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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琐忆
读书琐忆
一、一卷在手，万事大吉
索尔·贝娄有关一段真假难辨的牢骚：
人到晚年回忆一生，能够记起的只有一些荒诞模糊的影子。
此说其实就是“人生如梦”的同质性表达，绝不可取。
可在我的往事记忆中，还真的只剩下一些与书相关的影子了——尽管我还没有进入晚年。
佛家说，“求不得”是人生“八苦”之一。
我一生喜欢读书求知，可实在没有多少所得，然而也不以为苦。
我把“读书”更多地视为与旅游类似的修闲，而不是应付职业需要的学习，与“黄金屋”、“颜如玉”更无牵扯。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
无意中登此堂奥后，我才明白：
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时，不仅“求不得”的烦恼不会发生，一切烦恼都可能淡化。
一位朋友要开书店，邀我写一广告口号。
我便将自己的真切体验告诉了他：
一卷在手，万事大吉。
佛家的“定慧双修”却很有道理：
从外在约束到内在自觉是一个无限的互动过程。
抽象地论证何者第一性或逻辑先在性，没有任何实践意义。
读书于我，也是如此的。
80年代后期的市场化改革使社会矛盾突然激化。
这一趋势在公共领域的体现是传统价值观的动摇和生活本身的动荡。
那时，知识界流行的“三道儿比较说”使我恼火了好几年。
教书的“黑道儿”是我的理想，当然不会后悔；“红道儿”的权势、“黄道儿”的财势也没有使我失去心理平衡。
众所周知，来自哪里等冲击最令人难以忍受。
那时，我得确是靠着读书来支撑自己的。
遇到有人真诚地建议我“转道儿”，我婉拒的理由总是“哪里去找每年60天的寒暑假”。
其实，我真正无法割舍的存在有两种：
一是教师职业的精神空间相对大一些，适合我的生存；二是学校那几间简陋的书库，尽管藏书不多，但足够我沉溺终生了。
在给书店朋友的宣传文案中，我曾写过道：
一卷在手两耳不闻三昧岂止四书五经？
六合在胸七窍通灵八荒只有十家九丘。
据说，陈寅恪先生20多岁就因为读完了所有的中国书而感伤，他大约有这种资历。
我一生能够翻阅几个书架就已经知足了。
联中“岂止四书五经”、“只有十家九丘”，是对那些采用“运动式”、“传教式”或“促销式”的手段炒作“儒学”、“国学”的行为深表不满，并非是我狂妄。
大概是受到文学专业的影响，在我看来，读书的实质是一种心理实验，其核心项目是打破时空间隔、将个体生命的历史置于思想的显微镜下来审视、体察。
见惯了多种形态的同质、多种运动的趋近，自然会产生几分了悟的喜悦。
“一卷在手”的意义所以被夸张为“万事大吉”，实在也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内。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是无聊的自欺欺人；只拥有萝卜就说萝卜甜，这是有益的乐天知命。
二、少年不知书滋味
我很小时就开始“读书”了。
那个时代对人的塑造力度，至今回想起来，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像我这样1953年末出生、1965年上中学的孩子，居然读过许多流行的政治理论，真是不可思议。
读得结果，当然是不知所云。
即不清楚“斯大林问题”的实质，也搞不懂“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究竟何在。
现在只记得，放学回家后，坐在楼梯上读自家的报纸，直到母亲在昏暗的暮色中下班归来。
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往事，有两件记忆犹新：
一是老师问大家读过哪一种“毛著”选本，多数同学说“乙种本”；我的回答是“甲种本”，于是受到表扬。
表扬的内容大约是“初一同学读甲种本很了不起”吧。
由于历来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次表扬让我感激了很长时间。
再者，刚上中学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同桌的她”正在攻读“矛盾论”。
这对我来说真是强烈的震撼。
那可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呀！
后来，这种震撼、钦佩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心灵震荡。
她娴静、专注的神情从此留在了记忆深处，并演化为一个象征着青春迷惘的符号。
在我的“哲学情结”的水底，会不会潜伏着一条不再长大的小鱼？
但愿如此吧。
成为大学教师之后，早年的书影曾意外地满足过我的虚荣心。
同年长我十来岁的老师们闲聊时，我可以对相关的话题做出较大量的补充或更正，这使他们深感意外：
“你怎么也读过这些东西？
那时你才几岁？
”这是一个多么便于顺势炫耀一番的疑问！
于是我开始大谈“想当初”了。
