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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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
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
从历史上看，汉代创造了一个对内民族大融合、对外各国大交往的辉煌时代。
对北部匈奴的和战，对西域的开通，对西南方向的开拓与经营，对南海航路的开辟，都使西汉的对外交往达到空前的繁荣。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两代昌邑王刘髆（bé,音搏）与刘贺，以皇家贵族的显赫身份最早享受到域外进入中国的各种奇珍异宝，成为他们巨额财富的一部分。
海昏侯刘贺大墓中的许多随葬品，就是西汉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最好印证。
一、中国版图变化巨大的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皇朝——秦朝。
初并天下时全境分置三十六郡，其后南并五岭以南的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北取匈奴阴山以南地，置九原郡；又陆续分析内郡。
西南夷地区虽未置郡县，亦曾“置吏”于夜郎、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等部族。
至秦末，共置四十八郡。
从而使统一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边界明确清晰、行政区划完整的版图（图1）。
这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作出的一个彪炳千秋的贡献。
图1
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四年后称帝。
汉高帝及后来的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四代全面继承了秦代的中国版图，并有所拓展。
在此基础上，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大力强干弱枝，开疆拓土，征讨匈奴，安抚四夷，中国的版图从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图2）。
图2
变化之一是平定漠北。
汉武帝多次命卫青、霍去病等征讨匈奴，经过连年的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主庭”（见《史记·大宛列传》）。
河西战役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均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从此，中原地区的人们向北、向西通行有了安全保障，有人称之为开通了“北方草原毛皮之路”。
变化之二是凿通西域。
为了切断匈奴“右臂”，同时也为了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汉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
张骞不辱使命，前后历时十九年，行程数万里，历尽艰辛，“凿空西域”（见《史记·大宛列传》），开辟了贯通中西、光耀千秋的丝绸之路。
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使用“凿空”二字，把通往西域道路上的困难、艰苦、凶恶、险峻，表达得淋漓尽致。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朝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玉门（皆在今甘肃西北部）建立亭障。
后来，把亭障延展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天山南路屯田。
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兼护西域各国。
从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等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的一部分，人们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可以走向更加遥远的西亚、南亚甚至欧洲。
变化之三是开拓西南。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
汉武帝为了寻找一条从这里通往身毒（印度）的便捷道路，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
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附近各部相继归汉，并在那里设置了健为郡；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qióng，音穷）都、笮（zuó，音昨）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
