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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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
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
【内容提要】
本文从张说与时代之间的具体关系入手，着重描述了张说在一种极为困难的环境中，是如何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采取迎合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玄宗的方式，在复兴了宫廷诗坛之后，进而引发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修正和丰富了学界现有的相关结论。
【关键词】张说玄宗盛唐诗歌高潮
关于张说与盛唐诗歌高潮的关系，前人成果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着重强调了张说奖掖后进之举对盛唐诗坛的意义；二是初步指出了张说的文学思想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引导作用
（1）。
但这两点还都只是单纯强调张说文学活动、文学思想本身的意义所在，并没有将它们与其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的考察，因而并没有揭示出张说推动盛唐诗坛高潮到来的具体过程。
有鉴于此，本文从张说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入手，着重描述张说在初唐诗坛的终结之后，是如何推动诗坛走向复兴，进而达到盛唐高潮的曲折过程，使我们对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认识。
一开元初期诗坛的断裂及其原因
考察张说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具体关系，要从初唐诗坛的终结说起。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诗坛的终结，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主要在于创作人才的缺乏。
恰恰相反，它是在大量具有创作能力的文士集中到京城之后才正式完成的：
这一点相当耐人寻味。
初唐诗坛的终结经历了由宫廷转向地方、又由地方回到京城的曲折过程。
大约在开元二年左右，由于政局的改变，景龙诗人集体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进文士还没有成长起来，初唐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发展的宫廷诗坛开始青黄不接，这一点众所周知，不需赘述。
尽管如此，初唐诗坛并未完全终结。
随着景龙诗人群体中部分人员的外贬以及开元新进士子的外出，初唐宫廷诗坛转而由地方承续了下来。
从开元二年到开元五年，南方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极为引人注目。
一是以张说为中心，包括赵冬曦、尹懋以及过往官员姚绍之、王琚、王熊等人在内的岳州诗人群体；二是被贬到苏州的景龙诗人武平一与青年诗人王湾、储光羲等人的唱答
（2）；三是于开元二年应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贤良方正三科登第的孙逖在赴山阴尉途中以及到任后与各地诗人频频进行的诗歌唱和（3）。
这三个诗歌创作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已经中断的宫廷、京城诗坛。
因此，初唐诗坛在经过重大挫折之后，由宫廷、京城走向了地方，其连续性并未彻底断绝。
然而，由于各个创作群体主要诗人人生际遇的改变，从开元五年起，一度活跃的地方诗坛开始陷入沉寂。
张说于本年迁往荆州（4），以他为中心的岳州诗人群体随之解散。
张说很快又由荆州前往并州担任军职，军务繁忙，很少有机会进行诗歌创作（5），更不用说形成一个新的诗人群体。
孙逖本年被授秘书正字，从山阴尉调往京师（6），其南方之行到此结束。
在苏州，王湾也于本年被调往京城参加图书整理（7），以他与武平一为主的诗歌唱和也宣告终结。
这样，在开元五年，地方诗坛既有的三个创作群体均告解散。
然而问题还不仅在此。
从本年开始，出于整理、编次图书的需要，开元朝廷开始大量抽调文士聚集京城。
经过开元五年、开元六年、开元八年三次抽调，京城、地方上的优秀文士最后几乎都被聚集到了丽正书院（8）。
至此，地方诗坛既有的、潜在的创作人才几乎被抽调一空，其连续性完全断裂。
但是，聚集到京城的丽正文士群体却没有使诗坛在京城获得重续。
翻检现存的各种有关唐代文献，不仅不能见到他们在这四年之间进行群体创作的相关记录，甚至很少发现他们个体创作的痕迹。
尽管这其中不能排除文献散佚的原因，但丽正学士没有像前此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那样形成有规模的诗歌创作，没有承继宫廷诗坛的连续性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自开元五年起，随着地方诗坛的断裂，整个初唐诗坛完全终结。
