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关系营销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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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关系营销战
银行关系营销战
银行关系营销战
（1）：
关系就是资源
“客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在招商银行大厦的大礼堂墙壁上，一行大写的标语很是醒目。
但客户这种财富将其变现并不容易。
也有银行家说，未来的金融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人才是银行的最大财富。
但有谁能将金融人才像产品或楼房一样换钱呢？
其实，人才和客户都是流动的水，积流越多，管理越难。
而且，正如水往低处流，是水性使然，而人的本性却使人才和客户都往高处走。
成功的银行，则是将银行的价值观，变成银行人才和客户的价值观。
将银行的盈利和人才、客户形成多赢关系。
当然，成功的银行，在多赢关系里，还加上分销商、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
平衡社会各种关系，是企业最难做好的一门功课。
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说，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在中国，“人情练达”应该是每一位创业者的非常重要的能力。
所以，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海尔总裁张瑞敏也不得不“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直言，“企业必须要有三只眼，盯员工、盯客户、还要盯政府、盯市场变化。
有时候各种变化太快，但变化不能成为企业搞不好的理由。
我们所说的‘三只眼’，就是要盯住并且抓住各种变化，并使之转化成企业迅速腾飞的机遇。
”
顺应环境的变化，是海尔关系营销中的精华。
“企业是我家，发展靠大家。
”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话里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
换成江湖语言，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如果用西方营销学的观点来阐述，就是“关系营销”。
1985年，巴巴拉·本德·杰克逊提出了关系营销（RelationMarketing）理论，强调关系营销是建立维系和发展客户关系的营销过程，目标是致力于建立客户的忠诚度。
由于关系营销理论把握了现代市场竞争的特点，将建立与发展同相关个人及组织的关系作为企业营销活动的关键，被西方舆论界视为“对传统营销理论的一次革命”。
从爱德华·D·琼斯1902年在密执安大学，开设美国国内讲授的第一门市场营销课程——“美国分销管理产业”（TheDistributiveRegulativeIndustriesoftheU.S.），到关系营销理论的提出，营销理论历经近百年之后，关注的焦点终于回到了营销活动的主体——人及人的关系上，这可以说是一种回归，或者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一种回摆。
而关系营销恰恰是100多年前投资银行巨头摩根的“通吃绝招”。
银行关系营销战
（2）：
关系营销作战守则
银行关系营销把银行的市场行为看成一种连锁的、长期的、稳定的和互利的伙伴关系。
银行营销活动应致力于妥善处理对企业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包括客户、分销商、中介机构、政府、股东和员工、同行以及社会公众等。
银行关系营销和传统的营销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客户价值的定位不同。
在以产品为中心的银行营销时代，客户只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银行客户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卖一买的简单交易关系。
而关系营销更看重客户的长远利益，将客户看成是有着多重利益关系、多重需求、存在潜在价值的人。
也就是说，银行的每一次交易目的，并不仅仅是将一项产品服务推销出去，更需要借此建立各种关系。
关系越广越深，银行的资源也就越丰富。
在某种程度上，关系营销更能把握住银行营销概念的精神实质。
相比其它消费品，银行产品更需要关系营销。
一般情况下，当服务质量在产品交易中作用占据更重要地位时，关系营销成功率更优于交易营销。
类似案例在大宗产品、设备、保险大单中举不胜举。
同样，由于重视双方信用评级，银行在大笔吸储或者大笔放贷过程中，与客户的关系考虑，往往成为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对中资银行来说，关系营销策略其实早就轻车熟路。
在中国伦理文化中，讲究礼尚往来。
追求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而关系营销中强调的恰恰是营销活动中人的关系，即营销的人文性。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之邦”不谋而合。
清代山西日升昌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第一票号，使南北运银天堑变通途，靠得就是晋商“重诺守信”的商业文化。
而重诺守信的对象，上到清朝政府，下到开票人或者运银镖局等。
其中的关系营销，哪一样都不能出差错，否则日升昌这个金字招牌就要给人端了。
日升昌的“重诺守信”观念，仍是今日中资银行关系营销中不可多得的撒手锏。
“我们并肩合作”是关系营销理念的具体化。
中资银行完全用这一概念留住老客户。
毕竟，在相当多的银行客户心目中，都会有一种信念：
关键时候能够“患难见真情”的，还是本土银行。
银行关系营销战（3）：
客户关系管理注重“以情动人”
“银行只乐意借钱给有钱的人，对其他客户则充满戒心，连放在柜台上的圆珠笔也要用细绳拴起”，在深圳打工两年的打工仔胡立宏谈他每次到银行取钱的感受。
