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训诂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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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训诂学

第一章绪论

一、训诂工作与训诂材料

1．训诂名称的由来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个时代都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都是运用当时的语言、使用当时的文字符号记载下来的。

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域的变异而变异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会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社会用字的不同要求和语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更何况，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社会状况。

这样，人们在阅读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的文献典籍时，就会遇到各种困难。

比如，汉代人去读先秦或更早的典籍，已经感到不易理解；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对两汉、先秦的典籍，就更不容易懂了。

克服这些困难的前提是扫清文字障碍，减少语言隔阂。

只有突破了语言文字这一关，才能正确理解古代文献的思想内容。

因此，早在汉代，就开始有了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这种工作古人称为训诂。

“训”和“诂”两个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代毛亨所作的《毛诗诂训传》。

书名中的“诂训”就是后来所说的“训诂”。

二字的顺序当时还很灵活，说明它们还没有最终凝结为一个词，还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涵义。

唐代的训诂学家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雎》的疏中分别对二字作了解释。

他说：

“诂者，古也。

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

训者，道也。

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

”孔颖达从当时的训诂工作出发，阐明了“诂”和“训”的不同涵义，认为诂和训是解释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法则：

（1）“诂”是解释“异言”的。

所谓“异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时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

比如，《尔雅，释天》：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这是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古语。

又如《方言》卷一：

“嫁、逝、徂、适，往也。

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

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

”这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方言。

我国古代的训诂学家，不但对前代的古语十分重视，对各地的方言也早有研究。

对因时而异的古语，用当时的今语去解释，对因地而异的方言，用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去解释，这就是“诂”。

（2）“训”是“道形貌”的。

所谓“道形貌”，就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说明。

这就不只是以词来解释词，而且要用较多的文字来达到疏通文意的目的。

它包括对词的具体含义和色彩的说明、对句子结构的分析、对修辞手法的阐述以及对古人思想观点和情感心理的发掘，内容十分丰富。

它所解释的语言单位也不只是词，还包括句、段、篇。

所以《尔雅·释训》以“训”命名，其中所训的有“张仲孝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等句子，甚至还几乎引用了《诗经·淇奥》的全篇。

这种对句、段、篇具体含义的解释，就是“训”。

可见，“诂”和“训”在当时是有着大致的分工的。

但是，析言则异，浑言则同，当二字连用的时候，可以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即解释。

因此，孔颖达又综合起来给“训诂”下了定义：

“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对于语言的内容来说，无非是包含社会所公认的概括意义和运用者所取的具体含义这两个方面；对于语言的单位来说，无非是词、句、段、篇。

所以，只需“诂”、“训”二字，“解释之义”就“尽归于此”了。

当然，对于“诂”、“训”二字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并不尽相同。

如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说：

“连言诂训与分言诂训者又异。

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

”所谓“重语”，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迭音词，如“关关，和声也”之类。

马瑞辰将“训”解释为释“重语”，明显与孔颖达不同。

而近代学者黄侃先生的解释，则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发展后所具有的新的含义。

他说，“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

这种解释已经具有了词义系统的观点。

在解释词义的时候，首先要推求它的本义，即可以推溯的最原始或最核心的意义，然后沿着词义发展的线索，找出它不同的引申义，这样才能完成对一个多义词词义系统的解释。

这些对“诂”、“训”二字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下的认识差异。

但事实上，从汉代把《毛诗诂训传》的“诂训”变为“训诂”以后，“训诂”二字就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称，不需要也不能够分开解释了，其含义就是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

2．训诂工作

如上所述，训诂是一种工作。

这种工作所产生的成果就叫训诂材料。

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

训诂工作主要有三种：

（1）注释工作。

也就是是用易知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古代难知难懂的文献语言，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语文工作。

最早从事这种工作的是经学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注经来传经。

这种工作大量始于汉代，从一开始就是系统进行的。

注释工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文意训释和词义训释。

这两种注释的区别不在于注释的单位，而在于注释的要点。

词义训释是对客观词义进行表述，而文意训释是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讲解词在文中的具体含义，疏通句、段、章的思想内容。

（2）纂集工作。

纂集工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字、词、义的类聚工作，它的目的体现在两种不同的编纂宗旨上，一是为了集中使用某些材料而编纂；二是在集中某些材料之外，还要通过编纂来证实某种理论。

纂集标志着字、词、义不再依附各自的环境，而成为相互依附的一个群体，它们体现了综合研究的趋势，是语言文字研究的初阶。

特别是第二类纂集，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包含理论课题，已经进入了语言学的范畴。

