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北大演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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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双宁北大演讲
今天我是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讲演。
去年应厉以宁先生之邀，我曾来北大参加中日经济高级论坛，发表过一次演讲。
我这次几乎是同时收到北京大学的两个邀请，一个是曹老师邀请我讲金融，一个是杨辛教授邀请我讲书法。
杨辛老师你们应该知道，他是我国当今美学泰斗，是五十年代北大美学教研室主任。
当时美学教研室有谁呢？
有宗白华，有朱光潜，可见其在中国美学界的地位。
我本来和杨辛教授素不相识，一次，他在琉璃厂无意看到我的一幅作品（听众笑），是王之涣的七绝，据当时在场的人讲杨辛先生非常惊讶，兴奋异常，当即打听作者是谁。
打听到以后，他辗转找到我家。
他说他八十多岁登了四十多次泰山，但一直没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看了我书写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后，才找到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他问我能否送他一幅作品作为北大的美学教材，我欣然允诺，送了他一幅。
你们可以去核实一下，杨教授就住在你们校内。
我几乎是同时收到这两个邀请。
由于经济学是以理论为主的学科，书法却是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我刚才和曹老师谈到，经济学家可以不会炒股，不会经商，但并不影响其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书法家一定要字写的好，才有可能被大家承认。
所以书法讲座的准备工作比较麻烦，我就先应曹老师之邀来讲金融。
去年12月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我举办了一次书法讲座。
后来根据这次讲座的录音整理了一个集子，沈鹏先生题了书名：
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
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宗白华先生说的。
今天，我想将这次演讲题目定为“金融――经济运行的心电图”，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听众热烈鼓掌）
书归正传。
前几天我会见了美国通用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应该是世界经济的重量级人物。
他见我嘛，主要还是为通用在中国开设汽车金融公司的事。
一见面，他就问我对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和一年多来宏观调控的看法。
我回答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国经济已得到良性发展。
他接着问我何以见得？
我说，看中国的问题在国内还看不太清楚，只有到国外，将中国和国外比较看才能看清楚。
我十几年前到纽约，到过一个街道里的商店。
现在隔了十多年，我去那里看，还是那个街道，还是那个商店，还是那些商品，还是那些装潢，连营业员都没有变化，只是营业员脸上的鱼尾纹多了一些而已（听众笑）。
要一定说变化，就是原来旁边的一座双子楼，现在倒塌掉了。
这真应了毛主席那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听众大笑，热烈鼓掌）。
当然，后边这句话我没当他讲。
但是，毫不夸张地讲，中国每年都在变化，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变化。
这些问题都要对比地看。
比如，很多人说中国的民航服务不好，但你若到美国去试一试，机场不折腾你两三个小时你是出不去的。
我不讲GDP的增长，不讲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不讲外汇储备的增长，只讲最直观的衣食住行。
吃，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中国吃的更好的了，而且也没有比中餐更好吃的东西，当然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我出国就要找中餐吃；穿，可能不好讲比国外强，但也差不太多；住和行，与外国比存在差距，但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
所以，二十多年来，从直观体验来说，中国经济确实有了长足发展。
我进一步对通用公司董事长讲，经过一年多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可以形象地讲，就是较好地解决 “金木水火土”的问题。
通用公司董事长问我，什么是“金木水火土？
我给他解释，“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的，如同现在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一百零八种元素组成的一样。
我不是学理工科的，不知道我这句话讲的对不对？
（听众笑）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把这五个问题都解决好。
“金”就是金融问题，不是讲要把住两个闸门吗？
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
宏观调控的成功其中一个方面就表现在抑制了信贷的过快增长势头。
“木”就是粮食问题，宏观调控中加大了农业投入，有效地抑制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
“水”就是水资源，展开来讲就是指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正在不断加强。
“火”指能源问题。
有一段时间，能源紧张，煤电油运紧张,我们不得不拉闸限电。
这主要是因为南方旱情严重，水资源紧张，水的发电能力受到限制，只有依靠煤发电。
这也是导致煤价高涨、煤矿经常出事的主要原因。
目前，能源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逐步解决。
“土”指土地资源，我们对保护土地的重要性的认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刻，采取措施的力度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大。
“金、木、水、火、土”五个问题的逐步解决，将我们的经济又纳入了良性循环轨道。
在回答完第一个问题之后，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又问我，中国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我说，问题当然有，哪个国家都有。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主要是结构问题。
总量问题好解决，但结构问题难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宏观调控都是解决总量问题。
1980年宏观调控是解决“洋跃进”问题；1984年是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1988年是解决价格改革闯物价关带来的问题；1993年是解决在一些地区（主要是海南）出现的房地产热、股票热；2004年也是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
经济中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十分复杂，总量合理，结构不一定合理；总量不合理，结构肯定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总量肯定不合理；只有建立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总量才能真正的合理。
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最复杂的问题。
经济运行中的结构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等。
宏观经济中的总量调控政策，相对来说能较快收到效果。
比如收紧信贷、收紧银根，一两年内就能明显控制住宏观经济总量。
但结构问题的解决却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
再一个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面来讲，当前最大的结构不合理就是经济发展较快，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是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
