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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在中国

张松建:

《里尔克在中国:

传播与影响初探,1917-1949》傻按:

此篇文字,Dasha先在“香港文学资料库”(http:

//hklitpub.lib.cuhk.edu.hk/search_sim.jsp)找到的题名,而后不经意找到了网上有全文(修订)。

张建松身在新加坡而钩沉中国文坛旧事,是极其不易的,资料的缺失也是可想而知的,且尚能超越卫茂平《咏物诗人里尔克》(

张建松亦因身在新加坡而不能够充分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且自身犹不通德语,因此,臧否之际有些局囿、有些隔膜,比如,论里尔克对郑敏、陈敬容等人的影响,不过是在讨论里尔克某种英译本对她们的影响。

就像在CNKI里能够找到的大量关于里尔克与冯至的论文,其绝大部分不过是在表述“冯至译出里尔克的文字对冯至的影响”。

所以,张建松“结语”所标称的“创造性转化”,可能更是“自欺欺人的误读”。

第三,《中国文艺》2卷2期(1940年4月1日)署名“丙子”的《布里格随笔》片断译文。

张松建推测“‘丙子’可能是北京大学德语文学教授杨丙辰,当时他正主编中德学会创办的《中德学志》。

”而张中行有文回忆杨丙辰说“杨先生是通德语的老前辈,翻译德文著作不少,现在记得的还有《费德利克小姐》和《火焰》,都编入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

他名震文,但名很少用,在学校,在社会;著作,译书,总是用杨丙辰。

由是,尚需在Dasha这个网站阅读到此文的诸君抱持一定的审慎。

全文转贴自网络,对个别明显的手民之误如“唐?

”、“?

西文學批評研究”,聊作订正。

里尔克在中国:

传播与影响初探,1917-1949

张松建发布时间:

2007-5-1710:

18:

16来源:

中国艺术批评阅读:

1096

作者简介:

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

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专著《新诗现代化:

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探源》即将出版。

另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发表论文和评论二十余篇。

  奥地利作家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被誉为"自歌德、赫尔德林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

他的诗集《时辰书》、《图像集》、《新诗甲乙集》、晚年的《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散文《论山水》和《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论文《罗丹论》、诗体小说《布里格随笔》等等,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诚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1。

里尔克的影响是国际性的,从欧洲大陆到英国、北美,直到辽远的东方,一个世纪以来,广被博及,佳评如潮。

中国学者对译介里尔克也毫不示弱,他们翻译里氏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撰文议论里尔克的诗艺及阅读感言,而且身体力行,斟酌损益,在其影响下从事现代诗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验,逐渐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小浪潮。

尤为重要者,尽管其它西方现代派诗人--例如法国的波德莱(CharlesBaudelaire,1821-1967)、爱尔兰的叶芝(W.B.Yeats,1865-1939)、英国的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和奥登(W.H.Auden,1907-1973)--对中国诗人也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2,但是,相形之下,"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些被判定是与现代诗歌有关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奥登的影响差不多完全限囿于修辞领域,只有里尔克的影响超出了上述领域,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和精神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里尔克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渴望"3。

毫不夸张地说,里尔克与中国诗人的因缘,促成现代汉诗成长历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透过钩沉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上的有关文章,厘定出一条清晰可辨的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线索,不避繁琐,以广知闻。

在此基础上,以冯至(1905-1993)、陈敬容(1917-1989)、郑敏(1920-)、吴兴华(1921-1966)的诗篇为例证,检讨中国诗人如何接受里尔克的影响,由此见证文学影响的复杂多方以及现代汉诗的一个面影。

  上篇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

史实辨正

  非常明显,翻译不仅是指文字上的互译活动,而且是指文化间的交往行为,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面对同一个被翻译的对象,翻译者的兴奋点、价值取向和理解能力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在众多的学者译介里尔克的过程中,出现个人喜好上的差异和认识水平上的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我所关怀的"问题意识"始终是:

在翻译里尔克的过程中,翻译主体获得了什么?

被翻译的主体又获得了什么?

