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毕业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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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毕业论文
《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毕业论文
【标题】《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
【作者】饶淑芳
【关键词】白嘉轩鹿子霖人物形象比较分析
【指导老师】肖太云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引言
《白鹿原》是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陈忠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77年获中国最高文坛最高奖“矛盾文学奖”（第四届），并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白鹿原》自问世以来，不仅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关于它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在这些研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
当代论者多从社会、文化、女权、比较方面对作品的文化内涵、原型意义、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评述，也有论者从原型批评、叙事学等角度进行分析。
尽管关于《白鹿原》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对《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内涵的研究却不多。
而且前人在研究白嘉轩与鹿子霖这两个人物形象时，大多数观点认为白嘉轩是真、善、正的代表，鹿子霖是假、恶、邪的化身;在白嘉轩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鹿子霖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衰败和没落等。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白嘉轩和鹿子霖两个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涵，并探讨他们人物性格内涵差异的形成原因。
这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性格也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人物形象的比较
白嘉轩与鹿子霖是陈忠实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
本文对他们人物形象的比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性格上——“坚毅刚强”与“软弱无能”
坚毅、刚强是白嘉轩的性格特点。
白嘉轩身形的特点就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后来被土匪黑娃打断了腰，自然就挺不起来了，佝偻着腰仰面看人，如狗的形状。
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正太硬”。
打残了他的身体，却打不垮他的精神。
白嘉轩具有“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他从不向困难屈服、低头，任何挫折都打不倒他。
白嘉轩经历了六娶六亡、儿子的叛离、爱女出走、丧母亡妻、遭匪断腰等一系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但这一切却并没有使他倒下，他都挺过来了，他依然维持原有的生活秩序。
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据说是由田小娥引起的大瘟疫中，原上人无不栗危，许愿“抬灵修庙”，唯独白嘉轩坚持不修庙，他力排众议说:
“我不光不给他建庙，还要给她造塔”。
最终，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庙没建成，塔却建成了。
在当时连白孝武都同意的情况下，白嘉轩却能坚持造塔，这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和意志。
这一系列事件，充分的体现了白嘉轩刚毅、坚强的性格。
与白嘉轩刚毅坚强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软弱无能。
当岳维山找他谈话后，他吓得不知所措，赶快借儿子的势力壮胆。
儿子被抓入狱后，他竟然不知如何营救，只是说:
“活该～活该～把这孽子拗种处治了，我倒好说话好活人了～”[1]（P271）最后是他的亲家冷先生救出了他的儿子。
他受儿子牵连被捕入狱
后，逢人便表白自己的冤情，以泪洗面，鹿子霖作为父亲，对儿子的遇难，他不但不想办法营救，还认为儿子罪有应得。
他受儿子的牵连入狱，自己不想办法解决，却像小孩子受委屈一样哭诉。
他的这些行为都体现了其软弱无能的性格。
（二）女性观——“传统的女性观”
“白嘉轩看不起女人。
他有一种典型的宗法农民的男权中心意识，女人被他作为泄欲的对象、传宗接代的工具或干事时的帮手。
”[2]（p30）对那些所谓背叛“传统道德”的女人以精神上的残害。
白嘉轩一身娶过七房媳妇，前六个都相继去世，但在他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回忆。
活着的时候，那些女人只是满足他的本能，死了也只是觉得身边少了个女人陪睡，空空荡荡的。
在他眼里，最值钱的女人也不过二十担麦子二十捆棉花。
他决定娶仙草只是考虑无法面对先人，娶了仙草后，仙草给他怀了后，还带来了等价黄金的罂粟种。
然而，白嘉轩并没有想到他人才两旺的光景和仙草有什么切实关系，他把发家至富完全归于“迁坟”，归于发现“白鹿”。
