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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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
2、中国管理学的传统
现在谈谈中国的管理哲学，讲中国哲学一定要讲传统，这不只是从现在的中国来看，一定要实际地经过印证及体验，不光是引经据典来断定。
在此将儒、道、法三大家提出来申述中国传统哲学
儒家：
儒家讲求道义，这是儒家的理想。
在心态上以诚、敏为出发点，这是仁义的目标。
企业家必须能够知人、知事、知时，了解全局。
以儒家的观念来衡量，在整体情况下，“才”与“德”何者重要。
我们讲究德行，但不应将德的观点死板地扩大到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另外儒家讲义利之辩。
人要讲求道义，不是利益。
一般人常常是双重性格，要求别人的是道义，自己却追求功利。
而儒家最大的特色是性善论，对人应有信任感，达最值得我们发扬。
道家：
道家与易经更密切，讲求正反两面。
从上下、左右、内外、前后、阴阳的观念来看事情。
简单的说，阴是看不见的、不方便说的一面，如感情、欲望；阳是光明面，可说出来的。
阳是有，阴是无。
但并不是看不见就不好，往往看不见的作用更大，它可以包容一切。
所谓“无生有”，若将它用在做人上就是宽容的德行了。
道家还讲“物极必反”的道理。
反其道之用也，正的意思可能有反的作用，所以用人要看清楚正反两面。
另一方面要发展谦容之德，“不为天下先利”求取自然的美德。
法家：
法家的主要精神在名符其实，名是面子、地位的代表，光有名而无实是不坚固的，但有了实也要勇于承认他的名。
名家讲平等主义，名家与道家发明了统驭术，在大环境中达到一个目标。
鬼谷子的连横、合纵就是一种战术。
还有一种“飞钳术”即是在打击一个人之前，先将他摔出来，然后再打击他，将他钳住。
这是阴谋控制的权术。
法家讲求权、术、势的考虑应用，若能应用的方寸不乱，甚至败了也不引为耻。
这在易经上是定位的问题。
3、易经哲学与易经哲学的建立
易经哲学综合了儒、道、法三家，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础。
易经不只是占卜之书，它还有象、辞、意的观念。
易经是对世界的图相显示，在图相中找出一个定位，将它应用在人生，发挥最大的效果。
伏羲画卦，描写宇宙的八种象征息息相关、变化不已。
从八封中再提炼出八种不同的精神原则，可以在管理上知己知被。
比方说，“天”是乾酌原则，有创造的意思，“地”是坤的原则，有包容一切的作用，在守成中求发展；“山”是稳当的，适行则行，适止则止。
“泽”是安和快乐的，“兑”是和乐的原则；“雷”是生机发动的意思；“震”是动的原则，有一鼓作气，万象更新的意思；“风”表示大地更新、风和日丽，是流动的原则，所以风代表财，“货畅其统”，财是透过流通的；“水，是柔中有刚，而“火”则刚中带柔。
此八卦表示宇宙是对称、平衡、流动、变化的。
若能掌握宇宙，也就能掌握自己。
何时该创新、何时该平衡、何时该以柔克刚等，都是做人做事的运用。
从这里可以归纳出四个原则：
①守成知变，⑧穷化创新，⑥定位断疑，④简易即时。
三大重点：
变、不变、简易。
宇宙现象在变与不变之间生生不息。
管理哲学就是在简单自然中寻找变与不变间的关系。
在今天这个忧患的时代里，处处充满了危机，但从易经上来讲，危机就是生机，我们并不怕危机。
要看危机是否能处理得当，能够在忧患里求生求变，所以忧患之学是易经的一个特点。
最后，易经的另一个特点是调和之学。
今天我们很多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不调和、不沟通。
天、地、人、时间、空间不调和，无法做整体性的沟通，不能开诚布公的解决问题。
易经最讲究冲突的调和，易经中提出很多冲突面，解决之道可以从理和气来看；有些事情我们不一定要从理的方面来解决（如法律），因为整个宇宙是理和气的结合。
气是一种流行的感受，人的感情、身体的状态也是气。
须在理中求气，气中求理。
气是人、是具体的，理是普遍性的。
易经讲的就是理气调和。
最后的目的是成己成人。
4、易经的五种分析
①易经的系统分析。
一个系统是许多小系统组成，每个系统都能够作用而达成大系统的目标。
另外，一个系统是多元的，并非单向的系统，现在的人乃是感受专业化，系统复杂化。
易经上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系统作用。
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迟，不能固定一个感受，在系统间应造成转化的关系。
很多问题有形而上，形而下的关系。
形而下方面一件事往往只看到结构而无法知道它的动向。
动向与环境有关，所以要将自己与环境结合成一个系统。