其实我知道，那近乎荒诞的读书现象只有一种价值——为反思提供样本。
读书功用的实现在于形成自己的思想。
不产生思想的阅读至少是在浪费生命。
三、禁果的悲剧
神话的阐释空间虽然广阔，但基本意蕴始终是明确无误的。
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是人类原罪的起因，也是包括个体生命有限性在内的人类苦难的根源。
但它毕竟也人类智慧和道德意识的原点。
人们用“偷吃禁果”来隐喻少男少女间的隐秘事件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道德世界的阿基米德点被禁锢在空洞的口号里。
那个时代构建的精神文明缺乏生命体验的支撑，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成为了替代性的根基，反人性的理论与实践由此萌生滋蔓，直至那些倡导者也身受其害。
应该是1964年前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波及到了学校。
动员师生交出“黄色书籍”，大约是一个重要的教育举措。
母亲办公室的里间就曾暂存过一批收缴的书。
于是我才有机会品尝到另一种禁果的滋味。
由于水平所限，像《红楼梦》、《十日谈》一类被“黄化”的文学名著，我看不大懂。
然而，仅仅因为是禁书，阅读的刺激就凭空翻了几倍。
母亲在外间屋办公时，我便做出写作业状。
她离开后，我才敢捧起禁果，狂啃一通。
禁果并没有给我带来阅读的享受。
除了心惊肉跳之外，最痛苦的是长期无法摆脱的犯罪感、负疚感。
不过，由于自然本能得到的刺激与发泄，快感也是强烈的。
那段时间读到书中，刺激最强烈因而印象也最深刻的当属《性史》。
其时，我还不清楚“性学博士”张竞生是何许人，更无从发现张先生基于科学与人生艺术的立场研究性行为的先驱视野。
只是觉得，写作和阅读这种书的人实在是无耻之尤。
后来我才知道，像潘光旦、梁实秋这样的文化名流也曾对张竞生嗤之以鼻。
我最崇敬的教育家、我的母校校长张伯苓先生甚至曾提请天津警方查禁此书。
由此可见，理解张竞生的思想有多么艰难。
“偷吃禁果”带来的最消极的后果是变态心理的形成。
我们那一代人大都不能较平实地理解性文化，而这恰恰是青春期期末考试的应用题。
一方面是出于本能而无法抑制的生命冲动，另一方面是基于意识形态规范、甚至是脆弱的道德洁癖而生的犯罪感；在两种力量的挤轧撕扯下，健全的心理世界怎能建立起来？
更不要说什么纯洁高尚的爱情观了。
变态的心理和荒诞的现实相结合，使我亲历了许多卡夫卡式的情境。
在那时，普通人犯错误的罪名以“现行反革命”和“流氓”为最多。
这两种罪的认定和处罚都有较大的裁量空间。
我所在的兵团连队聚合着200多少男少女，写小条或当面表示倾慕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些当事人竟然将这些信息交由组织处理。
于是，“流氓”便逐渐多了起来。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初以破口大骂来显示纯洁的朱立叶们，竟然也有“吃回头草”的个案！
可怜的罗米欧竟然也不计前嫌，致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看来，还是我们中国人的见解最深刻：
不是冤家不聚头。
在政治与文化高压下形成的道德境界有多么可敬，高压解除之后的道德崩溃就有多么可怕。
伟大的米兰·昆德拉为什么会感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因为我们曾经担荷过生命不可承载之重。
人到中年后，我对这一代人有过一个很悲观的结论：
我们没有青春，从少年直接进入了中年。
逝去的青春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从没有青春的体验，只有“过屠门而大嚼”了。
这可能是中年人读言情小说或言情肥皂剧的心理机理了。
四、读书的运动
十年文革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小运动构成的。
对基层单位而言，许多“小运动”根本无法附会初始的政治意义，干脆就变成了读书运动。
最典型的一次是1972年后的读六本马列著作。
那一年的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至今也弄不清楚。
反正能使近200名中央委员都上当的事情，肯定非同小可。
这六本书大约蕴藏着其中的答案。
不过，作为一个19岁的小战士，我还是没有读出什么名堂。
如果说到收获，《共产党宣言》使用充满诗意与激情的语言，如此明晰地阐述复杂的思想及其流变，这一功力使我惊叹不已。
至今，我在课堂上还经常以它为样本，解析理论表述的语言魅力。
再有，《论法兰西内战》对现实事件的深刻洞察与精辟分析，使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实用价值。
六本书的运动，在我的连队中鼓动起一个长达两年之久的读书热潮。
我们这一代人大都爱读马克思主义。
我离家下乡时，箱子里装的就是人们熟知的艾思奇、列昂捷夫等人的入门类书籍。