这是一则被众多媒体转摘过的打工仔心声。
同样的情形，比打工仔有钱百倍、甚至成千上万倍的深圳人同样遭遇过，只要他去过银行营业部。
我们姑且不论消费者是否感受到被当作贼的屈辱，也不谈银行是否在潜意识里防客如防贼，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有些消费者会有意无意地将柜台上的笔“顺手牵羊”，但银行为何不“将计就计”呢？
在深圳百佳超市，卖二元钱5只的圆珠笔，外形漂亮还耐用。
银行就算一天被客户“牵走”10只笔，损失又有几何呢？
如果银行能在笔上印出银行名称，再加上客户服务热线等广告宣传词，那笔就算被客户“牵走”，还不是等于是银行做了一次有奖销售促进活动？
之所以花太长篇幅来说这件“小事”，因为很多中资银行太不重视服务细节。
而银行品牌的金光闪闪，却容不得一丝类似“圆珠笔”事件带来的心理阴影。
目前，中资银行大多将工作重心放在吸引重点客户之上，从而忽视了整体客户资源的培育。
甚至对小客户的利益采取了漠视态度。
由于目前网点众多的国有银行服务水平相差不大，消费者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只好忍受“较差”服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快。
但此种情绪长期积累，将直接影响银行形象，从而导致新的挑战银行来临时，客户会像退潮般随其离去。
向客户实施关系营销，最终目标是提高客户满意度，让客户在享受全方位的最佳服务的同时，还能拥有财富增值的快感。
据统计，91%的银行客户会避开服务差的公司，其中八成客户会另找产品质量相当但服务质量更好的公司，而二成人宁愿为享受更好的服务而多花钱。
同样，再次光临的客户可为公司带来25%至85%的利润，而吸引回头客的因素，首先是好的服务质量，然后才轮到产品质量和价格因素。
更重要的是，质量差的服务将引起坏的口碑效应。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一个满意的客户，背后有三个潜在客户，其中一个是现实客户。
而美国著名推销员拉德更因此在商战中总结而出“250定律”。
他认为每一位客户身后，大体有250名亲朋好友。
如果你赢得了一位客户的好感，就意味着赢得了250个人的好感；反之，如果你得罪了一名客户，也就意味着得罪了250名客户。
换言之，如果银行得罪了一名客户，也许要新争取250名客户才能弥补损失。
由于吸引新客户还必须投入广告宣传、营业推广等各种费用，争取一名新客户的难度要远大于挽留一名老客户。
而挽留老客户的最好办法，就是提供最合其所需的服务，实现服务的零投诉，让其享受银行服务的愉快感。
银行关系营销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加强与客户的联系，用“感情投资”换取客户的“货币选票”，让银行品牌深入客户的心田。
一个好的银行品牌，至少能为那些在极大重压之下的客户做三件极为重要的事：
节省时间（因为最好的品牌等于最好的产品。
做出选择轻而易举）、传达准确信息（没有人会因为在工行存款而被解雇，因为工行不会有倒闭危机）和提供归属感（使用招行一网通，意味着你是年轻时尚网民的一员）。
享受共同的品牌文化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品牌部落”。
人们通过使用同一银行的服务，仿佛成为志同道合的群体。
花旗银行为了加强与客户的联系，经常为客户举办招待酒会、宴会、邀请少数大客户周末去郊区活动，观看演出、运动会等。
但对客户来说，和花旗银行客户经理见面，肯定不会是应邀与会的主要原因，他们更想得到的是，与那些和自己一样享受着花旗银行服务的人见面。
而一面之缘，往往意味着一单生意的开始。
类似的联欢会，正是花旗银行品牌文化的一个特色。
实际上也就是情感营销。
花旗银行的营销观念强调的核心是客户至高无上。
其营销观念已不再是简单的表面服务，而是注重全方位、深层次、追求长久的亲情关系营销观念。
不仅是花旗银行真正礼遇客户，进入中国的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无一不是如此。
所以，当南京爱立信倒戈外资银行事件发生后，中资银行狂补情感营销课。
建行行长张恩照亲任建行10家重点客户的首席客户经理，将拜访重要客户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
不久，广发行行长张光华也将广发行首席客户经理职务纳入囊中，以推销员的身份和客户接近了距离。
昔日高高在上的银行“官员”，也开始上门向企业家进行面对面的服务。
在担任首席客户经理二个多月后，张恩照向媒体表示：
“设立首席客户经理以来，我本人和其他担任首席客户经理的同志都加强了对全国重点客户的调研和访谈，目前已登门拜访了数十家重点客户。
通过与客户的深层次交流，我们双方在很高的层次上达成了共识，增进了彼此的信任，拓展了业务合作的空间。
”
中国企业家大多讲究“一面之缘”的情感诉求，所以，那种“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铁，喝出血”、“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之类的小段子，实际上已由酒令变成了“生意经”。
而当享受由行长提供的面对面服务之后，企业家对银行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自然上升。
当然，银行对客户进行关系营销再怎么情深意切，到头来还是一个“钱”字。
一旦客户贷款风险超过控制标准，银行也不得不向企业拉起断头铡。
上海首富周正毅事件、“媒体大亨”刘波事件、蓝田股份事件，都是在各路银行前来逼债之后，企业轰然倒塌。
值得讽刺的是，周正毅在出事前，银行想贷款给他，他还不一定会要。
信用评级绝对是高。
“银行是一个在风险与收益中做出抉择的行业”，工行行长姜建清如是说。
因为，银行的风险是滞后的。
即使是看上去再有实力的客户，也可能会毁于一朝。
美国安然事件和中国首富杨斌事件，都是如此。
一笔看上去很安全也能产生巨额利息的贷款，如果到期后收不回来，对银行来说相当于“挖肉补疮”。
银行关系营销战（4）：
员工关系营销体现的是“同舟共济”
商业银行的品牌本质，是服务。
服务无止境，正意味着员工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无止境。
即使再完美的服务，也很难追得上客户永无止境的要求。
名列《财富》500强的企业,其5年内的平均客户回头率也仅有50%。
