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均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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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均等
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均等
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均等
一、社会分层
（一）、社会分层的产生及含义
“分层”（stratification）最初是个地质学概念，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
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最初是西方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阶级结构时提出的。
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因此借用这一要领来分析社会的纵向结构。
一种定义认为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1]。
社会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是以“等级”的形式存在的。
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等级内部还有各种独特的等级。
到了19世纪，人们广泛使用“阶级”和“阶层”概念来描述社会中人们的地位等级，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了。
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两大敌对的阶级：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在理论上有着重大的贡献。
而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研究了马克思的阶级分层观点，提出一套不同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中国的谢维和教授认为社会分层,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是一种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与结构的方法。
根据一般社会学的规定，把社会分层规定为，依据一定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过程。
或者更详细地说，社会分层是指人们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关系不同层面上的同一性而形成的社会层次结构。
这种社会层次结构是社会分工出现以来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
[2]
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是十分复杂的。
根据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社会分层的基本假设是：
在社会中，通常都存在着一整套与各种社会地位相适应的条件。
也就是说，人们要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至少必须符合或满足这一地位所要求的基本条件。
换言之，人们必须已经具有或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才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当然，这些条件或对于一定的社会资源的标准，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二）、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
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影响社会层次结构分化的因素包括人们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权力等，这些因素能够引起人们之间在等级上的差异。
他将这些因素称为“等级参数”。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时，所引用的分析参数是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权力。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引入了“资本”的概念，他提出了四种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
符号资本是前三种资本的合法形式。
日本学者天野郁夫也指出：
“现代产业社会里，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拥有多少‘社会资源’。
所谓社会资源，一般是指财富、权力、威望、知识和技能四者，人们对这些资源的拥有量越大，其社会地位就越高。
”[3]
（三）、社会分层的界定
因为人们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总是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所以也就对社会分层有不同的界定[4]
1．阶级体系说
马克思是从社会生产关系中提出了阶级体系的分层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日渐划分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产权是确立阶级的基础。
在马克思阶级体系说的影响下，许多西文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类似的观点和学说，诸如，
（1）三个阶级理论，即把人分成上等阶级、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
（2）林德的两个阶级模式，如企业家阶级与工人阶级。
企业家阶级由商业和工业管理者以及通常被称为专家的人级成，其它人则属于工人阶级。
（3）米尔斯的阶级模式。
把工人分为蓝领和白领两个阶级。
白领指从事脑力劳动的技术熟练工人，蓝领指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
2．三重标准说
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他还开创了采用多维指标研究社会分层结构的先例。
他提出划分社会分层的三个标准：
财富-经济标准，声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
韦伯认为，这三条标准既是互相联系的，又可以独立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标准。
以经济标准划分阶层的主要依据是人们的经济收入；以政治标准划分阶层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地位；以声望标准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依据是受教育程度。
[5]此后，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大多继承了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
并且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开始采用多种指标研究社会分层，而不固守于某一特定指标。
社会学家更多地关注收入、财产、教育程度、权力、声望、职业、技术等；人类学家则更关注种族、信仰、可教育性与接受教育的条件等指标。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承认，教育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无论是在社会分层的经济标准、政治标准还是社会标准中，教育程度都是不可或缺的指标之一。
3、多重标准说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W·L·沃特等人依据多重标准曾提出6个层次的划分方法。
实际上是把上、中、下三个阶级各分两层。
即：
上上层。
由世世代代的富有者所组成，这些人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又有上流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
下上层。
他们虽然在财产上并不逊于上上层，但他们还没有具备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上中层。
他们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居住在环境优美的郊区，有自己舒适的住宅。
下中层。
主要包括一些小店员、神职人员等。
上下层。
他们的收入并不比上中层和下中层的人少，但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下下层。
主要是指无固定收入者、失业者以及只能从事一些非熟练劳动的人。
4、续谱排列说
根据人们在职业分工、工资收入与身份声望等方面的具体而细致的差别，把社会成员划分成连续排列的多个小层，即续谱。
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
他认为，在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分层标准是职业，财富与声望都依赖于职业。
职业的等级是代表个人成就的，是社会对个人成就的一种认定与酬赏，这种酬赏分配制度就是社会分层的原因。
丹尼尔·贝尔也把职业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他写道：
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划会社会阶级与分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6]。
中国的李强教授提出：
人们在评价职业声望时，首先考虑的是高知识、高技术、高教育因素，凡是与这些因素联系密切的职业，人们往往给打很高的分数。
在这一点上，各阶层的看法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不论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社会分层都是客观存在的。
