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爱情选择看人物定位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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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爱情选择看人物定位DOC
LUOYANGNORMALUNIVERSITY
2010届本科毕业论文
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
爱情选择看人物定位
院(系)名称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郭世昌
学号
060114xxx
指导教师
杜薇副教授
完成时间
2010年5月
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
爱情选择看人物定位
郭世昌
(文学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号:
060114078指导教师:
杜薇副教授)
摘要: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也是我国完整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成熟期。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伦理思潮的提出和完善,及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使汉代女性自觉不自觉地用封建礼法束缚自己,抹杀了她们独立的人格追求和自由的爱情意识,扭曲了她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并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在面对焦母横加干涉自己的婚姻时,开始对美好爱情有了清醒的意识,并自觉选择了反抗的道路,同时萌发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虽然她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汉代大多数女子殉情的爱情选择,但相比同时代用封建礼法束缚自己而丧失独立人格及意识的女性而言,刘兰芝的形象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独立人格的向往,是一个勇敢坚强且有着清醒意识的女性。
关键词: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爱情选择;人物定位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汉代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乐府民歌。
汉乐府民歌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千百年来怒放在中国文学的大花园里,香气四溢,光彩夺目。
汉乐府民歌多采自当时人民的现实生活,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的乐府民歌,对汉代女性从爱情和婚姻等方面进行了高度的观照,并用民歌的形式记录下她们不幸的生活,在文学史上刻画出一个又一个形象生动的女性人物,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研究价值。
从中我们甚至还可以窥探到非常罕见的汉代女性的精神风貌和人格追求,汉代女性对爱情是有着清醒地选择和美好的追求的,从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强的品格一直吸引着后代读者的目光。
由于汉乐府民歌的主人公大多为女性,且以悲剧结尾的较多,以致后世很多的评论家对其持“汉乐府多悲歌”的观点。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当属这一类女性的代表。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编《玉台新咏》一书,原题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编入《杂曲歌辞》时,改为《焦仲卿妻》[1]。
同时诗前还有一段小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
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
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
时人伤之,为诗云尔”[2]。
可见,从题目和诗前小序上就已经说明了这首诗的主人公是刘兰芝,而且还是一个悲剧的女性人物形象。
她为了追求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毅然选择了以死这种极端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
在那个爱情意识尚未觉醒的年代里,刘兰芝的爱情选择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探究刘兰芝爱情悲剧的根源,就要了解刘兰芝这个女性人物形象的性格及其人格追求,而人物的性格和人格追求往往是由当时社会的文化、政治、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们探讨《孔雀东南飞》首先就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
一、从汉代社会文化背景看刘兰芝的爱情选择
(一)汉代伦理思潮对女性的束缚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也是我国完整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成熟期。
汉武帝时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学说将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绝对化和神圣化,并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
“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3],“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
这些理论的提出及大众的认可和接受,使得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以及驯服的工具。