我把关于里尔克传播的资料归为三类:

一般性的简介、作品翻译和学术评论,下面分而述之,顺便评判其得失所在。

  早在1922年,以崭新面目出现的《小说月报》就已开始介绍德语文学,也多少涉及了里尔克,第13卷第8号的《战后文艺新潮》就提到"列尔克(MariaReinerRilke),一本最好的《罗丹》(Rodin)研究的作者"4,但仅此而已,未有进一步介绍。

到了1923年3月,余祥森介绍德国象征派文学,概括了里尔克的生平史略,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称其为象征派代表作家之一,但关于他的诗艺的叙述却不大准确:

"利氏底诗深含有宗教的色彩,平等的精神。

他见得到的,都写得到;但不喜描写人间一切恶浊的,苦痛的;所以他底诗极其温籍绮丽,他早年的作品比晚年的还佳些......"5。

说里氏作品有宗教色彩,那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他不喜描写恶浊和苦痛则未免失实,因为他的早期作品有不少篇幅描写麻风病人、乞丐、娼妓、江湖艺人、落拓者、疯子等畸零人,表现"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以及自己如何与他们苦乐关情。

至于说他的晚期作品比早年逊色,更是离谱。

1923年12月,无明翻译了日本学者生田春月的《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其中有一段介绍了里尔克,但把他误为女诗人--

  利尔克RainerMariaRilke是生长于普拉亚克地方的人,从便宜上,也可以算入

  奥国籍。

波米米亚现时是捷克斯拉夫国。

利尔克就她是诗人的话说起来,虽然和德

  美尔(见前)完全是别种人,但可以和德美尔并称的。

她是真正的抒情诗人,《梦

  之冠》、《形象之书》、《时令之书》等诗集,把他的真性情表现了出来。

短篇集

  《回溯人生》,童话《小神话》,一幕剧《家常茶饭》、《白衣夫人》都表现浪漫

  主义的特质。

6

  此文写作年代较早,仅注意到里氏少作,尚未见到他完成于1922年的《十四行诗》和《哀歌》早已脱离了浪漫抒情的套路。

及至1926年9月,文学史家郑振铎发表了《文学大纲》第33章《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结尾部分这样介绍里尔克:

"李尔克(R.M.Rilke,1875-)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曾在巴黎为大雕刻家罗丹(Rodin)的书记。

他的诗形式极秀美齐整,而有神秘的意味,为后来一班少年表现主义的抒情诗人的先生"7。

1929年,余祥森撰文介绍本世纪前二十年的德国文学,他再次议论了里尔克的诗艺--

  还有一个长于吟咏的诗家里尔克(R.M.Rilke,1875--)。

他的诗歌经过许多的变

  迁;最初歌咏的是青年与故乡之回忆;次乃转以神秘象征的色彩,追纪中古的奇事

  艳质,而对于现代的苦痛与罪恶,则避之惟恐不及。

《画像集》(BuchderBilder)一

  集,尤为高雅清新。

至于《时间集》(Stundenbuch,1906)则取材于俄国,是作者亲

  身尝受的立秘之忏悔录,再此类以意领会的诗集之中,堪称独步。

他的《新诗集》

  (VeneGedichte,1907)则列写人间一切对象,而皆赋以种种声色意义。

自是之后,他

  已渡过了自印象派到表现派的桥梁;他的神秘的热诚于新进作家中竟成一派模范。

  然而他的结构至是渐失完美,他的格式渐失工整,他的文字渐失纯洁;盖已轻视唯

  美的幻想而重切实的表现。

但他却不自作表示,只籍事物来表现他们固有的特性

  (松建按:

原文此处遗漏一逗号)《新诗别集》(DerneuenGedichteandererTeil,1919)

  就是明证之一。

此外他用这副天真的心灵以写高雅,愁倦的情绪,在叙述作品中最

  收效果的是长篇小说《劳立德的两樯船》(MalteLauridsBrigge,1919),这是德国现代

  最珍贵的散文作晶(按:

疑为"品"字之误)之一;惜知之者甚鲜。

8

  这里除了《布里格随笔》书名错译外,对里氏之评价大体正确。

一年半后,汪倜然发表了短文《奥国诗人李尔克之美妙的自传》9,此时距里氏之忌日恰好五年,很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专论里尔克的文章。

自此之后,中国作家对于里氏的译介日渐增多。

  里尔克是一虽不多产然而多能的作家,兼擅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

他的不可胜数的书信,不是记录日常琐事的实用文体,而是精致隽永的美文,谈论人生、艺术、爱情、命运,娓娓道来,朴素亲切。

古代中国散文中本来就有书信体的文类传统,而且里尔克的书信大多涉及青年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且确有艺术魅力,因此中国作家对其颇为心仪,加以译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36年4月1日,杜纹呈主编的北平《绿洲月刊》创刊号上率先发表了冯至翻译的《给青年诗人卡卜斯德的信》。

十二年后,当时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叶汝琏,据法文译本译出里尔克的《给女朋友的信》和《给一个青年画家的信》,分别刊载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77期(1948年2月7日)和89期(1948年5月1日)。

