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三国文化遗址一览 1.docx

成都三国文化遗址一览 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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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三国文化遗址一览1

成都三国文化遗址一览

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岷山河谷，包括成都平原、临邛（今邛崃）、江源（今崇州）、南安（今乐山）这一“三角地带”。

蒙文通先生《巴蜀史的问题》指出：

“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

他主张“农业是从江源入成都平原的，江源、临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从这里开始”。

如果说古蜀文明从一个“三角地带”开始，那么，蜀汉文化遗址的“铁三角”，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而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

蜀汉文化核心区域是成都的心灵、神韵和独特风俗的实体代表。

西汉至东汉，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已基本形成；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中心。

虽然从刘备建都到后主投降才短短42年，但成都在三国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当仁不让，而且是三国文化的“首府”。

既是“首府”，其凝聚的核心在哪里？

成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座帝陵。

一是惠陵；二是成汉李雄的安都陵；三是前蜀王建的永陵；四是后蜀孟知祥的和陵。

年代最早、影响最大、又是首批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便是刘备的惠陵。

惠陵不但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帝陵，而且是唯一保存至今、毋庸置疑的三国时期皇帝陵。

惠陵还是一座合葬墓，除刘备外，还葬有甘夫人和吴夫人。

历代修葺，均有史志书、舆地书等详细记载。

旧时坟堆甚大，异峰突起，成为回望城内皇城的一个瞭望台。

后来在惠陵旁边修建刘备庙，南北朝时在刘备庙旁再建武侯祠。

惠陵边那棵盛传为诸葛亮手植的古柏，俨然已经成为他鞠躬尽瘁的象征。

“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

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

”这是唐朝诗人雍陶的描绘。

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陆游记》记载，有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树枝，制成手板，以书写记事，被记入后来的一种《图志》，遭到批评。

可见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节度使，也不能擅取武侯祠一草一木。

成都城内，存在一个蜀汉文化的“铁三角”。

如果以浆洗街为南北纵向轴，偏西方向是刘备墓惠陵，东北方向四五华里是关羽的衣冠庙，西南方向四五华里是张飞的衣冠冢（成都民间把位于今华西医院高干病房区内的小土坡认为是“张飞墓”，实为“成汉贵族墓”，1985年成都市考古队就发掘过，出土有上百件文物。

这一误会，深切体现出成都百姓对张飞的缅怀之情）。

成都市考古队蒋成曾经表达过自己的猜测：

“三国和四川渊源甚深，离此墓不远的武侯祠有刘备的惠陵，洗面桥旁有祭祀关羽的衣冠冢。

此三处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恰如桃园结义之三兄弟。

”从位置而言，三个坟地恰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

本土民俗史学者帅培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铁三角”的意义，这个三角区域，应该是成都地域文化最重要的所在之一，更是蜀汉历史地理的精华所在。

因为围绕这个三角区域，惠陵、武侯祠成为核心，黄忠墓、赵云墓以及洗马池、万里桥、诸葛井、九里堤、向宠墓、庞统墓、马超墓、张飞营、牧马山等蜀汉历史文化点位，层列其外，构成蜀汉三国英雄文化的一个有序分布。

其实，这一“铁三角”布局早已形成。

南宋《方舆胜览》记载：

“关、张祠……俱在府西七里惠陵左右。

”宋朝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将分布说得很清楚，刘备庙在东，惠陵在西，武侯祠在庙西稍偏南，君臣紧紧相依。

《明一统志》中更有“铁三角”的详细地理分布记录，并说到洪武初年，才把诸葛庙与惠陵“合庙祀之”。

由此，武侯祠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王家祐主撰的《汉晋夕阳——三国旅游寻踪》认为：

“刘备的惠陵与关羽衣冠庙、张飞桓侯祠，呈三角排列，这绝非偶然，而是民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表现形式。

遗憾的是今天仅存刘备的惠陵，而他两位兄弟的祭祀遗迹却荡然无存了。

”

蜀汉皇宫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设坛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定都成都。