没有给白嘉轩带来什么东西的女人在他心中没有任何地位，即使是给他带来人才两旺的女人，在他心中仍然没有地位。
女人在白嘉轩的心目中被遗忘了，她们只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工具。
正如汪丽景说的“男女之间的应有的情性相悦，到白嘉轩这里一概被淡化，被消解了。
”[3]（p21）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和女人产生爱与情之说，他持有的是一种传统的性爱观，而且用自己的这种观点去制约别人。
他看不惯儿子的贪色和儿媳的纵欲，拒绝有着真情爱的黑娃和小娥入祠堂等。
他认为女人就应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婚姻只是成家立业的一个环节。
虽然白嘉轩看不起女性，但对于他的亲生女儿白灵，白嘉轩却是极其疼爱与宽容。
他宽容女儿的调皮、女儿的任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他让女儿白灵上学念书;对于女儿的背叛，他先是劝阻威吓，在这些都无效后，他只好采取不承认的方法:
不许任何人提及她的名字～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女儿的宠爱。
白嘉轩对女性残忍，但对其同为女性的亲生女儿却体现出宽容与宠爱～
鹿子霖和白嘉轩一样，他也看不起女性，但与白嘉轩不同的是:
他风流成性，到处拈花惹草。
他认为女人是发泄性欲的工具，并对那些弱势的女性以肉体上的摧残。
他利用族权和乡约的淫威，用计霸占了自己的堂媳田小娥，强迫小娥上床，让原上许多女人成了他的情妇，而后许多生成了他的干儿子，长得象他“深眼窝长睫毛”的“干娃”可以坐三四席。
在他眼里，女人只不过是他兽性大发时的玩物。
在他的淫威下，女人丧失了她们作为人的本质。
在白、鹿二人眼中，女人都是工具。
不同的是，白嘉轩认为女人只是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干活时的帮手，更多的是对女性进行精神上的残害，而鹿子霖则认为女人是发泄性欲的工具，对女性多为肉体上的残害。
（三）价值取向上
1.政治价值取向——“跟读传家”与“官本位”
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
当国民党政府的“总乡约”田福贤请他出任议员时，他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
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他淡泊自守，只想依照一种既定的明确的必然的方式来踏踏实实地生活，真真切切地“做人”。
他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自耕自读自种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
他不仅自己不愿去从政做官，而且也不让子女从政。
在鹿子霖坐牢期间田福贤想让他的儿子白孝武顶替鹿子霖，他便干脆让孝武躲到山里去了。
白灵参加革命，他坚决反对，斥骂之为“海兽”;女儿归来，他把她反锁在家中;白灵逃走后，他便说白灵死了。
在“读”上，他倡议并主持了白鹿村的第一个学堂，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
他一生从未放弃劳动，用朴实的劳作融入生活，创造生活。
正是这种自耕自读的隐士心态，使他在乱世的
人心躁动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使他自始至终都能坚守精神的内核，犹如风雨中的一块磐石，努力地坚守着最后的硬度。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虽无力把握什么，却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坚守“乡约”原则。
与白嘉轩相比，鹿子霖崇尚官场，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借一官名撑持门面。
为饱私欲，他贪污公粮公款，他的官瘾比烟瘾还大。
他为谋官职极尽钻研，如鹿兆鹏被捕入狱，他听说后对冷先生说:
“活该～活该～把这孽子拗种处置了，我倒好说话好活人了～”[1]（p271）这就真实地表现出了他对共产党的仇恨和对政治钻研的心理。
由于鹿兆鹏的牵连，他未被重新启用，内心的不平横使他坐卧不安，灰心丧气，怨愤从生，最后还是找到田福贤倾诉满腹的委屈与不平。
对他来说，失去了权利就意味着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为了得到它，即使当猪当狗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他重新得到启用后，为了显示反革命政权的无限忠诚，他亦步亦趋的跟在田福贤的后面。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鹿子霖整日想着的都是当官，并在当官之后作威作福，以权压人。
鹿子霖不仅自己从政做官，谋取权利，而且期望儿子从政，并且借从政的儿子的权势，夸耀乡里。
如当县上的人对他不大信任时，他便进城找在部队里当兵的儿子兆海，兆海请他的团长挎着枪向县委书记示威，之后又用汽车把他送到白鹿镇保障所。
有了二儿子的撑腰，他变得更加威风，更加不可一世，到处吃喝，到处认干儿子～
2.道德价值取向——“正直仁义、固执”与“阴险毒辣、虚伪”白嘉轩为人正直仁义。
他做事持正，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对正义的追求，使他发起了抗税的斗争。
在冲击县政府时，他又因故被阻没能参加，所以事后没有被捕，倒是鹿三、货老大等人成了囚徒。
在这种时候，白嘉轩表现出了他对名誉的重视以及做人要做得正、行得直的原则。
为了不让人说他挑起事又害怕退缩，也为了不让鹿三等人替他背黑锅，他到县政府、法院去要求代鹿三等人坐牢，自认是抗税斗争的发起者，最终借助姐夫朱先生的影响力，把鹿三等人救了出来。
对于白嘉轩的仁义，“可以说，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这在他对黑娃的态度转变上以及对鹿子霖的营救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4]（p46）黑娃曾打断了他的腰，但当黑娃被捕时，他依然想法救他。