（3）考证工作是考释和证明的合称。

考释指找出已经作出的训释的原始依据，或对尚未作出明确训释的疑难词义进行探求，找出这个词在该文中的使用义，并用这个词义来疏通文意。

证明则是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考释结果的正确性。

任何词义考证工作都是边考边证的，因为考释的每一步都需要足够的证据。

证据在考释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只是在考据有了结果后，需要一一罗列出来，以说服别人。

所以，考与证并不是两个绝然分开的过程，而实际上是很难分割的，只是在对考证结果进行表述时分开阐述而已。

3．训诂材料

训诂材料指注释、纂集、考证等训诂工作的成果。

（1）随文释义的注释材料。

训诂材料先于系统的训诂工作产生。

如《国语·周语》叔向解释《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说：

“夙夜，恭也。

基，始也。

命，信也。

密，宁也。

缉，明也。

熙，广也。

亶，厚也。

肆，固也。

靖，和也。

”这个解释在系统解释《诗经》的《毛传》、《郑笺》之前，更在系统解释《国语》的注解之前。

尽管在系统的训诂工作之前已经有了零星的训诂材料，但是，大量的、有系统的训诂材料，却是因为训诂工作而产生的。

有什么样的训诂工作，就产生什么样的训诂材料。

注释类训诂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是附在文件正文后的注释，前人所称的“传”、“说”、“解”、“诠”、“疏”、“证”、“微”、“诂”、“注”、“义证”、“正义”等，都是随文注释的名称。

（2）纂集类训诂专书。

纂集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是根据一定的原则纂集编排的训诂资料集或训诂专书，例如依物类分篇汇集同训词的《尔雅》，依照据形说义原则用部首统帅文字的《说文解字》，专门纂集声训以明语源的《释名》，沟通方言词与标准语音义的《方言》等，都是最早的训诂资料集或训诂专书。

这些专书尽管经过纂集、编排，已经类聚到一起了，但他们的基本形式仍然是词语的训释，与前一类训诂材料微观形式上是相同的。

（3）考证材料。

考证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早期是用二度注释，也就是“正义”或“疏”的形式存在的。

例如，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的有些内容已是考证。

考证盛行于清代，清代的考据大多以笔记和杂记的形式存在。

一些大家的考证已经汇成专书，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的《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

也有的直接以“考”命名，如钱大昕的《二十四史考异》、赵翼的《陔余丛考》、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等，虽属于历史或法律方面的考证，但也是建立在训诂字词考证基础上的。

还有的夹杂在日记式的随笔中，如李慈铭的《月缦堂日记》等。

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其中可以提炼出的训诂学内容很多。

二、训诂体例与训诂原理

1.训诂体例

训诂体例是指训诂工作中所运用的训诂体式和条例。

传统训诂学中训诂体例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觉的体例，一种是自然的体例。

自觉的体例是训诂家在训诂工作开始时就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它体现为固定的表述格式和程式化的用语。

这种体例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对训诂材料的归纳是有系统的，其格式和用语可以起到对相应的语言现象进行归类的作用。

例如，《说文解字》的部首一律用“凡×之属皆从×”表示；前四书的说解都用“象×形”、“从×从×”、“从××声”等程式化用语；重文中的古文、籀文、或体等也都有固定的表述语言。

这些都是《说文解字》所开创的独特的说解体例。

再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以字词为训释的基本单位，以较为严格的程式化注释用语，来显示被释字词与训释词语之间的各种音义关系，词义明则句文明，句义明则文意，形成了典型的说解式注释体式，其目的是从考察字词的客观音义出发，来恢复古代文献的原貌。

自然的训诂体例缺乏理论的一贯性，是训诂家由于对材料的把握比较熟练而自然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程式化语言格式。

例如《尔雅》的许多注释格式——“曰”、“言”、“谓”、“之为”等。

这些用语并不是在每个地方的涵义都一样，也不是凡有这些现象的地方都用同样的表述语言，所以很难归纳成严格的术语。

又如，古代训诂材料中的“通”与“同”，也用得比较混乱，除了可以用于表述一部分异体字外，还经常表述同源通用字与同音借用字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在同源词分化推动孳乳造字过程中，因分化未成熟、分工未严格而形成的源字与孳乳字的自然混用现象。

它表现在汉字书写上，实际上反映的是词汇发展问题；后者则是在书面语与口语交替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为换字书写，是汉字音化符号的使用，属文字问题。

将这些不同的语言现象混用“通”和“同”去指称，很容易造成认识和理解上的混乱。

这种自然的训诂体例不适宜直接用来进行理论归纳，而必须排除那些表面的格式和用语的干扰，来归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内在条例。