初唐诗坛是在大量具有创作能力的文士聚集到京城之后才正式终结的，这表明诗坛的断裂并不完全在于诗人的缺乏，而是另有更为复杂的背景。
在这些方面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定的探索。
如赵昌平认为这种局面的产生主要有两点：
一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与诗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二是诗坛缺少足以领袖群彦的杰出诗人（9）。
杜晓勤则以汪先生“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为根据，认为正是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官员的用事，打击压制文学之士，抑制了开元初期诗坛的发展（10）。
应该指出，开元初期诗坛的持续低靡与这些因素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根本所在，因为这些分析并不能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为什么在文士聚集的丽正书院里也无法维持最基本的创作局面？
笔者认为，开元初期诗坛断裂的关键因素在于玄宗。
开元初期，玄宗并不喜欢诗歌创作和文人作派，同时又追求极为直接的政治功利。
他将这种个人喜好与政治观念以君主的权威随意地施用到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并借助儒家正统观念对之加以合理化、权威化，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一股由最高权力支持、有权威理论基础的阻碍力量。
这股力量以宫廷为中心，直接覆盖朝廷、京城，对当时的诗坛形成了现实与意识两个层次的抑制。
这才是导致开元初期诗坛持续低靡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盛唐诗歌高潮的形成背景时，很多人都会强调玄宗的个人爱好在其中的引导作用。
这样的观点至少与开元九年之前的事实不符。
开元九年之前的玄宗并不热衷于诗歌创作。
在诛杀韦后、成为太子之前，玄宗曾担任右卫郎将、尚辇奉御与卫尉少卿等武职，频频与皇宫卫士等武人交往，但很少接触文士：
这可能是出于为政变争取主要力量的考虑。
因此，此期的玄宗偏重于武，而不是文。
他也很少创作诗歌。
直到景云二年在成为太子之后，玄宗才有与张说、沈佺期等人唱和的记录，并曾作诗二首（11）。
这大概有笼络文士的目的。
尽管如此，玄宗对于创作诗歌仍然缺乏热情。
从此时起直到开元九年，玄宗有明确记载的诗歌创作只有一次，在开元八年三月。
大概玄宗主动作诗的机会实在太少，起居舍人蔡孚甚至请求将它编入国史（12）。
舍此以外，在玄宗流传下来的六十三首诗、两个断句中，绝大部分几乎都可以肯定是创作于开元九年之后，与张说有关。
早期的玄宗也不喜欢文人作派。
他以一联诗歌黜退孟浩然的传说虽然未必真实，但其中所显示的他对文人作风的不满却并非空穴来风。
《唐摭言》载：
“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
时开元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
……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
’啄木觜距长，凤皇羽毛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
’令之因此谢病东归。
”（13）啄木鸟嘴长，意指其言论之多；凤凰毛短，则是讥其学问华丽然而不切实用。
玄宗针对的正是文人的通常作派。
又《资治通鉴》载开元六年四月：
“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
‘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
宜各从所好。
’并罢官，度为道士。
”（14）在诗歌中表达出世的愿望是通常性的题材，也是文人的一般作派，并不完全出于真心。
玄宗这一做法表明，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文人这种作派。
玄宗在开元初期对诗歌创作和文人作派的这种态度既是他的个性、喜好使然，同时也与他在此时的政治理念有关。
开元初期，出于整顿、建设政局的需要，玄宗极其重视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
但这种重视并不来自于传统的儒家政治观念。
儒家也重视经济力量的发展，但在经济发展之后，还有一个礼乐教化的层次。
孟子曾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15），既重视百姓的日常需要，同时又认为这只不过才是政治建设的开端；孔子也发表过先富然后教之的观点（16）。
而玄宗对经济、军事建设的重视，是在重用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官员的同时，完全拒斥了主张礼乐治国的张说。
因此，玄宗的这种重视，不是本自儒家的王道政治理念，而是法家躁进、功利的政治观的反映。
从这种追求直接、现实功效的政治理念出发，玄宗甚至拒斥了在传统中一直受到尊崇的礼乐治国主张。