从此，不仅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打开了陆路通往东南亚地区的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滇缅道”或“蜀布之路”。
变化之四是扬帆南海。
中国版图的东面和南面，都是浩渺无际的大海，既阻断了通往海外的道路，又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舟楫之利。
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成熟，汉代海上交通得到迅速发展，那时的帆船不仅可以驰骋于南海的波涛之上，而且还能跨越南海远航至更加广阔的印度洋。
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贸易航路。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这条航路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
再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前往更远的地方。
中国的丝绸、漆器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一带，从而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正是这些巨大的变化，使汉代的对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世界也开始认识中国。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那时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也就是说，在这条万里之遥的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各种使团、商队，多到可以相互望见的程度；他们每队多的有数百人，少的也有百余人；这其中由朝廷派遣的使者团队每年就有十余批，最少也有五六批；往返一趟最远的需要八九年，最近的也要几年时间。
沿着这条友好之路、贸易之路、文化之路，中国的丝绸、漆器等珍贵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各国，而西域各国“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
”（见《汉书·西域传》）。
在这些外国货物中，一种是贡品，由中国或外国使者带入境内，直接贡献给皇帝，由皇帝享用或赏赐给各路诸侯以及朝廷中的高官；另一种是商品，由中国商人用丝绸、漆器等换回来，再转运到各地高价出售；当然也有外国商人直接带到中国来进行民间的贸易。
史书记载，汉武帝“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闻天马、蒲陶（葡萄）则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jù，音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yòu，音又）。
（见《汉书·西域传》）”对于这些皇帝享用的外来物品，两代昌邑王刘髆和刘贺虽然无缘直接分享，但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皇帝赏赐或市场购买，获得各种稀有的外国物品，为他们荣华富贵的生活增添更多域外的情趣。
二、丝绸与黄金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是丝绸的唯一产地，丝绸也是中国换取外国货物的“硬通货”。
精美绝伦的中国丝绸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无不被它精致、神奇、轻盈、艳丽的特色而强烈地吸引，成为最受欢迎的物品。
因此，早期中国的对外交往常以丝绸贸易为主。
汉武帝拜张骞为中郞将，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赍（jī,音箕）金币帛直（值）数千巨万”（见《史记·大宛列传》）。
据说，汉武帝与乌孙王和亲，公主出嫁时，“赐乘舆服御物，……赠送甚盛。
”数年后，远在乌孙国的公主时常想家，自为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託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句中“居常土思”就是怀抱一抷从家乡带来的黄土思念亲人。
汉武帝听到后“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
”也就是说，皇帝每隔一年都要遣送大量高档的丝绸到乌孙国。
那么，汉代丝绸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呢？
目前还找不到准确的记载。
但从海昏侯墓中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刘贺大墓其实就是一座用丝绸装饰起来的“地下宫殿”。
出土的竹简《筑墓赋》中盛赞“长绘锦周（绸）塘中兮”。
