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征路红军吃什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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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征路红军吃什么

漫漫长征路，红军吃什么

　　翻译伍修权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瑞金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

鸭子长得很肥。

长征前夕，他们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

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

伍仍记得1934年10月10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

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1934年10月16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

　　1935年新年

　　红三军团四师在大苗川得到苗族同胞理解和支持，通过平等交易筹足了军粮。

但在买粮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该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回忆录中说：

“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

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

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

’”这时距1935年新年已不到10天了。

　　1934年12月23日，红一军团经过65里的行军，由上格东经乌鸦铺抵达偏寨。

肖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上格东打了两家土豪，没收肥猪十二头，谷子百余担，把一半谷子和部分物品分给穷人，老公公、老婆婆都高兴得哧哧笑。

他们说，要不是红军来，哪能分得这许多谷子和物品！

”

　　12月27日，由李聚奎、黄?

d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攻占了施秉。

肖锋在日记中记载他们打了几家土豪的情形：

“这里土产甘蔗糖饼子很多，每个人都吃了个饱，还带了许多做干粮。

”肖锋说这是入黔后生活最好的一天。

“这一带靠湘贵公路，沿途树林很多，敌机来得少一点，白天走路方便，掉队的也少了”。

　　郭林祥回忆：

红军干部团从黎平出发，跟随中央纵队经锦屏、施秉、黄平，于1934年12月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草塘）。

干部团在猴场附近宿营地，举行了迎接1935年元旦的联欢晚会，每个红军战士和干部都发了一块银元的过年费。

红军进入贵州后，打破了长征初期左倾统治下的沉闷气氛，各部队的宣传队也活跃起来了，红军驻地贴满了各种宣传标语，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在贵州和云南：

宣威火腿

　　红军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

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

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

杨得志将军回忆说，上级通知，部队上街买东西要用银元和铜板，不要用纸币（那时各单位大都有在江西发行的中华苏维埃纸币，也有缴获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印的伪币，由于群众怕“变”，不愿意要这种货币），没有银元的单位，可以拿纸币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没收委员会”去兑换。

　　1935年4月27日，由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打下宣威。

宣威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城市，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

此时随红九军团行军的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说：

“（红军）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

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两三只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

云南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如下记载：

在云南红军从富足的火腿栈房中，没收了好几千只火腿，就有数十里外的农民来领受这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

他们又照这个办法分配了几十吨的盐。

在贵州的时候，从许多地主和政府官吏们那没收了许多鸭子，红军天天吃着鸭子，直到吃厌了。

从江西出发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银行里，带来了大批的南京政府钞票、银元与银块，在他们路过的穷苦区域里，他们就用这些钱来买所需要的东西。

　　在雪山：

青稞麦、野菜

　　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农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

红军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装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老百姓总数不到百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

这愿望当然不能达成，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

　　1935年6月底，红军离开懋功以后，困难与日俱增。

沿途荒无人烟，更无生意买卖，藏民大多数藏匿或逃走。

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菜、荞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晚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

　　中央红军到达卓克基时，一切后续部队均集中卓克基，进行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四天。

四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驻卓克基，向藏民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则格前进。

沿途藏民渐渐打消敌意，但因国军方面的恐吓和欺骗宣传，所以仍然逃避一空。

在这四十里的行程中，雨雪泥泞，路滑难行，而且到了绝粮的地步。

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

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早期青稞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

　　“为割麦而斗争！

”红军当局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负有抗击追敌的部队筹划粮食。

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的部队和伤病员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运动。

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起，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

高兴起来就唱起歌来，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有的唱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

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谓痛苦，只有热情和快活。

　　1935年7月初，中央红军到达上打鼓，并在上、中、下打鼓布置宿营。

因此地地势较高，麦子才开始含蕾，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如野芹菜、野苦麦菜、野豌豆叶子等，以对付饥饿。

每人每天只吃三两粮食和一些未加工的青稞麦子，肚子饿得确实有点难受。

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一点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

　　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

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

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在这一条中规定：

“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

”“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

”“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

”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

杨成武在毛儿盖带着筹粮的队伍上山找到了反动土司藏起的一批羊。

红军们赶走了敌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牦牛几十头，绵羊五六百只。

这一天，虽然没有盐，他们还是饱餐了一顿，分配给了兄弟部队一部分，剩下的牛羊杀掉后都煮熟，一块块切开，再串起来做成了肉干。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

红军在毛儿盖筹粮时，还曾用喇嘛寺的用面粉做的泥塑烙过饼充饥。

但后来筹粮委员会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寺，就是反动派砸碎的“泥塑”也不能动。

红四团团长带着的筹粮队在一个反动土司的家发现了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这道墙特别厚。

大家动手拆开一看，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不仅有粮食，还有枪支、弹药，这更证明了主人的身份。

同志们管它叫“密窖”。

以后他们又一连发现好几个“密窖”，按照筹粮委员会的规定，凡是敌人留下的东西，一律没收。

　　在草地：

皮带和马具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写道：

草地行军时，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法煮饭。

各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结成一块。

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扭扭。

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

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日益减少。

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

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

水是一个问题。

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

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

许多人死了。

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

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

有些野菜也有毒。

　　黄克诚回忆说，红军进入黑水、芦花等藏民居住地时，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

当时设法弄到了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们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