既然如此，何况是还被正统儒学观念视为雕虫小技的诗文创作？
《禁判策不切事宜诏》、《遣宣抚诸道制》、《令举实才诏》、《令优才异行不限常例诏》、《试文词举人赐食敕》等诏令所表达的，正是他从政治建设的角度对不切时用的诗文创作、文人作派的拒斥（17）。
由于玄宗对诗文创作、文人作派的拒斥乃是基于其个人的喜好以及功利的观念，在具体的施行当中，就难免会出现随意的、极端的非理性态度。
以上文所举玄宗将郑铣、郭仙舟度为道士事与宋璟对同类事情的处理相比较，可以发现玄宗的这种倾向。
开元六年三月，“有荐山人范知璿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
’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
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
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18）同样是不认可，宋璟认为“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这是以遵循正常、合法的选举程序为前提，并没有让偏见主宰自己；而玄宗将郑、朱二人度为道士，不仅不符合考核官员的标准、程序，而且构成了对二人的人身侮辱，显然过于极端。
与此同时，玄宗对时用的文章、文风却优宠有加。
在《递还张希峤诏》中，玄宗自己述说了一件极有对比意义的事情。
他说张希峤的上表“词义鄙浅，有同谐弄。
据其不遵理度，固合与罪”，但出于“但能会理，不责其文”的考虑，并没有给予处罚（19）。
另外，玄宗在开元初期极其欣赏苏颋切于时用的制诰才能，曾对苏颋说：
“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议遂无及者，朕为卿恨。
”最后他还是将苏颋从工部侍郎直接拔擢为中书侍郎。
在拔擢之前，他征询宰相的意见：
“有自工部侍郎得中书侍郎乎？
”宰相回答说：
“陛下任贤惟所命，何资之计？
”（20）这表明玄宗对苏颋的拔擢并不符合通常的选拔程序，宰相对此有意见，但最后还是表示了妥协。
显然，按照考核、选拔的标准和程序，郑铣、郭仙舟本不该被度为道士，而张希峤、苏颋也不该受到优宠。
他们对比鲜明的命运显示出，玄宗是以君主的权威将自己极端、随意的非理性态度施用到了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
但玄宗在将这种非理性态度施用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时，却借助了儒家思想中崇尚大雅、尊重鸿儒的正统观念。
他指责诗文创作时，认为它们是“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衔”（21）；他压制文人作派时，认为他们“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的行为是“舍兹确实，竞彼浮华”，会“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造成“假令曹张重出，马郑再生，终亦藏锋匿锐，闭关却扫者矣”（22）的后果。
这些指责、压制都是以诗文创作、文人作派有害于儒学正统学风的名义而进行的。
但正如上文所述，玄宗并不真正认同儒学。
因此，从根本上说，玄宗的这种作法是为自己随意的非理性态度谋求正统观念的理论支持。
玄宗本来个人化的、随意的非理性态度在获得了儒学正统观念的理论支持后，不仅具有了最高的行政权力，同时也具有了权威的思想力度。
文学之士对玄宗这种非理性行为的反抗不惟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无能为力，在理论、思想上的正当性也无从谈起。
因此，开元初期文学之士、文学行为的被压制就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且深入到了意识形态之中，成为一种全面的被压制。
他们的命运也就几乎完全陷入了决定于人主的喜乐、没有任何恒常保障的境地。
而从上文所引的材料来看，玄宗的这种态度不仅存在于朝廷之中，而且散发开来，笼罩了整个京城。
显然，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丽正学士们在聚集多年的情况下，仍然极少涉足诗歌创作活动这一奇特的现象才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
二张说推动玄宗政治理念的改变与宫廷诗坛的复兴
从上文可以看出，玄宗对诗文创作、文人作派的拒斥深入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改变自己的这种偏见，而满朝的吏治派官员也不可能给他提供改变态度的契机。
因此，开元诗坛要突破现有局面，必须要有新鲜因素的介入。
正是张说的重返朝廷成为了改变玄宗偏见的契机。
张说一贯主张礼乐治国，他的再次回归造成了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
然而张说的再次回归并不是因为他的文治理念得到了玄宗的主动认可，而是在于他主动迎合了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并以这方面的突出成绩重新博得了玄宗的好感。
张说与玄宗关系的改变始于开元七年。