而鹿子霖与白嘉轩的斗争贯穿始终，当鹿子霖坐牢后，他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各方奔走求告，为他辩护。
白嘉轩身上体现出了道德化的人格，但作为传统道德的守护者，他身上也有固执、残酷、不开化的一面。
他不让有着真挚爱情的黑娃和田小娥进祠堂;权责令他伤心、失望的白孝文，与儿子分家;在饥荒之年，亲生儿子向他借粮他不肯，儿子卖房卖地他不管，在儿子即将被饿死的情况下，他有能力帮儿子度过难关却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一发现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有“离经叛道”的行为，就马上囚禁她，女儿逃走，他居然忍痛割爱，多次宣布“只当她死了”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固执，表露出其身上潜隐的残忍性。
另外他还争夺与看重风水宝地，为了换得他心中的宝地，不惜背负不肖子孙的骂名，这体现了他不开化的一方面。
白嘉轩作为文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并不是作者肯定的正面形象，而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
与白嘉轩的正直仁义相比，鹿子霖却表现出阴险毒辣和虚伪。
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斗争贯穿始终，鹿子霖一直想把白嘉轩打倒，成为白鹿原上的首要人物。
他巧设风流圈套拉白孝文下水，以白嘉轩最器重的人来打击白嘉轩，并用当时为人们所不齿的风流事作为圈套，此计可谓毒辣。
他拉白孝文下水的目的就是侮辱白嘉轩，正如他对小娥所说“你能把孝文拉进怀里，就是尿到他爸的脸上了”[1]（P247）当他看着因捉奸而气得昏倒的白嘉轩，不但没有一丝的怜悯之情，反而“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
”[1]（P240）在白嘉轩惩罚白孝文的时候，他又精心策划了一场
求情的假戏。
在这件事情上充分表现出鹿子霖的阴险毒辣和虚伪。
鹿子霖与白嘉轩相比，白嘉轩多表现出“正直仁义”，体现出人性“善”的一面。
而鹿子霖多表现出“虚伪狡诈”，体现出人性“恶”的一面。
3.文化价值取向——“封建卫道士”与“封建伪道士”
白嘉轩继承了祖先以德报怨的传统文化，吸收了儒家优秀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实践者，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卫道士。
他以“仁义”作为立身之本，坚守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成了捍卫封建宗法制的卫道士。
为了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他对那些“离经叛道”之人给以严酷的惩罚。
“威严的宗祠，就是他行施宗族权力的地方。
他严厉地惩治一个又一个族规逾越者，用令人不敢目视的残酷手段捍卫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正统道学尊严。
赌徒、烟鬼，人人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白嘉轩果决地用“开水煮手”和“强迫吃屎”的极端“疗法”，彻底地根治了他们的恶习。
他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白孝文使用“刺刷”，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在众人都同意给小娥建庙时，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不光不给她修庙，还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蛾一并烧死。
”[5]（p70）由此可见，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极其坚定，捍卫族规义无反顾。
白嘉轩这个封建卫道士，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来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实现他在白鹿原上的统治。
与一味继承、维护传统文化的白嘉轩相比，鹿子霖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认同和审视、选择与实践则有些半心半意了。
理论上,他接受先贤圣训,现实生活中,他却放荡不羁,心猿意马,仅仅将其当作“面子问题”。
他以一个区区乡约官职（微不足道的小官）,就可以在白鹿原上呼风唤雨。
大手一挥,就让他所有的干儿子躲过了兵役;屁股一抬,就可以祸害百姓,令他们家破人亡。
鹿子霖这个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虚伪继承者,作为公公,面对兆鹏媳妇,生活中他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是,作为男人,面对兆鹏媳妇那样的成熟女性,心灵中他总不能永远无动于衷。
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折磨着他,于是,在鹿家大院里,上演了一场公公与儿媳，男人与女人,有关麦草与苜蓿明争暗斗的悲喜剧。
鹿子霖的文化价值取向与白嘉轩的文化价值取向截然相反，白嘉轩继承了传统的文化，坚决维护传统文化，是一个封建卫道士;而鹿子霖却亵渎了传统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坚决，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二、人物形象的成因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白嘉轩与鹿子霖这两个人物形象虽同为白鹿原上的大家族，但他们的性格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别，而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何在?