训诂学研究条例，目的就是要从中发掘理论原理。

黄季刚先生所说的“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就是要从体例的归纳起步，达到阐明理论原理的目的。

只归纳体例，不阐明理论原理，那是训诂材料学的任务，而没有进入理论训诂学。

2．训诂原理

训诂原理指从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中总结出的文献词义理论。

它包括对训诂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训诂方法科学依据的理论说明和从程序上加以分解，对文献词义的存在形式、运动规律、特点性质的科学论述。

要想使训诂学从纯经验性的技艺走向具有系统理论的科学，就必须进行训诂原理的探讨和阐明。

早在清代，训诂家就已开始了原理的探讨，尽管由于受到当时学术发展的总体局限，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甚至也有的反而越弄越糊涂，但他们将经验训诂学引向理论训诂学的尝试是可贵的。

他们在大量成功的训诂实践中，摸索出很多已被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经验。

而正确的经验中便包含着科学的原理。

其中的有些原理，也已陆陆续续为他们所论及。

只是总结未能尽善，归纳未能全面，论证未能系统，因而其中难免还夹杂着一些模棱两可的思想、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及未经剔除的错误之说，只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经过系统的论证，便会出现一批来源于实践，又被实践检验过，从而切合汉语实际的理论原理。

有了训诂原理的指导，训诂实践将会变得更加科学，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糊涂认识也将逐一得到澄清。

例如，“反训”问题（即反义同词现象）一直是训诂学家所非常关心的，但由于以前缺乏理论的指导，而只是在一堆分析和归纳都不透彻的训诂材料里打转转，以致大家在这一问题上争讼不断。

要想解决这些纷争，就必须从原理上对这种现象加以阐明。

如有人根据《方言》“苦，快也”的训释，认为“苦”和“快”为反义同词。

这种说法违反了以下原理：

任何训释所体现的都是义项和义项的关系，也就是说，训释的单位是义项。

但是书写训释的却是无法区分义项的字，这样，在理解训释时，便时常会出现偷换义项的错误。

“苦”的本义是一种味苦的菜，引申为一种刺激性强烈的味道。

古代的苦相当于今天的苦与咸两种滋味。

古代苦味于五行中属火，《礼记·月令》在谈到孟夏之月属火时说：

“其味苦，其臭焦。

”注：

“火之气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

”这说明苦味强烈，由于通感的引申而有了“急”义。

《庄子》、《淮南子》都以甘味为缓，以苦味为急。

因苦味刺激性大而又引申为情感痛苦。

而“快”则有“欢喜”和“疾速”两义。

《方言》“苦，快也”，是“苦”的“强急”义和“快”的“疾急”义的对当，如以“苦”的“痛苦”义与“快”的“欢喜”义对当，便偷换了义项而有了反义。

这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运用训释材料，要把训释词与被训释词都具体到义项，才无偷换之虑。

再如，有人认为“臭”（xiǜ）兼香、殠二义，应属于反义同词。

这种说法的错误性也可以从原理上得到证明。

古代训释以字为单位，但字与词往往不是一对一的整齐关系。

两个意义同一书写形式，并不一定共词。

比如，已分化的同源字又互相通用，虽然仍写作同一个字，却不是同词。

尽管两义在分化前可能有共词的历史，但分化本身便说明共词在表达上的不便。

何况，它们分为两词已由必然变为已然，就更不能以共词看待了。

“臭”在古汉语里当“气味”讲，是中性的名词，以后引申为“闻味儿”，成了动词，分化出一个“齅”（后简化成“嗅”）字来。

气味有香味，又有恶臭，“恶臭”义曾由“臭”分化出来，写作“殠”，是个贬义的名词。

后来，“臭”的中性意义彻底消逝了，只剩了“恶臭”的意思，“殠”字失去对立意义，便被淘汰了，仍写作“臭”。

在“殠”分化的阶段，因为没有同时分化出一个褒义词，“臭”仍是中性的，有时用作褒义，但这并不能看作褒贬义共词，只能认为是中性词用作褒义，与贬义的“殠”因历史的积淀而共存过，因此不在反义共词问题讨论之列。