社会有了分层也就意味着社会是存在不平等的，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分层就是制度化了的社会不平等体系。
（四）、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
大体来说,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视角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功能论角度出发的分层理论,一类是从冲突论角度出发的分层理论。
功能论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阶层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必然存在,每一个社会都会因需要整合、协调和团结而产生社会阶层;阶层反映了社会的共享价值观,提高了社会与个人的功能;经济结构不是社会中的主要结构,权力在社会中是合法分配的,工作与报酬是合理分配的;社会的阶层结构经由社会变迁而改变。
冲突论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阶层虽然是普遍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避免;竞争、冲突和征服产生社会阶层,并因此阻碍了社会和个人的功能;经济结构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结构,权力被社会中的一少部分人所控制,工作与报酬分配是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的改变是经由革命来完成的。
1、分层的功能主义理论及代表人物
在功能论的框架中,最早对社会分层进行论述的是涂尔干。
他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出发,论述了社会分化和劳动分工对于社会团结的重要性。
戴维斯和穆尔继承了涂尔干的观点,认为社会分层是为了满足复杂社会系统的功能需要,并在1945年发表了著名的《分层的一些原则》一文。
帕森斯认为规范和价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内容,共同的价值体系为满足社会需要提供服务,因此,地位或荣誉是社会分层最重要的维度。
那些最好地实践了社会的共同价值的人将在社会分层中获得高位,相应地,他们还能够获得除了地位以外的其它次级回报,例如财富。
戴维斯和摩尔的功能分层理论
在功能论范式框架内,美国社会学家K.戴维斯和W.穆尔于1945年提出的”戴维斯—穆尔”分层理论在社会分层领域引发过一场持续热烈的讨论。
该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低取决于其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
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体制下，被其成员视为具有重要功能的位置之数量不等，而有能力承担具有重要功能的人收入也多少不一。
因此，一个社会位置的功能愈重要，能够承担那个位置的人员便愈少，而对那个位置的报酬也就愈高[7]。
。
戴维斯和穆尔建议,不平等是社会确保最重要的工作由最有资格的人来担当的一种方式。
在简单社会里，武士和药剂师有最高的地位；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工程师和医生最有价值。
工作的重要性因社会系统的不同而不同。
一个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可能和另一个社会毫不相干。
一个毛皮动物的猎手可能对于北极社会来讲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生活在热带的、潮湿的雨林的部落来讲则没有什么价值。
然而,某些功能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
这些功能包括宗教、政府统治和对于更为复杂的社会来说的技术。
宗教领袖论及生死的意义——同时他们也提供人们赖以完成救赎的道德法则。
正因为这一功能如此重要，所以负责宗教事务的人比普通人得到更多的奖酬。
这一奖酬不一定是金钱，因为很多牧师或宗教职位的成员薪水并不高;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奖酬可能会是被承认和受到尊敬。
统治是另一个关键功能。
统治者比被统治者拥有更大的权力。
权力的加强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一种奖酬,但是他们经常在财富和声望方面也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份额。
戴维斯和摩尔提到的另一个关键位置是技师。
技师解决特殊领域的疑难问题,如发展军事武器、提高农业技术等。
因为这类工作需要长期而严格的训练,所以社会必须提供更优厚的报酬以鞭策人们从事这种努力。
关于社会分层的功能理论者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进化的一种途径，它保证了社会生存的机会；因此在复杂社会中，分层是不可避免的，它对社会的自下而上有着积极功能。
2、分层的冲突理论及代表人物
向戴维斯—穆尔分层理论道德提出挑战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M·图明。
图明的工作揭示了社会分层的功能弊端，从而否定了戴维斯—穆尔关于社会分层有益与必要的观点。
首先，图明认为社会分层严重限制了那些非特权阶层的机遇。
阻碍了社会智力大规模的开发和作用。
其次，图明指出，社会分层具有维持现状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甚至在现状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存在。
在这种功能的指导下，特权阶层可以将他们的观念强加于社会。
用规范的形式使人们想念和承认既定社会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无论从逻辑上或道义上都是无可非议的。
图明断定，这种功能的后果只能是对社会进步的反动。
最后，图明认为，由于社会分层制度植根于不公平的报酬分配，所以它往往能够触发非特权阶层对特权阶层的对立、不满、怀疑和不信任情绪，最终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和骚乱。
持冲突论都认为，人类存在的目的是追求进步，而不是维持现状（即功能论者的安定，有序），没有正常的冲突也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因此冲突和变化对人类社会是完全必要的，具有积极意义。
二、教育机会均等
（一）、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
在国际社会中，“教育机会均等”的标志是在〈世界从权宣言〉中特别提出并被1948年联合国大会采用的两项原则：
（1）废除种族歧视；
（2）人人具有均等地受教育的权利。
这两项原则实际上构成了“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核心。
196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要从“消除歧视”和“消除不均等”的具体要求出发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
此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遂成为国际教育界和许多国家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运动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8]。
教育机会均等包含如下内容：
（1）入学机会均等，或入学不受歧视（在社会、经济、文化、阶级、民族、种族、性别、地理等方面）。
继初等、中等教育普及后，入学机会不均等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上。
（2）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
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不均等，比入学机会不均等更为严重，也更不易被识别。
（3）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
其标志是社会保证各社群的子女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所占比例与其家长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
（4）不只是在获得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使人在获得本领方面的机会均等。
（5）不仅涉及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回归教育等形式中的机会均等。
（6）在国际范围内，主要是指富国和穷国之间在教育资源分布、教育设施发展、学业成功和学业证书价值上的均等。
为了更好的理解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我们现在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从个体受教育的发展阶段划分[9]
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个体受教育的过程一般分为开始、过程、结果3个阶段。
如果从个体受教育的发展阶段考察教育机会均等，那么把教育机会均等可以划分为教育起点的机会均等、教育过程的机会均等和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3层涵义。
最先明确提出这种划分的是瑞典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和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2、从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范围划分
对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也有学者从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来考察。
从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范围来看，教育机会均等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和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