　　部队为饥饿所困，人人饥肠辘辘，十分难耐。

看到全师缺粮的情况，胡奇才同张贤约师长商量，拿出几匹马来杀了，分些肉给各单位。

胡奇才回忆；“事先我作报告，请同志们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不要再偷别人的一点点粮食了，走出草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现在就是把马全杀了，也要让同志们走过草地。

”红军战士觉悟高，经过途中思想工作，又杀了一些马分给大家，总算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后来把能杀的马也杀得差不多了，只好把牛皮制品用火烤烤吃，或用水煮煮吃。

　　郭林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走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带的干粮就吃完了，肚子饿急了。

好不容易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后丢下的一块皮，我捡起来，把毛烧掉再烤，半生不熟的，洗一洗就吃，一边咀嚼还一边吱吱地响，靠这块牛皮维持了一天”。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

长征中某日，“我们红二方面军与红三十二军相遇同行。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

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

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

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

　　出草地后：

“大家要食得好”

　　率右路军先头部队到达班佑的叶剑英和程世才，在当地打垮了一次敌人三千多骑兵的袭击，缴获了一批战马和牛羊。

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战利品送给了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

后来，博古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曾感激地说：

“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饱餐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

　　唐金龙过草地时，数日没吃饭，饿极。

出草地后，见有藏民巴扎，唐急购二十只鸡、两个“锅盔”（每个约五斤重），与李文清等四人聚餐，狼吞虎咽，一扫而光。

半夜，四人均腹胀如斛，于地上打滚不止，一人竟胀死。

故唐金龙回忆说，长征途中，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红军长征到哈达铺，中革军委下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命令：

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全军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挑夫，每人先发大洋一块，用于改善伙食。

其时，五块大洋可买百余斤肥猪一只，两块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块大洋可买鸡五只、鸡蛋百余个、蔬菜五六担。

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

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

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吃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

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互相见面时，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

“同志，哎唷！

过新年啊！

”

　　杨定华回忆说，当时一提起这个口号就要引起议论纷纷。

有的说：

“唔！

在家里过新年也吃不到这样好。

”我们电台上有一个来自贵州的?

缸铀担骸拔沂?

八岁了，除了我姊姊出嫁那年吃过鸡子，到了红军才经常有鸡子吃。

”另一个又说：

“我们江西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过年才家家有鸡子吃。

”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

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

　　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不同。

他们与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像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们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队不一样。

跟其他红军部队一样，劫富济贫，把一部分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留下的部分足够满足自己的需要。

长征开始时，他们的军队粮草充足，还能向非常穷困的第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著名战将。

长征中，曾率部担任红四方面军筹集粮食和侦察道路的双重任务。

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头天，沿色曲河两岸筹集了四百多头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部分粮食。

那里的羊很大，人骑在上面还跑得很快。

有些战士看着筹集到那么多牛羊，高兴得马也不骑了，骑着牛羊返回集合地点。

继而，被抓到的几个俘虏供出了反动土司的牛羊转移地点，部队连夜搜索，按“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的八千多头牛羊全部收缴。

继续北上，在西倾寺、壤塘等地，又筹集了三千多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

7月13日抵近阿坝，又根据藏民提供的情况，分兵搜索，找到了六百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

但未发现土司武装。

许世友率这支组建不久的骑兵部队，一路上经过七十二次战斗，虽只剩下了两百多人，但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

根据许世友的回忆，四方面军供给情况应优于一方面军。

　　“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三过草地，吃的苦也不比红一方面军少”。

1996年3月20日，陈锡联在北京回忆红四方面军长征过草地的情景，对笔者说：

上是青天，下是草地。

上午12点钟，可以把衣服脱光，打赤膊；一到傍晚，草地落满雪。

偶遇豌豆苗地，前面走的人吃叶，中间走的人吃秆，后面走的人吃根。

缺氧啊，身体不好的人，起先看他走得好好的，接着就晃荡起来，再接着就摔倒了，拉也拉不起来。

　　尤太忠回忆三过草地时，伸出指头告诉笔者：

“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

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

”尤太忠说：

“牺牲了一半啊，主要是饿得走不动了。

没东西吃，大多是饿死的，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

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杀了吃。

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

我就吃过牛皮。

把毛箝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

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

　　1935年9月1日凌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消灭了前来增援包座守敌的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

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说：

“敌主力被歼，后勤部队企图逃跑，我军猛追，缴了七八百条牦牛和马匹，牲口驮的粮食和弹药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与此同时，围攻包座的我军，也向喇嘛寺里的敌人发动了几次猛攻。

夜两点钟，守敌除二三百人趁大雾向南坪方向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

敌人逃跑前，放火烧寺里的粮食，我军攻占后迅速将火扑灭，有的战士跳到冒着烟的粮食里，抓出烧得焦煳的粮食，大口地吞嚼。

程世才说：

“他们是忍着饥饿同敌人厮杀，取得胜利的啊！

”

　　本文资料来源于许世友、伍修权、陈锡联、王平、杜平、孔庆德、郭林祥等老红军采访笔记和肖锋著《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成武著《忆长征》（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余秋里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美]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1936年《救国时报》首发）、[美]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等。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