2003年“非典”一出来，弄得大家很被动，这就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发展方面欠帐很多。
我认为，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只有血肉、没有灵魂就是一个植物人；只有灵与肉的结合，才是一个健康的人。
听了我的这番话，通用公司董事长非常高兴，极表赞同，送了我一辆最新款式的通用轿车――（全场肃静，惊讶）――模型（大笑，鼓掌）。
那么，解决结构问题，当然要靠全社会的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金融的贡献。
所以，今天，借此机会我就给大家讲一下金融的有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小平同志有句名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实际上，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行业。
刚刚我还和曹凤歧老师说，“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的提法不太准确，因为金融包括证券。
不过，我建议曹老师作如下解释：
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金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狭义的金融仅指银行，“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中的“金融”，就是指狭义的金融。
这样就能自圆其说了。
（听众笑）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形成“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体制。
“一行”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三会”主要是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
目前我国有32万亿多元金融资产，其中银行业资产为31万亿多元，保险业资产为1万多亿元，证券业资产为几千亿元。
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
3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其中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华融、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及股份制改造后从原中国建设银行分离出来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729家城市信用社，34216家农村信用社，51家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其中27家已经开始运行，24家已获准开始筹建），195家外资银行营业机构、205家外资银行代表处，75家财务公司，59家信托投资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5家汽车金融公司，还有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
这些数字都是动态的，因为机构的准入和退出随时都在进行之中。
以上讲的就是我们的全部金融家底。
那么，当前主要金融工作有哪些呢？
简单地说，就是防范风险和深化改革。
整个金融好比一辆汽车，深化改革是油门，防范风险是刹车。
两者对于金融运行来说缺一不可。
防范风险主要是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深化改革则包括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企业的改革。
第一，我讲讲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银行监管。
什么是银行监管？
按照我的定义，银行监管是一个国家的
银行监管当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银行业机构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
我不知道我这个定义是否严密，请曹老师和各位同学指正。
为什么要进行银行监管？
这个很简单。
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行中存在市场准入、风险处置等问题，这就需要一个部门来从事这些工作。
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1984年以前，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
那时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
没有监管当局，没有监管对象，也没有监管的法律法规。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原来行使外汇管理职能的中国银行、原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刚刚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共同组成了专业银行体系，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二元银行体制。
同时，颁布了银行管理条例，对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进行界定。
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被界定为十个字，即领导、管理、监督、稽核、协调。
从此，“银行监管”的概念开始提出。
1984――1993年为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
在这个阶段，提出了银行监管的命题，有了初步的实践尝试。
但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经济工作的目标仍然是以速度为主，经济管理的方式仍然是以粗放经营为主。
这些反映到银行工作中，就表现为人民银行的工作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工作又主要以分配贷款规模为主。
如同以前我们买东西，光有钱不行，还要有票证；那时，银行光有资金还不能贷款，还需要有贷款规模。
而监管工作主要以市场准入为主，主要是批机构、批债券、批股票。
1993――1997年为第二阶段，是职能转换阶段。
1993年，针对以房地产热、股票热为特征的泡沫经济，中央发布了一个6号文件，颁布了十五条宏观调控的措施，其中有十二条是金融方面的。
在组织领导上，朱镕基同志作为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出了解决泡沫经济的治理整顿措施，包括约法三章、四项检查等等。
从此，中国银行业监管进入了职能转换阶段。
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职能转换”。
1997――2003年为第三阶段，是体制探索阶段。
在此之前，银行监管工作是以治标为主。
从1997年开始，以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银行监管工作进入了治本阶段，即研究如何设计新的银行监管体制问题。
这个阶段，主要进行了两项较大的体制改革，一是成立证监会、保监会，负责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二是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省分行被撤消，改设9个分行，俗称大区行。
对这项改革，社会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不管大家怎样看，当时的出发点还是对加强金融监管进行体制的探索，防止地方政府干预。
不过，当时操作中存在着两个错位：
第一，地方政府干预，主要是对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干预，但当时没有对商业银行的体制进行改革，改的却是人民银行的体制；第二，干预贷款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地、市级政府也有干预的问题，而省级政府的政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对金融工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不应被认为是干预，但那次却是对人民银行的省级机构进行了改革，地、县级机构没改。
但不管怎样，当时出发点还是为了探索一个合理的监管体制。
对大区行问题，将来由历史去评判吧。
2003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是分业监管阶段。
