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布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方立场文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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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布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方立场文件

外交部发布“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方立场文件

原标题：

外交部受权发表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新华网北京12月7日电外交部7日受权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重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的严正立场，并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中国关于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立场和理据。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问题提起强制仲裁。

其后，菲律宾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执意推进仲裁程序。

立场文件指出，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仲裁庭无权审理。

立场文件指出，以谈判方式解决在南海的争端是中菲两国通过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协议，菲律宾单方面将有关争端提交强制仲裁违反国际法。

立场文件指出，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立场文件强调，仲裁庭对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明显没有管辖权；各国有权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立场文件进一步指出，南海问题涉及多个国家，需要各方的耐心和政治智慧才能实现最终解决。

有关各方应当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妥善解决南海问题。

在有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各方应当开展对话，寻求合作，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不断增信释疑，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

立场文件最后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的做法，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政策和立场。

以下为文件全文：

一、引言

1.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称，菲律宾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百八十七条和附件七的规定，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的争端递交仲裁通知，提起强制仲裁。

2013年2月19日，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

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

2.本立场文件旨在阐明仲裁庭对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没有管辖权，不就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发表意见。

本立场文件不意味着中国在任何方面认可菲律宾的观点和主张，无论菲律宾有关观点或主张是否在本立场文件中提及。

本立场文件也不意味着中国接受或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

3.本立场文件将说明：

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公约》的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是中菲两国通过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协议，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有关争端提交强制仲裁违反国际法；即使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涉及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问题，也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因此，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明显没有管辖权。

基于上述，并鉴于各国有权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二、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

4.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经营南海诸岛，最早并持续对南海诸岛实施主权管辖。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派遣军政官员乘军舰前往南海岛礁举行接收仪式，树碑立标，派兵驻守，进行地理测量，于1947年对南海诸岛进行了重新命名，并于1948年在公开发行的官方地图上标绘南海断续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南海诸岛的主权。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和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上述行动一再重申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的海洋权益。

5.20世纪70年代之前，菲律宾的法律对其领土范围有明确限定，没有涉及中国的南海岛礁。

1935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国家领土”明确规定：

“菲律宾的领土包括根据1898年12月10日美国同西班牙缔结的《巴黎条约》割让给美国的该条约第三条所述范围内的全部领土，连同1900年11月7日美国同西班牙在华盛顿缔结的条约和1930年1月2日美国同英国缔结的条约中包括的所有岛屿，以及由菲律宾群岛现政府行使管辖权的全部领土。

”根据上述规定，菲律宾的领土范围限于菲律宾群岛，不涉及中国的南海岛礁。

1961年《关于确定菲律宾领海基线的法案》（菲律宾共和国第3046号法案）重申了菲律宾1935年宪法关于其领土范围的规定。

6.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南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和司令礁等岛礁；非法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宣布为所谓“卡拉延岛群”，对上述岛礁及其周边大范围海域提出主权主张；并对中国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

菲律宾还在有关岛礁及其附近海域非法从事资源开发等活动。

7.菲律宾上述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

中国政府对此一贯坚决反对，一直进行严正交涉和抗议。

8.菲律宾将其所提仲裁事项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中国在《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之外，对“九段线”（即中国的南海断续线）内的水域、海床和底土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不符；

第二，中国依据南海若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200海里甚至更多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

第三，中国在南海所主张和行使的权利非法干涉菲律宾基于《公约》所享有和行使的主权权利、管辖权以及航行权利和自由。

9.菲律宾提请仲裁的上述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公约》的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

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这些仲裁事项均无管辖权。

10.关于菲律宾提出的第一类仲裁事项，很显然，菲律宾主张的核心是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

然而，无论遵循何种法律逻辑，只有首先确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才能判断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

11.国家的领土主权是其海洋权利的基础，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国际法院指出，“海洋权利源自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这可概括为‘陆地统治海洋’原则”（2001年卡塔尔－巴林案判决第185段，亦参见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判决第96段和1978年爱琴海大陆架案判决第86段），“因此陆地领土状况必须作为确定沿海国海洋权利的出发点”（2001年卡塔尔－巴林案判决第185段、2007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案判决第113段）。

国际法院还强调，“国家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基于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陆地是一个国家对其领土向海延伸部分行使权利的法律渊源”（2012年尼加拉瓜－哥伦比亚案判决第140段）。

12.《公约》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认识到有需要通过本公约，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