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粗浅的分析。
（一）受家族传统的影响
家族传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先天性因素，对人物的性格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
白嘉轩的家族传统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白家一个槐木匣匣的‘故经’，即白家由败家到中兴的历史故事所蕴涵的发愤图强的精神。
传递这个故事成了白家的一个家规，而且影响着白鹿原人的精神世界:
‘白家老大败家和老二兴业发家的故事最后凝炼为一个有进口无出口的木匣儿，被村村寨寨一代一代富的穷的庄稼人咀嚼着品味着删改着充实着传给自己的后代，成为本原无可企及的经典性的乡土教材„„’,其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即白家立家、立身的‘纲纪’。
由白嘉轩上溯五辈，大约是白家家道中兴的一个纪元的开始，那位先人白修身在贫困冻馁中读书自饬考得文举，重整家业，重修族规，从此，白家‘无论家业上升或下滑，白家的族长地位没有动摇过，白家作为族长身体力行的族规所建树的威望是贯穿始终的’,从而在这过程中也留下了‘白克勤’的名字和事迹。
”[6]（p75）
白家的发家史教育白家一代又一代要“奋发图强”，祖先那寓含着白氏祖训经久不衰的“故经”是白家立家立身纲纪的具体写照。
白家立家立身的纲纪是白家做人、治家的准则，它对白家人实现自己欲望的方向和途径有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白家祖先经验积累的忍耐、自律、自强及一整套立身纲纪抽象的训词是:
“跟读传家”。
在这样的家族传统中，白嘉轩继承了祖先的跟读传家，形成了坚毅刚强的性格以及对政治有种天然疏远的态度。
与白家的家族传统相比，“鹿子霖五代前的先祖鹿马勺是农村的乞丐儿，为了生存从原上流入市井，历尽艰辛和屈辱成了名震一方的厨师。
鹿马勺留下的遗嘱成了鹿家世代的人生信条和治家传统。
其一是要后代子孙好好念书，读书做官改变门庭,光宗耀祖:
‘记住，孙子曾孙子谁中秀才中举人或进士，就到我坟上放炮放铳子，我就知道鹿家出了人了。
’其二是鹿马勺个性化的‘卧薪尝胆的勾践精神’:
‘这个个性化了的勾践精神就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成为鹿家在白鹿原撑门立户的精神财富。
’”[6]（P7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鹿马勺忍辱学艺发迹的历史教育着鹿家一代代后人，鹿氏先祖理论的核心是忍辱然后图报，最终目标是做“人上人”，这种个性化的勾践精神作为鹿氏撑门立户的财富,使鹿子霖生来就具有灵活机变的性格、聪明的手腕以及表面上和善可亲的为人，这些都是鹿子霖力求压倒同类人的凭借。
”[7]（p96）这些成为了他虚伪卑琐的性格特点的成因之一。
为了打垮白嘉轩的尊业，他恶施美人计，又策动“跪谏”为孝文的乱伦求情，以此来隐蔽自己，蒙蔽众人。
在白鹿原上他见人都是一副笑脸，使人感到和霭可亲。
总之，鹿家祖先鹿马勺留给鹿姓门族的“理论思想”中既有建立在传统农民意识基础上的儒教观念，也有市俗化、市井化的竞争精神，不过这一切到了鹿子霖身上都发生了形变和质变，增加了更多的卑琐意识和流氓色彩。
无论是白嘉轩的祖先,还是鹿子霖的祖先,都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发达红火起来的。
两家先人的处世哲学也正是以后白嘉轩与鹿子霖所信奉的根本理念。
所不同的是,“白嘉轩的祖先是靠自己的劳动体体面面地创下这份家业,而鹿子霖的祖先曾受过胯下之辱。
就因为这一点,使鹿家蒙受着永久的耻辱,而白家也正因为有一个光光堂堂的祖先而祖祖辈辈腰杆挺得直直的。
白家祖先留给后代的是奋发图强，跟读传家。
”[8]（p80）白家这样的家族传统，使得后代有着坚毅刚强的性格，且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
而鹿家留给后代的是忍辱而后图报，要做人上人，这种家族传统使得鹿家后代形成虚伪的性格，且为了成为人上人而对政治权利极其专研。
由此可看出家族遗传对后代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受社会角色的制约
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为扮演好这个社会角色，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适应这个角色。
这个社会角色就为其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条件。
