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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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
春秋左傳注
楊伯峻
前言
(一)春秋名義
春秋本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名,所以國語晉語七說:
「羊舌肸習於春秋。
」楚語上也說:
「教之春秋。
」墨子明鬼篇也曾記各國鬼怪之事,一則說:
「著在周之春秋。
」二則說:
「著在燕之春秋。
」三則說:
「著在宋之春秋。
」四則說:
「著在齊之春秋。
」隋書李德林傳載其答魏收書也說:
「墨子又云:
『吾見百國春秋。
』」(今本無此文,孫詒讓閒詁辑入佚文中。
)
春秋之名,似乎其來已久。
據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說: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
按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
由此,劉知幾論定:
「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
」但這種推理,很難使人信服。
汲冢璅語,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
劉知幾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記的是太丁時事,這個不必懷疑。
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時原有的呢,還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後加的呢?
則難以肯定。
據史記殷本纪,殷商有兩個太丁,第一個是商湯的兒子,殷本紀說: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
這個太丁既未曾坐過朝廷,自無時事可記。
第二個太丁是紂的祖父。
殷本紀說:
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
帝太丁崩,子带乙立。
帝匕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兩個太丁,後一個太丁,龜甲文實作文丁。
王國維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未曾考及這個文丁。
據後漢書西羌傳和注及通鑑外紀,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襲史記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誤,唐劉知幾史通也誤把文丁作太丁,而其人為紂之祖則甚明。
但並無夏殷春秋之名。
徧考卜辭,確如于省吾歲時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無冬、夏气更没有「春秋」這一雙音名詞,足見所謂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加,並不是如劉知幾所云「其先出於三代」。
據墨子,各國的史書都叫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傳說: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孟子離婁下也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那麽,「春秋」既是各國史書的通名,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
因為各國史書,有的各有專名,晉國的叫乘,楚國的叫檮杌,它們和魯國的春秋,是性質相同的書。
為什麽叫「春秋」呢?
根據春秋經,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時)的第一個月,縱是無事可記,也寫「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於西周。
以詩而論,我認為豳風作於西周,七月有「春日載陽」;小雅出車也作於西周,有「春日遲遲」。
說文夂部說:
「夏,中國之人也。
」而朱駿聲說文通训定聲却說:
「春、夏、秋、冬四時並本字本義。
」林義光文源徵引這一說法,並引右戲鬲「夏」作「■」為證。
秋季本為穀熟季節,所以說文禾部說:
「秋,禾穀熟也。
」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秋」字正是這意義。
左傳僖公十五年: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這個秋字,正是四時的秋。
古鈢(璽印之璽)文常見「千秋」字,「千秋」正如詩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三秋」。
古人每年莊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猶如「千年」,「三秋」猶如「三年」。
冬,說文《(冰本字)部云:
「四時盡也。
」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
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為終,如頌鼎「頌其萬年眉壽,㽙臣天子霝冬」,「霝冬」卽「靈終」,和詩大雅既醉「高朗令終」的「令終」同。
井(邢)人安鐘云「永冬于吉」,即「永終于吉」。
詩唐風葛生∶「夏之日,冬之夜。
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記事,標明春夏秋冬的,據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
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王」,乃三代恆辭。
趙汸說的重點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點在「春」字。
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也說:
商鐘銘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
然而他們所舉商鐘,不曾傳到今天。
而在傳世彝器中,樂書缶有「正月季春」的紀載。
「正月」是晉用夏正的「正月」,對周正來說就是季春三月。
還有商鞅量標有「冬」字,這個商鞅量自己說作於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後一百三十多年。
古本竹書紀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還有修改變動,然而原本既已喪失,現在不能不依靠輯本。
而輯本也绝大多數不標春夏秋冬四時。
唯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四、北堂書鈔一五二引西周時一條,說: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这一條不知道是否紀年作者鈔自西周夷王原始紀載,還是他本人改寫。
但這條的「冬」宇,依情理論,後人難以妄加或妄改。
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麽,古代史書於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記事之月,標明春、夏、秋、冬,從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於四季中,較多的重視春、秋二季,所以經常把「春」「秋」一字連用。
如周禮天官宫正說: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又地官州長說:
「春秋以禮會民。
」詩經魯頌閟宫說:
「春秋匪解。
」(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禮記中庸說:
「春秋修其祖廟。
」其餘如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周語上「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楚語上「唯是春秋所以從先王者」,春秋二字連用的多得很。