绘、锦、绸在当时都是最高档的丝织品，用于作装饰材料充满整个墓塘，这说明汉代的丝绸产量相当高。
海昏侯墓中的签牌编号达到34号，表明专门盛放衣物的木笥有三四十个之多。
根据木椟和签牌上记录衣物的文字可知，墓中丝绸的品种有：
绘、绵、绸、丸（纨）、絮、丝、绢、緀、练、绛、布等十余种，统称为“帛”或“缯（zēng,音增）”或“杂缯”。
实际上，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收录“糸”部字便多达259个，充分反映出我国汉代丝绸的种类繁多、织造技艺发达，也说明当时的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印染—-刺绣这条产业链的规模很大。
据此，汉代向各国输出的丝绸，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品，而且还是一种农耕文化、一种纺织技术、一种审美观念、一种新的东方文明的生活方式！
而外国能够与中国丝绸相交换的首先是黄金，其次是珍宝，再次是稀有动物。
且距离中国越远越需要用黄金换丝绸。
据说，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帝国巨头恺撒有一次穿着丝袍去看戏，光耀夺目、艳丽华贵的中国丝绸使在场的贵族们目瞪口呆。
当时，这种来自东方的丝绸，价格被炒得几乎等同黄金，比如一种名为“缣（jiān,音兼）”的双经双纬的粗厚纺织品，可以用来制作衣服、口袋等，国内时价是400到600个铜钱一匹，但在罗马市场上却与黄金同价，即一两黄金一两缣。
一匹缣约25两重，即可换取25两黄金。
许多罗马贵族“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再用珍珠“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
难怪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价值一万万赛斯脱奇（Sesterces，古罗马计量单位）的黄金，在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生意中丧失。
换算过来，一万万赛斯脱奇大约相当于5吨以上的黄金，或2000万美元之巨。
西汉是一个多金的时代，皇帝经常用黄金赏赐属下。
据我国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统计,西汉各位帝后赐金：
高祖刘邦42550斤，惠帝68斤，高后11000斤以上，文帝12000斤，景帝1102斤以上，武帝806940斤以上，昭帝2420斤，宣帝18370斤，元帝540斤（图3），成帝3660斤，哀帝680斤，平帝200斤，合计西汉帝后赏赐的黄金数量应超过百万斤（汉代一斤等于现代248克左右），折合当今约248吨。
总之，西汉成为“黄金帝国”，虽然有历代的积累，有本朝的开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对外贸易。
丝绸，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商品，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保持着巨大的顺差，从而积累了海量的黄金。
西汉皇帝赐功臣黄金例证图3
海昏侯墓共出土金板20块、金饼3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器总数达到478件，约重115公斤，而且形制不一，各具特点，令世人惊叹（图4）。
这就间接地反映出，西汉时期从丝绸之路上换取的黄金，充盈了整个社会，达到惊人的数量。
图4
到了东汉，漫长的丝绸之路不再太平，经常受到骚扰，既有汉朝与西域某些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恶化，也有北匈奴的南侵，还有罗马与安息、波斯之间因为丝绸贸易的战争。
随着对外贸易的缩减特别是丝绸销量的减少，汉代大量的黄金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再也不能称为“黄金帝国”了。
三、骆驼与良种马在海昏侯墓的一套青铜错金编钟的钟虡（jù，音具）上，有两件造型独特的青铜鎏金部件，粗看感觉好似成对的凤鸟一般，但细看背部有两处隆起，长颈粗壮，头小眼圆。
这是双峰骆驼的形象（图5）。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套青铜错金编钟与一件秦代宫廷的编钟相似，据此初步判定，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编钟应为汉宫乐器，具有皇家的“血统”。
图5
对于中国内地来说，双峰骆驼是典型的外来物种，因为它最早生活在沙漠边缘，经过人类千百年的驯化后才成为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一种家畜。
汉代西域开通后，骆驼作为行驶在沙漠里的重要交通工具，大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
一队一队的骆驼，满载着各种货物，行进在漫长的西域古道上，伴随着那一串一串的驼铃声，悠扬飘荡，不绝于耳。
骆驼不怕寒冷、不怕炎热、不怕干旱，可以在没有水的条件下生存3周，没有食物可生存一个月之久。
骆驼虽然行走缓慢，但可以驮运很多东西，因此有“沙漠之舟”的美誉。
汉代把骆驼叫“橐（tuó，音驮）它”、“橐他”、“橐驼”、“驴橐驼”等（见《汉书·西域传》）。