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的大户人家，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族长，他那凛然的气质，他对自己人格和威望的维护都来自于此。
朱先生的妻子、白嘉轩的妹妹曾对白灵说“你爸苦就苦在一张脸上,孝文揭了他脸上一层皮，你接着再揭一层。
”这里的“脸”即指族长的面子和威望。
白嘉轩一生有四件“壮举”:
“鸡毛传帖”，发起“交农”运动;大旱之年充当“马角”为民祈雨;修祠堂，立“乡约”;造塔镇“妖”。
这是四件性质不同的事，但都是与其族长地位有密切联系的，而且也为其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作为一族之长，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至高权力，是众人拥戴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具权威的监督者。
他具有维护宗法制度的存在与家族利益的义务，若违背了他所捍卫的伦理道德观念或者说违背了他所维护的宗法制度，他便要予以惩罚。
为了捍卫他所维护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观
念以及稳固家族的统治，他的行为便表现出其残忍的一面。
如对小娥的惩罚，不仅是在肉体上，更是在精神上给以屈辱。
为了维护宗法制度，他也丧失了亲情，如对白孝文的惩罚:
“对‘不肖子’必须严格惩罚，宗法文化不能原谅他，白嘉轩更不能原谅他。
”[9]（p73）白嘉轩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族长，特定的身份决定了他是一个宗族制度、宗法文化的有力捍卫者。
他监视着白鹿村上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的人，监视着每一种逾越礼仪规范的行为，自觉地、坚定地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
如果有谁的言行违反礼仪，人欲冒犯了天理，身为族长的他，刻薄寡恩，决不手软。
同样作为白鹿原上大户人家的鹿子霖，一出生就注定与族长无缘，祖辈人的家训是一定要考中科举，升官发财，所以鹿子霖自小权力欲望强烈，不甘居人下。
然而，在乱世中，他扮演的是乡约。
鹿子霖的乡约，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的政治权力，背后靠国家机器撑腰，他不需要传统道德完善的支持，他所能得到的满足也与道德名誉无关，甚至于可以超出道德伦理的限制和束缚。
因此，为了满足其欲望，他实现的方向、途径便自有特色，甚至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祖宗昔日忍辱含垢的韧性与毅力在鹿子霖这里变相化为凌驾弱人之上的恣肆欺虐;产业家财的优越感则蜕变为维护权力欲望的奸诈狡黠。
在与白氏家族的纠葛矛盾中，他处心积虑地以阴毒的手段与白家抗衡。
最令人齿冷的是唆使小娥拉白孝文下水的阴谋以及俨然厚道长者的跪谏。
”[10]（p96）在乡约这个社会角色中，鹿子霖形成了怯弱、虚伪、阴险、毒辣的性格特征。
白嘉轩与鹿子霖所处的社会角色不同，不同的社会角色为其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也提供了不同的条件，因此，两人所形成的性格内涵又有差别。
（三）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白嘉轩的性格受传统文化影响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白嘉轩从小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早已在白嘉轩心中扎下了深深的根。
另一方面，白嘉轩性格的成因更直接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他十分敬佩的朱先生的影响。
白嘉轩视“深得程朱理学精髓”、“关中理学大儒”的朱先生为圣人。
“凡人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1]（P23）朱先生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白嘉轩，甚至在很多的时候他几乎成为朱先生儒家精神的图解。
他的一些积极举措:
剪发、不准家人缠白灵的脚，送白灵上学堂念书等都是受儒学大师朱先生的影响。
他除了自己做到宽宏大量、仁者爱人外，还希望推广这种“仁义”，让大家都“仁义”。
在白鹿原这块土地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民，每一个家族，渗透过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
