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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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1

杜甫：

一个被边缘化的当代诗人

戴伟华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声名卓著，与李白并称。

但在杜甫生活的时代，他的诗名不彰，甚至被边缘化了。

一个显着的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即几乎网罗开元、天宝之际重大诗人的《河岳英灵集》独独失收了杜甫。

《河岳英灵集》所收诗人有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流诗人，他们是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王昌龄等；另外还有常建、刘慎虚、张谓、王季友、陶翰、李颀、崔颢、薛据、綦毋潜、崔国辅、储光羲、贺兰进明、崔署、王湾、祖咏、卢象、李嶷、阎防等，共二十四位诗人。

无论如何这样规模的诗歌选集，真不能不收杜甫。

诗歌史上的这一段公案，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猜测，并探讨其原因。

一、《河岳英灵集》失收杜甫诗及其原因

《河岳英灵集》为何不入选杜甫？

面对中国诗歌史必须作出回答。

首先想到的是，杜甫和编选者关系，这是基于选本性质而切入的角度。

因为《河岳英灵集》编选者是殷璠，他的工作自然可以归入私人行为。

杜甫的诗歌不被选入，应和编选者的编选目的、所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不符。

这一猜测在逻辑上最为合理，也最易为人们接受。

但问题在于，以上二十四位诗人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是否排斥杜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

这二十四位在成就上基本上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其面貌和作品风格是多元的，显示出《河岳英灵集》编选者的高远见识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

即使对杜甫在某一时段所作诗歌体裁进行统计也无法解释杜诗不入选的原因。

据浦起龙《读杜心解》，杜甫从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十三年存诗116首诗，而其中五古20首,七古24首,五律50首,七律5首,五排14首,七绝2首,五绝1首,共计古体44首。

即使《河岳英灵集》有重古体、远声律的倾向，但杜甫有44首古体，在自己的作品中比例已经很大，和入选诗人相比，真的不算少。

在体裁之外，如在风格、创作倾向方面去寻找原因，更不靠谱。

这有同于校勘学中的理校，不得已方可用之，而且结论不是唯一的。

还有，因为二十四位诗人不可能有共同的风格和创作倾向，而和杜甫诗风、取向毫不相干。

何况《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唐人选唐诗中也未收录杜甫。

因此说杜甫是一位边缘化的当代诗人，并非耸人听闻的假设，而是基于事实的表述。

因选集是个人编撰的，而不是公共的行为，从编选者生存的空间去考察，可能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第一，人缘关系。

殷璠是丹阳人，热爱乡土文化，曾编《丹阳集》，收丹阳诗人作品。

其后又编《河岳英灵集》，与《丹阳集》不同，《河岳英灵集》是面向全国的。

其中有一个作家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储光羲，他的身份很特别，和殷璠是同乡。

更为重要的是，储光羲是《丹阳集》中唯一进入国家队的诗人。

因此储光羲在《河岳英灵集》中被置于特殊的地位，他和当代大诗人王昌龄、王维并列，成为当代三大诗人之一。

储光羲是《河岳英灵集》编撰的发起人和指导者。

从《河岳英灵集》序“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可知，开元十五年之于诗歌史的重要性，这也是了解《河岳英灵集》所收人员相互关系的突破点。

开元十四、五年有着特殊意义的两年，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云：

“圣人贤人，皆钟运而生，述圣贤之意，亦钟运盛衰矣。

开元十四年，严黄门知考功，以鲁国储公进士高第，与崔国辅员外、綦毋潜著作同时；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龙标昌龄，此数人皆当时之秀，而侍御声价隐隐，蔺轹诸子。

”（《全唐文》528）这里提到的开元十四年和十五年进士及第的五人皆入选《河岳英灵集》，和殷璠叙表述“皆河岳英灵”相近，称誉“此数人皆当时之秀”。

值得注意的是顾况《序》将开元十四年和开元十五年放在“钟运盛衰”的高度来考虑，具有史识。

从顾《序》知储光羲之子储溶携其父集请顾况作序，顾《序》中所述已隐含了《河岳英灵集》的主要内容：

开元十四、五年这一划时代的标志；《河岳英灵集》入选主要诗人，除上述储光羲、王昌龄等五人外，尚有顾《序》所录储溶语提到的储光羲和王维是至友。

我们以为这样一些认识是储溶从其父储光羲那里接受下来而又传递给顾况的信息，当然顾况也是认同的。

而《河岳英灵集》不提储光羲及第的开元十四年，而提开元十五年，只是一种表述策略。

王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因其诗名盛极一时。

按，从“王江宁“或“诗家夫子王江宁”的称呼看，王昌龄称誉诗坛，当在开元二十八、二十九年为江宁丞之时。

故叙云“开元十五年”，正对应着王昌龄进士及第之年，储光羲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如提“开元十四年”肯定会受到舆论指责，提开元十五年，抬出王昌龄，表示对王昌龄诗歌创作成就的肯定和推崇，一可以名正言顺，二可以顺势抬高储光羲，因为储光羲和王昌龄进士及第时间不同，相差一年，但知贡举都是严挺之。