董仲舒的儒家伦理道德不仅束缚住两汉女子的自由,更在之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潜移默化之中熏染着她们的观念,毒害着她们的思想和灵魂。
在当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竟连颇为有名的女性代表人物班昭也作《女诫》以自我“束缚”,并时时感觉到自己在夫家地位的不牢固。
她曾在《女诫·妇行》中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又《仪礼》中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
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5],这便是“三从”。
它完全无视女性的喜乐、好恶、追求与向往,彻底剥夺了女子作为人的独立性,只能终生处于被动的“从人”的地位。
而“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正是上面所提到的班昭在《女诫·妇行》中解释的那样,四德排斥女子的才华与能力,推尚贞静守节、言行自敛、身不垢辱、勤于家务等,它从各个方面对女子进行了限制,强调了男尊女卑、夫尊妇卑、公姑尊子妇卑的观念,有意弱化、柔化女性,让她们永远都要处于柔弱顺从的卑下地位。
由此可见,汉代在伦理道德领域对女性的束缚是相当严厉的。
统治阶级站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女性加以限制和束缚,一方面抹杀了她们原本就应该具备的独立的爱情意识,扭曲了汉代女性身心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汉代女性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交际中都越走越窄,从而丧失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成为男性的附庸。
刘兰芝处在这样高压的社会伦理思潮控制之下,最终她“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的爱情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汉代以“孝”治天下对子女的束缚
有汉伊始,结束了秦末长达数十年动乱的年代,成为继秦之后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统治广大人民,统治阶级便遵循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
以“孝”治天下在实行之初是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但到了后来却逐渐走向了对立面。
汉代是讲究孝道的。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孝道更是立国之本。
有子云: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6]。
《孝经·三才章》云: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礼记·礼运》言“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8]。
对此,董仲舒也明确地提出过“夫孝者,天之经也”的理论。
又云: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9]。
同时,封建社会并不注重夫妻间的情感。
《礼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世不衰。
”[10]
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时代,这些理论的提出无疑强化了封建家长的地位,增强了家长的权威,并日益深入人们的心中,为广大老百姓所认可。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焦母才敢于压制儿子,决绝地将刘兰芝“遣归”,从而导致了焦刘二人不幸的婚姻。
正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重压之下,刘兰芝才逐渐产生了与其他女性不同的朦胧的反抗意识。
刘兰芝不甘心作一个会说话的奴隶,不愿意任人摆布,在经过多重艰难的反抗之后以殉情而终,不得不说她所处的时代对青年男女的控制是何等的严厉。
同样,对焦仲卿而言,他不能反抗的尴尬情境,在很大程度上看是封建家长巩固自身不可动摇的权威的结果。
从另一侧面讲,刘兰芝与焦仲卿婚姻之所以不幸,正说明了当时孝道已经成为家长干涉子女婚姻自由的一大权柄。
由此可见,在《孔雀东南飞》中不只刘兰芝是受害者,其实焦仲卿也是一个受害者。
比之刘兰芝遭受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严酷束缚,焦仲卿所面临的以“孝”事父母的社会准则更加剥夺了年轻人独立的人格。
当他得知刘兰芝殉情之后,也“自挂东南枝”以求得解脱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对当时社会伦理思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她们既要遵循“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思想,又要注意“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
这种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社会环境使得刘兰芝在面对强大的封建家长专制时,充分地凸显出她反抗力量的弱小和无助,从而不得不选择以死来抗争和解脱。
刘兰芝所处的时代,正如鲁迅所说,其实质就是一部封建礼教吃人的历史。
二、由刘兰芝人物性格看其爱情选择及意义
事物的发展向来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也可以说是事物本身的内因在起作用。
对于刘兰芝来说,虽然社会对女性思想的钳制较为严厉,但相比同时代有着相同遭遇的其他众多女性而言,刘兰芝的内心开始萌发出一种反抗的意识。
比如她在面对焦母的“不悦”时,敢于自请遣归;在遣还时的严妆,无疑就是一种示威;她不是悲悲艾艾、灰溜溜地离开,而是光艳照人、坦荡出门;在和焦母告别时,她不亢不卑,说话谦逊有礼而又透着骨气。
“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
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
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11],绵里藏针的讲话方式,说得焦母哑口无言,从而表现了刘兰芝倔强的性格和叛逆的精神。
(一)刘兰芝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的表现