”[11]（P59）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居民有其独特的生活与行为方式。
经过朱先生反复考虑拟订的“乡约”给白鹿原上的人们一个“过日子的章法”。
这个“乡约”关于“德业相对”、“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方面的内容强调了儒家的仁义道德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与约束的作用。
“乡约”几乎成了白嘉轩推行“仁义”的规范章典，他开始一丝不苟地把这条理想的规约付之于实践。
后来时局发生动荡,在“交农事件”详细的活动安排和周密的计谋策划过程中，白嘉轩感到了做大事的神圣与庄严。
《论语》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
在“交农事件”中,白嘉轩心中抱的就是这种“志士仁人”的豪气与坦荡。
在朱先生的影响下，白嘉轩吸取了儒家文化的优秀精神，这些文化也促进了他正直仁义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对鹿子霖的影响较小。
也许如王渭清所说，“鹿子霖是一个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人物,在他身上传统伦理观念已相对淡薄，他放纵自我享受人生，既未明确反对束缚自己的伦理道德，也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一味地追名逐利，为
了像他们祖先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人上人”，他用尽心机，好象总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鼻子走。
”[12]（p25）从而形成了他胆怯、卑琐的意识。
在鹿子霖眼中，白嘉轩的修祠堂、立乡约、填族谱、惩乱伦是十分可笑的事。
鹿子霖可以说是“性恶”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了人性的弱点。
他虽然“性恶”，但社会规约了他，使他没有完全泯灭人性，也有亲子之情，也有廉耻感，也讲究人情世故，也有一个起码的道德限度。
小说描写他借酒调戏亲儿媳妇鹿冷氏，鹿冷氏则借机在他的饭碗里放稻草暗示他是畜生，这虽然没有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最终阻止了他进一步的乱伦行为，这一情节极富象征意义。
鹿子霖生活在孔孟之道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生活在白嘉轩这种正统力量当族长的封建宗法社会里，他的行为不可能不受到各种力量包括族规纲纪、政治法权的约束。
一个坏到极点的人是不可能在白鹿原生活下去的，文化是造成也是构成鹿子霖性格复杂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虽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少，但是传统阻止了他恶劣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使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让他性格有其微弱的闪光点，如他修祠堂，办学堂等。
白嘉轩与鹿子霖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同，传统文化促进了白嘉轩性格的进一步发展，而对鹿子霖的影响则是不让他恶劣性格进一步发展，使他的性格有一个道德的底线。
结语
白嘉轩与鹿子霖是两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形象，白嘉轩的价值观念来自儒家理想和封建宗法制度，这一观念塑造了他刚直的人格精神，也使他的生命有过闪光的时刻;而鹿子霖的价值观念则出于卑琐的私欲，这一观念决定了他的寡廉鲜耻、蝇营狗苟的生命历程，这一历程中全部是灰暗的色彩。
白嘉轩的人性中也显现出丑恶、冷酷的一面,那是传统观念和宗法制度扭曲的结果;鹿子霖的性格中充满了丑恶和龌龊，它们直接诞生于他的人性中发霉的土壤上。
白嘉轩与鹿子霖同为白鹿原上的大户人家，但他们性格内涵却相差甚远，这是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先人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他们性格内涵还在于后天的环境影响，环境能影响一个人，也能改变一个人，这种观点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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