這些辭語有些在春秋經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寫於春秋經文既成之後,更是寫在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之後,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時代以前的現象,是不容置疑的。
無怪乎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說: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意思是史書之名為「春秋」,卽是節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
至於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說說孔丘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統曆說「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後來别的書也叫做「春秋」,現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義和史書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内。
(二)春秋和孔丘
據史記、漢書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绿等書,春秋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是三種講解本。
三種傳授本,第一種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寫的,所以漢書藝文志(以後簡稱漢志)春秋類列它於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經十二篇」;其他二種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據漢志說,這兩種本子是口耳相傳,到漠代才用當時文字寫出來,漢志稱之日「經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說:
「公羊、穀梁二家。
」詳细情況,可以參看王先謙漢書補注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编本)。
古代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單行。
傳是對經加以講解的,所以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有三種講解本。
漠志列有「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殺梁傳十一卷」。
其餘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鄒氏傳没有老師傳授,夾氏傳只見於劉向別绿、劉歆七略的著錄,班固不曾見到書。
梁阮孝绪七錄說:
「建武(後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五——五六)中鄒、夾氏皆绝。
」那麼,更不必談它了。
因為公羊和穀梁經、傳是用漢代當時文字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並且「立於學官」,即在國立大學中有「博士」講授。
左氏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却不得立於學官。
左氏傳當西漢時,雖然未能在國立大學開科傳授,却從戰國直到後代,相當盛行。
卽在西漢,傳授注解的很多,如漢書儒林傳說: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
」
三種經文,大體相同。
自然也有差異很大的。
而最重要的差異,一是公羊經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寫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榖梁經也寫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經却没有這一條。
二是公羊和穀梁經、傳寫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經却繼續寫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不但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國,而且還大略敘述了趙襄子和韓、魏二家共同滅亡智伯,這是春秋以後幾年的事了。
由於三種春秋傳授本,二種紀載「孔子生」、一種紀載「孔丘卒」,左傳還記載了魯哀公弔唁孔丘之辭,又加上孔丘學生手貢的評論。
就從這個現象看,不能說春秋和孔丘没有關係。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傳作者。
僖公二十八年說: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日:
『天王狩于河陽。
』」
根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引竹書紀年,紀年作「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魯史原先怎樣敘述的。
從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當卽魯春秋或者晉乘)至文公,日:
『諸侯無召王。
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那麽,今本「天王狩于河陽」,司馬遷便以為孔子所讀原文如此。
紀年記载和春秋不同,紀年是以晉和魏為主的史書,自然可能和魯史不一樣。
但左傳强調春秋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
又如成公十四年傳說:
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
這君子之口的聖人,卽是孔丘,猶如公羊的「君子」。
公羊莊公七年傳說:
不脩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君子脩之日:
「星霣如雨。
」何以書?
記異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流星雨現象,並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紀事。
那麼「星霣(亦作「隕」)如雨」是纪實。
流星雨也有不曾達到地面而消滅的現象,那是西漢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
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魯國史官所紀載的原本春秋。
孔丘曾經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
公羊所謂「君子修之」,王充論衡藝增篇和說日篇都說:
「君子者,孔子。
」這是一語破的。
孟子滕文公下更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同又)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左傳和公羊傳只說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說孔丘「作」春秋,越說越遠。
孔丘自己說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孟軻硬說他「作春秋」,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
我認為莊子齊物論是莊周自己的筆墨。
他也說: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莊周這裹所謂「聖人」指的是孔丘。
天下篇也是莊周自己寫的,他又說:
「春秋以道名分。
」细玩莊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卽有孔丘的筆墨。
不過只「議」而不「辯」,目的在「經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麽,孔丘在什麽時代脩或者作春秋呢?
