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迁都的冷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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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迁都的冷思考

企业“迁都”的冷思考

　　[摘要]企业“迁都”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一个突出现象。

毫无疑问，企业“迁都”所产生的“总部经济”效应会刺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以及加速城市化进程等。

然而，“迁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企业必须冷静对待迁都热潮、要遵循比较成本收益原则慎重作出决策。

　　[关键词]企业；总部经济；迁都；困境

　　2005年2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总部经济”（北京）嘉年会，又一次把“总部经济”这一独特的经济现象推到了世人面前。

目前，北京朝阳区CBD、上海陆家嘴、广东东山区是国内发展最快的总部经济集聚区。

“总部经济”是随着各大跨国公司的总部逐步迁入以及国内许多大公司的总部逐步设立、迁移出现的。

可见，总部经济下的企业“迁都”现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迁都”的概念及形成机理

　　自20世纪90年代起，企业“迁都”现象逐步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90年代初，一批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将总部选在了上海、北京和珠三角。

同时，一大批土生土长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纷纷选址或迁移到中心城市。

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总部经济”理论的提出，中国总部经济已经进入了迅速、全面发展阶段，企业“迁都”现象也变得尤为突出。

（一）企业“迁都”的概念

　　“总部经济”的形成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总部向大城市的迁移；另一种是大城市的企业生产基地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而总部留在原区域。

笔者这里分析的“迁都”主要是指前一种经济现象。

要真正弄清企业“迁都”的概念，我们还需要明确“总部”的概念。

总部是指在一个企业系统中独立于商品生产部门之外的决策机构，这种独立既指组织机构上的独立，也指空间上的独立，是一个企业系统框架下的独立。

在企业中，总部能够作出有别于商品生产部门现场管理决策之外的企业其他决策，如要素配置决策、投融资决策、研发决策、高层管理决策等。

　　企业“迁都”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

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本土企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纷纷把公司的总部或重要部门从小城市迁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有的甚至搬到国外，如：

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迁往上海，山东的浪潮集团总部迁往北京，湖北十堰的东风汽车搬至武汉，2005年5月份，联想把临时总部迁往纽约，企业“迁都”的风潮愈演愈烈。

总的来说，迁都是企业自身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企业“迁都”的形成机理

　　随着中国总部经济的发展，企业“迁都”现象也愈演愈烈。

人们普遍认为，“迁都”是总部经济赖以发展的依据。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迁都”其实有其形成的经济学动因。

　　1．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其核心思想是：

经济的全球化外化为市场的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又明显地表现为价值链的重组。

由于跨国公司一般具有技术创新和营销方面的比较优势，借助于这些优势，跨国公司能够获取价值链中利润最丰厚、附加值最大的区段。

而不具有研发和营销竞争优势的企业只能从事价值链中利润较薄但收入比较稳定的加工制造区段。

这样，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价值链的重组最终表现为企业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不同价值区段上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分工。

具有品牌效应的区域一般具有区位优势，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向该区域流动，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企业将总部迁入，将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

　　2．古典区位理论。

这一理论研究了一般经济学所忽视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对企业最有区位的选择进行了分析。

古典区位理论最早是由弗里德曼提出的，他认为由于聚集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战略要素成本较高，受经济活动必须补偿要素成本这一经济原则制约，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中心区域和中心区域外合作分工的关系。

在中心区域里，一般能够更多地吸引资本、技术、人才，形成战略资源优势，适于公司总部再次聚集发展；而外围由于有地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资本比较富裕的一般资源优势，适于建立比较稳定的加工基地。

　　3．产业集群理论。

美国哈佛商学院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内（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密切联系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众多公司的总部在特定地域聚集会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企业将总部迁入该地区，在获得其总部所需的生产要素资源、享受高质量的专业化配套关联服务时，将付出相对较分散而言更小的代价。

　　企业“迁都”是一种现代经济下企业配置资源的新方式，信息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使企业“脑”、“身”分离成为可能。

作为“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可以使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价格获得中心城市的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同时也能获得欠发达地区的土地、能源、材料和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资源在同一企业的集中配置。

　　二、企业“迁都”面临的困境

　　迁都“绝非异地购买或租借一栋办公楼，把办公设备搬进去那么简单，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可以使企业得到长远发展，也能让企业陷入危局。

如果引入经济学来把脉企业“迁都”成本，就会发现许多决策困境。

　　1．迁出地政府的压力。

企业“迁都”首先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其中最大的是来自迁出地政府的压力。

因为，有能力“迁都”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甚至是财政支柱，他们的去留不单单是企业行为，还关系到当地的民生。