诸葛亮为丞相。

蜀汉皇宫修建于何时？

史无明载，而且经过1800年的变迁，也无准确的遗址可认。

但武担山则成为后人考证蜀汉皇宫的地理坐标。

《三国志•先主传》载，公元223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

武担山，位于新华西路成都军区大院内的东南角。

是一个高约20米、宽40米、长100余米的小土丘，略呈马蹄形，西高东低，占地面积680平方米。

按照武担山的坐标推断，刘备皇宫的位置应该在今天人民南路展览馆西北角。

具体来说，以展览馆从南到北的街道为中轴线，刘备故宫在中轴线西北方向。

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备皇宫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成都的中心偏左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心脏”位置。

在刘备去世后，刘禅曾对蜀汉皇宫进行了扩建，晋文学家左思写《蜀都赋》，文中备言蜀都之壮丽、皇宫之辉煌，其文曰：

“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

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

营新宫于爽嶝，拟承明而起庐。

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至于所提到的“阳城”，即少城东南隅之阳城门，约在今成都文庙后街临近汪家拐处。

可见蜀汉皇宫在蜀国灭亡之前，规模扩大了不少，成为当时令人惊叹的建筑杰作。

锦官城

蜀锦是成都的一大特产，历史悠久。

在东汉时期，在成都就有专门管理蜀锦生产的“锦官”，其官署就在成都东南的“流江”岸边，后世称成都为“锦官城”即源于此。

三国时期，蜀锦不仅是全国热销的产品，更成为蜀汉政权赖以生存的命脉。

诸葛亮曾说：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为了提高蜀锦产量，增加政府收入，诸葛亮恢复了“锦官”，专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

在其治理下，蜀锦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织锦业之繁盛可见一斑。

民国所修的《华阳县志》中记载，李膺《益州记》：

“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皆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时至今日，位于武侯祠旁的锦里已经成为成都的一大旅游景点，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前往。

诸葛亮丞相府

《三国演义》中，“安居平五路”的著名桥段令人记忆深刻。

在刘备去世后，蜀中空虚，诸葛亮立年幼的刘禅为帝，曹丕乘机派五路大军攻击西蜀。

当时，后主刘禅吓得面如土色，忙问计于孔明，但孔明以“染病”为由在丞相府中连日不出，刘禅亲自登门求教，方知诸葛亮虽在丞相府中安居不出，却已平定五路大军，让蜀国安度危难。

于是后人不禁好奇，诸葛亮的丞相府到底位于何处。

由于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具体方位难以确定。

但刘备入川后住进原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现人民南路展览馆位置），将州牧署改称左将军府。

214年，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于是，他就在左将军府内办公，约在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诸葛亮“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其丞相府离皇宫不远，约在今红照壁一带。

衣冠庙、洗面桥和桓侯巷

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跟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兄弟有关。

其中有两个是衣冠冢。

衣冠庙位于成都南门外神仙树街附近。

当年关羽败走麦城被害，尸首取不回来，蜀国百姓只得堆土为衣冠冢。

冢前有庙，称衣冠庙。

《四川通志》说，这是刘备用衣冠招兄弟的魂，再葬于此。

从这一记载分析，衣冠庙在蜀汉时就存在了。

后来，关羽自宋徽宗始被历代统治者尊崇、加封，衣冠庙得到修葺。

但到明末基本上毁坏殆尽，清初重建。

进入民国后，逐渐残破不堪。

1950年之前，墓、祠全部毁灭，成为仅留其名的历史陈迹。

与衣冠庙相连的是洗面桥街。

相传刘备每次来祭奠关羽，走到附近桥下，都要捧一把河水洗脸，以示虔心：

他是渴望通过江水，带去对死于临沮（今湖北省南漳县）的二弟的思念。

洗罢，再到庙里拜祭，所以那桥又叫洗面桥。

后来更衍生出洗面桥上街、下街、横街等地名。

而玉泉街和小关庙街，都有奉祀关羽的祠庙。

另一个衣冠冢是三弟张飞的。

张飞谥“桓侯”，后人在万里桥与衣冠庙之间择地建立纪念祠堂和衣冠冢，那条巷子因此得名，但该祠早已湮没。

张祠在巷子的东南方向，冢旁立有石碑，上书“汉张夫子衣冠墓”，格局与关羽的相类，都是前庙后冢。

刘关张三弟兄，当初结拜创业，情深义重，可谓感天动地。

两千年后，他们在成都还彼此拱卫。

旧时，提督街有清初修建的三义庙（1997年因城建需要整体迁建于武侯祠内），四进五殿，里面曾有一副佳联：

“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犹同伴；合义合，战义战，自昔铭勋匪异人。

”称赞刘备、关羽、张飞结义，共图大业的情义，说他们三个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以至千秋共同享受祭祀。