经过六年的探索，中国的银行监管进入了新的阶段。
2003年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决定》。
4月28日，银监会挂牌，正式形成了目前的监管体制。
银监会成立后，针对“监管工作抓什么”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监管理念：
“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
什么叫“理念”？
它是舶来品，英文是“哲学”的意思。
“监管理念”就是“监管哲学”，这就更玄乎了。
其实，把它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指导思想”的意思（听众笑）。
这四个监管理念是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实践总结。
下面，我着重谈一下这几个新监管理念。
第一，“管法人”，主要是针对我们过去监管职责都是按行政区划设定的。
也就是说，以前都是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商业银行总行，人民银行省分行监管商业银行省分行，人民银行县支行监管商业银行县支行。
有人管头，有人管脚，将一个完整的法人人为地割裂开来。
但是，商业银行是一个统一的法人，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风险指标都是通过法人实现的，所以，要加强对银行机构法人的监管。
第二，“管风险”。
什么叫“风险”？
在过去的传统教科书中，风险有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资本风险、投资风险等；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又将风险分为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类型；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过资产风险、收益风险、资本风险等概念。
我认为，这些划分方法无非是依据不同，有的是从表现形式来划分；有的是从产生根源来划分，比如操作风险的概念就是从风险产生的根源的角度提出的。
现在报纸上又将风险划分为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信誉风险等等。
那么，到底什么是“风险”呢？
我对“风险”的定义是：
风险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鼓掌）。
我在前段时间受命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针对中国银行业当前主要面临的三种风险讲过三句话：
信用风险（主要是不良贷款）仍是银行业机构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市场风险是银行业机构新的风险点，操作风险是银行业机构风险产生的主要根源。
首先，谈谈防范信用风险，也就是降低不良贷款的问题。
降低不良贷款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最初的提法是“单降”，即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但出现了有的银行通过加大贷款总量，增加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的现象，所以就改为“双降”，即要求商业银行同时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和不良贷款余额。
后来考虑到商业银行资产中还有相当一大部分非信贷资产，比如资金拆借、各种挂账、投资等，非信贷资产总额与信贷资产总额之比大约为4∶6，由此又提出了“全降”，即既要降低不良的信贷资产，也要降低不良的非信贷资产、表外资产。
最后，又进一步提出“真降”，即不仅要求商业银行在账面上降低不良资产，还要监管不良贷款数据的真实性。
经常有人问我，不良贷款的数据到底真实不真实？
我这样回答：
首先，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因为本来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真实的东西，只有相对真实、比较真实、接近真实，不可能绝对真实（热烈鼓掌）。
资产质量本来就是风险管理人员根据一定标准主观判断的结果，当然就有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我敢肯定地说，与过去比，肯定相对真实，比较真实，更接近真实。
其次，谈谈防范市场风险的问题。
市场风险主要是指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经常受到汇率或利率波动的影响。
防范市场风险，关键是要做到“四延伸、三隔离、一透明”。
“四延伸”就是将风险管理的范围从本币业务延伸到外币业务，从传统业务延伸到衍生业务，从境内业务延伸到境外业务，从表内业务延伸到表外业务；“三隔离”就是经营中要做到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隔离，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隔离，前、中、后台隔离；“一透明”就是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最后，谈谈防范操作风险的问题。
防范操作风险需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制度建设问题。
包括制度没建立的要建立，建立而内容不健全的要健全，法律层次低的要提高法律层次，还要做到严密、实际、易记、管用，光满墙贴还不行，还要能记住，力争能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通俗易记。
所以制度建设要解决好这些问题。
二是制度执行问题，这就联系到最近为什么银行老出案子的问题。
很多新闻媒体和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大家，最近媒体披露出的案件比较多的是哪几家银行？
（听众回答：
中行、建行）是呀，正好是改革试点银行。
之所以选择中建两行作为改革试点银行，是因为这两家银行在四家国有银行中包袱相对较轻、管理相对较好（听众笑）。
这些案件其实在两家银行中早已存在，只是没有暴露而已。
正是由于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继续作案和掩盖作案的可能性降低，这些案件最近才纷纷暴露和被查处。
所以我经常对新闻记者讲，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案件问题。
我国银行业最近案件发生较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然是体制制度问题，主要是商业银行自身内控不严、制度不完善和制度执行不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主要着眼点；第二，不能否认有行业特点的因素，银行主要是与钱打交道的，在当今社会状况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很难防止见钱眼开的现象发生，发达国家出案件也主要出在银行，这就有行业特点的因素；第三，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专家指出，在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阶段，既是经济的高增长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高爆发期。
这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银行中来。
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就没有这么多案件的一个原因。
第四，这也与东方文化的特点有关。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东方文化最大的短处就是情面大于制度。
三是监督检查问题。
主要是对操作风险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
四是处理不严的问题。
对于检查出的违规行为，一定要进行严格的责任认定和追究处理。
第三，“管内控”。
什么是“内控”？
“内控”就是银行业机构防范风险的内部组织管理体系和内在积极性。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医生医术再高，开出的药再好，倘若病人把药放在床边不吃，病肯定是不会好的。
何况我们目前医疗水平还不是太高，药还不是太好。
所以，一定要完善银行内部组织管理体系和调动银行业机构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
第四，“提高透明度”，就是要加强信息披露。
我开过一个玩笑，说公安部门追击一个歹徒，总是几百个警察围追堵截，天上有直升飞机，地上有警犬。