《河岳英灵集》编选是以开元十四年、十五年及第进士为主体的选本，故初选时间应在其后，虽不敢断言开元十五年已在初选，但结合入选的主要作家作品看，初选时间应在开元末。

作为《河岳英灵集》编撰的指导者储光羲大概要等到天宝十一载才有与杜甫相见相识的机会，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岑参、储光羲、杜甫、薛据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各有诗作。

而天宝十一载已接近《河岳英灵集》终稿时间天宝十二载了。

如果从风格、诗体去考察《河岳英灵集》，则失收杜甫诗含有必然性；当在人际关系中去分析时，失收却表现为偶然性。

第二，传播关系。

如果一位作家作品在当代传播受限，或未能进入有效传播，那他的作品要被选集收入，是非常不容易的。

《河岳英灵集》失收杜甫，可视为是《河岳英灵集》的疏漏。

当去寻找这一失收原因时，主观的想象和推测无补于事情真相的揭示。

有材料显示这与殷璠所处地域有关，换句话说这与杜甫诗歌的传播相关。

樊晃《杜工部小集序》：

“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

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

薄游陇蜀，殆十年矣。

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

属契阔湮厄，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

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

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

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

”（《杜工部集》）其中有“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君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一段话提醒了我们。

樊晃，曾为润州刺史，并编杜甫小集，文中所谓“不为江东人之所知”之“江东”以及“江左词人”之“江左”，即指樊晃任刺史之所在地润州。

这告诉人们杜甫诗在润州及附近流传情况。

而《河岳英灵集》编撰者正是丹阳（润州）人殷墦。

曾集润州十八人诗为《丹阳集》，《岳英灵集》亦编于丹阳（《全唐诗》卷六八四吴融《过丹阳》注：

“殷文学于此集《英灵》”），故集中对在江南吟咏的诗人如常建、李白、刘膏虚、王昌龄、储光羲、王等，极致推崇。

据樊晃说，直到大历年间，江东流传的杜诗仍多为戏题剧论之作。

殷墦为条件所限，不可能全面占有杜甫诗歌材料，当年所见流传于江左的“戏题剧论”的杜诗不合其“风律兼备”的标准，只能阙而不录。

樊晃与樊光，岑仲勉以为一人，陈尚君以为二人。

岑仲勉《元和姓纂》“文孙晃，兵部员外、润州刺史”校记：

《金石录》八《怪石铭》，樊晃撰，大历十年立。

《新书》六○：

“《杜甫集》六十卷，涯州刺史樊冕集。

”余按《少陵集》附录有润州刺史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

“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

”其名及其官与《姓纂》合，则《新志》之“涯州樊冕”，实“润州樊晃”之讹。

“晃”、“冕”字形近也。

复次，《全文》三九八收楚冕《书判》一篇，云“楚”一作“樊”，冕，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以《新志》讹“樊晃”为“樊冕”之例例之，此“樊冕”亦即“樊晃”，复“樊”讹“楚”也。

……《丹阳集》，句容有硖石主簿樊光，按《集》举之官，系编诗时见任，可于蔡希寂、申堂构等见之。

依《姓纂》，樊氏自晋已徙淮南，则晃固南人，余极疑樊光即樊晃，晃亦工诗，故有汇辑《工部集》之举。

《镇江志》一八似未详考。

《读全唐诗札记》：

“‘樊晃，一作光。

’又云，‘樊晃，句容人，硖石主簿’。

此樊晃当即为杜甫编遗集作序之人，官至润州刺史，亦见《姓纂》。

《新书》六只称硖石主簿，当据《丹阳集》就其初官言之，如同集蔡希寂至司勋郎中，而《新志》曰渭南尉（见前），又申堂构至虞部员外，而《新志》曰武进尉，可例也。

作光非是。

”陈尚君对此有不同看法。

殷璠《〈丹阳集〉辑考》云：

“《全唐诗》将光、晃视作一人，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读全唐诗札记》极力证成之，今人亦从其论。