了解自己在整个系统中的定位，在大环境里，随时注意自已定位的变化。
定位于阴阳、刚柔、虚实、理气的关系。
所以易经告诉我们的是定位之学，在原则当中做最好的改变。
易经中有一个卦叫“革”卦，革封即是顺乎天、应乎人的意思。
②易经的沟通分折。
要了解关系才能沟通，由了解来打破不道的地方。
沟通分析就是一种关系分析，从定位中去找关系，再把关系网应用在沟通上。
易经中，天地相交时即为沟通，故谓‘泰”，表示利的意思，天地分开，不能沟通，而成“否”卦，就是不利，做事情不能成功。
今天来讲，搜集“资料”是属于未沟通，将资料组织成“信息”后还不够，再将信息解释成多方面的“知识”；但有了知识还必须透过“了解”贯通才算是沟通。
因为了解形成了感情的沟通，在“知识”上仍旧是属于理，了解后才结合了气的成分。
这是易经中基本的理气沟通的道理。
②易经的决策分析。
易经是最讲究决策的。
每一个卦都在分析做决策，卦中都有一个“辞”，辞就是决策、判断。
既分析又综合，看卦是从分析中找综合，知微才能张显大事。
透过卦我们可以了解到“象”，卜卦就是表现出现象，象之后要抓到言，也就是“辞”，辞是过去人的经验，将象与过去的经验连在一起，最后是“意”，是自己的意思，主观的状态下做自己主观的目标、客观的现象加上过去经验做综合的决策。
在这当中所追求的不只是个别专家的能力，而是整体的决策能力。
④易经的领导分析。
领导要求适当的定位，当领导的时机未到时不能抢先上任，当领导时机已过便该适时停止。
领导术的分析在于能够知己、知彼、知事、知道。
简单的说，天是过去、现在、未来；地是前后、左右、上下，人是感情、理性、欲望，把它配合起来就是最好的领导。
最后提到领导也要懂得经、权的关系，经是守成不变，权是变通的。
我们要能变通但不流于乱，这靠所在的位子对、关系对、沟通对。
⑥易经的协调分析。
调合的目的在追求生生不已的发展。
从易经的分析来看，在于使得阴阳配合、刚柔并济、上下沟通、理气夹持。
例如在气上做安排，但要与理相调和，如请人吃饭是气的作用，但是也要有原因，这就是理。
在协调后，则能够增加效益，增加生产，发挥全体大用。
5、X、Y、A、Z理论与阴阳虚实及刚柔动静
透过管理哲学研究来看，有下列四种理论的产生：
①X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懒隋的、被动的，所以在管理上重视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
②Y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向上的，求进的，在管理上强调如何协助他去发挥他的善性。
X理论趋向阴的方面，因为阴是不动的，是虚的。
Y理论趋向阳的方面，是动的，是实的。
②Z理论：
日本的z理论强调团队、家族、安稳，不要太多的专长；重视共同作决策，在大家族上共同上发挥。
这在制度上升迁较缓慢。
④A理论。
美国的A理论讲求功效、责任感，在管理上重视效率，绩效的衡量。
以上四种不同理论，把A、X、Y、Z合起来，看不同的人来做应用。
据上图将四种管理方式分析如下：
a．AX。
我们叫做阴以刚制之，因为人性是阴的，就以刚来管理，提高他的责任感、积极性。
b．AY。
称做阳以刚迎之，因为人性是阳的，就顺其向上之心，用刚来训练他，使他成就。
C、ZX。
阴以柔容之，因为人是阴性，就用感情来涵容他。
用柔的性情去包容。
d．ZY。
阳以柔融之，因为人是阳性，就用柔来融合他。
这四种管理方式部可以用易经来看它，都可以相互运用，看何时、何地、何事来用。
结论
所谓管理方式，可以说是阴阳、刚柔、虚实、动静的关系。
这可以显示出利用传统哲学的道理，更可以发挥管理的功用。
易经所提出的哲学是一种安和乐利的境界，也就是管理最高的境界。
安就是定位；和就是调和上下、左右、阴阳等，乐就是安稳、快乐；利就是尽大利，发挥全体之大用。
易经中安和乐利的境界若能做到，则无往而不利，这也是中国人应该做到的。
四、战略的哲学基础
西方的学术思想，从希腊开始，就是理性的分析思考。
所以今天西方学术思想最后的根基，仍然要回到柏拉图的辩证法或欧几里得公理系统的思考方法。
当然西方的文化发展，不仅限于希腊的理性主义，其他如罗马的法律精神、基督教淑世的热城等，都对造成西方在世界文化的重要地位上，具有深远影响。
在中国来说，是一个伦理的、中庸的、中和的文化，其发展过程包涵很多层面，但并不在于理性分析上的特别突出，而在于生命和谐上的特别讲求。
西方的理性分析的哲学以及工业科技的发展，固然对人类有很大贡献，但也造成人类很多的困扰和危机，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以一种生命的经验和智慧，正足以补西方之短，如果能把中国的思想发扬光大，加以现代化，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同时，我们不只是把中国的思想现代化而已，更要进一步的世界化，使中国思想世界化亦即与世界文化相结合，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立于平等的地位去发展人类新的文明，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为了认识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价值哲学等，到底有什么贡献?