而我们银监会全系统只有两万多人，总部只有400多人，却要监管30多万亿元的银行资产，几百万人，这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是罪犯，这只是一个玩笑,一个比方，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监管银行一定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这就需要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增强市场约束和公众监督。
总而言之，中国的银行监管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四个监管理念，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第二，我谈谈金融改革的问题，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实际上，金融改革包括两个方面：
监管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企业的改革。
监管体制的改革我前面已经讲过，再一个就是金融企业的改革。
金融企业主要包括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等。
金融企业改革的重点有两项：
第一项就是农村信用社改革。
1995年之前，农村信用社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后改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
这种体制只是一种过渡办法，因为人民银行同时扮演了监管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这对市场是不公平的。
此后，国家一直在探讨如何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问题。
2000年，镕基同志到几个地方调研，开始正式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
2003年，改革开始正式实施。
改革的核心是把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同时配套以央行票据、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
2003年选择了八个省市进行改革试点，到去年，已将改革范围扩展到除无农村信用社的西藏和海南两省区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总体看来，目前改革大体平稳，进展正常。
第二项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这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全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企业的主体，其资产总额占整个金融资产总额的55%。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银行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代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4――1994年为第一阶段，是专业银行改革阶段。
1994――2003为第二阶段，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期间，1994年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剥离了原国家专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业务；1995年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从法律上将四家国有银行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2003年底至现在为第三阶段，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 段。
第三阶段的改革实际上包括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准备过程，即2003年以前,主要是为改革进行了如下准备工作：
一是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二是1999、2000年先后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剥离；三是国有银行内部进行了系列改革，包括人事制度、信贷体制和内设机构的改革以及实施贷款风险五级分类制度。
关于准备过程中的改革，我着重解释三个问题：
第一，1998年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为什么到2003年进一步改革时国有银行资本金仍然不够，还需国家注资？
第二，1999、2000年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做法是否合理？
第三，1999、2000年四家国有银行已经剥离了13939亿元不良贷款，为什么到2003年改革时还需要再次剥离？
首先解释第一个问题。
我国银行业过去并没有资本金的概念，改革开放后引入了这个概念。
1997年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补充银行资本金，就想出了发行特别国债的办法。
发行后当时以为资本充足率已达到8%。
后来，在研究进一步深化银行改革时才发现，国有银行资本金仍然不足。
我曾经陪同戴相龙行长与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就此事进行商谈。
项怀诚部长就问，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是早在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后就已达到8%吗？
为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对1997年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问题进行了核实，结果表明，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998年只有4.6%（听众笑）。
为什么呢？
第一，当年测算数据与实际执行结果相差较大。
当年测算资本金缺口时，是以四家银行1997年6月末的风险资产数为基础，按四家银行1994、1995、1996各年下半年的资产平均增长率，推算出1997年末四家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呆账贷款及资本总额则以1997年6月末的数字代替。
但从实际执行来看，1997年末四家银行风险资产及呆账贷款均出现了大幅上升，而资本总额则出现了下降。
如按实际执行数据测算，1997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需补充资本金3365亿元；反之，如按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1997年末的资本充足率则为6.87%。
第二，在1997年底，为了进一步规范对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报送以统一法人为单位的本外币、境内外及附属公司合并的会计报表。
为此，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998年末呆账增加323亿元，加权风险资产增加22116亿元，使资本充足率比1997年末又下降2.23个百分点。
第三，由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起动态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其他政策原因，一方面资产规模不断扩大，风险资产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扣减项不断增加，加上1999、2000年向四家金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拨付资本金，使得后来国有银行资本金不断下降。
第四，资本监管越来越接近国际通行标准，也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
在我国，资本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6年开始执行“中国标准”，这个标准比国际“老标准”大约差4-5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开始执行1988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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