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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郑宏泰在港内地专才
內地專才移民香港的特質、機遇與挑戰
鄭宏泰、黃紹倫、王蒼柏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摘要
回歸後，為了提升香港的綜合競爭力，香港特區政府調整了本身的移民政策，向世界各地的專業人才招手，希望進一步打造香港人才薈萃、精英雲集的形象，至於具西方高等教育背景的內地專業人才，更加成為其中一個重點吸納的對象。
隨著日子的過去，移居香港的內地專才日漸增多，並迅速形成一股不容低估的力量，一方面雖然推動了香港經濟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則令本地社會產生深層次的轉變，尤其是窒礙了本地社會的階級流動，令相關的政策添加了不少變數和挑戰。
關鍵字
內地專才，移民，香港社會，階級流動
引言
在其暢銷全球的《世界是平的》（TheWorldisFlat）一書中，美國學者費列文（ThomasFriedman）指出，進入廿一世紀後，一方面是受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另一方面則受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左右，加上中國及印度兩個無論是人口、領土及經濟規模均位處大國之列的國家迅速崛起，令邊界阻隔日見消瀰，而貨物、服務，甚至潮流文化、學術思想等的流通更加來去自如、沒有阻擋（Friedman,2005），至於主導、設計並負責執行各種活動的人力資源──尤其是作為中產階級中流砥柱的高學歷專業人才，更加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受到很多政府的歡迎，令這人才的流動同樣顯得異常暢通。
作為亞洲的金融中心，香港的國際地位一直深受讚許，紐約的《時代雜誌》（TheTime）更將香港與倫敦及紐約同列，別具創意地統稱為「紐倫港」（Nylonkong，即紐約、倫敦及香港簡稱的結合），說明香港乃跨國企業設立地區總部的理想之地，同時亦是各類人才薈萃之都，乃融資集資，從而推動區域經濟不斷前進的火車頭（Elliott,2008）。
在廿一世紀，若果說社會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取決於獲取天然資源及市場空間的能力，那麼吸納或培訓足夠的專業人才去落實以上的目標，自然顯得十分關鍵，更是急不容援。
由於很多政府均明白到這一點，因而在增加教育撥款，訓練本地人才之餘，亦大多推出各種各樣的吸納外地人才計劃，向四方八面的高教育水平及專業人才招手，提升本身的「人力資源存量」，因而令專業人才變成了「時代的寵兒」，不愁出路。
為了進一步提升本身的綜合競爭力，香港特區政府亦自新世紀開始作出應變，一改過往較為保守的移民政策，向外開放，吸納各地人才，而內地專才更屬其中一個重點招攬對象。
事實上，在這個新政策的影響下，內地專才移居香港者日多，並因主要服務於在港的「中資機構」、附屬「中資機構」或是投身大專教育，而成為了一時頗為獨特的現象。
然而，由於相關的研究所見不多，一般市民或政策執行者總是對於這個新形成的「群體」投以謎惑的目光，既好奇又忐忑，至於這些「新移民」到港之後，由於語言、習慣及社會制度的各有不同，加上未必可以即時融入本地社會，適應上往往又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
針對以上的各個要點，本文希望可以在勾勒居港內地專才具體面貌的同時，談談其適應性及互動性，進而探討他們給香港社會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流動的專業人才
長久以來，香港一直被視作典型的「移民城市」，並因持續不斷的外來移民大量湧入而甚少鬧出人才（或人手）不足的問題。
事實上，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前，不論是非技術、低技術或技術勞工，還是專業、行政人士，或富創業精神的工業家，香港似乎一點不缺，因而才令香港得以在極短時間內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Wong,1988）。