《说文解字》：
“橐，囊也。
”意思是装在袋子里收藏。
这里是指骆驼的两个驼峰，像囊一样储存着大量的水。
海昏侯墓中的骆驼形象，正是把这种动物最鲜明的特征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与骆驼同时出现在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还有各类良种马。
马，也是人类驯化最早的大型野生动物之一，已经有5500多年的历史。
不过，汉代以前中国内地的马主要是河曲马、蒙古马、三河马以及南方的一些马种，其奔跑的速度、耐力和体魄都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只能作为驾车运输的挽用马或耕田犁地的农用马。
西汉初期的晁错就曾分析过汉家与匈奴马匹的不同：
“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见《汉书·晁错传》）据《史记·西域传》记载，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回国时，乌孙国派使者“献马数十匹报谢”。
数年后与汉朝和亲时，“乌孙以马千匹聘”。
汉武帝得到乌孙马后十分高兴，这正与他在书中读到的“神马当从西北来”暗合，于是命名为“天马”。
几年后，汉武帝命刘贺的舅爷李广利率兵征讨大宛国，得到了更好的汗血宝马，于是把乌孙马更名为“西极”，把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命名为“天马”，并作《天马歌》：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见《汉书·礼乐志》）汉武帝得到天马后欣喜若狂的心情溢于言表。
为什么他这样喜爱西域的天马呢？
因为天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良种马，这种汗血宝马有三大特征：
一是体形健美，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盈。
二是速度极快，传说中这种汗血宝马奔跑如飞，“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力量大、速度快、耐力强。
三是汗出如血，其奔跑时脖颈部位流出的汗中有红色物质，鲜红似血，因此称之为汗血宝马。
在汉代，用这种天马作战，就能提高战斗力；用这种天马种地，就能提高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用这种天马与中原地区的马交配，就能改良中原马的品种，得到良种马，大大提高对匈奴作战的整体实力。
正如《史记·大宛传》中所述：
李广利率军在攻打大宛国之前，“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善马云。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
中马以下牡牝（pìn,音聘）三千余匹。
”也就是说，汉军在战前就挑选了懂得马匹习性的两人为执驱校尉，以备攻克后挑选良马。
虽然只得到数十匹上等马，其余三千余匹是中等马，但挑的却是牡牝之马。
可见当时挑选这些大宛马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内地大量繁殖良种马。
刘贺生前也非常爱马，死后用20匹活马殉葬。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殉葬的马匹是否就是产自西域的天马或与天马交配而生产的良种马，但从出土的3000多件车马配件特别是马身上的豪华饰品，如青铜错金的当卢、青铜鎏金的管饰、青铜镀银的马策、精致的马镳、闪亮的带纽和带扣等等（图6），都衬托出殉葬马匹品种是非常高贵的，为刘贺平时所珍爱。
图6
海昏侯墓西藏阁的娱乐用具库中，有一件“海”字青铜印，印面尺寸远大于一般的汉印，目测纵约10厘米，宽约8厘米，印沟极深，约1厘米，其中一角边框严重缺失。
整个大印只有一个篆字——“海”，这在汉代铜印中极为罕见（图7）。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是一件烙印，烧红后烙在马的臀部，便于人们识别。
由于反复烧烙，致使铜印缺失一角。
如此推测，一是这件烙印应是刘贺当海昏侯以后置办的，使用时间不超过四年；二是刘贺家的马很多，绝不止陪葬的这20匹，至少应有成百上千匹，是名符其实的“千乘之家”，否则用不着专用的烙印；三是海昏侯一家对马匹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纳入到国家马政管理的体系中。
由此可知，刘贺家的马匹当属国家珍贵的良种马，一旦朝廷需要，就会应征上战场。
图7
事实上，刘贺在当昌邑王的时候便享受着骑乘良种马的贵族待遇，他骑着骏马“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那时他在马上“冯式撙衔，马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菙（chuí，音鎚）辔，身劳乎车舆”（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能够一口气奔跑二百多里地骏马，一定是非常好的良种马。
再有，刘贺应诏以昌邑王的身份进京典丧，“其日中，贺发，晡（bū）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