史記孔子世家列之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而且說:
子曰:
「弗乎弗乎!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
」乃因史記,作春秋。
如果這話可信,孔丘作春秋,動機起於獲麟。
而孔丘於二年後即病逝。
以古代簡策的繁重,筆寫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過了七十歲的老翁,僅用兩年的時間,(據第一節所引春秋說,僅用半年的時間。
)未必能完成這艱巨任務罷。
同樣是司馬遷做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却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
這一段話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
世家記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歲以前,其後未載再去周室。
孔丘三十歲以前去周室,在魯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
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門下弟子言行的書,却没有一個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
論語中記载孔丘讀過易,而且引用過詩和書,並且自己說: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罕)那麽,他確實整理過詩經的雅和頌的篇章。
他若寫了或者修了春秋,這比整理雅、颂篇章貢獻還大,為什麽他和他學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經文記載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魯國經歷十二個君主,尤其是當時形势經過很大的變化。
春秋為魯國史書,又不曉得經過若干人的手筆。
這些史官(當時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適應當時的形勢,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和文風,這在春秋經文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下文將舉例證明。
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為什麽不把文風统一,尤其不把體例统一呢?
以形勢論,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諸國比較富强,而鄭國以為王卿士之故,稱强稱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戰而獲勝。
不久,齊桓稱霸,楚也日見强盛,宋襄争霸未成。
秦穆霸西戎而晉文、晉襄久霸中原。
這是一變。
晉國政出多門,吴國突起,越又滅吴。
這是後期形勢。
因之,魯史紀事便有不同體例,在注中都曾注出。
現在我略舉出幾條:
一、隱、桓二公時,若不是魯國之卿大夫,無論盟會、征伐都不寫卿大夫之名。
莊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齊高傒盟于防」,這是和外國卿结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
文公八年春秋經「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這是盟會魯國和魯以外之國卿都寫上姓名的開始。
二、征伐,非魯大夫書名(寫出姓名),詳隱公二.九注。
三、諸侯書某人,詳隱公一○.二注。
四、書「帥師」見文公三.七注。
五、楚國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稱「楚人」,文公九年一則書「楚人(實是楚穆王)伐鄭」,一則書「楚子使椒來聘」,書「楚人」「楚子」同在一年。
宣公五年以後就都書「楚子」。
而且楚大夫書名,也從「使椒來聘」開始,椒是鬬椒,却不寫他的姓氏。
孔穎達疏說:
「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
」(見隱四年經、莊十二年經、文九年經孔疏。
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應依校勘記刪正。
)孔穎達說「時史有同異,非仲尼所皆貶」,這是確有心得的話。
不但孔穎達有這論點,其他人也有相類似或者更進一步的看法。
前文曾徵引趙汸的看法,「王」字並不是孔丘的特筆。
陸粲也徵引金文,認為:
今世所傳古器物銘,往往有稱「王月」者,如周仲稱父鼎銘則「王五月」、父己鼎銘則「王九月」,敔𣪘銘則「王十月」,是周之時凡月皆稱「王」,不獨正月也。
商鐘銘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亦不獨周矣。
以為立法創制裁自聖(孔丘)心者,殆未考於此耶?
彝器銘文標年月時有「王」字,在現今傳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證明。
而且這「王」字有不同意義,如羋伯敦(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羌伯敦跋讀羋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
『彔伯■!