1980年10月23日之後，由於港英政府大幅收緊其入境政策，不再接納非法移民──尤其是內地移民，規定只有從合法途徑來港與家人團聚的移民，才允許其進入，令香港的人口結構與社會流動產生了巨大的轉變（林潔珍、廖柏偉，1998；鄭宏泰、黃紹倫，2004a）。
同樣是在八十年代初，由於中國大陸的開放改革得到全面落實，並產生連串巨大的發展機會，因而吸引了大量來自香港、澳門及台灣的技術勞工、專業人士及目光銳利商人的到來。
與此同時，部分頗有遠見的海外華人或非華人，亦因察覺中國經濟起飛所產生的巨大空間而先後踏足中國國土，希望一展所長，尋找機遇。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政府略為放寬其移民政策，國人出國──尤其是前往北美或澳洲等國家──留學的比率亦迅速增加（Qing,2002），令跨地域的人才流動顯得頗為糾纏和複雜。
1989年6月4日之後，受到中國政治氣候急速轉變的影響，加上回歸的步伐日見迫近，香港社會出現了所謂「信心危機問題」，很多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並且已在各行各業擔當重要職位的專業或管理人士，選擇了離開香港、移居他國的道路，引發了一場持續多年的「人才外流」（brain-drain）浪潮（Skeldon,1991），令很多社會人士頗感憂慮。
由於當時選擇外移的人士，大多只視移民為「購買政治保險」的一種工具，因此並沒全面割斷與香港的關係，而是先行將家人安頓在移居地，希望在獲取相關居留權之後，再返香港繼續拼搏，亦有部分人士仍然不肯結束香港的工作或事業，他們很多時需要在香港與移居地之間「兩邊走」，並與香港保持緊密的聯繫，因而亦產生了很多「分隔家庭」（splitfamilies）或「太空人家庭」（astronautfamilies），令很多屬於中產階層的專業人士十分困擾，有些甚至鬧出婚變、子女乏人照顧、子女誤入歧途或家庭關係轉差等問題（Sheppard,1998）。
1997及1999年，由於香港及澳門先後回歸祖國後仍能保持社會之穩定及經濟的繁榮，加上中國經濟繼續大步向前，那些八、九十年代後離開香港的專業人才最終又回流香港，重整旗鼓，再戰江湖，有些甚至選擇返回國內創業，施展所長。
大概亦在這個時期，那些改革開放之後陸續往外留學而已學有所成的人士，亦在種種因素的交互牽引下返回國土，成為了「海歸（海龜）一族」（意指那些在海外接受教育或工作的人返回本國工作），並因其突出的學歷及專業知識而獲政府部門或大型企業委以重任，在不同崗位上發光發熱（Zweig&Chen,2007）。
不論是回流香港的早期移民，或是浸過咸水的「海歸一族」，他們明顯變成了推動中國大陸經濟及香港經濟不斷前進的其中一股重要動力。
進入廿一世紀，自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之後，由於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生意進一步擴大，加上環球化下的經濟一體化，具西方高等教育水平的內地專才，一躍而為國際獵頭公司急欲招聘的對象，至於出國發展事業，舉家移民海外，更加誘發新時代另一個「人才外流」的問題，引起部分中國政府官員及中國人民的高度關注（People’sDaily,11March&26July2002）。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確實乃跨國企業總部雲集之地。
為了提升本身的綜合競爭力，香港特區政府亦明白到吸納人才的重要性，因而在深思細慮之後，決定「微調」本身的移民政策，向世界各地的專業人才招手，希望進一步強化香港人才薈萃、精英競逐的形象，至於具西方高等教育背景的內地專業人才，更加成為其中一個重點吸納對象，令他們變成了香港「新移民」的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香港「新移民」的問題，不論是坊間的談論、報章的報導或是學術的研究，一直均沒有間斷，而且多如牛毛，但焦點總是放在以「家庭團聚」因素來港定居者的身上，不是訴說他們移居香港後如何受到歧視、如何難以融入本地社會、如何產生家庭衝突，便是集中探討應該如何改善本地的教育、房屋及福利政策以配合他們的實際需要等等（Chung,1996;Siu,1998;Au,2001;Tang,2002），甚少有研究者將目標投放在具高等教育水平的內地專才移民身上，了解他們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就算有一些討論，往往亦流於表面化或情緒化，令社會大眾對這個「群體」的移民一直欠缺深入的認識。