”这里的日中，应为正午十二点，晡时即申时，应为下午三至五点。
也就是说，在大约四个小时内刘贺率领几十辆车马持续奔跑了135里，每小时大约行进30余里，以至于随从的马匹都累死在路上。
可见，昌邑王刘贺的坐骑一定是当时最好的良种马。
四、美玉与琉璃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器大约有500余件（套），包括璧、环、佩、印、带钩、耳杯、剑饰、算珠、律管等等，还有一些未经雕琢的玉块（图8）。
据介绍，在刘贺内棺头部的位置，有一件长50—60厘米、宽18—20厘米的木胆玉枕，上面镶嵌着对称的蝉形和长方形美玉8块；四周密集地摆放着玉璧8块。
从材质上看，这些美玉制品不仅质地紧密，色彩纯正，质量很高，而且制作时耗材量很大，比如直径达到20多厘米的玉璧、9寸长的黄钟律管，还有造型独特的耳杯，都必须用整块大料才能雕刻出来。
图8
这么多的美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人把玉作为文明的载体已经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秦汉以前国内使用的玉石大都属于产自本地的杂玉，质地比较疏松、色彩也很杂乱。
最古老的玉器多是用这种杂玉制成的。
汉代开通西域后，那里的特产美玉便开始大批进入中原地区。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楼兰）国“出玉”；于阗国“多玉石”；西夜国“土地出玉石”；莎车国“有铁山，出青玉”，等等。
汉代在酒泉郡设玉门关，这个地名就表明西域所产的玉石大都从这里入关。
其实，西域的各种玉石都出自昆仑山脉，《史记·大宛传》中有记载，昆仑“其山多玉石”。
古时称作昆山之玉、于阗玉，还有称为塞山之玉、禺氏玉、钟山之玉、回部玉、真玉等等。
现在人们统称为和田玉。
和田玉的色泽以白为最佳，许多玉石因含不同的金属元素而呈青、黄、绿、墨等色彩，构成羊脂白玉、白玉、青白玉、青玉、黄玉、糖玉、墨玉等不同的品种。
和田玉的硬度为摩氏6·0—6·5度，其玉质柔嫩细腻温润，多呈油脂或蜡状光泽。
千百年来，和田玉都是我国上等的玉料，成为古代玉器的主要原料。
海昏侯墓中的绝大部分玉器，都是用和田玉做成的。
与美玉同样视为从域外而来的宝石还有琉璃。
中国古代把琉璃也称为流璃、瑠璧、璧流离。
《汉书·西域传》说，罽（jì，音冀）宾“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
”这里所指的琉璃，是一种纯天然的、半透明的宝石，而不是后人所指的人工制造的琉璃，也不是完全透明的玻璃，更不是后来建筑用的琉璃瓦。
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注释中说：
“此蓋自然之物，采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
今俗所用，皆销（治）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
”看来，这种从西域而来的琉璃由于价格十分昂贵，买卖有利可图，以至于从汉代起就有用普通石头加药水制造的假琉璃。
不过，这种假货“虚脆不贞”，比较容易辨别。
那么，真正的琉璃产自哪里呢？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罽宾国，它是古代中亚内陆地区的一个国家，大体位于今阿富汗一带，矿物资源丰富。
但是罽宾国与汉朝的关系一直反复无常，甚至“剽杀汉使”，所以当时不会有太多的琉璃从那里进口。
再一个是大秦国。
大秦是丝绸之路西端的一个大国，现在一般将其对比为罗马帝国，或罗马帝国的东方或埃及。
《后汉书·西域传》：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颜师古注释说：
“大秦国出赤、白、黑、青、绿、缥、绀（gàn,音淦）、红、紫十种流璃。
”因此，成批量的琉璃主要应来自大秦，它标志着丝绸之路从东到西已经全线贯通，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不过，当时中国并不与罗马直接贸易，中间要经过波斯和安息商人的盘剥，因此，无论是罗马需要的丝绸，还是中国需要的琉璃，价格都昂贵到惊人的程度。
海昏侯墓中的琉璃主要有两类：
图9
一类是马蹄金和麟趾金上镶嵌的琉璃（图9）。
马蹄金和麟趾金是汉武帝在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下令，由上林苑专门制造的，用于祭祀或赏赐给诸侯王的。
由于不作为货币流通，所以出土非常少，世人难得一见。
这批马蹄金呈椭圆形，底凹，中空，形似马蹄；而麟趾金是仿传说中的瑞兽麒麟之足所铸，呈圆形或不规则的圆形，背面中空，口小底大，形如圆形兽蹄。
从镶嵌在里面的琉璃看，有白色的、青色的、粉色的、黑色的，都带有光泽，所以古代也称之为“五色石”。
这种黄金与琉璃的巧妙搭配，极好地诠释了“金玉满堂”、“金碧辉煌”、“金石奇缘”、“金相玉质”等古代流传至今的成语。
图10
再一类是包金丝缕琉璃席。
汉代用席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使用席子的层数、材质、花纹也不同。
《说文解字》说：
“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饰。
”黼（fu,音腐），是绣在席子上的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纯，指席子的边缘，也装饰着花纹。