这一年，张说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的身份戎服入朝，明确地表示“文武皆王事，输心不为名”，自觉地放弃了文臣身份，甘作武将。
这无疑正是对玄宗轻文人浮华、重吏臣实干倾向的逢迎。
从“帝大喜，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修国史，敕赍稿即军中论撰”（23）来看，这种逢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张说并以突出的实干成绩显示了自己这种改变的决心。
在任职幽州、并州期间，他勤于军务，成功地安抚九姓、平定康待宾叛乱，解决了唐朝北方长期存在的边境隐忧，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正是由于这种能力得到玄宗的认可，张说才得以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再次入朝（24）。
“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指本官位卑，以特任的身份参与侍中、中书令等正职宰相的议政决策（25）。
因此，尽管张说已经厕身宰相之列，但他的本职仍是兵部尚书，身份还是军事将领。
他所被认可的，是军事能力，而不是文治理念。
尽管是以军事将领的身份重新入相，但张说毕竟是文士出身，这一点玄宗素来深知。
而且，在开元初创时期，张说对玄宗曾有扶立大功。
这样，当张说放低姿态，主动逢迎玄宗并且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才能之后，玄宗势必也要表现出一定姿态的回应。
开元十年闰五月送张说巡边的事件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
送将巡边主要是一种军事的而不是文学的行为。
但在这次送行活动中，诗歌创作成为了主角，而发起者正是玄宗。
仅就目前还能见到的文献而论，玄宗的倡导就有十七人留下了和作，规模之大，开元以来还从未有过。
而且，在这次诗歌唱和活动中，玄宗还刻意称道了张说的学识与文学才能：
“茂先惭博物，平子谢文章。
”（26）这显然与他此前拒斥诗歌创作、文人作派的态度根本不同。
玄宗这种反常的行为更像是对张说低姿态的一种回应。
但正是这种姿态上的回应，使得玄宗开始涉足诗歌创作，从而主动打破了由他导致的、压制诗歌创作的坚冰局面，为诗坛在朝中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随着这种彼此低姿态回应的进一步深入，张说与玄宗之间的诗歌唱和渐趋频繁，玄宗逐步领略到了文学创作的表现能力。
开元十一年正月，玄宗北巡，车驾过上党金桥。
“上见数十里间旌纛鲜洁，羽卫整肃，顾谓左右曰：
‘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旗径千里，校猎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
’”（27）这是对张说文学表现能力的由衷赞叹。
到了此年二月，玄宗任命张说兼中书令，诏令中特地指出张说“道合忠孝，文成典礼，当朝师表，一代词宗”（28），这表明玄宗甚至在政治生活中也认可了张说的文学才能。
显然，在与玄宗的接触中，张说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玄宗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
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玄宗对待诗歌创作态度的同时，张说也改变、提升了玄宗的政治理念。
如同前文所述，开元初期，玄宗的重视经济、军事建设，实则是他躁进、功利的法家政治观念的反映，他并不真正认同儒家礼乐治国的政治理念。
因此，尽管他在表面上也曾对儒学、儒学人士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但骨子里并非如此。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开元前期修书学士们的遭遇。
修书本是文化、礼乐建设的一个方面，但在修书的过程中，太仆卿王毛仲曾经“奏罢内料”，这一建议近乎对学士们的人身侮辱，但玄宗并未加以反对；而修书完成之后，玄宗也没有按照惯例给学士们以任何赏擢（29）。
显然，开元初期的文化建设主要是一种表面文章，玄宗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礼乐建设在巩固政权方面的远大意义。
但随着张说对玄宗影响的逐步加深，玄宗的这种观念日趋改变。
到了开元中期，当中书舍人陆坚像早期的王毛仲那样，认为丽正学士们无益于国家、空致财务费损并主张废罢时，张说明确指出“今之丽正，即是圣主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
所费者细，所益者大。
陆子之言，为未达也”。
这一次，玄宗认可了张说，疏远了陆坚（30）。
而在陆坚议论后不久，玄宗诏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以张说知掌院事。
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张说赴集贤殿书院上任，玄宗赐宴赋诗，有“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之语（31），对儒士们寄予了无限的尊重与期许。