1.为爱奋斗的孤独
刘兰芝与焦仲卿可谓是这首诗里两个最大的受害者。
造成刘兰芝与焦仲卿婚姻由合到分的悲剧原因,由历来评论家的观点看,一方面是由于夫妻俩“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的感情生活,使得焦母失去了儿子的爱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扭曲的心理的膨胀,这种感情由“爱”子而转为“恨”媳,总而言之是焦母畸形的妒忌“遣归”了刘兰芝,进而造成了两人的悲剧;另一方面是由于“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守空房,相见常日稀”而产生的一种尴尬的情况,虽然文中只字未提,但后世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还是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即刘兰芝“无子”,从而被焦母休回娘家的说法。
同时还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即是,焦母对儿媳强烈的控制欲与刘兰芝“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而形成的不拘的性格之间的矛盾,使得焦母“久怀忿”、“失恩义”,并终于做出了劝儿子“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决定,遣归了刘兰芝。
无论以上哪种说法成立,焦仲卿在婆媳矛盾中自始至终受的都是夹板气,无论他偏向哪一方,都会使另一方受伤。
而实际上,焦仲卿的不作为则暗中偏向了焦母,却把刘兰芝推向了一种为爱奋斗的孤独境地。
刘兰芝在独自反抗压迫的道路上,也渐渐地将其倔强的性格和叛逆的精神张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与焦母的对话和行动,以及对刘兄独断安排其婚事的反抗方面。
起初刘兰芝将自己主动遣归的想法告诉焦仲卿的同时,还说了句“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很明显刘兰芝是在为自己辩解,并希望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可惜的是府吏的态度并没有在此时明显的表现出来,而是“堂上启阿母”,去求证自己媳妇所说的话了。
当得知母亲明确的回答“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之后,他也只是以“终老不复取”般稍示反抗的姿态应对,并没有明确的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来。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这已经足够说明了他在面对婆媳矛盾时的无可奈何,甚至可以说府吏在矛盾的处理上是持无作为的。
焦仲卿不明确的态度只能使得刘兰芝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与焦母的斗争。
她通过“精妙世无双”的打扮自己,来展示被遣回家的媳妇依旧光彩不减,至少在“上堂谢阿母”这一环节上显示出了自己不可屈尊的人格追求。
离开焦家的刘兰芝只好回自己的娘家。
在摆脱了焦母的压迫之后,原想反抗能够获得一定的效果,却不曾想又钻进另一个“牢笼”,这便是以刘兄为主的封建家长专制对兰芝的控制。
刘兰芝被焦母遣回家后,“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刘兰芝的请归已经开始把她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起初刘母见到自己的女儿还打算询问不请自归的缘由,“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
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
”当刘母明白“儿实无罪过”之后,她的表现竟然是“大悲摧”,作为一个母亲也无法挽救女儿被遣的局面,这是何等的悲哀。
刘兰芝被遣已经很不幸了,刘母此时所能作的,只能是慢慢地等待。
因为刘兰芝还告诉母亲,“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
”刘兰芝即便已经被遣回家,这时她还抱定焦仲卿“誓不相隔卿”的美好誓言一定能够实现,希望焦仲卿能够回来接自己回家。
可实际上,焦仲卿长时间不来看望刘兰芝,说明她已经处在一种为爱而奋斗的孤独之境了。
此后,经过县令和太守的两次提亲,焦仲卿都没有出面帮助刘兰芝回绝聘礼,相反,却是得助于一向对女儿仁慈的刘母才回绝了县令的提亲。
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刘兄,此时要运用他那无上的家长权力,为刘兰芝安排婚事,强使她答应太守的婚事。
刘兰芝反抗的好孤独啊!
但她为爱奋斗的孤独却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明知府吏的诺言已经不能实现了,却还要在举办婚事的当下,“举身赴清池”,以死来表达着她那倔强的性格和叛逆的精神。
2.强大的封建家长专制下反抗力量的弱小
刘兰芝与焦仲卿同为家长专制的受害者,在遇到对自己美好婚姻的横加干涉时,他们虽都有反抗的表现,但不同的是,焦仲卿的反抗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顺从,对焦母的顺从和对已经造成现实状况的顺从,而刘兰芝的反抗表现却是为爱而奋斗的孤独,前文已讲,在此不再赘述。
刘兰芝与焦仲卿两人要面对的,不单是焦母的家长强权和刘兄的专制控制,还有在封建家长专制背后强大的社会思潮和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压制。
刘兰芝的反抗是强大的,但她的反抗要是放在整个社会的面前时,却又是非常的弱小。
基于此,刘兰芝虽有反抗的精神和倔强不屈的性格,但其反抗注定是要面临失败的。
(二)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意义
在汉代社会里,女性选择以死来反抗对封建家长制横加干涉婚姻自由的不满,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并非属刘兰芝一个人才有的行为。
比如《后汉书》中载有一则故事是说南阳阴氏的,“南阳阴瑜妻者,……聪敏有才艺。
年十七,适阴氏。
十九产一女,而琦卒。
采时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自防御甚固。
后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因作称病笃,召采。
既不得已而归,怀刃自誓,爽令傅婢执夺其刃,扶抱载之,犹忧致愤激,敕卫甚严。
女既到郭氏,乃伪为欢悦之色,谓左右曰‘我本立志与阴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奈何?