还有提起来就令人愤怒的1938年版《联共（布）党史》。
那时的读书还是囫囵吞枣，最多是“读知识”，远没有进入“读思想”的境界。
好在我的身边猬集着成群的“臭皮匠”，讨论之于读书的必要性，我还是领会到了。
提到那个时代的读书热潮，必须谈谈九一三事件的影响。
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也不会再如此残酷的“思想崩溃”事变。
经历过一段虚无与怀疑的阵痛之后，一个新的“我”诞生了。
其实，新生的“我”依旧很幼稚，只是不再轻信书本了。
这种不轻信的操作程序也很简单——听听另一种声音。
例如，俄国书中对1905年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通常使用一句套语来概括：
全国到处都布满了绞架。
但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却引用大量证据说没有绞死几个人。
真相究竟如何呢？
学者可以专门考证，普通读者只好在阅读中积累资料，推而论之了。
请看克鲁普斯卡娅的权威记述：
在西部利亚流放地，列宁每个月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取8个卢布。
这8个卢布保证了列宁每周吃到一只羊，另加一些牛肉，还可以雇用一个小姑娘充任“半天保姆”。
当然，列宁夫妻的流放生活是在1901年之前。
由此推论斯托雷平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决不令人信服。
我的“推论说”针对一般读者的困惑而言，它包含了鉴别、比较的前提，总比轻信好得多。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早在1887年因“弑君谋逆”被处决。
11年后，这位弑君者的弟弟在流放地还可以到法庭帮人打官司。
这在我国的封建时代难以想象。
我们的推论不能局限于比较“同罪”犯的待遇。
中俄历史与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不能用“封建君主制度”的最大公约数来弥平其峰谷；这才是有价值的结论。
因为，它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提出了质疑。
“运动式的读书”也是指集中读一类书籍。
读“灰皮书”和“黄皮书”时就是如此。
作为“内部参考”的书籍，这些灰、黄皮是怎样流入我们连队的，谁也说不清楚。
在读书的小圈子中，一向有不问来源的默契。
“灰皮书”中好像有铁托、卡德尔的传记资料。
我唯一记住的是两个波兰共产党员写的“铁托叛徒集团”的种种酷刑。
“黄皮书”好像多是苏联当代文学。
我读过《多雪的冬天》、《落角》、《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
当时的印象是“官场恶斗，天下皆同”。
这种集中读书，其实我早就经历过。
文革中，我们几个淘气孩子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书库。
某省戏曲研究室借用母亲学校的办公楼，他们资料室的锁被一位高手轻易“破解”了。
于是我们可以自由进出其间。
当时，我只是喜欢翻阅一些介绍剧情的资料，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戏剧故事的致命缺陷是公式化。
与之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我的学校。
学校图书馆被造了反，大部分图书被转移到学生宿舍。
除了大批的当代小说，我还读了N年的《中国妇女》、《中国青年》。
那个时代的人都崇拜英雄，我也不能免俗。
无论是战斗英雄，还是劳动模范，我至今还能记住许多人的名字与事迹；甚至包括苏联的“斯达汉诺夫”们。
五、我的书房
一般而论，读书的环境、动作方式与阅读效果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古代人读书可能如一些绘画所示；侧卧榻上，一手持杯；读到畅快时，便“浮一大白”。
恩格斯说，手持烟斗，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读书是他最感愉快的事。
这两者我都很向往，因为它体现了最高的生命境界—自由。
在我看来，自由的真意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宰制，或曰，主体性的实现。
我在18岁时曾经当过连队的文书。
这个最低级别的、半脱产的“办公室主任”是我一生官运的顶峰。
那时，我有了自己的书房——弹药库。
外屋有几排枪架，里屋被几十箱子弹、手榴弹填满。
在仅剩的几平米空间，我用两个装有少量谷物的麻袋铺成的一张床。
一盏马灯、一个罐头盒（可做“卫生间”用），还有一本书。
这使那些住集体宿舍、按时熄灯的书友们羡慕不已。
在那间书房的里面，我还贴上了一幅对联表达自己的得意：
陈枪列戟生鬼地，聚墨藏书修仙天。
后来，这幅对联被连长愤怒地撕掉，并踹了我几脚。