当然,对于里尔克的书信翻译最力者,首推冯至。

1931年,冯至根据德文原版,翻译里尔克著名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译者序"里面,冯至介绍了翻译缘起和本书的旨归:

"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还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他一生写过无数比这十封更亲切、更美的信。

但是这十封信却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尾;向着青年说得最多。

里边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这都是青年人心里时常起伏的问题"。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不久,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王逊在1939年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阅读感言10。

五年后,署名"石樵"的长篇评论也出现了11。

石樵赞同关于"寂寞"、"忍耐"、"悲哀"等问题的看法,认同"诗不徒是情感,而最主要的却是经验"的见解:

"我们看里尔克晚年写他的长篇哀歌时可说是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地步,万物与他中间连一点距离都没有了。

他赤裸地生活在宇宙万物间。

宇宙万物在他的眼中也都是赤裸的。

这才可说是生命到达了饱和状态"。

  再看里尔克小说的翻译情况。

他的诗化小说《布里格随笔》出版在1910年,根据他游历巴黎的生活体验而写成,缺乏传统小说的连贯的故事情节,由一连串的观察和内心独白构成,主要聚焦于青年主人公的认同危机(crisisofidentity)12。

波顿·派克认为,马尔特这个贫穷的丹麦诗人来到了欧洲文化的首都,但在他写就的日记中,巴黎不是被视为"光明之城"而是被当作"死亡与疾病之城",他无力把他的印象组织进一个连贯的美学结构中,但是他的个人印象本身在思想上却是连贯的、极端精确的;他的问题以及他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

为他的自我和他的文化的断片找到一个连贯的结构13。

此书乃作者的钟爱,在许多通信中被屡屡提及。

诗人吴兴华也认为"《布列格随笔》可以说是一部千万年后都可以使后来人充分了解现代人及他的痛苦的奇书"14。

冯至在翻译了《十封信》后的一九三二年,两次摘译、发表了本书的个别片断15,后来附录于《十封信》其后。

饶有趣味的是,几年之后,在沦陷区北平的一家杂志上也出现了《布里格随笔》的片断译文16。

  里尔克的散文诗被译成中文的计有四篇:

一,《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

冯至在1926年秋天,首次读到富于浪漫主义气味与神秘主义色彩的《旗手》,立即被它的艺术情调和文体风格所吸引,他自言与里尔克的初次相遇"是一种意外的、奇异的收获。

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从头到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象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象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

这是一部神助的作品,我当时想;但哪里知道,它是在一个风吹云涌的夜间,那青年倚着窗,凝神望着夜的变化,一气呵成的呢"17。

卞之琳率先把本文译为中文18,此诗后来与卞氏所译的《福尔·亨利第三》一起,由昆明文聚社在1943年3月出版。

有趣的是,梁宗岱也将此文翻译成中文,题为《军旗手的爱与死之歌》19。

二,至于散文《论山水》,我目前只见到冯至的译本20,后来作为《十封信》的"附录"。

三,里尔克的另一篇不大引人注意的散文《白色的幸福》,在四十年代的天津文坛也出现了中译本21。

四,里尔克最著名的散文《罗丹》,富于文学性和哲理色彩,阐发了许多精湛的艺术识见,恰巧有两个中文版本在同一年度问世:

梁宗岱的译文收入《华胥社文艺论集》,而吴兴华的译文则题为《述罗丹(AugusteRodin)》22。

  里尔克的作品中,被译成中文最多数量的,还是他的诗歌,而出力最多者,当推冯至与吴兴华二人。

由于里尔克晚年之最重要的作品《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内容过于艰深晦涩,难以移译,虽然包括冯至和吴兴华在内的几位学者直接阅读过原文,但未见中文稿问世,直到半个世纪后,这项艰难的工程才尘埃落定23。

其实早在一九四三年,冯至就发现了这一点:

"里尔克的诗,由于深邃的意念与独特的风格就是在他的本国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对于里尔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4;而才智过人的吴兴华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声明:

"我特意避免讲到杜易诺哀歌(DuineserElegien)与《献给奥菲乌斯的十四行集》(DieSonnetteanOrpheus)两部诗集。

它们是里尔克晚年的作品,也毫无异义的是他一生最重要,最富于含义,恐怕也是最好的作品。

但片断的描述大概对读者毫无用处,而稍微仔细一点就需有一本专书"25。

中国学者较多地翻译了里尔克的抒情"短诗",数量之富,令人赞叹。

冯至率先翻译了素负盛名的短诗《豹》26,后来又译出《里尔克诗钞》27,任教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时,冯至又翻译了《里尔克诗十二首》28。