显然，“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是适用《公约》确定缔约国海洋权利的前提。

13.就本案而言，如果不确定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仲裁庭就无法确定中国依据《公约》在南海可以主张的海洋权利范围，更无从判断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

然而，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公约》调整的范畴。

14.菲律宾也十分清楚，根据《公约》第二百八十七条和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对于领土争端没有管辖权。

菲律宾为了绕过这一法律障碍，制造提起仲裁的依据，蓄意对自己提请仲裁的实质诉求进行精心的包装。

菲律宾一再表示自己不寻求仲裁庭判定哪一方对两国均主张的岛礁拥有主权，只要求仲裁庭对中国在南海所主张的海洋权利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进行判定，使仲裁事项看起来好像只是关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问题，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

然而，菲律宾的包装无法掩饰其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就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

15.关于菲律宾提出的第二类仲裁事项，中国认为，南海部分岛礁的性质和海洋权利问题与主权问题不可分割。

16.首先，只有先确定岛礁的主权，才能确定基于岛礁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符合《公约》。

17.《公约》规定的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权利均赋予对相关陆地领土享有主权的国家。

脱离了国家主权，岛礁本身不拥有任何海洋权利。

只有对相关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才可以依据《公约》基于相关岛礁提出海洋权利主张。

在确定了领土归属的前提下，如果其他国家对该国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提出质疑或者提出了重叠的海洋权利主张，才会产生关于《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如果岛礁的主权归属未定，一国基于岛礁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符合《公约》规定就不能构成一个可以提交仲裁的具体而真实的争端。

18.就本案而言，菲律宾不承认中国对相关岛礁拥有主权，意在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依据相关岛礁主张任何海洋权利的资格。

在这种情形下，菲律宾要求仲裁庭先行判断中国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是本末倒置。

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在审理有关岛礁争端的案件中，从未在不确定有关岛礁主权归属的情况下适用《公约》的规定先行判定这些岛礁的海洋权利。

19.其次，在南沙群岛中，菲律宾仅仅挑出少数几个岛礁，要求仲裁庭就其海洋权利作出裁定，实质上是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

20.南沙群岛包括众多岛礁。

中国历来对整个南沙群岛、而非仅对其中少数几个岛礁享有主权。

1935年中国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中国南海各岛屿图》，1948年中国政府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均将现在所称的南沙群岛以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包括南沙群岛。

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其中包括南沙群岛的岛礁。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南沙群岛。

21.2011年4月1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有关南海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第CML/8/2011号照会中亦指出：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有关规定，中国的南沙群岛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显然，按照《公约》确定中国南沙群岛的海洋权利，必须考虑该群岛中的所有岛礁。

22.菲律宾在仲裁诉求中对南沙群岛作出“切割”，只要求对其声称的“中国占领或控制的”岛礁的海洋权利进行判定，刻意不提南沙群岛中的其他岛礁，包括至今仍为菲律宾非法侵占或主张的岛礁，旨在否定中国对整个南沙群岛的主权，否认菲律宾非法侵占或主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事实，从而篡改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性质和范围。

菲律宾还刻意将中国台湾驻守的南沙群岛最大岛屿——太平岛排除在“中国占领或控制”的岛礁之外，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显而易见，此类仲裁事项的实质是中菲有关领土主权的争端。

23.最后，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领土本身明显是一个领土主权问题。

24.菲律宾认为其仲裁诉求所涉及的几个岛礁是低潮高地，不能被据为领土。

对于上述岛礁是否属于低潮高地，本立场文件不作评论。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这些岛礁具有何种性质，菲律宾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却一直对这些岛礁非法主张领土主权。

菲律宾1978年6月11日颁布第1596号总统令，对包括上述岛礁在内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及其周边大范围的海域、海床、底土、大陆边及其上空主张主权，并将该区域设立为巴拉望省的一个市，命名为“卡拉延”。

虽然2009年3月10日菲律宾通过了第9522号共和国法案，规定“卡拉延岛群”（即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斯卡伯勒礁”（即中国黄岩岛）的海洋区域将与《公约》第一百二十一条（即“岛屿制度”）保持一致，但该规定仅是对上述区域内海洋地物的海洋权利主张进行了调整，并没有涉及菲律宾对这些海洋地物，包括低潮高地的领土主张。

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2011年4月5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第000228号照会中还明确表示：

“卡拉延岛群构成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菲律宾共和国对卡拉延岛群的地理构造拥有主权和管辖权”。