然细绎之，不能无疑。

《新志》、《吟窗杂录》录《丹阳集》，未必皆笔误。

此具一。

《国秀集》收诗讫于天宝三载，目录载诸人官爵，时间更迟。

其录晃为前进士，尚未入仕，早于该集的《丹阳集》已载官职。

此其二。

晃于大历中为润州刺史，记其事之柳识《琴会记》，与之唱相的刘长卿、呈甫冉诗，皆未提及其以邑人为州牧。

《嘉定镇江志》卷一三据当地文献考晃牧守事甚详，亦不云为州人。

此其三。

《元和姓纂》卷四载晃望出南阳湖城，晋时迁淮南，岑谓‘晃固南人’。

然同书诸郡樊氏另录‘谏议大夫樊系，润州人’。

是润州樊氏为另一支。

此其四。

以今存史料分析，当以光、晃作二人为是。

”此从陈尚君说，樊光为《丹阳集》中诗人，而樊晃为润州刺史。

如樊光即樊晃，为何润州人樊晃（光）在写《杜工部小集序》时没有留下《丹阳集》和《河岳英灵集》的一丝痕迹。

樊晃，两《唐书》无传。

据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考证，晃为进士出身，历任汀州、润州刺史。

其刺润时间，《宋高僧传》卷一五《金陵元崇传》载在大历五年（770），柳识《琴会记》（《文苑英华》卷八三二）载大历七年正月，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路经润州，曾约“刺史樊公”饮咏。

杜甫逝世于大历五年冬。

《小集》编成，当即在其后二三年间。

据序，杜甫晚年，江东一带仅传其“戏题剧论”之作，不足反映其全面成就。

樊晃尊杜甫为“当今一人”，惜未见其全集。

润州地当长江、运河交会处，为东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樊晃得以就地采摭到大量杜诗，编为《小集》。

樊晃说杜诗在江东流传的局限性，杜诗在江东流传的作品是“戏题剧论”，这些未为殷璠所取，因此杜诗失去了一次与《河岳英灵集》结缘的机会。

这是今天在研究杜诗在当代传播、研究《河岳英灵集》作家群时，深深感到遗憾的事。

二、《饮中八仙歌》的名人崇拜情结

杜甫是热衷功名的人，相比于功名，写诗并不重要。

他困守长安十年，不是为了写诗，而是为了政治前途。

他写有《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这一首诗约写于天宝五、六载（746、747），是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时的作品。

贺知章、李琎、李白等人都在长安生活过，又都嗜酒，故戏题为“饮中八仙”。

诗中写出八仙饮酒时的不同行为和态度，而狂放、豪纵是共通的。

不难看出，杜甫对他们很欣赏，所以描写他们的醉态自然舒展、生动传神。

饮中八仙虽都在长安呆过，但并不是同时都在长安，如李白天宝三载（744）已被玄宗“赐金还山”了。

诗中描写了八个酒仙。

第一个是贺知章。

官至秘书监。

他在唐代名声很大，性豪放，晚年无复拘检，自号“四明狂客”。

据说李白在长安，拜见他，他很高兴，“解金龟换酒为乐。

”诗中说他喝多了酒，骑在马上摇摇晃晃有如乘船，醉眼昏花，跌入井中，甚至在井里睡着了。

描写虽有夸张，估计离事实不远。

第二个是李琎。

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很受宠幸。

所以他敢饮酒三斗去朝拜天子，也只有他贪酒才敢想改换封地到酒泉。

第三个是李适之。

他在天宝元年为左丞相，天宝五载为李林甫排挤罢去相位，在家与亲友会饮，并赋诗一首：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杜甫“衔杯乐圣称避贤”就是化其诗。

接下来是崔宗之。

他是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一位潇洒美少年，端起酒杯，白眼望天，有如玉树临风。

第五个是苏晋，他一方面嗜酒，一方面斋戒坐禅，但在酒面前，他经不住诱惑：

“醉中往往爱逃禅。

”第六个是李白，这是诗中重点写到的人物，用了四句来刻画。

一是因为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名声很大，后玄宗“赐金”让其“还山”，杜甫对李白印像最深，并将李白被逐美化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二是杜甫是诗人，对李白心存敬仰，故诗中盛赞：