另外一个学者兼诗人梁宗岱,也翻译了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这村里》、《军旗手的爱与死之歌》等3首诗,收入他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在1934年出版。

他的另一本书稿《交错集》,包括自家翻译的里尔克四首诗:

《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听石头的人》,则由桂林华胥社在1943年出版,不久之后,徐商寿就写出了热情的评论。

徐氏赞扬里尔克的文体在感性之内织入深邃的知性,无论写什麽,人物性格总是恬静安详,不顾四周;徐氏还征引《老提摩斐之死》、《听石头的人》中的诗句,来说明里尔克最著名的诗歌艺术:

"德国的近代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

里尔克,便是一位Twilight中的天使。

在他的慕曹书简(BriefeauMuzot)中,他曾经说明他所企图的,要把一切已过去的人与事用文字来保存--可是人与事的可见的形(Visibility)都消隐于过去了,因为一切可见的形都是不可持的;可持的乃是这些人与事内孕的不可见的形(Invisibility),里尔克所企图的便是用文字把过去的"不可见的形"永久扑获。

"29

  诗人徐迟翻译的短诗《钢琴练习》,见于上海的《诗创造》第1辑"带路的人"(1947年7月);德国文学专家杨业治又将这首诗重译一遍,与另一首诗《诗人的死》一同发表30。

唐湜主编的上海《文汇报》副刊雅善介绍西方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此时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里尔克的名诗《静寂的时候》之中译本31,译者是屠岸。

"九叶诗人"中的唐湜和陈敬容也是里尔克诗的爱好者,他们都根据英文译本,于1948年各自译出几首诗。

唐译发表在上海的一家小型的中美合资报纸《华美晚报·新写作》,署名"迪文",计有7首:

其中《骑士》在第6期(1948年8月12日)、《天使们》在第7期(1948年8月16日)、《开始》在第8期(1948年8月19日)、《疯狂》在第9期(1948年8月23日)、《孤独的人》和《哀歌》在第16期(1948年9月16日)、《邻人》在第17期(1948年9月20日)。

陈译《里尔克诗七章》32,包括采自于里尔克的《图像集》的三首诗《秋》、《回想前生》、《先知》;采自于《新诗集》的三首诗《恋歌》、《爱侣之死》、《琵琶》;选自于《遗诗集》的一首诗《遗诗》。

正文之前另有陈敬容节译的L.Lewisohn的里尔克诗歌英译本序言,简介了里氏的国际影响及其诗歌艺术--

  W.H.奥登说R.M.里尔克是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最伟大的诗人。

Francoisde

  Miomandre说对里尔克的怀念已在欧洲各处影响了不很懂或完全不懂德文的人们。

  在,他的诗已跨过了海峡,跨过了大西洋,甚至太平洋,成为这世纪最高的音乐。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预言似的对于行将来到的灾祸的抗议。

只有他才真正去倾听事物

  内部的生命,而突破浮嚣的近于疲乏的议论,用无比的爱与盈盈的力来抒说他自己

  的恐惧,警觉,耽虑与抗拒,只有他才能在这个矛盾错乱的世界里发现自我的完

  整,而从充实的人性里面提炼出了最高的神性。

  陈敬容另外翻译了里尔克的《少女的祈祷及其它》33,在篇后按语中她认为里尔克后期的诗歌每一篇:

"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创造行为......形式便是意义,和谐便是生命,韵律便是启示......他们的一致便是他们胜过时间的地方"。

陈敬容也引用了冯至对里尔克的著名评语:

"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泪(松建按:

当为"眼睛")来观看......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姿态",在里尔可的咏物诗里,"再也看不到诗人在述说他自己,抒写个人的哀愁,只见万物自有他自己的世界,共同组成一个真实"。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

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和里尔克的诗合集《图像与花朵》,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收录里尔克诗歌19首34,包括以上的几首诗。

和以上诸人相比,燕京大学的校园诗人吴兴华在翻译里尔克诗歌方面用力最大。

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强,艺术感悟又特别敏锐,有惊人的语言天赋,弱冠之年已淹通文史旧籍,且通晓英、法、德、意等多国语文。

吴兴华曾大量翻译过多恩、拜伦、雪莱、济慈、丁尼生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也对叶芝、奥登、里尔克、乔伊斯、梅特林克、鲁卡斯等现代派作家非常熟悉。