可见，如果把传统训诂学中的遗留问题用原理的标准去衡量，是是非非就可以有个明确的说法了。

训诂原理是既往训诂工作的总结，也是今后训诂工作的指导。

训诂学的专业工作者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介绍；二是发展。

介绍工作分三方面进行：

（1）介绍既往的训诂材料。

也就是对古代注释书和训诂专书的条例加以归纳整理，以便今人阅读；

（2）介绍训诂发展历史。

也就是介绍历代训诂的主要作者和著述的成就，说明这项工作和这门科学的发展脉络；（3）介绍前人已经发现和阐述过的训诂原理。

发展工作分两方面进行：

（1）进行新的训诂工作，积累新的训诂材料；

（2）探讨新的理论课题，使训诂理论不断更新、加深、系统化。

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训诂研究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对训诂原理的探讨和阐明上来。

三、训诂学

1.训诂学的内容和范围

弄清楚什么是训诂、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什么是训诂学了。

训诂学是以前代训诂材料和前人的训诂工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

训诂学和训诂密不可分，因为有训诂，才会有训诂学。

但训诂学和训诂又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工作和材料，后者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科学。

黄侃先生对此曾作过辨析：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

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也。

”可见，黄侃先生已明确指出，传统训诂学是以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语义规律和训释方法为主要内容和任务的。

但在二十世纪以前，独立的训诂学专著不多，对语义规律和训释方法的探讨、总结往往夹杂在训诂材料之中。

例如，郑玄注“三礼”，其中已对字的音义关系有所阐明；许慎的《说文解字》，将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论科学地运用于说解字形的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以形索义训诂方法的基础，但对其重要的理论精髓仅在《说文解字·叙》里用极少的语句作出了一些提示；段玉裁是以系统地研究引申义著称的，但他对汉语引申规律的探讨却散见在《说文解字注》中。

正因为如此，一般人谈到训诂和训诂学时很容易混为一谈。

其实，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材料和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是应当分清也是可以分清的。

分清训诂与训诂学，是有现实意义的。

因为，把材料和理论混淆，便容易模糊这门科学的内容和范围。

训诂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对古代文献语言的意义进行探求和解释。

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文献早已是一个定数，不会再发展了。

但对古代文献的意义的探求和解释工作并没有成为历史，还在继续进行。

今天的文献整理工作，各种古文的注译工作，古代出土文物铭文的考释工作等等，都是现代的训诂工作。

因此，新的训诂材料仍在不断产生。

不论是过去的训诂材料和训诂工作，还是新的训诂材料和训诂工作，都是综合性的，包括很多方面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训诂的内容与训诂学的内容混为一谈，因为一门科学的内容并不就是自己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它还要与邻近科学进行分工。

确定训诂学的内容和范围，是整个学科体系重新建构的必然要求。

传统训诂学内容几乎包罗万象，尽管它在发展中已与文字学、音韵学分立，但它仍然不仅囊括了词汇、语法、语音、修辞等语言学的各部门，而且涉足到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诸领域，这样的局面无法适应学术的新发展。

传统训诂学必须把自己原有的材料和已提出的课题，放到业已形成的相关各部门去分属与分担，形成一个分类研究的新局面。

训诂学大包大揽的时代已经过去，它自身独立研究的范围必须是也只能是古汉语词汇而且偏重于词义方面。

有了这个范围，绝不会限制训诂学的发展，也不会降低训诂学的价值，相反地，这将使训诂学的研究者们注意力更集中，任务更明确。

而从它那里，便可能发展出真正切合实际的汉语词义学，来充实汉语科学的这个薄弱的部门。

所以，确定训诂学的研究范围，其实是促使它更快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传统训诂学到现代训诂学，训诂学范围的确定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1）早期训诂学。

它包括一切语言单位和各种语言要素的规律。

不但文字、音韵杂糅在其中，语法、修辞、逻辑、篇章等等都包含在其中，它几乎就是文献语言学或者古代汉语语言学的全部。

这段时间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代。

（2）晚期训诂学。

训诂与文字、音韵分立，偏重研究语义，范围进一步确定了。

但字、词、句、段、章都有意义问题，语法、逻辑、修辞、章句仍包含在其中。

不过，它已把词义当成重点和基础来研究了，这一时期主要是清代到近代。

（三）现代训诂学。

随着现代汉语科学的发展，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文章学都已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学部门或其他独立的科学，因此训诂学如果不满足于它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而还要在发展中独立并跻身于现代科学的行列，那么，它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研究范围确定在古代文献语言的词汇而且偏重词义方面，与历史语义学衔接。

在此基础上，借助相邻学科的成果，再去探讨综合的应用法则，从而建立现代的科学训诂学。

3.训诂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确定了训诂学的内容和范围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训诂学在新的学科体系中的定位，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认定：

第一，训诂学是古代“小学”的一个分支，“小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前身，这是从章太炎先生确定后就不存在异议的。

需要进一步确定的是训诂学在语言学领域里从主体上应与哪个部门衔接。

根据训诂学的历史状况和当代语言学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在语言学领域里，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衔接。