菲律宾至今仍坚持其对南沙群岛中40个岛礁的主张，其中就包括菲律宾所称的低潮高地。

可见，菲律宾提出低潮高地不可被据为领土，不过是想否定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主权，从而可以将这些岛礁置于菲律宾的主权之下。

25.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领土本身是一个领土主权问题，不是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问题。

《公约》没有关于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领土的规定。

国际法院在2001年卡塔尔－巴林案的判决中明确表示：

“条约国际法对于低潮高地能否被视为领土的问题保持沉默。

法院也不知道存在统一和广泛的国家实践，从而可能产生一项明确允许或排除将低潮高地据为领土的习惯法规则”（判决第205段）。

这里的条约国际法当然包括1994年即已生效的《公约》。

国际法院在2012年尼加拉瓜－哥伦比亚案的判决中虽然表示“低潮高地不能被据为领土”（判决第26段），但未指出此论断的法律依据，未涉及低潮高地作为群岛组成部分时的法律地位，也未涉及在历史上形成的对特定的海洋区域内低潮高地的主权或主权主张。

无论如何，国际法院在该案中作出上述判定时没有适用《公约》。

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领土不是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问题。

26.关于菲律宾提出的第三类仲裁事项，中国认为，中国在南沙群岛和黄岩岛附近海域采取行动的合法性是基于中国对有关岛礁享有的主权以及基于岛礁主权所享有的海洋权利。

27.菲律宾声称，中国在南海所主张和行使的权利非法干涉菲律宾基于《公约》所享有和行使的主权权利、管辖权以及航行权利和自由。

菲律宾这一主张的前提是，菲律宾的海域管辖范围是明确而无争议的，中国的活动进入了菲律宾的管辖海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中菲尚未进行海域划界。

对菲律宾这一主张进行裁定之前，首先要确定相关岛礁的领土主权，并完成相关海域划界。

2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

29.综上所述，菲律宾要求在不确定相关岛礁主权归属的情况下，先适用《公约》的规定确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并提出一系列仲裁请求，违背了解决国际海洋争端所依据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司法实践。

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任何仲裁请求作出判定，都将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对本案涉及的相关岛礁以及其他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进行判定，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实际上海域划界的效果。

因此，中国认为，仲裁庭对本案明显没有管辖权。

三、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在南海的争端是中菲两国之间的协议，菲律宾无权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

30.中国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问题上，一贯坚持由直接有关国家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

中菲之间就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两国在南海的争端也早有共识。

31.1995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南海问题和其他领域合作的磋商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遵守”下列原则：

“有关争议应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磋商和平友好地加以解决”（第一点）；“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第三点）；“争议应由直接有关国家解决，不影响南海的航行自由”（第八点）。

32.1999年3月23日《中菲建立信任措施工作小组会议联合公报》指出，双方承诺“遵守继续通过友好磋商寻求解决分歧方法的谅解”（联合公报第5段）。

“双方认为，中菲之间的磋商渠道是畅通的。

他们同意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议”（联合公报第12段）。

33.2000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21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第九点规定：

“双方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同意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和谈判促进争议的和平解决。

双方重申遵守1995年中菲两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

34.2001年4月4日《中国－菲律宾第三次建立信任措施专家组会议联合新闻声明》第四点指出：

“双方认识到两国就探讨南海合作方式所建立的双边磋商机制是富有成效的，双方所达成的一系列谅解与共识对维护中菲关系的健康发展和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

35.中菲之间关于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的共识在多边合作文件中也得到确认。

2002年11月4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各国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宣言》第四条明确规定，“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36.《宣言》签署后，中菲两国领导人又一再确认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2004年9月3日，时任菲律宾总统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双方一致认为尽快积极落实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助于将南海变为合作之海”（联合新闻公报第16段）。

37.2011年8月30日至9月3日，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9月1日，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重申将通过和平对话处理争议”，并“重申尊重和遵守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声明第15段）。

《联合声明》确认了《宣言》第四条关于谈判解决有关争端的规定。

38.中菲双边文件在提及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时反复使用了“同意”一词，确立两国之间相关义务的意图非常明显。

《宣言》第四条使用了“承诺”一词，这也是协议中通常用以确定当事方义务的词语。

国际法院在2007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关于适用《防止和惩治灭种罪公约》案的判决中对“承诺”一词有以下明确的解释：

“‘承诺’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给予一个正式的诺言，以约束自己或使自己受到约束，是给予一个保证或诺言来表示同意、接受某一义务。