客户为何不回头使用原来的服务呢？
一项对全球300家跨国服务机构的调查研究发现：
因为服务机构关门的，只占1%，因为搬走了不用的占3%，建立其他业务关系而不使用的占到5%，有更具竞争力的服务机构出现而不使用的9%，服务内容不满意的占10%。
而因公司员工对客户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导致客户不使用占到了68%。
一句话，当企业不能给员工阳光，员工就不会给客户阳光。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任何企业的经营理念，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人。
营销界最近狠刮“执行风”，其实说得就是战略如何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执行力，使从规划目标变成现实绩效。
如果按孙子兵法来解释，好的企业文化，就是让企业内部从领导到员工步调一致。
因为“上下同欲者胜”。
对员工进行关系营销，目标是提高员工满意度，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从而形成一个让员工有信任感、使命感和归属感的企业文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资银行的员工端的是铁饭碗，拿的是高工资，人才流动并不频繁。
但是，随着银行间竞争格局的变化，股份制银行加速全国扩张进程，外资银行加紧在中国布点，都直接导致高端人才的争夺战。
一般认为，外资银行在人力资源开发、运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外资银行在人员培训、个人事业发展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人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同时在人员任用和报酬等方面能够与市场充分接轨。
在一个例子中，上海国外银行内的本地业务经理的年薪约15万元人民币，而国有银行的总经理才有4万的年薪。
花旗银行自创业初始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战略，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它的人力资源政策主要是不断创造出亲情化企业氛围，让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让员工在花旗有“成就感”、“家园感”。
让员工享受高薪待遇，是花旗银行激励员工的法宝。
集团总裁韦尔的年薪高达1.52亿美元，遥居美国CEO的前列。
在中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各职能部门均设有若干副经理职位，一般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工作3年即可提升为副经理，硕士研究生1年就可提升为副经理，收入则是我国同等“职级”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和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一样，花旗银行的“副经理”与我国银行的“副经理”概念不大一样，准确地说不是一个行政职务，更像技术职称。
像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在全球的董事经理，更是成千上万。
其主要作用都是加强员工的成就感，对人才及时进行激励。
在人才流失情况不断加剧的压力下，不少中资银行都树立了以“人才立行”的战略。
几乎所有的国有银行都提出了“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的应对策略，用同舟共济理念来留住人才。
但是，人才过分流失现象要真正遏止，中资银行还必须要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改革，真正形成一个管理者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人人有压力，个个有动力，充满竞争活力的用人机制和管人机制。
一些先进的中资银行已着手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员工关系管理：
明确制定人力资源的要求。
每一机构应制订对员工数量和技能要求的人力资源规划，规划必须建立在上述的要求分析基础之上，并符合公司战略的要求。
它包括员工职位描述、能力的资格和定义。
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员工再培训或裁员计划。
强化资源招聘和配置。
除了国际声誉和世界级的培训，外国银行还提供更丰厚的薪酬和员工激励计划，如员工持股制度等。
国内银行也开始推行类似计划。
像中银香港上市时便实施了管理层持股激励计划，而国有银行的老大哥工行也在实施更为有效的人才激励计划。
实施绩效管理。
中资银行开始建立有准则的绩效考量，制定适当的目标和激励举措，实行完善的反馈制度，使员工的行为符合公司战略和目标。
鼓励员工发展。
加快员工培训，是用事业留住人才的捷径。
员工发展应与绩效管理挂钩，把效绩评核的结果转化为可行并有效的培训和事业发展措施。
连可口可乐这样的全球品牌公司都不得不说，“生产碳酸饮料只不过是我们的副业，培养人才才是我们的主业。
”
虽然中资银行在员工关系管理上加快步伐，但要想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还有不少困难。
毕竟，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胡子”模式的论资排辈任命干部方式，仍存在不少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管理者的惯性思维之中。
相比之下，几家上市银行则有更多的资源用于人才建设。
民生银行通过“三卡工程”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三卡工程即福利卡，培训卡，绩效卡。