’乃命使建四灯,盛装饰,请奕入相见,共谈,言辞不辍。
奕敬惮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
采因敕令左右办浴。
既入室而掩户,权令侍人避之,以粉书扉上曰:
‘尸还阴’。
‘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
左右玩之不为意,比视,已绝,时人伤焉”[12]。
“又贞洁寡妇,或男女备具,时货富饶,欲守一醮之礼,成同穴之义,执节坚固,齐怀必死,终无更许之虑。
遭值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强中欺嫁,处迫胁遣送,人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此犹胁迫人命自杀也”[13]。
可见,在汉代特别是“三从四德”对女性束缚更加严厉更加规范之时,那些受缚女性以所谓的“礼”来规劝自己而以死明志,表面上看是遵循了社会的礼法,实则是被封建礼教吞噬了。
她们的死是一种没有明确的追求的盲目的殉情。
这些女性与刘兰芝的悲惨结局虽都是以死明志,结果都一样,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婚姻在遇到焦母的横加干涉之后,在她的反抗的同时其内心也开始萌发出爱情的意识并逐渐清晰强烈,特别是在与焦母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和对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更加强化着刘兰芝的人格追求。
同时她“举身赴清池”的举动正是为了追求心中那美好的爱情而不得才作出的选择。
在此过程中,她是有着清醒的爱情意识和美好的人格追求的,特别是当追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最终选择死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同样也证明着刘兰芝与其他女性的不同之处。
三、结语
作为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刘兰芝,以其倔强的性格和叛逆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她以不屈的、强烈的对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斗争精神和反抗精神,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着重描绘和热情歌颂的对象,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爱慕、赞扬和同情。
另一方面,她以自身弱小的力量为爱而孤独的奋斗,并展现出汉代女性罕见的清醒的爱情意识,同时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而表现出的勇敢和坚强的性格,这些都给她的形象增添了更加真实、可信、亲切、感人的力量,从而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的毒害之深、之广,进一步认清了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也突出了刘兰芝在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斗争上的深远意义,开创并引领着后世的女性为其自身的幸福而反抗着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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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at"SoutheastthePeacockFlies"thelovebeinghitbyLiuLanZhichooses,thepersonagefixesposition
GuoShichang
(LiteralartscollegeChineselanguageliteraturespecialfieldNo:
060114078Tutor:
Duwei)
Abstract:
HanistheshapeofChina'sfeudalsocietyandalsocompletethefeudalethicalcode,andmoralmaturity.Traditionalethicsandothersocialandethicalthoughtoftheproposedimprovementandto"filialpiety"toimplementthepolicygoverningtheworld,toacertainextent,playedapositiverole.ButalsotheHanwomenconsciouslyorunconsciouslytiedwithfeudalriteshimself,deniedoftheirindependentpersonalitiesandtheirsenseoffreelove,distorttheirphysicalandmentaldevelopment,andbecomeavassalofmen."Motherhood"inLiuLanJiaomotherinthefaceofflagrantinterferenceinhismarriage,begantohaveaclearsenseofagoodlove,andconsciouslychoosethepathofresistance,whilegerminationofthepursuitofindependentpersonality.AlthoughsheultimatelydidnotescapetheHanmajoritywomenforLovelovechoice,butcomparedtocontemporarybindingwiththefeudalriteslosttheirindependenceandawarenessofthefemalepersonality,theimageofLiuisundoubtedlyofgreatsignificance.Sheexpressestheiractionstopursuethegoodofloveandlongingforanindependentpersonality,isabraveandstrongandhasaclearsenseofthe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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