𧪬自厥祖考有勞于周邦」云云,這種「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頒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傳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叔夷鐘銘云「唯王五月,長在戊寅,師于淄涶」云云,齊子仲姜鎛(楊樹達先生積微居金文說改稱𩍂堇命鎛)「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齊用周曆。
至于楚王熊章鐘銘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稱,器亦戰國時器。
楚王頵鐘銘云:
「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鈴鐘」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證。
則春秋時,楚所鑄器物,銘文之「王」,是楚王自稱,楚自用楚曆,非周王之曆,由此兩器可以斷言。
我而且懷疑晉姜鼎銘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
晉姜乃姜姓女嫁于晉國者。
銘有「勿廢文侯頵(顯)命、文侯就是晉文侯仇,周平王東遷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現存尚書文侯之命足以為證。
晉用夏正,不得稱「王九月」,則「王九月」之「王」是指晉侯。
王國维觀堂别集補遺有古諸侯稱王說,舉羋伯敦、彔伯■敦蓋等彝器為證,而不知楚之稱王,明見左傳,彝器中亦有之。
晉器亦有稱王的。
足見公羊傳所謂「大一統」之說只是秦漢大一統後想像之辭而已。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約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
公子陽生也。
子曰:
「我乃知之矣。
」在側者日:
「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
「如爾所不知何?
」
何休注云:
「子謂孔子。
時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
」依孔子之意,「伯于陽」應作「公子陽生」。
姑不論這點的是非。
據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親見其事,魯史有誤而不改。
那麼,明知史文有誤而不訂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
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舊史文麽?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不告不書義曾經問:
「策書參錯,孔子何以不訂正之?
」
殼梁傳於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我無加損焉」,這也是穀梁傳作者偽託孔丘的話的自供狀,說明孔丘對魯春秋原文並没有增減。
至于「正名而已矣」,不過為孔子修春秋作一調停之筆罷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說,到西漢所謂經師之手,越說越神奇。
舉一個例子為證。
僖公經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傳說:
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
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梁傳也說:
先隕而後石,何也?
隕而後石也。
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
後數,散辭也。
耳治(猶言聽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說: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故名「霣石」則後其五。
……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對子路說的話,見論語子路篇。
董仲舒就用來贊美春秋,以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後都有重大意義。
殊不知史通惑經篇引竹書紀年也作「隕石于宋五」。
竹書紀年難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
無怪乎劉知幾於惑經篇對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問。
劉氏真有高見特識!
我還可以從春秋、左傳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魯史本文的證據,孔丘不曾修改。
左傳文十五年說: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
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
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
宋華督殺宋殤公在魯桓公二年,春秋說: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華耦說「先臣督……名在諸侯之策」,可見各國史官都是這樣寫的。
至於宣公二年春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齊崔杼弑其君光」,都本於晉、齊兩國太史的直筆,左傳都有詳细的紀述,孔丘何曾改動?
另外再提幾個證據。
襄公二十年傳說: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君入則掩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悼子許諾。
惠子遂卒。
由這段文字看,孫林父、甯殖當初逐出衞獻公,諸侯史書都書「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這是甯殖自己也知道的。
他臨死迫切期望他兒子替他洗刷、掩蓋這一醜名,惟有把衞獻公再送回國一法。
他以「不來食」(不享受祭祀)要挾兒子這樣做,甯喜(卽悼子)果於魯襄公二十六年殺掉衛殤公,復立衛獻公。
現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經把「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改為「衛侯出奔齊」,不罪甯殖,而罪衛獻公,就是甯殖的「掩之」。
這一定是甯殖把持衞國政權,改行通告諸侯,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
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為什麼不保留「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
足見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
禮記坊記曾兩次引魯春秋,一次說:
故魯春秋記晉喪曰:
「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
這是坊記作者引兩年之事並舉,因而文有省略。
春秋僖公九年說: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又說: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
坊記作者所引為魯春秋,卽是魯史記,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
一稱「殺其君之子奚齊」,一稱「其君卓」,可見魯史原文本來和今日春秋經文同。
坊記還引魯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經文一樣。
由此,更可見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
坊記還曾引論語,足見其作者在論語書名已定之後,他引春秋而稱魯春秋,一種可能是當時他還能看魯史記,更可能是他不認為孔丘曾修春秋,當時所傳的春秋就是魯史本文。
竹書紀年「楚囊瓦奔鄭」(春秋集傳纂例一引劉貺書)和定公四年經「楚囊瓦出奔鄭」,只少一「出」字,可說基本相同。
由此看來,孔丘實未嘗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
後代學者也有不少人對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懷疑,但他怕背負得罪聖人之名,不敢直說,只能婉曲說出。
縱是說得婉轉,他們的真意還是可以看出。
今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幾條:
鄭樵曰:
「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
朱熹日:
「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
劉克莊曰:
「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
另外,清人袁穀芳春秋書法論說:
春秋者,魯史也。
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
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
春秋總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
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那磨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麽關係呢?