“良好的企业文化能产生强大凝聚力，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刚刚上市的华夏银行的董事长刘海燕坦言，自己不仅要关心华夏银行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而且要关心华夏银行“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建设。
华夏银行目前遵循“人才立行”的指导原则，把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
未来三年预计将投入2亿元，用于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力度，为华夏银行未来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储备。
企业员工之间有较强的凝聚力时，往往能达到“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效果。
一项统计显示，一群人在一起工作，其效果并不总像数学公式1加1等于2那样简单。
两个人协力的结果，可能3倍甚至5倍于一个人的力量。
相反，如果不互相协力.效果可能是零。
甚至负作用于企业经营。
好的员工关系营销策略，有利于银行形成好的企业文化。
而一个好的企业文化，不仅能有效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还会给银行带来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效应。
银行关系营销战（5）：
政府关系营销的关键是“双赢成真”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其生存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生命力也是极其脆弱的。
按照竞争的“三力”理论，企业的竞争力通常可分为政治力、经济力和文化力。
经济力是盈利的能力，文化力则要内聚人心，外树形象。
而政治力则是解决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问题。
其中的重中之重则为与政府的关系。
目前，中国经济正加速进行转型。
对处于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来说，要在转型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在政企不分开的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承担着财政出纳的作用。
和政府的关系更多的是行政关系。
随着政企分开的日益深入，中资银行迟早要全面走向市场，真正成为市场化的商业银行。
如何在这种转轨过程中，尽量减少转型成本，得到更多的政策资源，相信是每一家银行甚至银行业整体都不得不思索的问题。
因为，无论是银行产权的革命，还是不良资产的剥离，无论是银行上市，还是兼并重组形成金融控股集团，银行未来的任何一个大转折，都离不开政策创新，都离不开管理当局的决策支持。
像央行和银监局的政策，往往对银行自下而上产生巨大影响。
像2003年9月央行突然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结果直接导致债市将几年的利润悉数蒸发，而银行票据业务也遭遇瓶颈，贴现市场风险骤增。
同时，政府往往是市场中最大的消费者，政府采购一直是企业的大客户，也是银行施展手脚的好地方。
西方营销理论为此提出了“政府市场营销”概念。
美国的大公司一般都开展政府市场营销。
他们聘用那些能对立法机关施加重要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四处游说，以促使制定于己有利的立法，消除不利的立法。
近年来，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一些银行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财务顾问、甚至向政府授信。
2002年11月，工商银行与云南省昆明市政府签署了赴港招商引资的财务顾问协议，为昆明市政府总投资额２８.５８亿美元的２８个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目前已有部分项目与投资者达成了初步意向。
这是国内商业银行首次为省会城市政府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实现国内商业银行由“融资”型向“融智”型的功能转变。
2003年3月，工行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银政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工行承诺充当云南省政府的财务顾问，并对云南省政府“十五”期间交通、能源、城建等重大建设项目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
根据协议，工行将积极为云南省政府的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企业改革、招商引资、国际贸易等提供全面金融支持；对跨地区重大项目建立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及时确定具体承贷项目和贷款额度；为云南省政府推荐的企业改制、ＩＰＯ、ＩＢＯ、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再融资、重组改制、收购兼并等提供专业咨询与融资服务。
云南省政府的构想是，通过工行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促进云南省进行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提升地方经济发展后劲和竞争实力。
而对工行来说，通过与云南省政府的合作，对日后争取云南省的优质客户资源，提供了快速通道。