显然，此时的玄宗已经认识到了文化、礼乐建设对于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理念已经从初期躁进、浮浅的功利层次上升到了博大、深厚的王道层次，与张说的主张趋向一致。
这样，张说对玄宗的改变，就深入到了思想理论的层面。
张说对玄宗这两个方面的改变直接促成了诗坛在宫中、朝廷的复苏。
首先，随着政治理念的提升，玄宗对儒学、儒士的“不切时用”有了深刻的理解，不仅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粗暴，反而多了一份欣赏。
《旧唐书•李邕传》载：
“十三年，玄宗车驾东封回，（李）邕于汴州谒见，累献词赋，甚称上旨。
”（32）李邕所上的词赋自然谈不上时用，但他的命运显然并非开元六年的郑铣、郭仙舟可比：
如果地方官严格地执行了玄宗的命令，则他们已经做了七年道士了。
更为突出的例子是郑虔。
史载：
“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
”（33）郑虔的“不事事”较之郑铣、郭仙舟更加不切时用，但玄宗却专门为他增设了一个部门。
玄宗对儒士“不切时用”理解的加深无疑有助于他对文人作派的宽容和理解，从而有助于形成便于文人发展的宽松环境。
其次，在领略到了文学突出的表现能力之后，玄宗表现出了对诗歌创作的极大兴趣，他主动倡导了许多大型的诗歌唱和活动。
从《全唐诗》的载录以及目前的编年成果来看，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玄宗留下的绝大部分诗歌都创作于开元十一年到开元十八年之间，尤其集中于开元十一年到开元十三年之间，而且都表现为君臣间的大型酬唱。
以开元十一年为例，玄宗于正月开始北巡，在太行山、王浚墓前、上党旧宫、并州都首先作诗，得到群臣唱和；二月，玄宗从太原向南行进，出汾州雀鼠谷，张说献诗，玄宗有和答，以苏颋、张九龄为首的十多位臣僚进行唱和；本月壬子，祭后土于汾阴，韩思复、卢从愿等十一人作《祭皇地只于汾阴乐章》；三月，玄宗从河东回归京城，途中经过蒲州、逍遥楼、河上公庙、蒲津关、潼关，沿途均首先作诗，并且得到了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唱和（34）。
又如开元十三年集贤书院成立后，玄宗“时又频赐酒馈学士等，宴饮为乐。
前后赋诗凡上百首”，君臣间的唱和编成了《集贤院壁记诗》二卷（35）。
这种主要由玄宗倡导、有大量臣僚参与的集体诗歌创作活动，既标志着玄宗的个人喜好和政治理念发生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变化，也标志着开元诗坛在朝廷得到了复兴，并达到了繁盛状态。
这一切显然都主要源自于张说对玄宗的改变。
三张说对待士子的姿态与盛唐诗坛高潮的到来
宫廷诗坛的复兴、繁盛在打破诗坛沉寂局面的同时，又以独特的政治、文化优势刺激、引领着时代的风尚，成为了复兴整个诗坛的潜在动力。
而将这种潜在动力落到实处的关键人物也是张说。
张说在当政期间，以自己文宗兼执宰的身份提拔了大量的后进文士，为盛唐诗坛储备了雄厚的后续力量，这一点已经为学界广泛注意，无须赘述。
有鉴于此，笔者在这里只侧重讨论张说在拔擢、推奖后进文士这一行为上的姿态对盛唐诗坛高潮到来的现实意义。
张说提拔、推奖文士的行为中，以俯就的姿态尊重士子的学识、才能和人格是他成功刺激起士子向心热情的关键。
提拔文士本身诚然也能够刺激起士子的热情，但要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则不得不注意提拔时的姿态。
关于这一点，可以以其《荐陈寡尤等表》中叙述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张说在这篇文章中说：
臣以寡尤三人上闻天听，中书宣旨考复，吏部写敕，宣下文书，三载于今，一人不至。
夫轻进者是干禄之人，静退者是养高之士。
天下廉让之风未长，趋竞之俗未惩，若令所司引试，招其隐逸，士宁伏死岩穴，焉有拜侍郎之庭哉！
徒有荐贤之名，竟无进贤之实。
非朝廷礼贤之道，岂陛下求贤之心！
近因奏谒，俱承天旨，请敕州县各以礼征，至京之日，中书引见，然后付与宰臣，请言探赜，必有可采，寘彼周行，如当谬荐，罪臣所举。
（36）
“中书宣旨考复，吏部写敕，宣下文书，三载于今，一人不至”显示出，单纯的推奖、拔擢并不是刺激起士子归附激情的充分条件，关键在于以何种态度来拔擢这些士人。
士子在被拔擢的同时更需要拔擢者对自己的学识、身份、人格的尊重，需要“以礼征”，需要对方采取一种俯就的姿态。
张说本是儒士出身，早年也曾经有过干谒行为（37），对文士的这种心态自是十分了解。
因此，在推奖、拔举后进文士的过程中，他十分注意以这样的姿态来保护、推举士子的人格、尊严。
如他以当朝执宰的身份主动与出身寒门的张九龄通谱系、叙昭穆，让自己的儿子主动拜望新科士子孙逖等（38），就是这种俯就姿态的表现。
这种俯就姿态的进一步表现，就是尊重、宽容士子各种偏于常规的个性、行径。
如王翰，《旧唐书》载他“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但张说对其礼敬有加（39）。
再如王泠然，他在给张说的上书中咄咄逼人，指斥张说忘恩负义，用语极为刻薄，但张说也没有对其施以报复（40）。
这种俯就姿态的最高体现，就是从理论上强调文士的学识、道义、尊严远在政府行政职员的地位之上。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张说对贺知章一日兼拜礼部侍郎与集贤学士两职的议论。
