出，既安全又便于操作。
窟顶成型之后，便向下挖掘，直到整个洞窟的样子被凿出，再根据需要进行装饰工序，一个洞窟才算完成。
由于劳动工具简单，无数的工匠一铲铲挖掘，一笔笔勾画，正是他们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用双手铸就了整个崖壁的辉煌。
莫高窟在外观上，最为显眼的就是位于石窟群中段的标志性建筑—96窟，又叫九层楼。
红色楼阁依山而建，气势雄伟。
1999年，对于考古界，96窟的历史原貌一直是个迷。
就是那个秋天，彭金章带着这个谜团，领导了一支团队，对这里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
在这一次发掘中彭金章发现，一层地表下面还有一层截然不同的地表。
随着挖掘的深入，彭金章紧张的心转变为难以言喻的欣喜，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唐代各时期洞窟的地面先后显露。
整个九层楼营造时的历史原貌浮出了水面。
那是在公元684年，武则天当政，朝中关系极为微妙，此时，薛怀义、僧法明等僧人便伪造了《大云经》来讨好武则天。
因疏中说自己是弥勒下世，女子为王，武则天甚是欢喜。
弥勒为音译，意译为慈氏。
所以当690年，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位时，便自称是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那时全国兴起了一股大造弥勒像之风，9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
窟内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所以又称大像窟。
它的形象据说就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
专家们推测，像这样高大的洞窟，开凿时极为困难，首先要在崖壁的高处挖出一条甬道，然后向上挖出崖顶，再逐渐下挖，并在第一条甬道正下方凿出第二条甬道，挖出的石砂从下方的用到排出。
就这样依次向下，直到地面。
经过精确计算甬道的位置也恰能增加弥勒像的采光，佛像的胚胎是在挖掘洞窟时由设计预留下的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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