彪炳千秋的，还是“义”。

赵云墓与子龙塘

赵云墓位于四川省大邑县东郊1公里的锦屏山。

冢大如丘，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四周有石砌女墙，古柏森森。

墓前有清幽雅静的木结构四合院建筑，正中竖有高2.5米、宽1米的墓碑，康熙年间镌刻。

“汉顺平侯赵云墓”七个篆体大字，两侧刻有填金对联：

“赤胆永佑江原父老，忠魂犹壮蜀国山河”。

匾文“永烈千秋”。

当时墓前另建有子龙庙，为明朝兴建的三重殿宇，塑有赵云及儿子赵广像。

由于赵云广受乡民爱戴，墓地保护较好。

阳春三月，乡民在子龙庙举办庙会，歌舞杂耍，茶棚酒肆，异常热闹。

成都和平街原名子龙塘，俗称“子龙洗马池”，相传是赵云故宅遗址。

占地6600平方米的池塘，可以泛舟，塘坎上立碑“赵顺平侯洗马处”。

晚清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写有对联：

“两字勋名高北岳；千秋大义谏东征”，从大节出发评论蜀汉英雄，赞美赵云的名望和功绩高于北岳的大将军，无愧于谥号“顺平”（省文史馆张少成先生指出，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

清嘉庆时（1815年前后）为周氏世居，同治时期房子易主，建为芙蓉池馆，楼台亭榭依地缘而构造。

四川总督骆秉章死后，提督周达武购此屋建祠奉祀，街名改称骆公祠街。

清末改祠为迎宾馆，民国时改建为小学；池畔的祠堂短期作为成都市参议会会址。

上世纪50年代后池子被填平，改称和平街。

民国时侨居四川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祝贺、迎送亲朋或举行宴会，一般都在城内的骆公祠、西来寺或少城内的关帝庙及城东南的望江楼举行。

那时，这些点位逐渐具备了“公园”的交际功能。

马超墓

马超字孟起，扶风茂陵人，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汉末卫尉马腾之子。

曾在潼关之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由是名声大振。

后马超依附刘备，官至骠骑将军、斄乡侯，其在羌人中威望颇高，成为刘备镇守西北的大将。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马超病逝，年仅47岁，但其死于何地却史料记载不详，因此其墓今存有二，其一位于陕西勉县，另一座则位于成都新都区马超村一社（新都南门外二里许）。

位于新都的马超墓，历代均受到重视，据说明代四川按察使杨赡、成都知府王九德、新都知县邵年齐等官员，均曾于马超墓前立碑，又于道旁立华表。

清代雍正、道光年间，当地知县亦保持修缮墓地的习惯。

四川提督马维祺就曾亲自拜谒马超墓，写下“英风常振”匾额，更撰《马公墓志》命人刻石放存墓旁，以示敬慕之情。

“文革”期间，新都马超墓遭到严重破坏，墓石全被取空，仅存土丘碑刻等颓垣败瓦。

1985年，新都县人民政府将马超墓列为县内重要文物遗址，并立碑保护。

现马超墓已毁，存墓碑于新都区桂湖公园的碑林里面。

黄忠墓

刘备公元221年称帝时，封黄忠为“关内侯”，位列五虎上将。

黄忠223年病逝并葬于定军山下，谥号“刚侯”。

《三国志》里并未有黄忠辅佐刘备功绩最高的评价，为何成都的黄忠墓颇有些不一般？

清道光五年（1825年），湖北天门县县令、学者刘沅，在成都西郊化成桥侧鸡矢树村的自家农田内，相继出土发现了“黄刚侯汉升之墓”墓碑和人骨架、剑、玉等文物。

他认为，尽管黄忠死在定军山，但依礼制，忠戚勋臣、封疆大吏出守边陲，一旦病逝，会扶柩回朝安葬，或在原郡建立生祠衣冠冢，所以不排除黄忠先葬定军山，后迁葬于鸡矢树村——既有墓碑，那就理应修复。