事實上，由於新政策的推行時間尚短，內地專才移民在「新移民」人口中的比率，顯然亦所佔不多，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由於他們在某些領域佔據著相對重要的位置，影響力較大，加上自「更緊密經濟夥伴合作」（CEPA）計劃及「自由行」計劃的先後推出，香港與內地的整合進一步強化，他們在經濟及社會層面上所扮演的角色，肯定會愈來愈吃重，所發揮出來的力量，亦肯定會愈來愈巨大。
正因如此，深入而全面地探討這個「群體」的面貌、特質、調適，以及由此對香港社會所帶來的機會或挑戰，自然顯得極有需要，既可使這些移民盡早融入本地社會，發揮他們應有的力量，亦可優化本身的移民政策，減少各方誤解、消除潛在衝擊。
身處競爭激烈、資訊爆炸的年代，當中國的經濟正在迅速發展、機會處處的時刻，作為「時代寵兒」而曾經留學西方、飽讀「番書」的「海歸一族」，為何會選擇移居外國或是南下香港呢？
這些「新移民」的人口及社經背景等有何獨特之處呢？
他們來到香港這個以廣東人為主的前英國殖民地有何適應上的問題呢？
他們與本地同一階層或同一類別的專業及中產人士在思想或價值取向方面有何異同之處呢？
對本地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的階級流動有何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呢？
又可以如何解決呢？
在以下的章節中，讓我們逐下加以討論和分析。
研究方法
在正式開展我們的討論和分析之前，我們顯然需要先行交代一下研究方法及如何搜集資料等問題。
本文所引用的一手數據，主要來自「香港的技術移民及其在全球專業移民流動當中的角色」研究計劃及「社會指標與社會發展：
香港2006」研究計劃。
計劃的開支主要來自大學研究資助局，目的在於探討移民網絡、人力資源競爭策略，以及專業移民對香港經濟及社會的貢獻或衝擊，尤其是九七回歸後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形、社會的變貌，以及政治氣候的調整等等。
有關「香港的技術移民及其在全球專業移民流動當中的角色」研究計劃的研究方法，由兩個部分組成，其一是一份共有8頁紙的「郵寄問卷」（mailquestionnaire），用以了解受訪者的人口及社經背景，以及某些適應性的問題；其二則是結構性的深入訪談，用以了解受訪者的家庭、工作、生活及休閑狀況，從而掌握他們對人生、經歷、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問題的看法與態度。
有關「社會指標與社會發展：
香港2006」研究計劃的研究方法，主要乃系統化的入戶調查，而本文所採用的資料，屬於主觀階階認同的部分，目的在於探討內地專業移民會否對本地社會流動帶來衝擊的問題。
由於專業人才移居香港屬於「新興」現象，既沒相關同業組織的出現，又散佈各行各業，實在很難系統化地與他們接觸，更談不上可以有相關及足夠的個人資料，讓我們寄上問卷和信函，至於安排面對面的深入訪談，更加無從入手了。
幸好，在幾經努力下，我們得到了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的協助，當那些專業人士（或者是他們僱主、代理公司、獵頭公司）前往該處的「人力資源部」申請「工作許可證」時，同意幫助我們將相關函件及問卷交到他們手上。
正是因為得到了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調查得以順利展開，而首批合共3,000套的郵寄問卷及邀請函件（當中的750份乃中文問卷及信函，餘下的2,250份則屬英文問卷及信函），在2008年3月11日全數交到香港政府入境處相關部門的手上。