它在规定缔约国义务的条约中经常出现······它并非只被用来提倡或表示某种目标”（判决第162段）。

此外，根据国际法，一项文件无论采用何种名称和形式，只要其为当事方创设了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就具有拘束力（参见1994年卡塔尔－巴林案判决第22段至第26段；2002年喀麦隆－尼日利亚案判决第258段、第262段和第263段）。

39.上述中菲两国各项双边文件以及《宣言》的相关规定一脉相承，构成中菲两国之间的协议。

两国据此承担了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的义务。

40.中菲双边文件和《宣言》第四条反复重申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并且规定必须在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显然排除了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

前述1995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南海问题和其他领域合作的磋商联合声明》第三点指出“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这里的“最终”一词显然在强调“谈判”是双方唯一的争端解决方式，双方没有意向选择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

中菲双边文件和《宣言》第四条虽然没有明文使用“排除其他程序”的表述，但正如2000年南方蓝鳍金枪鱼仲裁案裁决所称：

“缺少一项明示排除任何程序[的规定]不是决定性的”（裁决第57段）。

如前所述，中国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问题上，一贯坚持由直接有关国家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

在上述中菲双边文件和《宣言》的制订过程中，中国的这一立场始终是明确的，菲律宾及其他有关各方对此也十分清楚。

41.因此，对于中菲在南海的争端的所有问题，包括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双方同意的争端解决方式只是谈判，排除了其他任何方式。

42.即使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问题，在中菲之间已就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也不适用。

43.《公约》第二百八十条规定：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损害任何缔约国于任何时候协议用自行选择的任何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的权利。

”《公约》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作为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协议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则只有在诉诸这种方法而仍未得到解决以及争端各方间的协议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才适用本部分所规定的程序。

”

44.如前分析，中菲两国已通过双边、多边协议选择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没有为谈判设定任何期限，而且排除适用任何其他程序。

在此情形下，根据《公约》上述条款的规定，有关争端显然应当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而不得诉诸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45.菲律宾声称，1995年之后中菲两国就菲律宾仲裁请求中提及的事项多次交换意见，但未能解决争端；菲律宾有正当理由认为继续谈判已无意义，因而有权提起仲裁。

事实上，迄今为止，中菲两国从未就菲律宾所提仲裁事项进行过谈判。

46.根据国际法，一般性的、不以争端解决为目的的交换意见不构成谈判。

2011年国际法院在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案的判决中表示，“谈判不仅是双方法律意见或利益的直接对抗，或一系列的指责和反驳，或对立主张的交换”，“谈判······至少要求争端一方有与对方讨论以期解决争端的真诚的努力”（判决第157段），且“谈判的实质问题必须与争端的实质问题相关，后者还必须与相关条约下的义务相关”（判决第161段）。

47.南海问题涉及多个国家，其解决绝非易事。

有关各方至今仍在为最终谈判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

在此背景下，中菲之间就有关争端交换意见，主要是应对在争议地区出现的突发事件，围绕防止冲突、减少摩擦、稳定局势、促进合作的措施而进行的。

即使按照菲律宾列举的证据，这些交换意见也远未构成谈判。

48.近年来，中国多次向菲律宾提出建立“中菲海上问题定期磋商机制”的建议，但一直未获菲律宾答复。

2011年9月1日，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双方再次承诺通过谈判解决南海争端。

然而未待谈判正式开始，菲律宾却于2012年4月10日动用军舰进入中国黄岩岛海域抓扣中国的渔船和渔民。

对于菲律宾的挑衅性行动，中国被迫采取了维护主权的反制措施。

此后，中国再次向菲律宾建议重启中菲建立信任措施磋商机制，仍未得到菲律宾回应。

2012年4月26日，菲律宾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提出要将黄岩岛问题提交第三方司法机构，没有表达任何谈判的意愿。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即单方面提起了强制仲裁程序。

49.中菲此前围绕南海问题所进行的交换意见，也并非针对菲律宾所提的仲裁事项。

例如，菲律宾援引1997年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关于黄岩岛问题的声明，以证明中菲之间就黄岩岛的海洋权利问题存在争端并已交换意见；但菲律宾故意没有援引的是，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明确指出：

“黄岩岛的问题是领土主权问题，专属经济区的开发和利用是海洋管辖权问题，两者的性质和所适用的法律规则都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菲方试图以海洋管辖权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企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一声明的含义是，菲律宾不得借口黄岩岛位于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否定中国对该岛的领土主权。

可见，上述交换意见的核心是主权问题。

50.还需注意的是，菲律宾试图说明中菲两国自1995年起交换意见的事项是关于《公约》解释或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