这种席子只能由天子与诸侯使用。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在主棺中出土了一领完整的包金丝缕琉璃席（图10）。
包金丝缕，指的是在丝线外面包一层金箔；而琉璃席，是指用比黄金还贵重的琉璃，一片一片地用包金丝缕连接起来，做成完整的席子。
整个琉璃席长约1·8米、宽约0·45米，由包金丝缕将384片长方形的琉璃片缀合起来，每个琉璃片长约6厘米，宽约4厘米，席子的周边还包裹着色彩斑斓的云母，用料相当惊人。
琉璃席下面是整齐排列的100枚金饼（图11）。
出土时尽管琉璃已经钙化，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整领席子排列平整、纵横有序、琉璃含色、云母泛亮、金丝点缀、珠光宝气。
这是迄今世界上最豪华、最贵重的卧席，堪与金缕玉衣媲美，充分反映着刘贺当时的财富和地位。
图11
五、琥珀、玛瑙与水晶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汉代从西域进口的宝石还有琥珀、玛瑙与水晶，常常被统称为玉石。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就不乏这些稀世珍宝。
先说琥珀。
在海昏侯墓主椁室东室南部，靠近主棺最近的位置，出土了一件半透明的琥珀珠（图12），在不同光线的照射下，图12
微微泛出嫩红和金黄的色彩，其中贯通着一条由人工钻出的细孔。
最奇的是，琥珀珠里面包含着一只小蜜蜂，蜂头、蜂身、蜂尾肉眼可辨，就连薄薄的蜂翅都清晰可见，这只隐藏万年的小蜜蜂好似仍在展翅飞翔。
这就是传说中极为罕见的珍宝——“琥珀藏蜂”，价值不菲。
此外，人们在主棺中还发现了琥珀动物微雕。
琥珀是数万年前的树脂被埋藏于地下，经过一定的化学变化后形成的一种化石，是一种有机的似矿物。
琥珀的硬度为摩氏2·5度，适宜雕刻加工，颜色为蜡黄或红褐，一般为透明体，质轻、性脆，断口呈贝壳状，外观呈现一种湿润幽亮的油脂光泽，招人喜爱。
琥珀的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
琥珀不仅是名贵的珍宝，还是珍贵的中药材，具有镇惊安神、散淤止血、利尿通淋等疗效。
琥珀在古代又叫兽魄、江珠、顿牟、遗玉、虎魄。
古籍中指出罽宾、大秦等地出琥珀。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琥珀主要出自地中海、波罗地海沿岸国家和地区。
图13
再说玛瑙。
在海昏侯墓的主椁室和主棺中，出土了32粒玛瑙珠（图13），它们大小不一，有的雕成圆珠状，有的雕成贝壳状，还有的雕成半球状。
深黄的颜色，闪着分外诱人的光彩。
据考证，它们是中国古代游珠算板上所使用的算珠（参见拙文《游珠算板：
海昏侯墓惊现古代算盘的雏形》）。
海昏侯墓中属于玛瑙的宝物还有一套玉具剑上的玛瑙剑饰。
剑阁、剑璏（zhì）上鲜红的颜色好像天空中灿烂的烟霞在飘动（图14）。
图14
据说古代印度人看到玛瑙的颜色和美丽的花纹很像马的脑子，就以为它是由马脑变成的石头，所以梵语称它为“马脑”。
我国汉代以前称玛瑙为“琼”、“赤琼”、“赤玉”或“琼瑶”。
自从佛经传入中国后，翻译人员考虑到“马脑属玉石类”，于是巧妙地译成“玛瑙”。
玛瑙是一种胶体矿物，在矿物学中，它属于玉髓类。
玛瑙是古代宗教的“七宝”之一，颜色分红、蓝、紫、绿、白。
现在，沿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巴西、波斯湾、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地都盛产玛瑙。
最后说说水晶。
海昏侯墓出土的水晶饰品，杂质少，纯度高，透明度强，结晶面平整光滑，晶莹透彻，连人工钻孔的痕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图15）。
这在天然水晶材料中算得上是精品。
图15
我国古代把天然水晶称为“水精”，即水的精华；又称为“水玉”，意谓似水之玉。
佛教书籍中则称莹洁晶光的水晶为“水之精灵”，认为水晶会闪烁神奇的灵光，尊称水晶为“菩萨石”。
此外还称之为白附、玉晶、千年冰、放光石等。
我国古代医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水晶“辛寒无毒”，“治惊悸心热，肺痈吐脓，咳逆上气”，具有“安心明目，去赤眼，消热肿，益毛发，悦颜色”等功效。
人们把水晶视为珍宝，除了色泽高雅外，还因为其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不具放射性，这使得水晶制品长期以来备受人们的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的琥珀、玛瑙与水晶这三种珍宝，国内也有少量发现与采集。
因此，海昏侯墓内的这些奇石异宝究竟是从域外而来的，还是本土国产的？
这就需要专家通过取样、化验、检测、对比，认真加以鉴别。
六、虎斑贝与玳瑁图16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64件青铜镇中，有一套4件的鹿形青铜镇显得与众不同（图16）。
从造型上看，上面的鹿头包括鹿嘴、鹿眼、鹿耳特别是鹿角，雕铸得异常细腻；下面弯曲的鹿腹、鹿腿、鹿蹄，也雕铸得活灵活现。
唯独鹿背上，毫无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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