之後的4月初至6月底，我們陸續收回已經作答的問卷，部分（大約佔了四分一）更附上回郵地址及聯繫電話，明確表示接納我們作深入的訪談。
到6月底止，我們合共收回300份問卷，當中的100份來自內地專才，其餘則屬世界各地的專業人才，至於深入訪談的部分，則合共訪問了85位，當中的30多位乃內地專業人才，成績令人鼓舞。
由於相關的調查及訪問仍在進行之中，隨著時間的延長，我們相信回收的問卷及訪談將仍會持續增加，表示本文所引用的數據，其實只是初步的資料而已。
由於本文只會集中探討內地專才移居香港的調適與影響等問題，我們不會處理非內地專業移民的問題。
與此同時，我們有必要清楚地指出，雖然回應率理想，但因抽樣的方法及樣本的數量仍頗有局限，因而未必可以全面地代表了整體專業移民人口。
正因如此，在分析相關的數據時，我們只會從總體數據分佈入手，傳統的人口及社經背景各變項的深層次交互表列（cross-tabulation）分析等方法，則不會採用了。
雖然調查數據存在著若干未如人意之處，但我們仍然相信，這些珍貴的一手資料，肯定可以增強我們對這個新現象的了解和認識，有助相關政策的釐定和落實。
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與面貌
對於專才移民充滿流動的一面，以及對相關的研究方法有了初步掌握之後，我們可以著手分析這些居港內地專才的基本背景及面貌了。
從表1的數據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這些「新移民」的性別組合，顯示了頗為清晰的「男多女少、性別不均」現象。
舉例說，男性的比率佔了六成多（60.2%），女性則只佔四成左右（39.8%）。
這個組合，一方面暗示了男性或者較女性有較高的流動性，較願意或較容易離開其原居地到香港發展事業，另一方面或者說明男女之間的教育水平，仍然存在者頗為巨大的差距。
亦即是說，男性仍較女性較易獲得較大的教育機會。
如果我們從受訪者的出生地看，或者不難發現這些內地專才移民大多來自香港鄰近地區，或是較為先進的重要城市。
很簡單，多達兩成多（23.5%）的受訪者表示出生地在廣東及福建兩省，另外兩成左右（20.4%）的受訪者則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及重慶這四個直轄市，餘下的五成半左右（56.1%）則散佈在全國各地，可見區域相近、市發展水平相約，以及資訊較為流通等因素，對他們移居香港的決定具有較為顯著的影響。
接著，當受訪者被問到已經在香港定居多久時，大約三成半（36.4%）表示他們乃名符其實的「新移民」，來港定居只有一年或不足一年，三成半左右（35.4%）受訪者表示在港定居只有二至三年，居住年期同樣並不太長，一成半左右（16.1%）表示在港居住了四到五年，餘下的12.1%則表示已居住六年或以上，當中的部份人士已按香港法例獲得了「永久居留權」，屬於香港的「永久居民」。
從這個居港年期愈短、比率愈高的分佈狀況上看，相關的移民流入，似乎有「愈來愈受歡迎」之勢，亦顯示內地專才的移入，近年來正在迅速增加。
如果我們再從年齡的分佈上了解受訪者的年齡結構，更會發現，他們大多處於「風華正茂」之年。
舉例說，接近四成半（43.9%）的受訪者年齡只有18至29歲，超過一半（54.1%）的受訪者更表示其年齡處於30至54歲之間，餘下只有2.0%表示其年齡已超過54歲。
也即是說，這些新來港定居的內地專業人才，大都屬於初初踏足社會，充滿拼勁的青壯人士。
與此同時，當我們的受訪者被問到最高的教育水平達到那個程度時，只有5.1%表示他們最高只達高中的程度，約有三分之一（34.7%）受訪者則表示已考獲大學本科學位的水平，三成半左右（36.7%）表示已擁有碩士學位，餘下的接近二成半（23.5%）則表示擁有博士學位。
單從這個數據上看，這些移居香港的內地專才，教育水平不但大大高於國內總體人口的平均水平，亦超越本地總體人口的平均水平，可說是學識卓著的一群。
由於受訪者大多屬於年青一群，加上學歷較高，他們一般應該屬於較為遲結婚的一群。
一如所料，接近四成（39.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仍然未婚，屬於「單身一族」，另外大約六成（58.6%）的受訪者則屬於「已婚人士」，另外的不足2.0%則表示屬於「離異或守寡」的人士。