一旦“迁都”，将会给当地财政和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业界所认为的“东风迁往武汉使十堰沦为废都”之说不无道理。

而且，企业的迁移不仅仅意味着税收、就业岗位的流失，同时还会严重影响当地政府官员的行政业绩。

因此，在中国特殊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企业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企业要“迁都”就必须协调与迁出地政府的关系。

其实，“迁都”是企业与政府通过博弈作出的抉择，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成本。

　　2．代价高昂的商务成本。

迁入地商务成本的提高会给企业竞争力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企业家们感到最头疼的问题。

企业的迁入地往往是有品牌效应的大城市，而大城市里的商务成本相对较高。

因此，商务成本的提高是“迁都”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以“薪”情为例，同样的岗位由同一个人干，在小城市与大城市的水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此，企业迁都之后，仅工资支出就会使成本增加。

其实，企业迁都后，不仅面临工资支出的增加，其他各方面的支出都会水涨船高，导致安家费居高不下。

成本的提高必然会导致企业丧失成本优势，影响其竞争力。

因此，企业在做

出“迁都”决定之前，务必要量“费”而出。

　　3．文化冲突的尴尬。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是企业“迁都”必然遭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践证明，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底蕴不同，往往形成不同的区域性文化。

不同文化圈的企业对规范的认识不同，导致员工与老板、员工与员工之间存在沟通上的障碍，这无疑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

一个企业要在当地成功立足，就需要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一文化圈中。

否则，很难安定人心，甚至还会形成偏离主流的亚文化现象。

这就需要企业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对迁入地的文化进行详细评估、权衡，以此来慎重决定“迁都”与否。

　　4．割不断的“脐带”。

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一些企业往往是依赖当地政府的扶持而长大的，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已成为地方政府在纳税和解决就业等问题上的支柱力量。

这种相互支撑是多年以来形成的默契，也是很多企业难以割舍的。

如果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把总部迁出，就会离开当地政府的关照，事后能否继续做大做强，是值得怀疑的。

2001年把营销中心迁往北京的浪潮公司至今仍将济南作为管理决策和利润中心。

　　此外，迁出人员的乡土情结也是迁都路上的一大障碍。

如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活动，单纯的总部并不能带来大量的直接经济活动和直接经济效益。

因此，企业迁都需要全盘考虑，三思而后行。

　　三、企业“迁都”的政策建议

　　面对愈演愈烈的“迁都”风潮，企业必须理智应对。

很显然，企业“迁都”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为规范企业的“迁都”行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企业要正确认识和加深对总部经济的理解。

虽然总部经济的概念已经提出，但是各方面的理解并不一致，很多理解有偏颇之嫌。

企业一定要从自身角度出发，形成对总部经济全面地、多层次地理解。

面对发展“总部经济”的热潮，冷静对待“迁都”，不要盲目作出决策。

同时，对新的总部迁入地的选择也一定要慎重。

　　2．企业在进行“迁都”决策时，要遵循“比较成本收益原则”，按照经济学原理来指导其迁都决策。

如果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即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能够获得的收益高于其“迁都”所面临的成本，并且将企业由于将“总部一加工基地”在一个区域布局而被“损失”掉的那部分企业“利润”“释放”出来，则说明“迁都”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

只有按照“比较成本收益原则”在成本和收益间进行权衡，企业才能把握合适的“迁都”时机和地点，避免盲目“迁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3．促使政府角色的转变，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

企业“迁都”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市场发展的产物。

因此，政府应强化其服务职能，从总体上调控总部经济形成过程和引导企业“迁都”行为，切莫越位造成资源浪费。

　　4．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总部经济的发展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需要中央从政策给予规范和发展。

中央政府必须做好必要的制度安排，减轻企业“迁都”所面临的诸多障碍，为企业总部的迁移和流动创造良好环境。

如改变各地方把CDP等经济指标作为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通过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对各地不合理政策进行清理、整合和集成，使政策能够相互衔接、配套，发挥集成效应，协调好各方利益，解决好企业“迁都”的各项问题，从而也可以为总部经济的形成创造良好环境。

　　5．推进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便捷的信息渠道、发达的信息网络、完备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大节约公司总部与制造基地等其他经济组织的空间成本，从而为企业“迁都”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企业“迁都”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务必要量“费”而出。

过份强调企业“迁都”的效应可能会本末倒置，在创新中不断调整才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