我認為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傳授弟子。
論語述而曾經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魯國歷史文獻,卽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
他必然看到魯春秋有闕文,所以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春秋一定有闕文。
僖公十四年經「冬,蔡侯肸卒、無月無日,便是闕文。
顧棟高大事表列入闕文篇,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
仲尼弟子列傳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幾分可能。
第一,子夏是孔門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歲,晚年為魏文侯師,教授于西河。
第二,春秋之傳又多出于子夏。
第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明文: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
」至于「孔丘生」「孔丘卒」,當為後人傳春秋者所加,不是魯春秋舊文。
加者不過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關係罷了。
假定有人說,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戰國以來,便曾這麽說,難道能輕易否定?
那我們可以徵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晉文公伐原一事來論它。
春秋經不載伐原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却有這事,韓非子却說「孔子聞而記之」,这樣,左傳也是孔子所記的,難道左傳真是孔子所記的麽?
縱是戰國人的說法,也是不可盡信的。
(三)春秋評價
春秋是魯國的一部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後人又續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間的不完備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為什麽說它可信呢?
以天象而論,春秋的紀載可信。
以近代和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不但能推測未來的日蝕,遗可以追測古代的日蝕。
春秋紀載日蝕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連兩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兩次日蝕,相連兩月初一而日蝕,前人叫做「比食」,雖然有這種可能,但在一地兩次都能見到,可能性没有。
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蝕或環蝕之後,決不能于下一月又發生日蝕。
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蝕可能是誤認或者是誤記;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蝕,可能是錯簡。
除此二次而外,實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
這是古人所不能偽造的。
又如春秋紀載有「星隕如兩」(莊公七年經),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紀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紀載。
不是當時人看到,當時史官加以紀載,誰也不能假造。
還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無法假造的。
由于春秋有關天象的記載,根據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的研究,證明它基本上是真實的,也就證明春秋作為歷史資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斷地發現,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證。
這在本書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複。
又其次,兩晉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書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證的,本書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
為什麽呢?
雷學淇於竹書紀年義證卷三十一「八年晉文公卒」條說:
纪年為晉、魏之史記,其原本錄晉、魏之事必詳。
宋初傳本止記其異於左氏經、傳者,以備稽核;其同者則不錄。
而唐以前諸書徵引又皆取春秋經、傳,而不引纪年。
故紀年之同於經、傳者多不傳於後。
如文公之霸業,紀年豈有不詳記者,而今皆不見,卽此之故。
若史通惑經篇、唐書劉貺傳所引,皆其僅存者矣。
我認為這話有一定道理。
也足以說明春秋之可信。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說:
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
……其紀年篇……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法也。
……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
劉知幾史通惑經篇也說:
觀汲冢所記(即竹書紀年)皆舆魯史符同。
這些都是確鑿證據。
一則證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則證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為什麼說它不完備呢?
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一方面,古代史官紀事本來簡略,宣公二年,晉靈公被趙穿所殺,其中有一段經過,而晉太史僅僅寫「趙盾弑其君」五個字,魯太史才根據通報寫作「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而於具體情況,一字不寫。
而且實際殺晉靈公的是趙穿,為什麽太史歸罪於趙盾呢?
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
同樣,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殺掉齊莊公,其中經過更為曲折,也有醜事,而齊國太史也僅僅寫「崔杼弑其君」五個字。
魯國史官才根據齊國通告,補上被殺日期和齊君之名,寫為「夏五月乙亥