2003年2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也与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西安举行了《财务顾问服务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中银国际与陕西省政府约定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行业、制造业、能源行业、服务业等4个重点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全面推进陕西省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促进陕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授信，是近年来银行贷款的大手笔。
2003年，国家开发银行向天津开发区、天津地铁总公司、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公司、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开出巨额贷款授信的大单。
仅和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签订的贷款授信就高达500亿元，其中包括软贷款（即授信资本金）２４０亿元，硬贷款（既现金贷款）２６０亿元，还款期限为１５年。
是年，国家开发银行在天津的贷款授信累计已达８００多亿元。
巨额授信的到来，给天津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都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天津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而开发行也将因此分享到天津经济迅速增长的硕果。
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地“双赢”。
银行关系营销战（6）：
同业关系营销表现出“欢喜冤家”
商业银行之间，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关系，也是银行关系营销的重点。
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金融机构从事的都是金融业务，都想在金融领域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在业务上会产生竞争的关系。
但各金融机构也会通过同业拆借、同业存款、辛迪加贷款等形式出现业务上的交叉和合作。
在中国，11家股份制银行定期举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联席会议，便为建立银行间合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
这不仅能增进各行行长之间的私人感情，同时也有利于改善股份制银行的同业关系。
如果银行之间缺乏一种良性的关系营销基础，其后果将是行业利润的整体下滑，最终结果无异于“抱成一团死”。
中国彩电业的过度竞争，导致彩电价格飞流直下，消费者对待降价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最后不仅导致中小彩电企业纷纷停产甚至破产，彩电巨头也不得不靠品牌延伸来维持生存。
彩电商生产空调、手机、DVD甚至搞房地产，已成为各家彩电企业的无奈之举。
同样，银行在外汇宝、银证通、票据等业务上的降价或变相降价行为，已严重影响银行的盈利空间，如果不加以自律，很可能会导致一个产品市场的提前进入夕阳期。
在全球都是朝阳产业的保健品待业在中国却成为“夕阳产业”就是前车之鉴。
银行和保险、券商基金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广泛。
由于目前仍实行分业经营政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是提高合作各方资源配置和经营效益的有效途径。
银行代售保险、银行和保险公司联合推出分红保险品种，已成为近年来银保合作的有益尝试。
而银行和券商联合推出的银证通炒股卡，更逐渐占据市场的半壁江山。
银行和券商联合推出的理财产品，受到投资者的喜欢。
对缺少渠道支持的基金来说，通过银行代售基金，更成为基金发行的主要渠道。
而银行也是通过代售基金获得不菲的收益。
银行关系营销战（7）：
媒体关系营销验证了“沟通才有进步”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银行在关系营销中的重点，是银行和社会大众，以及社会公众代言人媒体之间的关系。
企业和传媒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传媒天生地具有放大镜和显微镜的作用。
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比如说某位市民去银行网点因故没有取到钱，如果经媒体不正确的渲染，很可能变成一次挤提事件。
某上市银行就因为媒体刊文称其存在业绩地雷，导致一个亿元客户的快速流失。
这是银行的放大镜作用，其后果是将蚁穴夸大成“管涌”，让公众以为真的要决堤了。
当然，银行一点小小的成功，也可能被媒体捧上天，如果银行家还真的被其陶醉，那从云端掉下来时摔得将更惨。
同时，媒体还具有显微镜功能。
银行如果真的存在较大经营问题，媒体可能通过一点蛛丝马迹，将其演变成新闻事件。
这种类似“扒粪运动”的新闻风波，会让银行信用遭受巨大的考验。
像近几年发生的美国安然公司假账事件，便因媒体的穷追猛打，一批华尔街巨头包括花旗集团、高盛、安达信等都被牵扯入内，最后演变成华尔街丑闻，相关公司最后不得不以付出巨额赔款，只求事件和解。
在中国，在媒体“围攻”下倒下去的企业很多，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民营企业更是媒体大棒下“容易受伤的人”。
珠海巨人，山东三、广东爱多等，都是在媒体暴风雨式的报道下，贷款信用扫地，银行相继实行催债行动，最后企业陷入泥沼。
即使是中国一些行业的代表企业，如像长虹、海尔、哈药、国美、娃哈哈、三九等，都曾经受过媒体质疑，可以想象当时成为媒体焦点的企业老总们一定吓出一身冷汗。
海尔老总张瑞敏不无感触地说：
“中国的企业家有如临渊履冰，成功者担心被‘捧杀’，失败者的结局就是被‘棒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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