他直接钻研德文原版,翻译了整整一本《黎尔克诗选》,一九四四年交由北平的中德学会出版社付梓35,时年仅二十三岁。

附带说明一下,其中的一些诗歌由吴兴华的好友宋淇(笔名林以亮)重刊在台北的《文学杂志》和香港的《人人文学》上面36。

  除了作品翻译之外,几个中国学者也发表了关于里尔克的评论,检视这些文章,可以归纳出他们的认识水平、艺术趣味和侧重点的不同。

早在1931年3月21日,当新月派诗人眈迷于浪漫主义的"光、花、爱"的渲染、诗作缺乏深沉而真切的生命体验时,远在德国海德堡访学的梁宗岱就写下了一封长信寄给徐志摩,借着批评孙大雨的《诀别》之缺乏感染力,阐述了里尔克的关于"观察和等待"的艺术见解,认为可作新月诸子的借鉴--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岂不是因为没有一种热烈的或丰富的生活--无论内在或外

  在--作背景么?

我们知道,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全人格最纯粹的

  结晶;白朗宁夫人底十四行诗是一个多才多病的妇人到了中年后忽然受了爱光底震

  荡在晕眩中写出来的;魏尔仑底《智慧集》(Sagesse)是一个热情的人给生命底风涛

  赶人牢狱后作的;《浮士德》是一个毕生享尽人间物质与精神的幸福而最后一口气

  还是"光!

光!

"的真理寻求者自己底写照;《年轻的命运女神》是一个深思锐感

  多方面的智慧从廿余年底沉默洋溢出来的音乐......关于这层,里尔克

  (R.M.Rilke,与S.George,H.V.Hofmanstal同是德国现代的大诗人,也是梵

  乐希底德文译者)在他底散文杰作《布列格底随笔》(Aufzeichnungendes

  M.L.Brigge)里有一段极精深的话,我现在把它翻出来给你看:

'一个人早年作的

  诗是这般乏意义,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

  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

因为诗并不像大众所想的,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

  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

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

  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姿势。

要得能够回忆许多

  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光望着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

  易生气的父母,当他给你一件礼物而你不明白的时候(因为那原是为别一人设的欢喜)

  和离奇变幻的小孩子底病,和在一间静穆而紧闭的房里度过的日子,海滨的清晨和

  海的自身,和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而单是这些犹末足,还要

  享受过许多夜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堕地便瞑目的婴儿轻微的哭

  声,还要曾经坐在临终的人底床头,和死者底身边,在那打开的,外边底声音一阵

  阵拥进来的房里。

可是单有记亿犹未足,还要能够忘记它们,当它们太拥挤的时

  候;还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们回来。

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这个,必要等到它们

  变成我们底血液,眼色和姿势了,等到它们没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别于我们自已了,

  那么,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底头一个字来。

'因

  此,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修养一方面还

  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

  去,或者,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三头六臂,七手八脚,那么,就一齐去,随你底便!

  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

固然,我不敢说现代中国底青年完全没有热烈的生活,尤其

  是在爱人底怀里这一种!

但活着是一层,活着而又感着是一层,感着而又写得出来

  是一层,写得出来又能令读者同感又一层......于是中国今日底诗人真是万难交集

  了!

37

  这段话很快就产生了影响,而冯至1936年的介绍进一步使它广为人知。

  冯至先后写过四篇有关里尔克的短文,分别是《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1936年)、《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序》(1938年)、《工作而等待》(1943)38以及冯至讲演、林锡黎笔记的《里尔克和他的诗》(1948年)39,等等。

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这篇文章中,他用优美流畅的笔触抒写阅读里尔克诗歌的感受,尤其是着重分析了罗丹对里尔克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启发,如何引起里氏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诗风转换:

"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

冯至尤其谈到了里尔克的对于艺术的虔敬态度、他的重视观察和体验的美学原则:

"他开始观看,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他虚心侍奉他们,静听他们的有声或无语,分担他们人们都漠然视之的运命。

一件件的事物在他周围,都象刚刚从上帝手里作成;他呢,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他在那时已经观察遍世上的真实,体味尽人与物的悲欢,后来竟达到了与天地精灵相往还的境地"。

冯至还吃惊地发现,里尔克的《新诗》已臻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境界:

"这集子里多半是咏物诗,其中再也看不见诗人在叙说他自己,抒写个人的哀愁;只见万物各自有它自己的世界,共同组成一个真实、严肃、生存着的共和国"。

究其原因,是由于对此时的里尔克来说,"美和丑、善和恶、贵和贱已经不是他取材的标准;他惟一的标准却是:

真实与虚伪、生存与游离、严肃与滑稽"。

最为重要的是,里氏反对浪漫主义的放纵情感、泛滥无归,重视生活经验和艺术经营的美学原则,对冯至的诗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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