以此而論，他們婚姻狀況的分佈，明顯較香港總體年齡組別婚姻狀的分佈為遲（Shen,2005），顯示他們應該屬於「遲婚一族」。
同樣是因為受訪者屬於高學歷人士，加上移居香港的其中一個重要條件，是為著填補某些行政管理或專業職位，他們在回答我們所屬職位的問題時，亦一如所料地集中於專業的類別。
調查結果顯示，接近四分之一左右（25.5%）的受訪者表示在企業或機構內擔任行政人員或管理人員，超過三份之二（65.3%）更表示屬於專業人士，餘下的不足一成（9.1%）則表示屬於半專業人士。
很明顯，這些在港定居的內地專才確實在本地經濟及社會上，扮演著頗為吃重的角色。
一般而言，個人每月的入息應該與職級的高低呈現正面相關。
事實亦是如此，從調查資料上看，我們的受訪者大多屬於高收入一群。
舉例說，多達五分之二左右（40.2%）的受訪者表示每月薪金在20,000元（港幣，下同）或以下（不包括由僱主提供的住宿津貼或住所），三成多（31.9%）的受訪者則表示每月薪金在20,001元至40,000元之間，一成半左右（15.4%）表示每月薪金在40,001至80,000元之間，餘下的一成多（12.4%）則回答指自己每月的薪金在80,000元或以上，充份顯示這些受訪者確實屬於「職高薪厚」的一群（表1）。
表1：
受訪者的人口及社經背景特徵†
人口及社經變項
有效比率（%）
有效數量（人）
性別
男
60.2
59
女
39.8
39
出生地
廣東/福建
23.5
23
直轄市*
20.4
20
其他省份
56.1
55
居港年份
一年或以下
36.4
36
二至三年
35.4
35
四至五年
16.1
16
六年或以上
12.1
12
年齡
18-29歲
43.9
43
30-54歲
54.1
53
55歲或以上
2.0
2
教育程度
高中程度
5.1
5
大學本科
34.7
34
擁有碩士學位
36.7
36
擁有博士學位
23.5
23
婚姻狀況
單身
39.4
39
已婚
58.6
58
守寡/離異
2.0
2
職位
行政人員/經理人員
25.5
25
專業人士
65.3
64
半專業人士
9.1
9
每月收入#
≦20,000元
40.2
39
20,001-40,000元
31.9
31
40,001-80,000元
15.4
15
80,001元或以上
12.4
12
†本文所採用的資料，屬初期資料，最後的資料或者會略有出入。
*直轄市即指北京、天津、上海及重慶，這四個城市直接由中央管治。
#不包括僱主提供的住宿津貼或住所。
綜合以上的各項人口及社經背景資料，我們可以概括地指出，受訪者確實屬於較為年青的一群，並擁有相當突出的教育背景，在企業或機構之內更佔據著相對吃重的位置，同時亦賺取著較為可觀的收入。
除此之外，我們同時必須作出另一點重要補充，這些最近來港定居的內地專業人才，大多擁有雙語的能力，除了普通話之外，通常都能夠以英語溝通或書寫，有些更表示懂得使用法語、俄羅斯語及日語等，一方面顯示了他們具有留學這些國家的經歷或背景，另一方面則說明了他們具有一定的國際網絡，擁有不容低估的競爭優勢。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不但跨國公司林立，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人才亦會薈萃其中，擁有多於一種的語言能力，不但說明了他們能夠與不同國籍人士溝通，同時亦暗示他們在勞動市場上具有更高的競爭力。
移居香港的原因與期望
進入廿一世紀，雖然很多國家的移民政策已變得較為寬鬆──尤其是對旅客的限制方面，但對移民的吸納，則仍然態度審慎，亦頗有選擇性。
正如前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由於港英殖民地政府銳意停止由中國大陸湧入的大量非法移民，因而取消了所謂「抵壘政策」，改行「即捕即解」，並立法通過只能容許「家庭團聚」合法移民的進入香港的做法，令香港的人口結構產了極為深遠的轉變（林潔珍、廖柏偉，1998）。
回歸後，有鑑於殖民地時代移民政策的不合時宜，特區政府在深入思考和研究後，決定微調本身的人口政策，吸納世界各地的專業人才，藉以提升香港人才資源的素質，從而強化香港的綜合競爭能力（TaskForceonPopulationPolicy,2003），因而亦令內地專業人才有了移居香港的機會（PressReleases,23February2006;TaskGrouponAttractingTalent,2008）。