“李白斗酒诗百篇。

”第七个是张旭。

他以书法名世，故突出其醉书，他三杯入口后，便会脱帽露顶、乘兴挥毫。

第八个是焦遂。

他以雄辩称，乘着酒兴，思如泉涌，妙语连珠，惊动四座。

这首诗在写法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人物鲜明，各有侧重。

贺知章的醉态，李琎的贪酒，李适之的豪纵，崔宗之的潇洒美丽，苏晋的逃禅，李白的诗酒，张旭的醉书，焦遂的雄辩：

虽着墨不多，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

诗歌紧扣人物特点落笔，如李琎“曲车流涎”、李适之“日费万钱”、崔宗之“白眼望天”、张旭“脱帽露顶”、焦遂“高谈雄辩”，这些描写都有画龙点晴之妙，非常传神。

结构独具一格。

无首无尾，章法突兀。

每个人物自成一段，每段又以人名领起，又押了重韵。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卷一：

“不伦不理，各极其平生，极其醉趣，古无此体，无此妙。

谓为八仙，甚称，八篇近之。

吾意复如题画，人自一二语，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见佳趣，第难为拘检者道耳。

”大概此诗最初是题在一组人物画像上的，后合抄一起即为“饮中八仙歌”。

本各自成章，故诗中押了重韵，就可以理解了。

如两押“眠”、“天”和“船”，又三押“前”。

以前人解此诗，皆因题有“饮中八仙”字，都因“酒“解之。

程千帆先生《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一文，区分了作者和所描写对象在存在状态上的差异，这启发我们在另一角度去区分作者和饮中八仙的差异，即其所处地位不同，“饮中八仙”是高贵者，或出身名门，或地位尊贵，或擅长一技，或以貌压众。

而作者地位低下，他以欣赏的态度描写高贵者的神采，以仰慕的态度赞美成功者的风姿。

饮中八仙，各以其特有的风貌名震京师，可谓是“京城八杰”，各显神通。

他们都是长安的名人，是名人的代表。

杜甫只是借酒为线索，写出对名人的崇拜。

全诗的视角是仰视，不是平视，也不是俯视。

三、“李杜”并称与李杜优劣都不能代表杜甫生时的名声

杜甫和李白并称为“李杜”，他们在诗歌史上雄居榜首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

但诗歌史上的“李杜”并称是杜甫死后的事。

大体上说，今天诗歌史上所谓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比较推崇杜甫，主要认为杜诗有集大成的成就，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可谓盖棺定论。

元稹的评价真高，他说杜甫“兼人人之所独专”，是指融合古人之长。

不仅如此，综合元稹和白居易的意见，杜甫之长还在于“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元稹《乐府古题序》），“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白居易《与元九书》）。

但是元、白二公评价杜甫诗时，又和李白做了比较，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表扬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后接着说：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从这句话里可知“李杜”并称的观点在元稹写墓志时已在流行。

而元稹则过分贬低李白来抬高杜甫。

同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这是白居易和元稹在讨论诗学，虽云李杜各有其长，但还是和元稹扬杜的立场接近的。

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

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则是将李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推崇。

一般人认为，白居易也是扬杜抑李的重要人物，而“李杜”并重始于韩愈，这一说法并不妥当，白居易在读李杜集时，给李白和杜甫诗歌作出独自的判断和评价，认为李杜二人的诗歌都是“好诗”。

白居易还有一首《李白墓》诗，对李白充满敬意，诗云：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夸奖李白有“惊天动地”的诗文。

而今天诗歌史上所谓韩孟诗派，则持“李杜平等论”，而且他们反对强分李杜以高下，代表言论就是韩愈《调张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将李白比较演变为诗歌史上“李杜优劣论”的专题讨论，《旧唐书》提出的“论李、杜之优劣”概念起到关键作用，《旧唐书》杜甫传云：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宋代人普遍重视杜诗，王安石编写杜、韩、欧、李四家诗，置杜甫为第一，有人问他理由，他认真做了回答：

“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

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

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籍若贵介公子者。

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所能窥哉！

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元稹以谓兼人人所独专，斯言信矣。

”有人问他李、杜二人的关系：

“评诗者谓甫期白太过，反为白所诮。

”他回答是：

“不然，甫赠白诗则云：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

又曰：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铿之诗又在庾、鲍之下矣。

‘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

”（宋范正敏《遯斋闲览》）王安石两段话的意思很有滋味，第一段话启发人们从风格上去认识杜甫，他认为李白只有“豪放飘逸”一种风格，而杜甫风格多样，有平淡简易、绮丽精确、严重威武、奋迅驰骤、淡泊闲静、风流蕴籍等。

第二段话是说李、杜二人都是盛唐高手，评论对方都有分寸，比如说杜甫评李白，只是将李白比作庾信、鲍照以及阴铿，这是王安石的个人看法，还是值得去玩味的。

抑杜扬李也始于宋代，苏轼弟苏辙《诗病五事》云：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今观其诗固然。