宏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主要是以整个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阶层化与教育的各种关系，包括社会阶层化与教育成就、社会流动与教育等。
例如鲍尔斯和金蒂斯就是以美国的社会制度为对象，研究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他们指出，大量的事实表明美国的学校教育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开始于1971年。
迈克·扬主编了《知识与控制》一书，标志着新教育社会学的诞生，也打开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微观视角。
所谓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主要表现为赋予每个学生均等参与活动的机会，课堂教育所具有的开放性有利于师生互动的机会均等，教师角色的转变有利于每个学生发挥个体潜能，学习内容具有的开放性有利于因才而学、因材施教。
影响微观层面的教育机会均等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学校系统内，特别是在课程和课堂教学中。
3、从消除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方式来划分
美国学者纳格尔从消除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方式的角度把教育机会均等划分为“消极的教育机会均等”和“积极的教育机会均等”2种类型。
消极的教育机会均等是指国家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有关规定，没有一定的实质性；而积极的教育机会均等是指事实上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具体措施。
4、从教育类型的不同来划分
中国学者谢维和教授根据教育类型的不同，把教育机会均等划分为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和非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
5、从影响教育机会均等因素的存在方式上划分
根据影响教育机会均等因素的存在方式来划分，可以把教育机会均等分为显性的教育机会均等和隐性的教育机会均等2种。
其中，对隐性的教育机会均等的揭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三、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均等的关系
（一）社会分层影响和决定了社会成员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制约着教育机会均等。
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首先是从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和被占有、剥夺和被剥夺开始的。
由此有了等级，有了对文化教育资源占有份额的差别。
阶级社会中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是占有过多社会资源的达官贵人子弟。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无疑能在社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教育机会的分配总是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
社会优势阶层对教育资源过多的占有影响和制约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层的失调。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教育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
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社会结构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表面上，大家是通过教育之类的东西进行自由竞争，但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再生产机器。
因为正是通过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
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
你是什么阶层，就决定了你有进什么样的大学的机会。
上层家庭的子女比较容易地受到好的教育，而好的教育又能使人获得比较好的地位，教育机会的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差异是有相关性。
在现代社会，这种“复制”或“再生产”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和发生影响。
上一代中的不平等会在下一代中不同程度地再现。
家长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决定子女受教育程度并进一步影响和决定子女以后所进入的社会层次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
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公平状况而独立存在，它是社会和经济不公平的反映。
社会成员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实质上也是社会成员之间对教育产品的分配。
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初级教育阶段就开始接受质量差异很大的教育。
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选择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也是不均等的，择校现象就是家长为争夺教育资源在权利和金钱上展开的博弈。
（二）教育机会均等是社会分层的调节器和助推器
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的构成正在从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中，社会结构演变处在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整体上升的阶段,但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是过于庞大，中上阶层规模过小。
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甚至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低收入人群占相当大的比例并且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过程远没有完成。
以经济发达的北京市为例，国家统计局2004年12月31日发布的统计分析报告“从社会领域看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认为，北京市收入差距近几年呈扩大的趋势。
2003年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农民均在60%左右，社会结构类似金字塔型。
要实现合理的社会分层，教育的平衡和调节作用尤为重要。
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虽然社会分层影响和决定了社会成员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并通过教育复制着已有的阶级结构，但同时教育具有促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功能。
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表现在教育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提供了渠道。
尽管现代社会各阶层的位序已经稳定，但对于处在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自身命运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手段。
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推其受教育程度。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中层乃至高层。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
教育机会的均等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和“最伟大的工具”。
教育机会均等对实现合理的社会分层起着平衡和调节作用。
反之，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会助推社会分化的加剧。
竞争、筛选是影响社会分层的基本因素。
现代社会的竞争是从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开始的。
教育资源的竞争不过是社会分层的折射。
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由于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各种知识技能的匮乏，在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限制了他们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使社会筛选的公平性大打折扣，阻碍了社会流动的正常进行。
并且教育机会不均等所引起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会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让弱者失去希望。
因此，教育机会不均等不仅关涉社会公平，而且危及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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