我們或者會好奇地問：
在內地專業人才的眼中，到底香港有何吸引力呢？
是甚麼力量促使他們「走出去」呢？
在香港安頓下來後會否發現很多地方難以適應呢？
又如何在香港建立起他們的個人網絡呢？
調查中，當受訪者被問到他們是透過那個途徑申請來港工作和定居時，接近九成（91.0%）表示是透過「輸入內地專才計劃」，半成左右（6.0%）表示是透過「優秀人才計劃」，餘下只有3.0%則表示是透過「非本地大學畢業生留港定居計劃」（表2）。
從這個數字上看，我們實在不難明白，這批內地「新移民」實在絕大多數屬於專業人才，背景較為單一。
表2：
受訪者透過何種安排來港工作和定居（%）
以何種計劃申請來港工作和定居
有效比率（%）
有效個案（N）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91.0
91
優秀人才計劃
6.0
6
非本地大學畢業生留港工作定居計劃
3.0
3
總計
100.0
100
為甚麼他們會知道香港這個新近推出的移民政策呢？
當受訪者被問到從何途徑獲得這些消息時，二成半左右（26.0%）表示來自所服務的公司，二成半（25.0%）表示來自特區政府的網頁，二成（20.0%）表示來自香港的親戚或朋友，一成多（12.0%）表示來自新聞報導，另外一成多（12.0%）表示來自大學招聘機構或移民代理公司，餘下的半成（5.0%）則表示是透過其他各種途徑（表3）。
以上的數據帶出兩個重要訊息：
其一是受訪者所服務的公司，乃內地專才移民的主要推動者；其二則顯示他們在港已擁有一定的社會及個人網絡，對香港並不完全陌生。
表3：
受訪者從何處獲得相關計劃的消息（%）
從何處獲得相關計劃的消息
有效比率（%）
有效個案（N）
所屬公司
26.0
26
香港政府網頁
25.0
25
在港親友
20.0
20
新聞報導
12.0
12
大學招聘或移民代理公司
12.0
12
其他
5.0
5
總計
100.0
100
接著，我們詢問受訪者有那些結構性的因素左右了他們來港定居的決定。
出乎意料地，最影響他們決定的結構性因素，竟然是「社會秩序」，有接近八成（79.8%）受訪者表示這個因素最重要或重要，不足一成（9.1%）表示不重要或最不重要的，同樣有大約一成左右（11.1%）則表示「一般」──一種中立的態度（表4），可見在很多受訪者的眼中，社會穩定確實是「安居樂業」的先決條件。
在「社會秩序」之後的另一結構性要素，是「法律制度」。
調查中，有接近七成半（75.5%）受訪者表示這個因素最重要或重要，至於表示態度中立，或者認為不重要或最不重要的，則分別有一成半左右（14.3%）及一成多（10.2%）。
眾所周知，良好而公正的法律制度乃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受訪者以法律制度為先的態度，進一步說明他們的確較為重視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
在社會秩序及法律制度之後的，有「薪俸稅水平」、「個人自由」、「福利待遇」及「就業市場」四項因素。
雖然受訪者對這四項因素的重視程度略有不同，但差距明顯並不太大，舉例說，表示「薪俸稅水平」最重要或重要的比率，略多於六成半（65.3%），表示不重要或最不重要的，則佔10.2%。
對於「個人自由」、「就業市場」及「福利待遇」表示最重要或重要的比率，同樣有六成多（62.3%、61.8%及61.2%），至於表示不重要或最不重要的，則分別是11.2%、18.6%及12.2%，可見彼此之間的差距確實沒有想像中大。
以此推論，低稅率與較高的個人自由這兩大要素，對於這些內地專業人才具有較為巨大的吸引力。
有趣地，當受訪者被進一步問到「投資機會」是否影響他們移民香港的結構性因素時，表示重要、不重要及態度中立的比率，均各佔三分之一左右（33.0%、32.0%及35.1%），而以表示不重要或最不重要的，更明顯略高（表4）。
這種情況，一來說明受訪者較不重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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