针对源乾曜“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的问题，张说回答说：
“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
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
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
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41）认为侍郎不过是“具员之英”，不能与学士相比，正是认为文士的学识、道义较之官员的行政地位更为尊崇，这无疑是从理论上确认了政府官员在文士面前保持俯就姿态的必要性。
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以俯就的姿态对待后进文士只是属于个人化的高风嘉节，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谈不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但张说的这种姿态，乃是基于自己当朝执宰的特殊身份，而且是有意识地从理论上进行了确认，这就使得他这种本来只是属于个人行为的姿态代表了朝廷对待天下士子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直接有助于盛唐文士较为普遍地形成平视权贵的高远人格；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它直接调动了天下士子对文学、对朝廷的信心与热情，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京城向心力，使之成为青年才俊的聚集之地，从而直接引发了盛唐诗坛第一次高潮的到来。
盛唐诗坛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开元十五年到开元十八年之间，是以着名诗人集中登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刘眘虚、崔颢、祖咏、丁仙芝、蔡希寂、綦毋潜、储光羲、王昌龄、李凝、常建等开元前期的着名诗人都于此期间先后登第（42）。
着名诗人的集中登科对于诗歌本身的发展来说只是一个极为偶然的事件，但如果从诗人集中的角度进行思考，则意义极其重大。
因为，这些集中登科的着名诗人只不过是大量应举者中的幸运儿，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
如李白于开元十三年出峡，薛据于开元十五年左右赴京应举不第等（43），无不显示出这个幕后群体的深厚潜力。
如此庞大的士子群体向京城的高度集中显示出，他们受到了同一力量的感召，而且对这一力量充满了信心。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孟浩然。
孟浩然很早就有强烈的出仕之心，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他有感于“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44），对自己能否成功没有信心，因而在鹿门山隐居了二十多年。
但是，到了开元十二、十三年，他开始前往洛阳寻求机会；开元十五、十六年左右，他前往京城应举，不第（45）。
孟浩然在同样的情况下由隐退转而仕进，显然来自于他对朝廷重新建立起来的信心。
这种信心，应该来自于此期张说代表朝廷对士子所表明的态度。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正是张说代表朝廷对士子所表现出来的俯就姿态直接促成了盛唐诗歌第一次高潮的到来。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大量聚集到京城的青年才俊并不能完全被补充进朝廷之中，对宫廷诗坛的兴盛来说意义不大。
但他们在京城的频繁集中、交往以及结伴离去却直接促使了新的一轮诗歌高潮在宫廷之外的京城、地方的出现，从而使诗坛的重心从宫廷转移出来。
大约从开元十五年左右开始，开元诗坛的活跃已经主要表现在京城、地方，这是诗坛重心转移的突出表现。
诗坛重心的这种转移，一方面使得盛唐诗歌的高潮表现出一种整体的、磅礴的壮伟气象；另一方面，也使得盛唐诗歌的高潮具备了宽广的、深厚的发展底蕴，对于盛唐之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当然，这些已经是张说代表朝廷所表现出来的俯就姿态对于盛唐诗歌高潮的深远意义，暂且从略。
四小结及余论
通过以上的描述，可以发现，张说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过程中的意义，并不仅仅像以往研究所认为的那样，主要表现在为之储备了大量的后续力量这一点上。
实际上，张说是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主要推动者、领导者，他能动地参与了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整个曲折过程，并且成为每个关键环节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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