因为训诂学研究的重点在于古代文献语言的词汇而且偏重词义方面，训诂学所涉及的文字、音韵、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内容，都是为释义这一主要目的服务的。

王力先生曾明确指出语义学和训诂学之间的衔接关系，他说：

“语言学也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

这样，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

”如果说得更确切一些，大致和旧训诂学范围相当的是历史语义学，因为训诂学研究的对象是文献典籍中的语义，而不包括现代汉语的语义内容。

既然训诂学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相衔接，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借鉴与发展的关系：

训诂学理论建设应当大量借鉴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已有成果；而从训诂学中挖掘、概括出的理论原理，也必然是对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充实，结果会使这两门学科得以迅速的发展，甚至使其现有的体系发生重要的变化。

第二，训诂学就其时代特点及其既定任务来说，与汉语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又是不能等同的。

训诂学的有些内容是汉语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所无法涵盖的。

例如，除在主体上与汉语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相衔接之外，这门古代的学科事实上还要产生两大分支，那就是汉语词源学和词典（辞书）学。

前者是理论科学，后者是应用科学。

这两大分支与当代靠引进创建的词源学和在实践中总结出的辞书学必然逐步合流。

训诂学中的很多理论命题，都与词源问题有关，如“右文说”与“右音说”、“声训”与“推源（因）”、“音近义通说”、“转注假借说”等等。

从汉代就出现在注释书中的声训，是词源理论在词义训释中的应用；一大批著名的训诂专书，或全面地（如刘熙的《释名》）、或大量地（如扬雄的《方言》）、或局部地（如《尔雅》、《说文》）运用词源理论来探求词义来源，说明词义特点和证实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由此展开了音义关系的讨论，提出了“音近义通”说。

“音近义通”说实际上是传统词源学的理论基础；讨论形声字标音偏旁（声符）是否带义问题的“右文说”和“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一称“右音说”），实际上是“音近义通”说的发展。

尽管当时的训诂家对词源现象的认识许多是从他们在熟练掌握文献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语感出发的，还没有提到完全理性的高度，因而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论述，但他们在大量地运用词源规律进行训诂实践中为传统词源学的产生辟出了新路。

因此说，汉语词源学是从训诂学中派生出来，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词典学与训诂学的渊源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前面说过，训诂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纂集，纂集按照一定的目的将有关字、词、义的训诂材料加以类聚，这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字典编纂。

从这个角度讲，训诂纂集的确是现代字典的前身。

由这种训诂纂集的实践活动发展出后来的词典学，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辞书学，其渊源关系也是无可争议的。

而且，古代的训诂纂集经常是现代辞书取材的来源，它们给现代辞书提供的经验方法也是非常宝贵的。

因此，研究辞书学的人不可不对训诂纂集给予特殊的关注。

但另一方面，训诂纂集与现代的辞书又有很大的区别。

从编纂整理语言文字的自觉意识与体例的细密程度来说，前面所说的两类纂集中的第一类低于现代辞书；而从证实某种理论的明确目的来说，第二类则高于现代辞书。

第三，训诂学就其原有的应用价值来说，本来就承担着古代文献解读和古代文化传媒的任务。

这门以应用为主的实用训诂学，在理论建设逐步完善以后，体系上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但会更好学，而且会更好用。

以上三个方面，应当使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得到更准确的界定。

很多关于训诂学学科性质的混乱说法，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阐明了训诂学与当代学科之间的衔接关系，我们还需要界定它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既要明确它与相邻学科的分工，又要沟通它与相邻学科的关联，从而既能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又不致于使自己变得贫乏、简单。

如，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问题的探讨是包含在训诂之中的。

就当代学科的分工而言，语法学与训诂学必须分立；但是，在传统语言学里语法包含在训诂之中的这一事实就说明了，当两门学科都发展得比较成熟以后，它们的结合、交叉是必不可少的，结合、交叉之后，对两门学科的发展，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特别需要辨明的是训诂学同文字学和音韵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同是从传统“小学”中发展出来的三个分支。

传统语言学中的文字学，着重研究汉字的字形，从字形出发来辨明音、义，研究汉字的造字法则与汉字形体的发展；音韵学着重研究不同时期汉语语音的体系，和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语语音的变化；训诂学着重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词汇特别是词语的意义。

简要地说，文字学的研究偏重于形，音韵学的研究偏重于音，而训诂学的研究则偏重于义。

三者的分工是比较清楚的。

而且随着新的学科体系的日益完善，三者的分工也会越来越科学。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