有什么作用?
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的深厚思想，落实在现代文化的各种层面。
我想从五个方面的定位来讨论：
第一是管理，即管而理之；第二是传播，即交流、沟通，第三是个人修养，即自修、修身；第四是伦理建设，即基于工业社会的重新组合而产生新的人际价值规范。
第五是科技知识的整理，即指出科技知识如生化、物理等，与中国本体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
例如西方学者最近提出生化方面遗传因子的组合与易经的六十四卦组合方式相吻合，这绝不是偶合，而是研究生命发展一个最根本的共同的道理。
至于用于战略上面，我想先从基本概念加以分析，然后再指出其哲学性，以及透过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与西方哲学的认知，来寻求结论。
从字义上来看，战略应该涵有计谋、方略、方法等多种含义。
仔细分析这些概念，可以得到一个图构，就是首先确定—个大方向、大目标，然后再划分以下的层面。
首先吾人要确立国家的基本大法、基本方计，以实现富国强兵、经世济国的理想，为实现此一理想，必须制定政策，要推行政策，必须有很多方案，把方案步骤化，就需要程式的设计，就是计划；执行计划就到了运作的阶段。
其中重大决策就可以称之为战略。
把战略落实在具体的运用上，因人、因时、因地、因特殊情势，作达成目标的努力，则可以称之为战术。
战略是从知到行，从原理到实现乃至运作一贯作业，故必须从整体思想去了解。
也就是要针对一个计划、一个方案、一个政策、一个基本原则去了解。
如此研究战略，战略才有其深厚的意义。
战略还具有连贯性和衔接性，一方面衍接整体的方案；一方面衔接推行的具体行为。
要了解战略的意义，还要认识决策的重要。
在现代化社会的运作中，任何目标的达成，都必须经过决策阶段。
决策是从知识到意志的过程，从哲学观点来讲，人要知，知要行；知是理性的、知识的，行是意志的、行为的，而战略正是把知识贯彻在意志行为之中，具有融贯知识与行为的特点。
从整体的认识来看，战赂是组成一切力量以实现目标，其过程是：
首先必须把握住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最根本的——本体；产生政策或原则；再变成制度，最后变成技术、技巧去运作。
战略是整体的部署和定位；战术是适当的、灵活的时空运用，亦即对战赂时中的运用。
制度是时空的定位的问题，运作是时空的掌握问题，所以战略的哲学基础，应该从易经中去了解。
易经是中国哲学思想之源，中国后期的思想最后都必归元到易经，定位是易经的观念，即天地定位的意思；时中是依时、依地作最好的变通的运用。
正位是讲求守经，时中是讲求达变。
因之，运用有应变的意义。
归纳起来，吾人就可以自易经观点对战略与战术获得一个较深入的概念。
现在先从孙子兵法来看战略的有关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较孙子兵法更具有哲学意义及周延性。
西方对战略及战争技术的研究比较晚，而中国则因为文化发源较早，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有很多经验需要综合，综合的结果，在军事方面就产生了孙子兵法这一本书。
所以孙子兵法虽然是在古代所完成，但它是来自广泛的经验累积，其中包涵的思想实在具有相当大的现代性，可以用现代语言解释得相当清楚。
另一方面。
吾人可从孙子兵法追溯到更深的根源，也就是老子的思想，并且更进一步从老子再引申出易经的思想．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首先强调的是“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说法。
因为战略是要实现政策，达到目标，如果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即是最好的方式。
这显示了中国人非赏的智慧。
要达到目标，如能把自己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定，一定要先站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无死地’。
这是战争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立于不败之地”和“无死地”呢?