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

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

”以义理为标准，李白当不及杜甫深厚。

真正的抑杜扬李是明代的杨慎，他是川中才子，博学有余而专精不足，影响了他的学术深度和学术质量。

他的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在《升庵诗话》卷四中说：

“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

”王稚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亦云：

“予生平敬慕青莲，愿为执鞭而不可得。

窃谓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

”看来抑李扬杜的人只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并无理据。

严羽《沧浪诗话》说得比较平允，他认为：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

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不过，李杜优劣的比较，有其诗学意义：

其一，不断肯定和巩固了二人在诗史上的地位，确定了诗歌的典范；其二，深化对李杜二人诗歌风格的认识，确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诗歌的存在样式；其三，提供了诗歌研究的“比较”维度，在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不管是李白并称，还是李杜优劣，都是对两位在诗史上的充分肯定。

但这和杜甫生前无关，都是杜甫身后发生的事。

唐代肯定杜甫的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都是中唐时期的诗人。

杜甫卒于大历五年（770），而元稹大历十四年（779）出生，白居易大历七年（772）出生，韩愈大历三年（768）出生。

元稹等人的意见是后辈对前辈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在杜甫活着的时候并不能享有。

四、用“沉郁顿挫”对杜诗进行概括始于清人

杜甫的诗歌风格多样，但其主导风格是“沉郁顿挫”，正好和王安石讲李白诗风格的“豪放飘逸”相对应。

“沉郁顿挫”见于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的《进雕赋表》，他说：

“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企及也。

”这里提出的“沉郁顿挫”并未引起时人的关注。

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飘逸”和“沉郁”对举评李、杜诗，“飘逸”一词不是专指内容或专指形式的，而是指特定的内容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出的风格特征，那么和“飘逸”对应的“沉郁”就不止是内容问题了。

而将“沉郁顿挫”结合起来评杜诗的是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李白》，其云：

“太白胸怀高旷，有置身云汉、糠粃六合意，不屑屑为体物之言，其言如风卷云舒，无可踪迹。

子美思深力大，善于随事体察，其言如水归墟，靡坎不盈。

两公之才，非惟不能兼，实亦不可兼也。

杜自称‘沉郁顿挫’，谓李‘飞扬跋扈’，二语最善形容。

”这是借用杜甫成句。

而将“沉郁顿挫”作为评论杜诗的诗学术语，似乎是屠隆，《杜诗详注附编·诸家论杜》引屠隆评云：

“余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

”仇兆鳌在《进书表》中直接使用“沉郁顿挫”评杜诗：

“以温柔敦厚，托诸变雅变风之体；沉郁顿挫，形于曰比曰兴之中。

”其后诗评家常用“沉郁顿挫”评论杜诗，不绝于耳。

关于“沉郁顿挫”所指是什么，看法很多。

通行的说法是用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的解释：

“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

”沉郁是指其作品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题材的严肃，感情的深沉、深挚；顿挫是指其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出语谋篇的曲折、变化的多端、转换穿插的波澜壮阔以及韵律变化等。

但是从杜甫提出“沉郁沉挫”后，很长时间并没有进入评杜的视域，清代人喜欢以此评杜诗，但从上下文看，理解确实不同。

可以肯定说没有分得很清楚，至少没有今天“沉郁”指内容、“顿挫”指形式的区分。

正如严羽用“沉郁”对“飘逸”，包括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那么，“顿挫”也是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

正因为杜甫风格是多方面的，“沉郁顿挫”并不能概括杜甫所有的创作。

杜甫作为一位大诗人，生前与死后，境遇不同。

在唐代诗坛上，他处在边缘，重要诗歌选集都未能入选其作品。

这可能和杜甫性格有关，比较拘谨，缺少人脉资源。

他和李白有交往，但李白也不是能奖掖后进的人，有人猜测李白看不起杜甫，应是事出有因的。

另外，和杜甫一生行迹有关，在中心城市长安时，本可以挤入诗坛核心，但其地位比较低下，“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已无暇去打造包装自己，经营在诗坛的位置。

在诗歌造诣已达高峰时，却又偏守四川，漂泊西南。

《饮中八仙歌》只是弱者对强者的仰慕，李杜并称的荣誉是死后崇拜者的“追谥”，对其诗歌核心价值“沉郁顿挫”的归纳和解读也要等到宋以后的人来完成，这三个方面虽不是“边缘人”的直接证据，但同样有力说明杜甫“边缘人”的地位，《饮中八仙》是边缘人对中心的企羡；李杜并称说明边缘人死后才由边缘进入中心；“沉郁顿挫”解读是以边缘进入中心为条件的。

这位唐代诗坛的边缘人，在风雨飘摇的江面上，乘一叶孤舟，了此一生。

但中国诗史记住了他的名字，并给他以中国诗坛最伟大诗人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