我很感谢连长以这种方式使我开窍：
在弹药箱边使用煤油炉是多么愚蠢。
大约8个月后，我执意回到了原来的班里。
为了读书，我搬到没有炉子的外屋。
内蒙古的冬天实在太冷了。
里屋睡觉都要戴着皮帽子，外屋的滋味儿更可想而知。
没过多久，我就搬回里屋了。
“批判的武器”毕竟抗不住“武器的批判”，这也算是我读书的心得之一吧。
我曾经认为，读书的选择与年龄相关。
十几岁时是诗歌时代，二十几岁又进入小说时代。
以后的几个十年分别属于历史、哲学和宗教。
人们的心态演变和读书的选择大体上是如此的。
可我自己读书好像“杂食动物”，什么书都想翻翻。
于是，我的书房（实际上是阳台）什么书都有，随手拿起，又随手丢弃。
所以，我将书房命名为“一锅粥斋”。
这可能与我的领袖崇拜有关。
我们一位领袖的房间里到处都摆满了书。
书中夹入的大量纸条似乎表明，他也是率性任情地泛舟书海。
另一位领袖则要“法古今完人”，所以学来了曾国藩的“读书不二”的功夫，即“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可后者的确没有前者读得更好，这足以证明我“环境、动作与效果无关”的结论了。
再者，“读书不二”显然不符合学识积累的规律，也好像有悖于精神自由的天性。
两位领袖分别成为反叛者和卫道士，其读书方式就已经透露出文化品格的差异。
六、爱智与求知
我虽然很喜欢哲学，但很长时间搞不大懂：
为什么希腊人将“哲学”解释为“爱智慧”而不是“智慧”？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而没有将“爱智慧”当作天性？
后来，我发现爱智与求知确有很大差别。
知识是人类对于真相的追求与把握。
既然“求知是人类的天性”，那么，求知就会在真伪与多少这两个维度上没有穷尽；否则，岂不意味着“天性”可以改变？
知识既然是主体认定的客观真理，它就永远不会改变主客体对立的本质，进而达到那个形而上学的悬设——绝对真理。
关于真理，希腊人的见解无比精彩：
真理就是“除蔽”。
除去由客体自身的复杂性与主体的偏见所交织形成的种种遮蔽，真相才有可能渐露面目。
智慧则全然不同，它只是人类调整主客体关系的一种态度。
欲求得最有佳态度，当然要以对客体的正确认知为前提；因此，知识是智慧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有了知识未必自然产生智慧。
在我们这个“科学帝国主义”的时代，智慧的衰退、人文精神的丧失，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忧虑；“诗意地栖息”于这个星球上，也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恰恰在这种共同性中，我们感受到宿命的残酷：
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控制了市场的舵轮，也厄住了人类命运的喉咙。
名噪一时的罗马俱乐部曾经向人们发出过严厉的警告。
这些警告也曾经引起过无数灵魂的战栗。
但是，在贪欲和私利面前，警示与智慧永远是毋庸顾及的滋扰。
那些对自家的环境安全百倍珍视的人们是如何对待“东京议定书”的，是如何捕杀鲸鱼的，是如何把核废料、工业垃圾运进邻居院内的，地球人都知道啊！
这里，我们无意中触摸到智慧的另一个敏感区域，即它的道德属性。
既然将智慧规定为“调整主客体关系的一种态度”，它自然就有一个“主体间性”的问题存在，有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存在。
据说，数不清的知识精英曾经会商过人类最高的普世伦理原则，并且选择了一句最精彩的格言铭刻在联合国的大厅里。
这就是中国人孟轲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智慧的结晶，与知识并无关联。
黑格尔有一句揭示哲学本性的名言：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暮色苍茫中起飞。
它为希腊人的“爱智慧”说做出了生动的注释。
密涅瓦就是智慧之神雅典娜，她的智慧之鸟不喜欢晴空旭日。
万籁俱寂的夜晚是人们陷入冥思的时刻，智慧也只出现在冥思之中。
讨论爱智与求知，是探求读书的终极目标。
如果以人设喻，谁都会把智慧比作灵魂，知识应该是人的体力或能力。
没有灵魂的控制，充沛的体力或超群的能力会导致什么结果？
读书当以爱智为指归。
爱智涵括了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对知识的反思。
阅读只是积累思考的材料，思考才是阅读的功能实现。
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人说，大自然是上帝的著作；我们则习惯说社会、人生是一部大书。
其实，这是同一个意思：
生活实践中的体验、思考才是真正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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