一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叫做《新世界的管理观念》的书，其中提到“超稳定性”的观念。
他说美国很多的工业是应运而生，背运而减，时间一过就无法生存，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一书中，曾举出40几个工业，到今天已经完全落伍了，其原因就是缺乏一个“超稳定性”。
“超稳定性”就是基于深厚的思考，所产生的一种长程计划，足以应变，也就是足以适应任何风暴和转变而不会受到根基上的影响。
一般系统如果没有“超稳定性”，会因环境的变化或内部的变迁而受到损失，所以必须建立“超稳定性”的观念。
“超稳定性”观念，结合易经来说就是“不变”。
宇宙间“变”是一定的现象，如何以“不变”来结合“变”，容纳“变”，整合“变”，是易经的主要原则，即所谓“以不变应万变”。
“以不变应万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应？
应是要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该想到，而不是临时去应。
换言之就是整体系统要有相当大的伸缩性与变通性，这样才能以不变来承受变易。
如果不仅有应变的能力，并且能有“未来管理”能力，来控制和预测管理及控制未来（即具有所谓“前知”的能力），那就是更高明的层次了。
另外一个管理原则是简单。
基本原则要把握“简”和“易”的要求，如果系统太复杂，过程太分散，就很难收到统驭控制的效果。
所以如何以一驭万，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易经对变化的认识，就是从一个简单的组合，到一个稳定的系统以应付时代或内部的变迁。
从这一思想来看，“立于不败之地”就是立于“超稳定性”的整体系统。
在中国来说就是“道”，只有“道”才有这样的力量。
“道”是中国的一个理想的境界，同时也是实际体验到的境界，因为整个变化之机，其主动性、整体性、自然性就是“道”的特性，都可以从事实上体验到，而不是虚无飘渺的。
关于此点，孙子兵法也特别说到要掌握几项要素，就是“道、天、地、将、法”，这一结构是相当清楚的。
首先是“道”，然后一分为二是“天、地”，再把它合起来是“将”，再产生“法”，即所谓五校之计。
其中“道”是基本大法或根本的原理，是和宇宙、人性相配合。
所有的“道”必须是“大中至正”的，也就是“中道”。
此一“大中至正”之道，如何在自然秩序里分化为二，实现其潜在的力量，其分法就是“天、地”。
天是时间；地是空间，时空的关系是—而二，二而—的整体。
一分为二是易经的本体思考方式，但是必须把握那个“一”，如果一分为二以后，不能合起来的话，也就会失败，因为铺陈太大便不易掌握，所以在整个宇宙必须要一分为二，二还要合而为一。
因此，讲辩证法实在没有比易经更好的了。
孙子将“道”合为“天、地”，也就是时间和空间，再结合为“将”。
“将”就是领导，领导就是组织，就是用人。
从管理哲学来看，我把管理分为七个层次，就是：
计划、决策、组织、用人、领导、控制、协调。
一般谈管理哲学，只提到计划或决策，然后谈组织、用人、领导，并没有把控制和协调分开。
我认为控制是对物，即人对物、物与物的关系；协调是讲人，即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人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我们是把人和物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分开，人和物的关系是控制；人和人的关系是协调。
协调是透过人性的沟通与建立共识共信来达到的。
如果只有控制而没有协调，还是一种假象，最多是和平共存而已，不能持久。
“将”本身包涵很多意义，如孙子解释“将”的时候提出的“智、信、仁、勇”，就都是从人性的立场来着眼。
换言之，要谈领导不能只从物性来看，要从人性来看，要从人性与物性的配合来看。
“智、信、仁、勇”就是从人的共信、共识、共知来建立领导，如此才可以立为大法，成为制度，变成战略，付诸实行。