刘沅主持修墓建祠，墓地侧立有黄忠像，命其子刘桂文撰写楹联：

“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惟公绩最；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祠高。

”肯定了黄忠在北伐中原的多次征战中，攻城略地，为刘备称汉中王奠定基业、立下赫赫战功。

然后又介绍祠墓与南郊汉昭烈庙遥遥相望，老英雄的功业与祀祠同高。

此地后称为黄忠坟，一度为黄忠大队，今为黄忠小区，“文革”中黄忠墓被毁。

民国初年隐沪山人的《拍案惊异记》记载：

清朝道光年间，有人在成都东门外掘得一座古墓，谓之黄忠墓。

华阳县知县郭志曧亲往查验，看见一方刻有汉隶的石碑，古意盎然，字径方寸，笔法古朴：

“汉赠大将军黄忠之墓”。

此聊备一说。

蜀汉五虎上将层列，拱卫其外，先主刘备依托诸葛亮，“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政治理念，成为后世敬仰的施政品德……

文翁石室

文翁石室是西汉前期蜀郡最早的一所公办学堂。

创办人文翁，汉景帝时担任蜀郡郡守，治蜀政绩斐然。

刘焉为益州牧，将郡学石室升级为“州学”。

刘备称帝后，又将州学石室升为“太学”，为蜀汉政权培养了大量人才。

后来，魏将钟会灭蜀后，用隶书在石室内的周公礼殿木柱上题字，赞美文翁、高目矢兴学育人的功绩。

后人在周公礼殿圣贤图上刻画历代名流，其中有诸葛亮、庞统、董和、费祎、谯周、钟繇等人的像。

万里桥

横跨老南门南河，俗称老南门大桥。

此桥大约始建于公元前秦国蜀守李冰任中，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初名长星桥或七星桥，三国后名万里桥，亦称笃泉桥，是成都古代著名的二江七桥之一。

桥得名于诸葛亮“结好孙权”的事迹。

五块石

传说是修建刘备陵墓时剩下的余料。

据民国修《华阳县志》载：

“《蜀都杂钞》言,五块石在万里桥之西，其一入地，上叠四石具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传以为海眼。

南即汉昭烈陵，予疑是当时作陵时所余也。

”现五块石已不在，仅存街名，其址在一环路靠近武侯祠附近。

XX文库-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九里堤

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现仅存38米土埂。

原堤从现存残堤处一直延伸到今北门龙王庙，长达九里，故名。

据《成都府志山川》载：

“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超。

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

”

黄龙溪

位于彭山、新津、双流三县交界处，距成都城区40多公里。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太傅许靖等人上书劝刘备称帝道：

“曹丕篡弑，湮灭汉室……人鬼忿毒，咸思刘氏……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龙者，君之象也。

《易》乾九五：

‘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

”东汉盛行谶纬，许靖等人以为，“黄龙现九日”是蜀汉当兴的吉兆，给刘备称帝立国大造舆论。

《诸葛亮集•鼎录》又载：

“龙见武阳赤水九日，固铸鼎，象龙形，沉水中。

”黄龙溪由此得名，并立庙江岸。

洛带八角井

位于龙泉驿区洛带镇。

相传刘禅好游山玩水，一日他来到距成都20公里的东郊某镇，见镇上有一口八角井，造型别致，水波涌动，鱼儿遨游自如，他就趴在井口，看得入神。

侍卫们担心他落入井中，从其后面拉住他的衣角，不慎将玉带拉掉，落入井中，从此，这座小镇就被称为“落带”镇（又称洛带镇）。

新繁县

新繁原名繁县，据《三国志》记载，延熙十年（247年）：

“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

”因为这里新增了人口，人丁兴旺，后人称之为新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