所以“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掌握人心。
孙中山先生说“顺乎天应乎人”，也是易经上革卦与兑卦所说的，顺乎天就是顺乎世界潮流，应乎人就是适合人群需要，是革命的基本原则，也就是“道”。
以这个“道”来结合时空中的相关因素，统合为一个领导组织来加以推行，这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从管理哲学，人性发展或历史教训来看，都是一个不变的道理。
孙子兵法所强调的第三点是“知”的重要。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人如果不知，就很难对事物下判断。
有时知道并不一定能够作判断，但是不知道则根本无法作判断。
知识是判断是非的基础，同时知识具有启发性，可以使人产生判断的能力。
科技知识也是如此，因为科技知识基本上是假说性的，必须受过客观的实际验证才能得到。
我曾在一篇《管理哲学》的文章中提到，知识决策化，决策知识化。
也就是决策要以知识为基础，知识要以决策为目的，如果知不能用，则知是抽象的，所以如何把知用于生活之中，是十分重要的。
孙子兵法中谈到“知”的地方很多。
大体说来强调要知三样东西。
第一是要知道整体和部份的分别，也就是全偏的关系，孙于所说的“道”就是整体，“九变”就是部份，第二是要知道“反正”，也就是“奇正”“经权”的运用；第三是要知道“彼此”，如孙子上所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总括来说，是由主体来知对象，以能知和所知是一种一分为二的活动，而用的时候则要把所知和能知，主体和对象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二合为一的活动。
所以，“知”基本上仍然是辩证法的运用，仍然是易经中的基本思考。
第三点是如何因时、因事、因地、因敌而行，也就是应用的问题。
当我们有了“知”，有了“立于不败”的道理，要怎样去用它呢?
这就需要应变、应通的原则。
这个原则在易经上可以找到根据。
知道原则，知道敌我关系是战略层次，而如何把它推行到事物方面，达到成功的目标，则属于战术范围。
孙子上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因为整个宇宙是变化的，所以孙子说：
“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
而对这种情况，就要能通变、应久，不过通变还是要基于一个整体的知识系统来通变。
第四点是从主体自我加以升华、加以把握，以加强整体中主体的深度，其表现是在于治心、治气、治力、治变等的上面，也就是如何去把握“道”。
“道”要透过主体，也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战略家不断的努力，去用心的掌握，才能达到百战百胜的目标。
要掌控“道”首须治心。
中国哲学谈“心性”，有心因为有性，有性因为有天，心与道有贯通的一面。
治心要透过自我反省，认识外界的宇宙。
中庸说：
“合内外之道，故时措之宜”’能合内外之道，才能把心充实起来。
治心之后，形之于色，形之于形，化为一种实际的形态就是气。
气是一种实际的身体状态与行为状态。
气表现为力，然后达到治变、致用。
依这样的次序来
达到变化莫测的境地。
所以主体的升华，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了解与配合，来做的个人的修养。
这也是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所特别强调的。
孙子兵法的精华很多，从以上所提出的四点，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确实具有哲学的意义。
如果把孙子兵法和老子道德经作比较研究的话，我认为道德经可能提供了孙子兵法一些认识上的基础。
当然从历史上考证到底两者何者在先?
其间的相互影响如何?
是属于另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在此不敢妄作论断。
不过老子很可能是孙子兵法重要的思想来源，而易经又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其发展应该是从孙子、老子到易经一步一步的向上追溯。
易经是夏、商、周文化的累积而为孔子所接受发扬，道德经则是此一主流中的一个新的旁枝。
道德经包涵的意义很多，有人说是本体论、宇宙论、人生哲学。
总而言之，它不只是一样东西，甚至不是一个人所写。
下面我只就几个与战略有关的问题，提供参考：
第一是得一无适。
道德经很讲求抓住根源，根源是无或无极，至少是已忘于形，而其本身则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
道德经上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其意义是抓到一就能创造无已，有所成就。
道德经三十九章又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如果得到这个“一”，就不需要特别执着在那一方面，且能实现一物之理想状态。
所以如何掌握“一”非常重要，了解了“一”的观念，就能驾驭自我，驾驭这个世界。
换言之，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立于不败之地以后，运用才能够自如。
第二是无为转化。
得到一即可以立于不变应万变的立场，然后才能无为而转化。
无为并不是完全清静无为，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所以一无所为不能叫做无为。
无为是动态而非静态，要透过无为使一个整体发生自然的转化，不假以机械而达到一种最佳状态，才是最高目的。
从战略上讲，如果能运用谋略自然解决，不动一兵一卒而得到胜利，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这也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的道理。
第三是相反对治。
为达到目标，可从相反的一面去想办法，不应把事情看得很呆板，要把宇宙看成一个变化不居的宇宙，把时空看成一个变化不居的组合。
道德经三十六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袭明”。
其意义是说事物的发展，其变化规律是发展到极致自然就会归于消除；“消息”是宇宙的自然现象，能够掌握“消息变化”之机，就是成功之道，也就是相反对治的道理。
第四是大致无形。
掌握了相反对治的原则以后，在运用上还要能大象无形，见小为大，掌握整盘的棋局而不流于形迹。
如何看到大的现象固然重要，而如何看到最小的现象也是很重大的问题，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战略，就是要能够掌握大和小。
我们过去的许多失败，就是失败在我们没有看到大局，也没有看到小点。
所以，大小、远近、强弱，都是相反对治的延伸，都是很重要的观念。
在这一方面道德经里提到很多，不再加以引述。
第五是未兆先谋。
未兆先谋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开始以前，先作整体计划。
处于现代社会中，此点尤其重要。
如果只是临时应变去求发展，最后必然有一些想不到的问题存在。
只有事先考虑周详，制定很多方案，才能掌握先机。
立于不败而方寸不乱。
但是未兆先谋要知道“兆”之所以起，就是见小。
道德经有很多启示，要从最微之处，找到最大的东西。
预见先兆在易经里就是“察几”“见几”。
道德经的此一思想，在易经上显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总而言之，从孙子兵法到老子道德经是一个哲学基础的延伸。
下面来谈易经。
我认为中国思考方式的来源是易经。
最近大陆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可能是最古老的一本，其顺序与周易有所不同。
由此推断，周易以前可能另有一种易经的组合，传说中的归藏、连山也确有可能。
从易经的历史渊源来看，的确有夏、商、周文化的背景。
整个夏、商、周都重视“天命”，尚书中也曾提到“天命无从”。
从这一点体会，判断易经是综合夏、商、周文化所发展出来的一套彰显“天命无常”的符号系统，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虽然不能确切说出伏羲、文王是何时、何人，但易经在中国思想方法的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尽管有很多人不赞成易经，不研究易经，但是其思想方式，从现象学去观察，仍是易经式的，只是没有体系化而已。
中国人不论是在语言上或价值判断上，往往受易经的影响而不自知。
举例来说我们常用的一些语汇如革命出自革卦；无妄之灾出自无妄卦，观光出自观卦；制度出自节卦；否极泰来出自否卦、泰卦。
其他如乾坤、阴阳等，也都深受易经观念的影响。
易经本身的组织----卦，代表一个结构和变化。
宇宙的现象都是一个结构，并且是活的结构，随时在变化之中。
可以从内部的局部的变化形成外部的全体的变化，内部的变化是说内部产生必须变的因素，由于内部某一部份的变导致另外一个卦的形成。
这就是中国常说“变卦”，其整体性的意义非常明显：
部份的变影响到全体，正如下棋一子之差全盘皆输，相反的一子之对也会全盘皆赢。
变卦之变甚至于相反也可以变，颠倒也可变，其方式可以错、综、移、互来说明：
错是相反，综是相对；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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